论新加坡文化对其外交的影响

文|钱洪昌笔下的世界

编辑|钱洪昌笔下的世界

文化是影响外交政策的重要因素。在自然地理环境和植入式文化的纵横构筑下，新加坡形成了独特的多元融合型文化。

这种文化不仅使新加坡社会形成了特定的心态，还塑造了其对自身以及外部环境的认知，进而影响到新加坡对外政策。

为详细阐述新加坡外交中文化的影响及其作用过程，本文综合运用文献资料法、逻辑分析法以及归纳和演绎相结合的方法，来进行资料收集和逻辑论证。

并从文化的角度出发，借鉴建构主义理论的相关成果，通过探讨文化与决策者——这一特殊媒介——之间的关系，来分析文化在外交目标设置、战略形成以及行为风格塑造的一体化外交政策制定过程中发挥的作用。

研究认为，新加坡文化是在自然地理环境影响下融汇东西方文明成果的结合部文化。

这种文化有着强烈的忧患意识色彩、多元文化氛围、务实性精神、外向性特征以及崇尚精英主义的社会风气。

这种文化特征塑造了新加坡人的心理，并在其外交中留下了明显的痕迹：
忧患意识使新加坡形成进取心理，并引发其对自身生存现状的不满，而将外交目标设置为保障国家安全和促进经济发展；

多元性文化使新加坡能够庞取博纳，吸收并运用东西方平衡观，并形成新的平衡思维，进而衍生出大国平衡外交战略；

务实性精神影响下新加坡重事功，看结果，在外交行为中心理谨慎，以国家利益为重，能够撇开政治分歧；

开放性的文化特征使新加坡视野开阔、思维灵活，在外交行为上不仅采取“以进为退”的灵活方式，且能够保持默契，外交手段富于权变；

精英主义则让新加坡精英阶层和普通阶层形成接受权力和让渡权力的双重心态，这种心态影响下其外交决策权力高度集中。

综而述之，新加坡文化在其外交中发挥着动力的作用，不仅使新加坡消除了内部的脆弱性，而且提高了其国际地位。

但也由于这种文化的作用，使新加坡并未将文化上的类同作为处理与中国关系的主要考量因素，而使其对华政策平添了一股不确定性色彩。

文化与外交的关系

外交作为一国对外政治触觉的延伸，对其研究时注重分析政治、经济、资源等物质性因素的作用，而极易忽视一国文化与外交的内隐性关系。

诚然，物质性因素作为影响一国外交的基础性变量，对一国外交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然而国家外交活动始终是一个复杂的行为过程，是在诸多因素互动中形成的结果，如果单单只考虑物质因素的影响，忽视精神因素在外交活动中的地位和作用，就很难全面而完整的对外交这一国家行为形成根本性认识，从而在外交活动中陷入极其被动和尴尬的局面。

但作为领域各异的两个概念，两者间的关系有赖于人这一特殊媒介的作用。

这是由于人既是文化的载体又是外交的实践者，这种特殊的媒介作用，使文化对外交的影响是以人——特别是其中的决策者——为中介来发挥作用。

文化也深刻的影响着决策者的认知和行为。

认知是人们对于客观事物的知觉和反应，但作为具有主观意识的行为个体，“人们趋向于看见他们所预见的事物，趋于将接受到的信息归入自己原有的认识中去。”因此，这种知觉和反应通常是行为主体利用自身已有的文化知识、价值观念等对客观事物所做出的解释。

同时社会心理学理论认为人的行为是其认知的结果，人类的社会行为受到其内在认知过程的支配。

因此影响决策者制定政策和据此采取行动的并非是外部环境的真实情况，而是决策者对外部环境的内在认识。

文化正是通过决策者思维中所固有的知识及据此对外部事所作出的反应来影响决策者的认知和行为。

此外，文化还具有极其稳定的一面。

由于一国家现有文化是其传统文化长期发展和演化后的产物，在此过程中文化虽逐渐剔除本身不适宜时代发展的部分，但仍有许多优秀内容仍流传至今。

同时文化本身具有传承性和习得性的功能，这种功能让文化不仅对现在的决策者施加影响，而且对过去乃至未来的决策者都施加着作用，从而使文化的影响力更具久远的意义。

总之，文化与外交之间存在着一种内隐性的关系，尽管这种关系不是立即的，直接的和明显的，我们不能做到理解一国文化观念后就能判断和预知该国的全部外交举措，但对一国文化的理解和认识却可以让我们更透彻的了解一国对外政策及其行为。

从这个层面上来说，文化无疑为我们理解和研究一国外交行为和举措提供了一个更为宽广的视野。

随着世界全球化进程的进一步加深，外交在一国政治中的地位愈加重要，因此对一国外交政策的精准考量无疑需要从多种角度进行考察，从这个角度来说，根据文化与外交的这种内隐性关系为基础，将文化作为自变量，来解释一国外交这一因变量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新加坡文化的构成及其特征

新加坡是一个由移民组成的国家，移民带入的植入式文化构成新加坡文化的主要内容，但这并不意味着新加坡文化等于移民文化的简单相加。

由于国家文化是一种地域性文化，地理环境作为一国文化生成的土壤，对各国家而言是具体的，亦即各国地理环境都有着不同的组成成分和结构形式。

因而，受环境因素及其组成结构的影响和制约，即使同源性文化在不同的空间领域亦会形成不同的特征。

例如“美国著名历史学家查尔斯·彼尔德在《美国文明的兴起》中认为，美国文明虽然起源于欧洲，但它并不是欧洲文明的简单延长，而是欧洲文明与美洲荒原的新的历史结合。”此外，文化还受到特定时间的限制，对于文化的研究终究离不开一定的历史时空，今日的文化不同于昨日的文化。

作为一个受到双重限制的抽象概念，使得对一国文化研究时，不仅要从时空的维度来分析文化的变化发展，而且还要从地理环境的角度来分析文化形成的天然养氛。

基于这两点考虑，本文以横向上的地理环境和纵向上的历史发展为视角，来考察新加坡文化的内容，纵横交错，人文历史与自然环境相结合，以凸显新加坡文化内容的全貌。

自然地理上新加坡有两个明显的优势：优良的水文气候条件和地理区位。

第一，新加坡水文气候条件良好，是东南亚地区理想的天然海港。

这是由于其内河流程短，水流量小，不会形成浅滩和暗礁而阻碍航行，同时新加坡沿海水流平缓，水深适宜，热带海洋气候的大量雨水排流至海使其长期保持深水港地位。

并且新加坡靠近赤道，赤道无风带的位置则让其少受台风等极端恶劣气候影响。

第二，新加坡的地理区位也尤为关键。

其扼守的马六甲海峡，是沟通印度洋和大西洋，连接欧洲、非洲和亚洲的海上交通要道，战略意义和价值突出，是中东和远东航行的捷径，被誉为“远东十字路口”。

过去，英帝国主义控制着马六甲海峡，并将其作为“大英帝国海上生命线”的组成部分，而日本垄断集团也公然叫嚣着“马六甲海峡是日本的生命线”。

在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世界海运体系的建立，海洋航道逐步从独立状态连接成国际化的网络整体，而新加坡基于自身港阔水深及航道便利通达的优势，在其间发挥着重要的枢纽作用。

优越的自然地理条件对新加坡生存和发展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良好的水文气候和地理区位造就了新加坡发展对外贸易的先天优势。

早在狮城王朝时期新加坡就是一个国际性的商埠，史料记载“信诃补罗（古代新加坡）是一个大国，从各方来的商贾不可胜数，它的口岸，人口极为稠密”。

而在19世纪，随着资本主义在全球范围内的迅速扩张，英国将新加坡辟为自由港，并大力推行转口贸易，奠定了新加坡世界贸易重镇和战略要地的基础。

长期对外贸易历史，对新加坡社会文化也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既使其社会文化具有外向性的特征，又使其社会结构松散、人们思想观念发生变化。

对外贸易是一种外向性的商业发展模式，频繁的对外贸易，强化了新加坡与世界各国的联系，从而使其社会文化出现外向性的特征。

同时对外贸易的直接目的在于追逐经济利益，商人们有利便留，无利便走，不仅造成历史上新加坡社会结构的松散，难以形成一元社会结构形态，而且作为东西方文化的交汇之地，新加坡既摄入了多元文化，但又处于这些文化的边缘，对诸文化难以有效统合，进而社会文化呈现出多元化的特征。

此外，作为一种投机性商业行为，对外贸易中高风险和高利润常常相伴而生。

一方面，为规避风险必须小心翼翼，未雨绸缪，这也使新加坡社会文化中存在着强烈的忧患意识；另一方面，为提高获益，从业者注重活动的效率，因而时效性的观念也深入到新加坡人的思想观念之中。

时至如今，新加坡已成为全球第七大港口，是世界对外贸易超过国民生产总值的国家之一。

“小国寡民”心理对新加坡社会文化产生的影响在于忧患意识的形成（忧患意识将在下文中进行说明）和节俭风气的滋生。

在“小国寡民”环境心理的影响下，新加坡社会弥漫着浓郁的节约意识和节俭风气，并体现在新加坡人对资源合理有效的利用之中。

早在1992年我国代表团赴新加坡进行考察时，就已发现社会风气上，这个富裕国家崇尚节俭的精神使人印象深刻……电梯每隔三层停一次，这样往上走一层或往下走一层都很方便，但是却可以减少电梯启动的次数，从而大大节约用电。

而2010年国际青年奥林匹克运动会首次在新加坡举办，但新加坡并未耗费巨资修建场地，而主要借助于公共场地进行比赛，即便一些缺乏资源的‘冷门’项目，在修建后也规划了后续利用方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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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匡导球.星岛崛起——新加坡的立国智慧[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