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两面性：举足轻重的发达国家却在全球战略上存在致命缺陷
第1章 安倍经济学”
导读
人都是魔鬼与天使的结合体，但天使的成分往往大于魔鬼的成分，一个人的成熟与发展是天使与魔鬼相互砥砺，日趋成熟的过程。一个民族的成长，也会有类似的经历才会成熟，这就是厚重的历史给一个民族带来的影响。不过，一个不成熟的国家，对于国际社会有时是一个麻烦，而一个老于世故的国家，对于国际社会的麻烦可能会更大。
事实上，国家应该比民族更成熟，因为它拥有一套多年运行的制度和规则。但是，如果一个国家的民族性不成熟，即使有制度和规则，也可能抛弃这些制度和规则，甚至滥用这些制度和规则，或以这些制度和规则为口号行极端之事。
日本一方面是一个举足轻重的发达国家，经济发达，社会有序，人人彬彬有礼，社会保障体系完善等，但另一方面其民族性受地缘政治影响仍然不成熟，其政治形态、市场经济模式和全球战略都存在着致命的缺陷。
因此，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两面日本。值得反省的是，明治维新和两次世界大战究竟给日本这一民族和国家带来了什么，二战后的和平演变究竟给日本这一民族和国家带来了什么？如果日本始终不反省深层次问题，未来的发展恐怕很难不再次偏离人类社会和平与发展的理想目标。
了解日本的本质后，充分了解日本面临的国际化背景，在此基础上看“安倍经济学”的理论基础和四支箭。通过一年多来的运行，结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分析评估，对“安倍经济学”的效果作了一个独立的判断。
第一节 日本是一个举足轻重的发达国家
日本领土面积远超过其陆地面积，日本是一个海洋国家，更是一个海洋大国，这是其地缘政治决定的。不过，要理解日本，还得从东西方经济中心的转移和亚洲的战略性衰落开始，从海权和陆权入手。事实上，对海权的重视，是日本发展为一个海洋大国并迅速扩张的战略选择。
日本是一个全球性的大国，但是，日本不是一个全球性的强国。日本是全球GDP第三大的国家，其人均GDP也远超发达国家平均水平，社会较为发达，在全球金融、直接投资、贸易、企业跨国生产和技术等领域拥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但是，日本仍然有其政治经济体制、文化、全球战略和科技方面的不足和问题，同时也受着美国的节制，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仍然受限。
一、日本是一个海洋大国
（一）既是岛国也是海洋国家
许多人习惯称日本为“小日本”。的确，日本是一个岛国，位于亚洲东部的太平洋上，由四个大岛及约4000个小岛组成，陆地面积不到38万平方公里，人口12760万。与中国960万平方公里的陆地面积和13.54亿人口相比，日本的确可以用一个“小”字来形容。
但是，日本却是一个隐形大国。今天看一个国家的领土，除陆地面积外，还必须重视海洋面积。日本除了不到38万平方公里的陆地面积外，它所控制的海洋面积到底有多少呢？据日本政府1996年统计，日本的海外面积460万平方公里（其中，领海面积达31万平方公里，200海里水域面积为429万平方公里，其中渔业水域361万平方公里）。中国控制的海洋面积约为340万平方公里（其中，领海面积约为37万平方公里，200海里水域面积为303万平方公里），而目前中国实际控制的海洋面积也就100万平方公里左右。
最近，日本开始在“冲之鸟岛”上大种珊瑚，说是为了避免这个总面积不到10平方米的地方，被海水淹没。中国一直强调，“冲之鸟”是礁不是岛，而日本就要使其变成一个人工“岛”，这其中隐藏着一个巨大的图谋。《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121条规定：“不能维持人类居住或其本身的经济生活的岩礁，不应有专属经济区或大陆架。”根据这条规定，如果“冲之鸟”是岩礁的话，不能拥有岛屿周边200海里的专属经济区；如果是岛屿的话，则就享有了200海里的专属经济区。相应的专属经济区还可增加约40万平方公里。
不仅如此，日本对于其周边的每一个露出海面的“小石头”，都是极其重视，并挖空心思将其据为己有，比如本属中国的“钓鱼岛”。之所以日本这样寸土必争”，就是为了划取更多的“海洋领土”，获得更多的“海洋利益”。
客观地说，海洋专属经济区的确与国土面积有着一定的差异，至少难以居住，但其资源的丰富程度可并不比陆地少。从人均陆地面积来看，中国是日本的近2倍，但从人均领土加专属海洋经济区来看，日本却是中国的4倍。说日本是一个隐形大国，并不为过！
作为岛国的日本，始终具有极强的危机感，而这种危机感深入骨髓，其许多看似无法理解的行为，似乎都能从此找到一些缘由。
（二）日本从历史到现实都是一个海洋大国
日本是一个岛国，海岸线长达3万多公里，对海洋的依附性极大。从地缘上讲，日本列岛孤立于亚欧大陆之外，独自飘零于太平洋上，四周环海的地理位置对日本形成了天然的保护屏障。这种与大陆保持适当距离的位置，使日本既可以接收大陆文明，又可以不完全受制于大陆。由于古代航海技术落后，日本有效避免了外来的侵略。受惠于绵长的海岸线和丰富的良港，日本全岛除北海道的东北海岸在冬季时受流冰所限，其他港湾均不受季节制约，可以全年使用。从国土面积来看，日本属于中等规模国家，比较利于统治和经营管理，融通性较强。再者，日本境内山地和丘陵占国土面积的71%，平原规模较小，适合人类生活的土地稀少且资源匮乏，自给自足能力弱。从国防上来看，狭长的国土使其防御纵深窄浅，防御脆弱性明显。日本本岛由四个分离的岛屿组成，这对国防也造成了很大不利。海上交通便利的同时也造成了陆地点多的危险性，这些构成了其地缘上的不利之处。
地缘政治理论认为，一个国家国民的性格特质、生存方式及国家的战略制定都会受到本国地缘环境的影响。根据日本岛国的地缘特性，加之岛上资源匮乏的缺陷，日本是一个海洋依存度非常高的国家。英国《泰晤士报海洋图说》曾用数字清楚地量化比较过各国的海上贸易依存度，其选取了与海运有重大关系的一些国家，通过进出口的货流总量、海上贸易占本国GNP的比率和本国籍商船队的总吨位数等指标计算出海洋依存度的数值。结果显示，在所选取的国家中，日本的海上依存度为92%，居世界各国之首。
从明治维新开始，日本受“马汉海权论”的影响，逐步向海洋大国迈进，并藉其海洋霸权向外扩张。尽管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存在着大陆派和海洋派的争执，最后走的是陆主海从的路子，但海洋派并没有放松对外侵略，对美国发动的偷袭和对南洋的占领，都是其“杰作”。二战后，日本重新审视了国家的地缘战略位置，提出了海洋国家的战略构想，以“通商国家论”作为国家发展战略，并取得了经济上的飞速发展。
冷战结束后，国际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海洋问题成为世界关注的热点和焦点。各沿海国家纷纷建立或加强了国家海洋综合管理机构和海洋战略研究机构，开始制定和实施国家海洋战略，作为群岛国家的日本尤其如此。1990年以后，日本的海洋战略中不再单纯以通商贸易为指向，而是更多地加进了确保和支配海上航路的防卫课题，对海洋资源的占有和利用成为其关注的焦点。日本学术界在政府和财团的支持下，更是组织有关学者专家，连续数年进行海洋战略与国家战略之间关系问题的研究，并于2007年制定了《日本海洋基本法》。依据这一法案，2008年3月日本内阁通过了《海洋基本计划草案》，2009年发表了《海洋白皮书》，新的日本海洋国家战略最终得以确定。
近年来，日本以大型港口城市为依托，以海洋技术进步、海洋产业高度化为先导，以拓宽经济腹地范围为基础，大力发展海洋经济区域。目前，日本已形成关东广域地区集群等九个地区集群，不仅构筑起各地区连锁的技术创新体制，也形成了多层次的海洋经济区域，很大程度上带动了经济发展。
二、发达的日本社会
发达国家的核心是社会的发达。从内部来看，日本社会符合发达社会的大多数条件：家家收入都超过贫困线，贫富差距不是太悬殊；有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不会有人因为贫穷而挨饿受冻，也不会有人因贫穷而有病不能看，也不会有人因年老而无人照看；有健全的教育体系和相对公平的社会机会，每个人都有自我成长的可能，通过教育和自我努力能在社会谋生，有成才的可能；国民素质整体较高，有从事多种职业的可能性和空间，社会有持续的科技创新发明，科技发达；法制健全，言论自由，社会公平正义民主，运行稳定，整体安全；人人都有自制力，都有社会责任感，都有礼貌，社会井然有序，社会文明程度高；环境优美整洁，资源可回收利用，社会可持续发展。
日本是一个高收入经合组织国家。日本的发达，体现在很多方面：第一，GDP规模居世界第三，2012年近6万亿美元，人均GDP高达46700美元。第二，发达国家常常是工业化国家，而且向后工业化社会过渡，城市化率也较高。2011年日本服务业等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达72.7%，工业产值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下降至26.2%，而其中制造业占GDP的比重仅18.6%。除这些经济指标外，日本的社会保障、教育、科技和文化产业都较为发达。
（一）发达的社会保障体系
日本在战前就存在诸如恤救规则、救护法的救贫制度及健康保险、工人年金保险等社会保险，但比较成体系的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则是在二战以后。日本在战后较早地建立起了社会保障制度，这对经济恢复和高速增长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二战”后日本的社会保障制度经总理大臣的咨询机关——社会保障制度审议会的提议，逐步地建立起来。而以全体国民为对象的社会保障制度是1961年建立的，其标志是“国民皆保险、国民皆年金”制度。[1]此后，就业、环境等社会福利法律政策陆续出台，逐步形成了目前的日本社会保障体系。20世纪70年代中期，日本形成了初具规模的社会保障体制。日本社会保障制度可以分为：生活保护、社会福利、社会保险、公共卫生、环境政策等，具体的社会保障制度包括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日本学者认为社会保障具有四个职能：一是保障每个人的生存权，二是稳定生活与经济，三是收入的再分配职能，四是社会综合效应。
沈美华将日本社会保障制度归纳起来有四个特点：一是社会保障覆盖全社会（即全民皆年金，全民皆保险）。二是社会保障资金来源的（个人、雇主、政府）三方分担的原则。三是社会保障制度的法制化。四是社会保障实行独立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日本社会保障制度的成熟程度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社会的发达程度，对保障国民生活、稳定社会经济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日本高福利的社会保障制度，也给财政带来了巨大的压力。
（二）发达的教育体系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日本经济出现了高速增长。日本仅用近十年的时间就完成了战后重建和经济恢复的任务，并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至70年代初期迎来了国民经济高速发展时期。1968年，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达到1464亿美元，赶上并超过了西德、法国和英国，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经济大国。教育是日本战后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动力，教育对日本经济的腾飞起着极为关键的推动作用。[2]战后日本教育如何做到这一点呢？
日本把教育看做是治国之本，是振兴国家经济之本。早在1868年明治维新以后，日本政府就把教育看做是强国御敌的重要手段，极力推行教育改革和一系列开明的教育政策，并主张学习和参照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教育制度来建立日本自己的教育体系。二战以后，由于经济的极度衰败和资源的严重匮乏，日本在强烈的危机感中更坚定地意识到人力资源才是他们拥有的最珍贵的资源，这好似他们能够抓到的最后一根稻草。日本政府在财政紧张和经济最困难的时候，仍对教育给予了极大的倾斜，尽可能地将有限的资金投入到提升国民素质的教育中。正是这种前瞻性和勇气才使日本这样一个小国逐渐成长为一个教育大国和经济大国。很显然，在战后20多年的时间里，日本的教育投资对经济高速发展有着巨大的贡献。
日本的教育策略与经济战略相匹配，对教育投资力度大。日本特别重视教育中的产学合作，在迅速普及义务教育、大力发展高中教育和高等教育的同时，还特别重视职业技术教育的发展。二战后，日本经济经历了几个不同的发展阶段，针对每个阶段都有不同的经济计划和既定的经济目标，日本政府及时而有目的地调整了其教育策略，教育先行的思想以及教育与经济战略相匹配的做法，促成了日本经济在战后的快速起飞。龚秀敏总结了日本政府教育投入的三个特点：其一，财政性教育经费投入量大。教育经费投资占GDP的比重一直保持在4%左右的水平上。70年代中期以后，其教育投资占GDP的比重上升到5%以上。到80年代，教育投资占GDP的比重已接近6%。这个数字在当时的西方发达国家中明显居前。其二，教育经费增长速度快。日本教育经费的投入一直保持稳定而高速的增长，几乎每五年翻一番。部分时期翻番程度更高。其三，教育投资的增长快于GDP的增长。
日本不仅学校教育发达，在全民教育思想的推动下，其社会教育也十分发达。杨广晖、欧阳珺茜将日本社会教育发展分为以科技教育为主要形式的学校教育依属阶段、以职业技能拓展为主要形式的社会教育发展阶段和以终身学习为愿景的社会教育完善阶段，总结出了完善以企业内部培训为平台的社会教育发展模式、形成以“学社融合”的社会教育发展模式、完善的社会教育学科研究以及注重民生为本的教育模式。他们认为日本社会教育有四个主要特点：第一，政府积极落实推广社会教育地域主体性。第二，机构完整且政策实施切实有效。第三，教育政策与教育目标上坚持企业为平台、技能第一的理念。第四，教育形式与教育内容上注重资源共享和群众兴趣。[3]
（三）发达的科技水平
日本是一个创新社会。战后，日本围绕经济领域“第二次合理化计划”展开产业调整、工业升级，为了在经济发展中充分利用岛国的地域优势，提出“贸易立国”的口号，以全球市场作为自身发展的重要支柱，逐步建成自由贸易体制国家，并在60年代末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号资本主义强国，实现了第一次的历史性跨越。随着70年代石油危机的发生以及新科技革命的发展，日本国土狭小、资源有限的矛盾不断凸显。面对机遇和挑战，日本政府重新修订战略政策，确立了“知识密集型产业结构”，通过加大科研经费投入，提出“技术立国”口号，使日本开始向着电子科技、轻便小巧、多功能、多元化产业模式方向发展，不断缩小与头号资本主义强国美国的差距，最终实现了粗放型向集约型模式的转变。进入新世纪，日本瞄准世界科技竞争的前沿，进一步提出了“创新立国”的战略思想，通过继续保持高额研发投入，推动高科技产业发展，构筑日本信息化政策与策略，有效促进产学研合理整合，在新的未来利用“技术创世纪”重振日本科技经济雄风。
尽管日本专利申请在21世纪呈现出下降趋势，但非居民和居民专利申请2012年分别达5.6万户和28.7万户，分别居于世界第三（前两名为美国、中国）和第二（第一名为中国）。日本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专利申请就快速发展，在60年代时可以与美国媲美，但从70年代始与美国拉开距离，在21世纪被中国赶上并超过。但是，由于日本专利、商标申请早，或许还有专利和商标的技术含量和市场价值上的因素，已经产生了良好的经济效益。从2005年以来的数据看，其知识产权费用收支比重从1.2倍上升至2012年的1.6倍（美国同期在3倍左右，中国2012年仅为6%）。
日本的科技发展模式是一条政府主导、企业运作—院校配合—国际交流的宏观与微观科技创新发展的政策思路。正是沿着这条创新发展路径，日本不断创造着发展奇迹，成为世界科技创新强国。其中，充分利用国际交流合作加强自主创新能力具有重要意义。战后初期，日本实行自由资本交易以及技术引进政策，通过引进—消化—吸收外来技术，带动本国技术水平的大力提升，并在此基础上进行自我创新。这一政策的背后，是日本政府充分把握国际交流合作，增强自主创新能力的必然结果，这也揭示了技术落后国家在赶超先进国家时应该选择的国际合作道路。[4]
（四）发达的文化产业
即使你不是哈日一族，你也可能喜欢日本影视、动漫、音乐，你也可能不自觉地用着日本的一些体育产品，偶尔喜欢吃吃日餐，你也可能喜欢去日本旅游，看看樱花、看看富士山，坐坐新干线，泡泡温泉。这些，都是日本文化产业的一部分。事实上，日本文化产业的发达和其国际竞争力远超出我们的想象。
日本在自然资源上是“资源匮乏的国家”，但在文化资源上，日本堪称为“文化资源大国”。20世纪90年代，日本经济发展速度开始减速，然而，在日本经济停滞增长期间，日本文化产业却继续保持了快速增长的态势，蓬勃地发展成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文化产业大国。以雄厚的文化资源和强有力的政府支持、注重培养文化产业的优秀人才、注重文化产品衍生市场的开发等机制做后盾，日本文化产品的海外市场份额不断加大，日本文化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也不断提升。
日本文化产业种类多规模大，在音乐、电影业、动漫产业、出版业、广告业、体育用品产业、旅游业、教育培训业等方面在国际上都具有重要地位。日本是全球第二大音乐市场，每年能创造出近30亿美元的产值。日本电影业于2008年在宫崎骏的带动下攀上了历史新高峰，本土片以高达59.5%的市场份额，完胜海外片。日本的动漫产业已经成为日本第二大支柱产业，广义的动漫产业实际上已占日本GDP的10%以上，甚至超过汽车工业，成为给日本带来巨大效益的赚钱产业。2010年日本接待海外游客861万人次，比上年增长26.8%。
自1996年日本政府正式提出“文化立国”以来，日本文化产业有了很大的发展。日本“文化立国”推动了文化产业发展，增强了日本的“软实力”，提升了日本文化产业的国际竞争力。美国记者道格拉斯•麦格雷模仿GNP（国民生产总值）定义文化影响力的概念，将其称为GNC（Gross National Cool），中文直译为“国民‘酷’总值”，也意译为“国民总魅力度”。从此，GNC被视为“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日本的动漫、游戏等文化产品在国际上销路好，受到普遍赞赏，日本文化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也在迅速提高，“酷日本”（Japanese Cool）引起了世界各国的广泛关注。道格拉斯•麦克雷在其所著的《Japan's Gross National Cool》（日本国民“酷”总值）一书中这样写道：“日本的超能量又一次再生了，在全球经济发展的逆境中，日本的文化影响力却在全球范围内悄然成长，从动漫到料理、从流行音乐到家电、从建筑到时装服饰，日本展现出了超级的文化力，甚至超过了20世纪80年代经济增长期的经济力，日本文化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不可小视。”[5]
日本文化产业国际竞争力形成有其独特的机制。比如，日本政府的高度重视和强有力的支持，企业积极参与文化产业，注重培养文化产业的优秀人才，注重文化产品衍生市场的开发，引进外资和国外先进技术，建设大型游乐设施，带动周边借鉴效益等。继家电、汽车等工业制品成功占领世界市场之后，日本的游戏机和游戏软件又风靡全球，还带动了一大批文化衍生产品打入海外文化市场，使日本成了世界上竞争力强大的文化出口大国。[6]
日本政府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首先，日本积极举办的各种各样大型的国际文化主题活动，如1964年的东京奥运会、1970年的大阪世博会、1998年的长野冬季奥运会及2005年日本爱知世博会等，都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效益。其次，日本政府为了将文化产品推广到海外，每年还专门拨出5亿日元专款，资助日本的电视剧、卡通片和游戏软件等参加世界上的各种文化交流活动，进行广告宣传。最后，注重文化产品知识产权的保护。日本有关部门设计了附有难以仿造的“日本文化”专利商标，从2006年起印在所有日本的光碟和游戏软件上，以防止盗版。日本前首相麻生太郎以喜欢卡通、漫画而闻名，在他担任外务大臣时期，日本就举办了世界漫画卡通大奖赛，并由政府出资援助漫画卡通产业。他担任总理大臣后，更是积极地为漫画卡通产业提供方便，推进日本文化产品的出口。
三、礼貌与自我修养
大家对日本人的印象是礼貌有加，点头和鞠躬非常频繁。对日本人文明的称赞常常感叹于其有组织性和自觉性，比如，在一些重要场合的集会后，广场上不会留下一点垃圾，即使在最偏僻的街道，你也会发现整洁有序。当然，日本人家中的整洁与有序早就成为常识不用多提了。李鹏军、吴建华指出，战后日本经济发展的巨大成就，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在当时国际环境下，日本人发挥自身的文化底蕴，运用岛国细民的文化意识，团结合作的群体精神和超越意识，以及吸收异质文化的优秀成果而取得的。同时，战后日本文化具有特殊性，其文化机制与政治经济文化的特性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日本的经济现代化。[7]不过，就笔者所知，日本人的礼貌也经历了一个发展阶段，日本人的文明也有自身的特点和缺乏世界主义的缺陷。这里专谈日本人礼貌的发展和笔者所尊重的日本人的自我修养，尽管笔者不知道这种修养在当今的日本是否仍然普遍。
（一）日本人的礼貌养成
礼貌是人的面子。尽管现在读《丑陋的日本人》与读《丑陋的韩国人》感觉有点类似，尤其是与当今一些中国人在国际旅游中体现出来的一些行为类似。尽管或许不喜欢日本这个国家，但你不能不对日本人的礼貌印象深刻。当然，有时也会觉得礼貌得有些沉重。
您可千万不要以为日本人的礼貌是先天养成的，或者说二战后一直就是这样。我们简单回顾一下《丑陋的日本人》当中提到的一个故事。[8]《丑陋的日本人》最早出版于1970年，1985年再版，作者高桥敷用了一位阿根廷女士弗萝拉的来信代为再版序，序中弗萝拉讲述了1970年到日本工作时的经历。1970年时她应聘到大阪，成为万国博览会的工作人员之一。她的美梦是，一边工作，一边找找看，有没有可心的日本男子。结果仅仅一天，梦就破灭了。她对高桥敷说：“日本的男人是全世界最糟糕的。我还是回去，到自己的国家里寻找爱人。”“一清早，只听‘哗’的一声，地动山摇，好几万人拼命地拥进会馆来。我以为发生了暴动，吓得拔脚就逃。然而，那仅仅是观众入场而已。可他们为什么要跑呢？请告诉我。老人、妇女都被冲得七零八落，跑在前面的，尽是年轻力壮的男性。”在她的祖国，也举办过万博。据说也有几千人等候入场，可是，门打开后，谁也不奔跑。而且，男人绝不会把女人甩在后面，青年也不会抢到老人前面去。如果遇上一个坐轮椅的人，大家都会随着他的速度慢吞吞地走。她还举例说，在大阪万博会展览室里有的栏杆坏了，她的任务就是站在旁边，提醒大家注意，以免造成事故。据说，只要日本人不在场，工作就很轻松。“危险，请勿靠近！”于是，德国人传给印度人、美国人传给中国人……根本不用她再操心。然而，日本人一来，信息就不通了。面对三个结伴而来高中生，竟要把同样的话说上三遍才行，结果连嗓子都嘶哑了。她称，“在我的国家里，没有新干线，但我还是感到满足。因为，不自顾自，就是一种最高文明。”
作为一个世界主义者的高桥敷，是一个地球物理学家，1959-1970年曾到秘鲁、委内瑞拉以及南美的一些国家从事科学研究和教学工作。在同来自世界各国的科学家共同生活中，在同南美人民的接触中，他深深感到“日本人憧憬的，却是外国人所不屑一顾的；而日本人所回避的，却是外国人所刻意追求的。”这种精神生活之间的莫大分歧，使他陷入了深刻的痛苦之中，思索日本传统文化的弊端所在。他认为，经历了明治维新的日本，必须再进行一次“发现人”的维新。正如编辑在中文版出版说明中指出的，书中以一个个生动的生活事例，从比较日本人和外国人对事物的不同看法和态度中，揭示日本传统文化中诸如等级观念、自大而又自卑、虚伪等等方面的弊端，发人深省。同时，出版说明中还指出，日本与中国，同属东方文化，书中所揭示的日本人“丑陋”的一面，无需讳言，在传统的中国文化中也同样存在，表达了谦虚谨慎反思学习的态度。
从现在来看，经历了几十年的熏陶和国民教育，日本人礼貌了，甚至可以当选为世界最为礼貌的国民。但是，遗憾的是，日本人的世界性，包括整个日本的世界性，仍然停留在一个相对较低的水平。而这，正是高桥敷等日本学者试图改变的日本传统的文化基因。
（二）日本人的自我修养
美国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的名著《菊与刀》在1946年出版后，于今已经过去了近70年，一些传奇性的判断和一些经典观点，已成为大家耳熟能详的内容，笔者就不再赘述。但是，有两个章节内容引起了我的思考，分别是第十一章的自我修养和第十二章的儿童学习。尽管从一些文字略略知道日本儿童教育，但对于儿童学习与人生曲线的关系，感觉颇有启发。至于日本人的自我修养，只能从日本人的礼貌来感觉，但通过本尼迪克特的描述，笔者不禁认为日本人的人生修养其实就是参禅悟道。
本尼迪克特承认，美国自我修养的方法和传统不甚发达。美国人先是在自己生活中找到可能实现的目标，在必要时就会锻炼自己以求达到自己选择的目标。是否进行锻炼取决于他的理想、良心或者职业本能。而日本各个阶级的人都运用普遍流动的那一套有关自我克制的概念来判断自己和他人。她把日本人自我修养的概念分为培养能力和更高的圆熟。
事实上，培养能力的自我修养本质上是培养人的承受各种压力并激发人的潜力的过程，如武士道精神。她认为，日本人的整个“人情”理论都是建立在这样观念之上：不管健康是否允许，也不论肉体本身是否容许及曾经培养过，肉体的要求必须服从于人生大事。也就是说，一个人应当不惜任何自我修养的代价来发扬日本精神。与美国人的自我牺牲的理解不一样（其他文化中常被看做是互相交换），为他人服务在日本是一种内在的自我要求，要经过精神训练获得体验人生的能力后才能做到，提高了自我的精神境界，而不是一种压力。日本培养“能力”的自我修养，其理由在于能改善本人驾驭生活的能力。
本尼迪克特以一系列表达自我修养达到“圆熟”者的精神境界的词语中选择了“无我”一词来说明，它所表达的“圆熟”境界是指在意志与行动之间“毫无障碍、纤发悉除”的体验，达到“一点”的境界，[9]也就是行为与行为者内心所描写的形象完全一致。重要的是，极普通的日本人也要努力达到这种“圆熟”境界。本尼迪克特指出，尽管日本是一个佛教大国，但没有轮回和涅槃的思想，没有死后世界的空想，甚至拒绝佛教死后因果报应的思想，他们认为任何人死后都能成佛。同样，日本人没有肉体与精神不相容的教义，其自我修养不需要断除“人情”（烦恼），感官享受是生活智慧的一部分，唯一条件是感官必须为人生重大的义务作出牺牲。其禅宗甚至指示其信徒要避免“三不足”，即衣不足、食不足和睡不足。而且，日本人的自我修行也与神秘主义修行法者所称的忘我入神的天人合一境界不同，入定是看作训练“一点”的方法，日本的禅宗认为入定会使“六官”达到异常敏锐的状态，第六官位居心中，通过训练可以使其支配平常的五官。本尼迪克特指出，日本人酷爱的入定是一种自力更生的训练，它的回报就在现时现地，它能控制自我而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失去镇定。本尼迪克特指出，日本许多教派，包括佛教和道教都特别强调冥想、自我催眠和入定的神秘修行方法，但禅宗主张依靠自力，自己帮助自己。不管是剑术的训练还是精神训练都强调自适自得。
本尼迪克特以铃木大拙对“无我”的解释来说明日本人和美国人的差异。铃木认为“无我”是“无为意识的三昧境界”，即“不着力、无用心”，“观我”消失，人“失去其自身”（即自己不再是自身行为的旁观者）。因为意识觉醒时，意志就一分为二，即行为者和旁观者，两者必然冲突。当下悟之后，既无观我者的我，也无行为者的我，只有目标及实现目标的行动。画家、诗人、演说家及武士都用这种训练以求达到“无我”，这种无我不是无限，而是对有限美的明晰的、不受干扰的感受，或者说是学会调整手段与目标，用恰当努力，恰好达到目的。美国人把所谓“观我”与内心的理性原则看做是一回事，从而以临危不惧、保持机智而自豪。日本人却要靠升华到灵魂三昧境界，忘掉自我监视的束缚，才能解脱颈上石枷之感。她由此指出，日本文化反复向心灵深处灌输谨小慎微，而日本人对此力图辩解并断言，当这类心理重荷一消失，人的意识将有更加有效的境界。事实上，日本人认为这种“就当已死的活着”的态度，消除了一切自我监视，也消除了一切恐惧和戒心，才能消除第六官的障碍，才能彻底摆脱自我意识和矛盾冲突。
在我看来，日本人的自我修养与教育，其实是日本文化的继承方法，时间久了，也成为日本文化中核心的内容。尽管我们知道，日本人的自我修养方法来源于中国的儒家思想、道教和禅宗，但日本人自我修养方法并不追求中国儒家仁爱和天下主义的精神实质，也不追求道教的道法自然、无为的境界，也不追求禅宗的自我超越，而是追求实用。事实上，美国实用主义哲学能在日本大行其道，与日本大和民族一贯以来的实用精神相关。那么，当代日本人还在继续这种自我修养教育吗？
第二节 国际化陷阱与“安倍经济学”
近代以来，从一个民族国家经济发展的历程来看，必然经历了诸多冲突和矛盾，也必然经历系列陷阱。对于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日本而言，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国际化并没有取得成功，未能跨越国际化的陷阱。
“安倍经济学”（Abenomics）是指日本第96任首相安倍晋三2012年底上台后加速实施的一系列刺激经济政策。“安倍经济学”的本质就是用一切可能的、无边界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其他经济成长政策，使日本经济重新进入通胀和增长轨道的一系列政策措施。这些政策措施的逻辑，是“安倍经济学”的核心。简单地说，“安倍经济学”的核心就是设定通胀和增长目标，利用一切的政策手段，推动市场、家庭经济、企业改变预期，从而带活经济，最终通过增税增加财政收入，从而实现财政均衡，使日本经济再出发，进入全球竞争的轨道，与中国并驾齐驱，追赶美国。那么，“安倍经济学”能否帮助日本跨越国际化的几大陷阱呢？关键或许在于“安倍经济学”本身意不在此，或者没有想到要如此。
一、日本经济的国际化陷阱
近代以来，从一个民族国家经济发展的历程来看，必然经历了诸多冲突和矛盾，也必然经历系列陷阱。第一，受帝国主义列强的入侵，面临着民族灭亡的压力，面临着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压力。前者如印第安人，后者如印度、日本、土耳其和中国等。第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中，面临着卷入战争的压力，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国家因其经济的特点，就面临着帝国主义列强这些工业化国家商品的倾销和对原材料的掠夺，自身经济体系的崩溃并被列强控制整个经济命脉的压力。第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民族国家成立和发展中，面临着冷战和选边站的压力，经济上更面临着经济体制的选择，以及与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系融合或与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系融合的选择。第四，拉美、亚洲和中东一些国家经历了战后的快速发展，但在美国为首的国际经济体系中，整个国际经济体系受到了以美元霸权为核心的操纵，包括通过美元升值或贬值操纵大宗商品价格从而影响这些国家赖以为生的原始产品价格，包括增加国际组织和欧美银行对这国家的借贷，并通过操纵利率和汇率来提升这些国家的偿还成本，影响其内部金融市场和金融体系，如20世纪80年代拉美和中东遭受的压力，以及同期苏联遭受的压力，导致这些国家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本质上就是陷入了初步的国际化陷阱。第五，当不多的几个国家通过工业化拥有了相应实力，准备参与国际货币体系、金融体系和全球生产和消费体系时，遭受了泡沫经济的压力。前有20世纪80年代日元大幅升值导致泡沫经济膨胀并最终破裂，后有亚洲金融风暴对东亚国家的打击。其中，可以称得上成功的国家就只有德国而已。中国也面临着国际化中的中等收入陷阱和资本账户开放的陷阱。第六，在与社会主义国家对峙的冷战中，资本主义国家促进了自身的改良，建立福利国家或以社会保障体系完善为特点，同时引入了政府干预经济的凯恩斯主义，发达国家先是陷入了滞胀陷阱，全球金融风暴爆发后又陷入了债务陷阱。第七，冷战后，当美国依赖强大的军事霸权、发达的金融体系和美元霸权不断地虹吸和应用着全球经济金融资源时，却给自己埋下了金融危机的根源，最终引发了全球金融风暴。这是金融霸权的陷阱。
对于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日本而言，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国际化并没有取得成功，未能跨越国际化的陷阱。目前仍然处于国际化的资本账户开放的陷阱、通缩陷阱和债务陷阱之中。那么，“安倍经济学”能否帮助日本走出国际化陷阱呢？
二、日本市场经济模式的缺陷
按照通行的说法，日本一直以来是政府高度主导或导向的市场经济模式，正是因为这种模式，导致日本快速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也正是因为这种模式存在的缺陷，使日本丧失了新经济时代的发展机会。[10]迈克尔则认为日本政府竞争力模式并不能解释日本经济的发展。高柏也认为日本繁荣与停滞的制度根源，也就是日本经济的悖论，是国际金融秩序和贸易秩序改变及内在矛盾的结果，而不是自动发生的。作者从哈耶克的扩展秩序理论和政府在扩展秩序中的作用出发，认为日本市场经济模式的缺陷在于两个方面：一是在于日本政府对于既有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不恰当处理，二是在于日本内部市场的封闭以及内外部市场与全球融合不够。
（一）日本是政府高度主导的市场经济模式
对日本市场经济模式有许多种不同的看法，但通行的说法是，日本是政府高度主导或导向的市场经济模式，[11]也有学者指出日本模式的弊端，还有学者指出日本市场经济模式背后的软模式，但也有学者明确指出日本市场经济模式中市场与计划的恰当关系。[12]说日本市场经济模式，自然有其逻辑关系：国内政府、市场、企业与国民个人和文化的关系，以及国际竞争关系。具体来看，日本市场经济模式有四个方面的特点：第一，从市场与政府的关系来看，它是典型的政府导向型市场经济模式。第二，从国际与国内市场看，是对国际市场高度依赖的外向型经济，而且国内市场相对封闭，企业集群上下游的产业链合作较多。第三，从宗法关系与市场关系混合中生成的企业制度看，是一种内部高度团结奉献具有极强团队精神的制度。第四，从产业政策与技术创新上看，是赶超性学习模式。
王建宇和金元欢指出了一些日本政府主导型经济模式的弊端。[13]从总体上看，日本模式各种矛盾的焦点及其陷入困境的总根源在于日本经济结构的排外性，它导致日本与其他西方国家的贸易摩擦日益严重，矛盾愈趋紧张，而这反过来又成为日本国际化即经济上自强、政治上自主、军事上自卫、文化上自立的世界性的巨大障碍。排外性的封闭体系是以政府宏观保护为核心、企业自保为中坚、国民崇尚国货的消费习惯为基础而构成的自我保护机制和网络。冷战时期，美国考虑到日本在美对苏的全球战略中具有重要的战略价值，因此一方面要求日本全面开放本国市场，另一方面又在一定程度上对日本的“市场闭锁性”采取忍让的态度。冷战格局崩溃后，日本对美的战略价值明显下降，美国越来越不肯为政治、安全方面的战略利益而牺牲经济利益。在这种背景下，以美为首，全球范围内出现了“敲打日本”的风潮。对外国企业采取排斥立场的日本企业和市场，显然也为自己今后的发展设置了障碍，经济要进一步发展，必须对其体制作重大改革。事实上，在冷战结束前的20世纪80年代，美国已经通过推动日元国际化和日元升值来操纵日本经济的国际化，以1985年9月的“广场协议”推动日元大幅升值为标志，日本经济泡沫快速膨胀而最终在1990年开始破裂。
（二）政府是扩展秩序的有机组成部分
人类不同发展阶段有不同的经济制度和经济模式。近代以来，存在着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模式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模式之分。但是，大萧条后，凯恩斯强调了国家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自由市场经济模式过渡到政府宏观调控的市场经济模式。而这其中，哈耶克提出了自发秩序论，极力反对凯恩斯强调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更反对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模式，后来将自发秩序理论发展成为扩展秩序理论。从表面来看，哈耶克取得了理论上的胜利，因为在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下，如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福利国家政策，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普遍出现了滞胀，甚至出现了财政危机。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东欧、俄罗斯和其他独联体国家向市场经济转型。中国也在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了改革开放，融入世界经济体系之中。
但是，哈耶克真的胜利了吗？自由市场经济的扩展秩序与政府是相容的吗？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是不相容的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正如邓小平指出的那样，计划和市场都是手段，资本主义也有计划，社会主义也有市场。中国也最终走向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通过对哈耶克的扩张秩序理论和历史的研究与反思，我们发现，现实的民族和国家中，政府本身并不在扩展秩序之外，而是扩展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
如此，计划经济体制与市场经济体制有何根本差异，关键在于两个方面：一是经济依赖的力量，是指令性的计划还是市场；二是政府的性质和政府与民众的关系，在于政府是民主宪政的还是集权式的，是允许民众自由就业和自由发展还是限制民众自由就业和自由发展。从逻辑上讲，在计划经济体制和市场经济体制这两个宏观概念下面，还有更技术层面、作为手段的两个概念，即小平同志指出的：计划与市场。哈耶克扩展秩序理论之所以否定政府的作用，是从其信息的不完全性和理性的局限性出发的。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都有政府，都有政府的计划或策略的实施，两者的根本差别之一，就在于依赖的手段不同。如果政府的计划或策略依赖的是指令性计划来实现，可能会在短期内创造出经济奇迹，但长期来看奇迹会转化为负担。这个时候，即使政府是民主宪政的，恐怕也没有用。反之，如果政府的计划或策略依赖的是市场来实现的，作为扩展秩序的市场的力量会校正实施中的问题，长期来看会有良好的结果，或者在实施中依据市场主体而进行改良。当然，最终而言，民主宪政的政府与市场经济是一体化发展的。
除此之外，人们还把发达国家市场经济模式分为三种：一种是美国自由市场经济模式，一种是福利国家市场经济模式，一种是日本政府主导（或导向型）市场经济模式。这三种模式中常常使人们陷入剪不断、理还乱的思维误区之中。许多人认为美国市场经济模式政府主要是创造环境，没有具体的计划，不干预具体的经济主体的行为，而日本政府主导型的市场经济模式常常是政府通过产业政策来推动经济的发展。而许多人以日本政府主导型的市场经济模式来说中国的市场经济模式。
事实上，政府是市场经济的主体之一，有时甚至具有超主体的性质。任何市场经济模式下的政府，对于经济都有规划，都有战略，都有宏观调控，甚至都有产业政策，只不过体现的形式和着力点不同，产生的效果也不同。在一个开放经济社会中，政府的作用体现在国际关系的处理、市场经济环境的维护、通过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以及汇率政策对经济的调控，甚至通过产业政策来规划经济发展，并常常配有相应的资源。美国如此，英国如此，德国如此，日本如此，中国如此，俄罗斯也如此！但不同的是，每个政府介入具体产业政策的程度不同，手段不同。不过，日本政府的过度扩张可能已经严重扭曲了市场经济扩展秩序！
（三）日本市场经济模式的缺陷在于封闭和政府主导的战略失误
日本市场经济模式与美国市场经济模式的差异在什么地方呢？在于国际竞争中政府的战略意识！美国拥有美元霸权和军事霸权，拥有民主自由的幌子，拥有国际经济秩序的主导权。美国企业和居民持有美元和美国护照，在全球各地可随意往来。美国对于他国的经济可利用各种手段和各种漏洞进行掠夺式的攻击，当然也可进行正常的商业活动获利，还可通过操纵国际大宗商品价格获利。而日本处于美元霸权和军事霸权之下，处于美国制订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之中，它的着力点在于财政政策、货币政策、贸易政策和产业政策，而汇率政策则受到美国的制约，因为汇率政策不是一国可以确定的。缺乏能源和资源的日本，还受到美国对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操纵的影响。因此，从这个较为系统的角度出发，我们就明白了为何日本如此巨额的财政赤字，如此持久大规模的定量宽松货币政策，如此看重贸易政策和产业政策！也就明白了1985年日本为何让日元如此大幅升值，日本为何急于想让日元国际化！
因此，政府的作用并没有因哈耶克的扩展秩序理论而在现实中被否定，但对政府行为的适当控制却在不断加强。当然，亚洲金融风暴和全球金融风暴的爆发也证明，不恰当的市场行为也会导致灾难，政府监管和恰当的对外开放政策对于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都同样重要。
不过，日本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模式的问题在于政府理性滥用。政府理性和个人的理性是一样的，都是有限的。如果政府滥用理性，尤其是过度依赖产业政策，在外部环境变化的情况下，失误就会越来越多，甚至束缚了企业自身的原创性。日本政府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IT革命的对应迟缓，除了战略眼光和自满心态外，企业自主性受到抑制也是重要原因。
此外，政府对市场的开放程度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如美国市场经济模式，因其内部市场大，对内对外市场开放度较高，常常处于开放竞争之下，一些公共品或准公共品也通过市场来采购。由于其文化的多样性和包容性能支持个体的自由选择，个体的自主性能得到充分的发挥，社会的创新性比较强，危机的自我调节能力强。而日本市场经济模式，因其内部市场有限，其内部市场的对外开放程度低，不管是进口还是外商直接和间接投资都存在着这个问题，从而使日本政府更显得像一个企业，也就是说日本更像一个由日本政府任CEO的企业，采取的是重商主义政策，鼓励贸易顺差，积累外汇储备，同时进行内部规划，进行内部融资实现计划。
日本需要对外更加开放，尽可能实现内外部市场的一体化！政府需要更放手，需要抓大放小，需要回到正常的经济逻辑上来！
三、“安倍经济学”的理论与目标
自1987年以来的26年间，日本政府走马灯式地更换了19任首相，首相更迭频繁，平均任期不足14个月。但自日本“泡沫经济”破灭到此次安倍政府上台前，日本历届政府对日本经济的根本改善均未拿出有效的解决方案和措施，日本国民对此极度失望，悲观情绪不断漫延，日本经济经历了“失去的二十年”。在日本以往实施的诸项经济政策均告失败，面对严重的通缩与日元升值，处于黔驴技穷走投无路的境况下，现任日本首相安倍不惜以邻为壑，困兽犹斗，进行最后一搏，实施“安倍经济学”，准备“集体玉碎”。安倍政府试图一举扭转日本消费与投资的长期低迷状态，夺回“失去的二十年”，梦想实现安倍再次当选后首次访美演讲中所说的“日本回来了”。“安倍经济学”成为日本经济的一根“救命稻草”，一剂“强心针”。
（一）“安倍经济学”的理论基础
有学者指出“安倍经济学”是二十年前日本学界就在讨论的观点，并不是什么新东西，仅仅是安倍现在拿出来用罢了。事实上，对于“安倍经济学”在日本学术界始终存在着争议，以被称为“最后的武士”的日本前央行行长白川方明为代表，主张采用芝加哥学派的理论，坚持认为日本的通缩是结构性的，宽松货币政策不能解决日本的经济问题。力主“安倍经济学”的主要智囊人物之一是日本内阁特别经济顾问，耶鲁大学名誉教授，著名经济学家滨田宏一，他主张采用凯恩斯学派加伯南克的定量宽松货币政策，也就是实施“安倍经济学”，主张更强力宽松的金融政策来对抗通缩。在强大的压力下，白川方明辞去日本央行行长一职，而由有“金融匪帮”之称的黑田东彦出任日本央行行长。[14]
滨田宏一的学术研究成果是哈马达模型，主要是利用博弈论分析了相互依存条件下国际货币合作的福利效应，对货币政策合作解优于非合作解给出了一个较为直观的解释。但是，该模型忽视了公众部门和参与货币政策协调的相对国的理性预期因素，从而没有考虑政策的时间不一致性和货币政策的可信度问题。这里似乎并没有“安倍经济学”的理论基础。的确，“安倍经济学”的理论基础是凯恩斯学派和伯南克的定量宽松货币政策。凯恩斯学派的核心是利用财政政策刺激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而伯南克定量宽松货币政策的核心是利用定量宽松货币政策刺激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也就是说，“安倍经济学”是无上限的财政刺激政策和无上限的货币刺激政策，其结果必然是财政政策的货币化。问题在于，如何刺激，达到什么效果退出，中间如何控制，如何退出，如何进行国际协调，国际协调需要什么样的环境？这似乎并没有包含在目前的“安倍经济学”里面。从这个角度上讲，“安倍经济学”里似乎没有经济学。
而芝加哥经济学派是芝加哥大学的斯蒂格利茨、德姆塞茨等学者，继承了奈特以来芝加哥传统的经济自由主义思想和社会达尔文主义，相信自由市场经济中竞争机制的作用，相信市场力量的自我调节能力，认为市场竞争是市场力量自由发挥作用的过程。他们认为经济自由、经济效率和分配均等这三个政策目标经常是此长彼消，顾此失彼，不可兼得。他们认为企业自身的效果才是决定市场结构和市场绩效的基本因素，他们还研究了对政府产业规制问题，开创了规制经济学。
然而，日本经济发展的问题很大一部分是政府自身干预经济造成的，缺乏的正是自由市场经济的基因，或者说经济体系中自由市场经济的因素较少，那么，如果不提高经济体系中自由市场经济的成分，“安倍经济学”能否成功？如果“安倍经济学”正好借助于外部条件的变化（如美元升值为日元贬值留出了空间）而侥幸成功，那么，日本经济体系的未来是回到传统的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模式中，还是向美国自由市场经济模式变化？哪种市场经济模式更有利于日本成功跨越国际化的陷阱呢？
（二）“安倍经济学”的目标
安倍拿16世纪日本诸侯毛利元的故事作比喻，将“安倍经济学”（Abenomics）的大规模货币宽松、扩张性财政政策及长期增长战略等三大政策——称之为“三支箭”。传说毛利元让三个儿子各自将一支箭折断，之后又让他们将三支箭绑在一起折断。结果，三个孩子都没能成功。像毛利元的三支箭一样，“安倍经济学”的三支箭也应该是互相强化的。但毛利元的箭是平行地绑在一起，而安倍的政策之箭，却是通过根本结构关系联系在一起。第一支和第二支箭的目标是转变日本的实际增长路径，而第三支箭——假设充分使用所有可用资源和技术——是要改变日本经济的潜在增长路径。“安倍经济学”的目的是创造通胀预期，当消费者预期日本物价要上涨后，对于一些本来就要购买的商品，就会尽快地去购买，因而带动消费及投资，进而扭转日本长年消费与投资极度低迷的状况。汤元健治先生在2013年6月来华演讲中，就“安倍经济学”的三支箭进行了系统的描述。他认为，目前安倍政权已成功酝酿出市场预期，家庭经济及企业的预期值取决于经济成长战略成功与否。“安倍经济学”将经济增长目标设定为未来10年实际GDP、名义GDP分别实现年均2%和3%的增长。此外，将在未来10年使日本人均国民收入至少增加150万日元，即年均增长率超过3%。这是安倍政府首次提出中长期经济增长目标，与民主党执政时提出的经济增速目标保持同一水平。
事实上，“安倍经济学”的目的，可简单地概括为：走出通缩，实现经济成长，实现经济转型，提升国家实力。但是，为何通胀会成为目标？要知道，通胀仅是一种手段，其目的是促进消费和经济成长。
四、“安倍经济学”的四支箭
（一）第一支箭：大胆的金融政策
第一支箭即大胆的金融政策，从日本央行泡沫经济破裂后的全面宽松货币政策走向量化和质化宽松货币政策，设定了2%的通胀目标，以及继续推行每年增加60万亿至70万亿日元基础货币供应的目标，并要求在2年内余额翻倍，实际上是从信用宽松（Credit Easing）转向财政货币化（Monetization）的领域。
大胆的金融政策旨在提高各方预期，引发日元贬值及资产通货膨胀。黑田执掌的日本央行，为实现2年内2%的通胀目标，从量化和质化两方面实施大胆的金融宽松政策。第一，设定基础货币的余额目标，第二，基础货币余额、国债余额2年内增加至目前的2倍。第三，持有国债到期年限从1-3年扩大到平均7年。日本央行制定了强势的2013年度、2014年度经济预测。认为物价有望于2015年度前半期达到2%的通胀。为实现以上目标，提高经济主体的预期值，只能寄望于通过汇率、股价、房地产等资产价格变动所产生的效果。而这些将引发未来的资产泡沫风险。
日本央行金融宽松的要点：第一，达到2%通胀目标的日期，从“尽早实现”到明确表示2年左右。第二，诱导目标从无担保隔夜拆借利率压低至0-0.5%之间，改为将基础货币由2012年底的138万亿日元，倍增至2014年底的270万亿日元。第三，合并轮番（Rinban）买债市场操作和资产购买基金。长期国债2012年底为89万亿日元，2年后倍增至190万亿日元；每月3.8万亿日元的购债规模增加至7万亿日元，对象为到期年限1-3年，最大扩至40年国债，平均期限7年。第四，购买风险资产，包括购买交易所基金（ETF）和不动产投资信托（REIT）。第五，暂停银行券规则或称“钞票规则”。
不过，仅凭金融政策，难以唤醒设备投资，因为：一方面货币供应量增加的关键在于银行信贷的增加。2001年定量宽松之际，实施宽松货币政策的同时设备过剩问题加剧，消除设备不足或过剩整整花费了5年时间。现在企业设备过剩之感仍然存在，央行企业短期经济观测调查（3月调查）的结果显示，2013年度设备投资较上年度减少，作为年度之初的调查，显示出企业投资计划乏力。另一方面，金融机构的放贷意愿较之前表现出大幅度的宽松态势。信贷的增加取决于企业的贷款需求。2010年引入全面宽松以来，虽然基础货币猛增，但货币供应量的增加一直较为平缓，信用乘数快速下降。可见，“安倍经济学”能否成功，关键在于放开银行信贷后能否点燃企业的设备投资热情。
“安倍经济学”是为走出通货紧缩的背水一战，有着风险与副作用：第一，极度通货膨胀。目前来看可能性极小，但能否维持财政纪律是关键。第二，输入型通货膨胀。日元贬值加快，进口物价上涨，实际收入下降。美元计价贸易收支20万亿日元的赤字，1美元兑100日元的汇率下支出增加5万亿日元。第三，长期利率的上扬。市场混乱引发各种利率的小幅上扬，虽然从目前的国债保有结构来看，利率大幅上扬的可能性很小，但走出通货紧缩之际必将反弹。第四，资产泡沫的产生。股票、REIT/房地产、高尔夫会员资格等上涨的可能性很高。第五，财政纪律的丧失。日本央行承担了70%的国债融资。除置换债外，实质上已进入财政融资的领域。
汤元健治先生分析了日元贬值的效应。一方面，日元贬值具有帮助改善上市出口企业出口决算的价格效果。但是，近年来，外汇汇率对出口的影响（数量效果）由于海外当地生产及逆进口的扩大而不断减弱。不过，世界GDP的影响（收入效果）正在增强，出口数量的增加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世界经济的走向。另一方面，过度的日元贬值，其负面效应将越来越大。日元如贬值20%，则每年支出增加4万亿日元。2012年的贸易赤字已扩大至6.9万亿日元。直接受到日元贬值冲击的以美元计价的进出口收支跌落至20万亿日元的赤字。日元贬值20%，产生的进口支付净增额将高达每年4万亿日元，会加重材料型制造业、非制造业、中小企业和消费者的负担。
如何解读日元汇率的前景？目前为止日元的大幅贬值，主要原因在于：第一，对于“安倍经济学”、日本央行大胆的金融宽松政策的预期。第二，跌落并稳定于贸易赤字。第三，投机性日元卖盘的形成。目前的日元兑美元汇率水平，基本处于日美两国物价水平相当的“购买力平价”附近，日元过度升值的修正过程接近结束。日元的进一步贬值，不仅将对日本国内产生负面影响，也可能招致世界各国的严厉批判。
汤元健治先生展望，一方面，美国就业形势的改善将推动美元走强，而另一方面，欧洲景气恶化和降息将成为欧元贬值的原因。投机性头寸卷土重来将引发日元急升的风险、生命保险的外债投资扩大可能加速日元贬值。
（二）第二支箭：机动的财政政策
汤元健治指出，机动的财政政策即政府通过公共事业投资，促使薪酬增加，唤醒民间设备投资。一方面，促进研究开发减税、薪酬及雇用减税、赠与税减税等各项减税措施。另一方面，要求经济界增加薪酬，设立官民基金提供风险资本。
机动的财政政策的目的是通过减税及官民基金唤醒投资。安倍政权确定了国家经费10.3万亿日元，事业规模20.2万亿日元的大规模紧急经济对策。其中直接用于经济生产的4.6万亿日元将有效刺激经济发展，估计可推动实际GDP上升0.8%。预测2013年度的经济增长率将达到2.1%（实际增长2.7%）。通货紧缩难以消除的原因在于严重的供需失衡。虽然扩大财政支出有助于暂时缓解供需失衡，但过去的经验也表明其缺乏持续性。关键在于必须设法通过财政支出的有效使用来诱导民间投资。
汤元健治先生认为，投资及研究开发减税、报酬及雇用减税、赠与税减税等各项减税措施，以及创设多个官民基金诱导民间投融资等各项政策，虽然其刺激经济的效果还不得而知，但有望促进民间投资的扩大。
（三）第三支箭：经济成长战略
日本经济复兴计划是“安倍经济学”的第三支箭，将经济增长目标设定为未来10年实际GDP、名义GDP分别实现年均2%和3%的增长。此外，复兴计划将在未来10年使日本人均国民收入至少增加150万日元，即年均增长率超过3%。这是安倍政府首次提出中长期经济增长目标，与民主党执政时提出的经济增速目标保持同一水平。为实现上述目标，复兴计划拟定了相关贸易政策、产业政策、社会保障政策和开发区战略等政策措施，并继续实行上任政府确立的财政整顿计划，以确保实现上述战略目标。[15]
第一，复兴计划拟定了经济增长战略，其基本框架由日本工业振兴计划、国内市场开发战略和国际市场开发战略组成。日本工业振兴计划提出了促进私人投资、提高人力资本质量和创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以及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等方面的政策措施。国内市场开发战略提议发挥日本的比较优势，开发具有成长潜力的市场，为日本经济开辟新的增长点。国际市场开发战略旨在最大化日本的全球利益，从而支持日本的可持续发展。
第二，复兴计划高度重视财政的可持续性，强调要继续执行上届政府设定的2015年将“基础财政收支赤字”减至2010年一半的目标。为此，复兴计划拟定了具体的政策措施以如期实现上述目标：一是编制中期财政预算以及中长期经济及财政预测分析报告；二是减少不必要的财政支出，具体措施包括加大对各项财政支出的审查力度，严格执行“计划、实施、检查、改进”的PDCA循环，加强对财政支出项目的绩效评估等；三是适当减少财政刺激计划，保障地方政府税收收入，精简地方政府支出以改善地方政府财政收支结构；四是优化财政支出结构，优先支持能有效刺激私人部门需求或带动私人部门创新的项目，确保社会保障和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等民生项目的支出力度。公共基础设施方面，优先保障能刺激私人需求和节约成本的项目，推进公私合营（PPP）及私募计划的发展，鼓励私人部门资金参与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以弥补财政的资金缺口。
第三，为重塑日本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复兴计划拟定了鼓励行业整合、减免企业税负以及促进就业市场改革的相关政策措施。一是推进行业整合。日本在制造业领域企业数量众多。过度竞争导致企业利润率低下，导致日本企业在国际市场竞争时缺乏活力。通过税收减免方式鼓励企业并购和行业整合，以提高日企的国际竞争力。二是减轻企业税负。复兴计划拟定了一系列鼓励企业改造老化生产设备的税收优惠政策；同时，为鼓励创新，在开拓新领域时企业也可获得一定比例的税收优惠。最后，日本老龄化严重，政府计划进行就业市场的改革，同时降低企业的用工成本。复兴计划提议改变终生雇佣制；同时，就业政策的导向从维持就业水平转向大力支持就业流动。此外，就业政策将致力于在不增加失业的情况下提高就业市场的流动性。为此，将对促进劳动力在行业内有序流动的企业予以财政补贴。此外，还提出建立一定数量的儿童托管中心，并出台其他支持性措施，以提高女性的就业比例。
第四，实施积极的贸易政策，推进双边和多边自由贸易区谈判，以扩大日本的海外市场。到2018年自由贸易协定覆盖的贸易额目标为70%，远高于当前的19%。除跨太平洋伙伴关系（TPP）外，继续推进与欧盟、韩国和中国的自由贸易协定谈判。此外，到2020年使FDI规模增加至35万亿日元，比当前17.8万亿日元的规模翻一番。为此，提议设立经济特区，以吸引海外技术、人才和资金，放宽对外国医生就业、国际学校设立等方面的管制，打造国际一流水准的营商环境。
第五，推进医疗服务业、零售业、建筑业和农业等成长性行业的体制改革，激发内在活力，以夯实经济复苏的基础。
（四）第四支箭：东京奥运会
2013年9月7日，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举行的国际奥委会第125次会议上，东京战胜了马德里和伊斯坦布尔，以压倒性的优势获得了2020年奥运会的主办权。2020年东京奥运会对日本经济造成的刺激作用预计会非常巨大，以至于被视为“安倍经济学”的“第四支箭”，有可能会帮助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执掌的本届政府在2016年成功连任。
有媒体报道称，此次东京奥运会最终的总投入将在45亿美元左右，而日本政府的投入可能将近12亿美元。日本政府已估计，与奥运相关的投资和消费将会给日本带来3万亿日元（合300亿美元）的经济效益，并且增加15万个就业岗位。其他分析人士认为，这个估计是保守的。日本政府估计，这给诸如旅游和广告等服务业带来的经济效益约为6500亿日元（合65亿美元）。第二大受益行业是建筑业，其经济效益可能达到4700亿日元（合47亿美元）。零售行业预期可获得2800亿日元（合28亿美元）的经济效益。
对于此次申办奥运，东京政府估计，东京奥运会将给日本带来850万游客，多于2012年赴日外国游客总数。根据大和证券公司预计，从2013年-2020年，东京申奥成功将提升日本3%的GDP增长率，这将是1990年日本泡沫经济崩溃以来最高的增长率，总体经济效益应将超过3万亿日元。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对奥运的期待值似乎更高。在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召开的记者会上，他坦言：“希望把举办奥运会作为‘起爆剂’，去摆脱持续15年的通货紧缩经济。”申奥对于目前日本经济走向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而且与安倍个人的声望、策略乃至国内政局的走向都有牵连。野村证券认为，奥林匹克运动会能够产生更广泛的经济好处。“2020年东京奥运会，加上安倍政府的经济政策（“安倍经济学”）以及对东京的长期展望，可以刺激日本经济复兴。”也正是安倍自身对于维持日本经济增长的压力与第三支箭能否“击中”改革的“硬骨头”这两方面的考量，申奥的成功将会令国内外暂时平息其经济泡沫效应的浪潮，而利用申奥带来的国内经济的提振不仅让安倍暂时得以喘息，也会让安倍第三支令箭的射击成功率更高，这无疑是一石二鸟。奥运经济将给日本经济结构性改革带来一些支持。
第三节 “安倍经济学”难以让日本走出国际化困境
尽管“安倍经济学”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经我们的观察和分析，“安倍经济学”想要达到其目的，难度仍然非常大，需要借助一系列外部条件。但是，这些外部条件日本要么不具备，要么自身在破坏这些条件。如果没有这些条件，“安倍经济学”可能给日本酿成灾难性后果。而且，从本质上讲，“安倍经济学”并没有为经济全球化准备和创造条件，其也很难让日本走出国际化陷阱，进而进入全球化融合的发展的轨道。
一、“安倍经济学”的近期效果
（一）对“安倍经济学”三支箭实施一年来的评价
2013年12月，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特别经济顾问滨田宏一就“安倍经济学”实施近一年效果进行了总结性评估。除了股市上涨外，他认为，自“安倍经济学”实行以来，“通缩缺口”（实际和潜在产出之差）从大约3%降至低于1.5%。这意味着尽管前两支箭协助改善了日本的实际增长路径，但第三支箭对于潜在增长，并未起到多少作用。
事实上，自安倍射出第一支箭以来，日本股市应声大涨，取得前所未有的40%年涨幅；同时日元对美元贬值20%，提振了日本企业的出口竞争力。此外，信用增长有所加速，资产价格有所上涨——这些趋势可以引发鼓励消费的财富效应（人们感觉变得较富有了，因此也愿意花费更多）。货币扩张也对劳动力市场产生了积极影响：失业率降至4%，岗位数与求职数接近相等。2013年上半年实际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率约为4%（尽管在第三季度跌至低于2%）。因此，第一支箭可谓正中目标，可以打一个A+。
第二支箭包括了短期财政支出的剧增，特别是在基础设施项目投资方面。假设更快的增长，能够中和任何对债务可持续性的威胁，那么第二支箭可以获得B。
当第一支箭和第二支箭将实际增长提升到潜在增长之上时，货币扩张就不再能够为GDP或就业带来显著增长。此时，第三支箭的重要性就大大增加了。第三支箭的目标，是通过结构性变化（包括更多的私人投资、技术创新、更好的贸易联系、经过改革的公司税政策等），来提振日本的潜在增长。不幸的是，定义明确的新的产业政策方针还没有出现。事实上，与第三支箭相关的一些项目的描述，似乎是痴心妄想，好像新技术和知识必然会自动出现。一个更有效的做法，应该包括可实现的切实目标，如放松劳动力和金融市场监管、降低公司所得税、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以实现贸易自由等，或许也可以包括放松移民政策。问题在于，官僚对监管赋予他们的权力恋恋不舍。在这样的情况下，“安倍经济学”的第三支箭还无法公正地评估。其功效尚未显现，但也显然不能认为其已经失败，因为日本最高领导层仍在不懈地试图建立必要的动力。因此，最合适的等级是“E”以显示他们的努力（Effort）。
一个A+，一个B，一个“E”，“安倍经济学”第一年的成绩单，表现出重要的进步，而“ABE”正好也是“安倍”的罗马字母拼法。滨田宏一认为有足够的理由看好它。
（二）滨田宏一对“安倍经济学”溢出效应的辩解
2014年3月7日，滨田宏一在英国《金融时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谁在害怕退出？”的文章，打着为美国退出定量宽松货币政策辩解的旗号，为日本的定量宽松货币政策的溢出效应进行了逻辑并不那么严密的辩解。
首先，在浮动汇率制下，美联储退出定量宽松货币政策不会对新兴市场经济体带来影响。他认为美联储的退出QE将伴随资本流的逆转，提高借贷成本、妨碍GDP增长的逻辑是固定汇率制的逻辑。如果世界是在固定汇率下运转，那么这一逻辑是正确的。但是，即使根据这一逻辑，也并非所有新兴市场都存在相同的风险。风险最高的国家是土耳其、南非、巴西、印度和印尼，即所谓的“脆弱五国”，它们都存在财政和经常项目双重赤字、高企的通胀以及萎靡不振的GDP增长。滨田宏一认为，在固定汇率机制下，货币收缩（或缓慢扩张）会给其他经济体带来衰退（或更小的刺激）效应。而在浮动汇率制下，短期来看，主要经济体的货币政策收缩会刺激其他经济体，货币政策扩张则会影响它们的表现。而中长期来看，主要经济体货币扩张将有利于其他经济体增加国内产出和贸易，从而产生积极的溢出效应。
其次，美联储退出定量宽松货币政策会对实施固定汇率制的国家带来负面影响，但这当然不是美联储的责任。美联储的政策逆转可能伤害一些保持固定汇率的国家——或者像中国这样的“管理浮动”汇率国家。此外，喜欢较强货币刺激的希腊和西班牙等欧元区疲软经济体也会蒙受损失。但是，由于这些经济体是自己选择了固定汇率的，因此它们被波及到不能归咎于美联储。
再次，美联储（以及其他发达国家央行）也不必为货币扩张的消极效应承担责任，日本也不必为货币扩张的消极效应承担责任。他小心翼翼地用举例的方式来缩小外界对“安倍经济学”激进货币政策的关注和反感。“比如，日本大激进货币宽松政策是首相安倍晋三带领日本经济走出十多年衰退的经济战略的关键要素，并且已经带来了颇为可观的复苏。”他也意识到，问题在于该政策还造成了日元贬值，让周边国家指责日本“以邻为壑”。他承认，尽管这些扩张政策确实可能给其他经济体带来衰退性影响，但现代国际金融理论表明“货币战争”的概念纯属神话。现实是，在浮动汇率机制下，竞争性贬值不会导致不利的失衡。相反，竞争性贬值可以给实施这一战略的国家带来更强劲的复苏。事实上，货币贬值是大萧条结束的关键。艾肯格林和萨克斯在1984年指出，尽管放弃金本位制立刻带来了消极影响，但它很快就刺激了复苏，首批实施货币贬值的国家比其他国家更早摆脱了大萧条。至此，滨田宏一陷入了绝对的诡辩，放弃金本位制对于那些没有放弃或晚放弃金本位制的国家、对于那些银本位制而没有放弃银本位制的国家，是否就应该是规则转换中的未能跟上步伐的牺牲者呢？
最后，他再大胆诡辩，在浮动汇率下，一国可以使用以精心选择的通胀目标为指导独立的货币政策抵消邻国货币扩张的衰退影响；如果所有国家都采取这一方针，整体全球经济将因此受益。美联储和其他发达国家央行一样，它们只是为了重振国内经济而行使了自己的使命。新兴国家决策者不应该抱怨这样的行动，而是应该设计抵消各自受到的溢出效应的战略。毕竟，他们手里握着这样做的工具。
根据货币政策传导情况和理性预期的理论，货币政策的效应正是理性预期滞后的结果，如果所有国家的理性预期是一致的，一国的货币政策就没有效果。一些国家无能为力，是因为在资本账户开放的背景下，全球资金的流动会导致汇率的变化，但汇率的变化并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由于各国经济条件不一，汇率的变化并不是有益而无害的。如果照他的逻辑，笔者不知道如果各国都汇率贬值，各国汇率贬值的效果应该如何实现。
（三）“安倍经济学”的债务约束
日本经济现在的状况也并非典型的凯恩斯主义所适用的环境，因为它还面临着一个不得不重视的约束条件，即日本的债务问题，这也是“安倍经济学”最大的约束条件之一。
国际上一般用国债余额与本国GDP之比（负债水平）来衡量一国政府负债程度的高低，我们可以做一个简单的对比，日本的这一比值为228%，而因债务问题缠身的欧元区几个典型国家，比如意大利、西班牙、希腊以及葡萄牙的这一比值分别为：141%、113%、181%以及146%。与日本较高的负债水平不太相符的现实是：日本国债收益率水平一直非常低，远没到可能触发债务危机的水平，也就是在说在市场投资者看来，日本国债是低风险的，这也是“日本债务之谜”。
日本国债之所以体现出与日本政府负债水平不相符的稳定性，大体上与以下几个方面有关：第一，日本国债规模的95%的持有者为日本国内个人和机构，同时日本保持了大量的外汇储备，从而可以抵御大部分由于国外投资者抛售日本国债所带来的风险。第二，日本国内较高的储蓄水平。从经济学收入和支出的角度讲，一国经常账户的顺差意味着收入大于支出，而日本出口常年顺差，更为重要的是，自上世纪80年代末日本经济泡沫破灭以来，日本国内的个人以及机构对于风险资产变得更为敏感，这也决定了其资产配置中较高的国债份额。第三，日本的国债大部分以日元计价，使日本央行保持了“最后贷款人”的权利，这也是日本与欧元区国家在债务问题上的根本不同点之一。
日本国债市场的稳定以及国内的通缩现象都是“安倍经济学”得以实施的基础。但情况远没这么乐观。日本政府连年的赤字、每年为国债支付的巨额利息（日本税收收入的一半以上要用于支付国债利息），以及越发严重的老龄化对于经济的影响，正在把日本的债务推向危险的边缘。
安倍政府的定量宽松政策在短期内理应会对日本实体经济有所刺激，但实体经济的反应并不明显，日本2013年第一季度出口以及消费均有增加，但企业投资并没有随着出口的增加而增加，可见企业对于日本经济前景并不看好。
二、“安倍经济学”的中长期效果
（一）IMF认为“安倍经济学”的效果取决于实施的力度
相比2013年10月的《世界经济展望》预测，IMF 2014年1月发布《世界经济展望》最新预计日本增长的减缓程度更为轻微，认为暂时性财政刺激应在一定程度上抵消2014年初提高消费税措施的影响。总的结果是，预计2014年的年度增长大体保持在1.7%的水平不变（考虑到延滞效应），2015年将降至1%。在IMF 2013年10月的《世界经济展望：转型与紧张》报告中，Dennis Botman等几人完成了一个专栏，名叫“安倍新政：初见成效后是否潜伏危机？”他们认为“安倍经济学”有两个关键点：第一，及时、全面地实施安倍新政的“三支箭”对实现整体目标至关重要。第二，结构性改革可帮助开拓额外政策空间，促进2%的通胀目标的实现。
安倍新政的第一支箭是新的定量和定性货币宽松，日本央行希望以此结束通缩，到2015年实现2%的通胀率目标。第二支箭是灵活的财政政策：（1）2013年-2014年用债务融资支持刺激措施，规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4%；（2）自2014年开始实施财务整顿，计划到2015财年实现基本赤字减半（基本赤字在2010年为国内生产总值的6.6%），到2020财年实现基本盈余的目标。第三支箭是结构性改革，作为全面增长战略的一部分，改革的目的是鼓励投资，促进就业，提高生产力。
他们认为，新政策促进了经济增长，提振了短期经济前景。IMF工作人员预估，这一新政策框架在2013年上半年3.9%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中（季节调整年率）的贡献达三分之一甚至一半，而此前两个季度中，日本一直处于负增长或低速增长局面。该政策对2013年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产生的贡献预计为1.3%。其中一部分增长得益于股票价格上涨产生的财富效应，预计股票价格上涨使消费能力提高0.3%，产出提高0.2%。另有0.4%的产出效应来自汇率的降低；其余部分反映了其他渠道产生的效应。为了体现上述情况，该期《世界经济展望》将激进的货币宽松政策产生的效应以及2015年预期的财政政策调整纳入了考量。
不过，他们也认识到，尽管安倍新政取得一些成效，但并不能确保它能取得较长期的成功，特别是在提高通胀率方面。根据日元3-5年利率掉期显示的水平，意味着中期通胀率预期有所提高，但仍然低于2%的通胀目标，不足1%。[16]按照前面2%的实际GDP和3%的名义GDP目标，未来10年的年均通胀率也被假定为1%。在通缩的大环境下，中期通胀预期通常调整缓慢，尤其是在低增长和失业率较高的情况下。同样，由于现有劳动合同和其他因素的滞后，名义工资尚未提高，这也是在预期内的。
因此，现在的关键问题是，日本是否能够实现并保持高增长——这是应对通货紧缩的必要条件。为了分析安倍新政的风险，IMF工作人员采用基金组织新的G20模型对两种情景的潜在结果进行了对比，一种情景是“三支箭”完全实施，另一种情景是“三支箭”未能全部实施。[17]两种情景下都制定了中期财政整顿措施，2015年后每年的调整幅度为GDP的1%，两者情景都与安倍新政之前的基线预测情景进行了对比，得出了如下结论：[18]
第一，在安倍新政“三支箭”完全实施的情景下，与增长相关的结构性改革可促进投资和经济增长。趋势增长率从1%提高到2%。增长提高的预期促使通胀预期迅速达到新的通胀目标，到2015年通胀率达到2%。增长改革和财政整顿相辅相成。中期产出大幅高于安倍新政之前的中期预测，公共债务比率开始降低，而非进一步提高。
第二，在安倍新政“三支箭”不能全部实施的情况下，由于没有与增长相关的结构性改革，投资和经济增长相对缓慢。此外，通胀预期对经济环境反应不敏感。这种情况下，当局必须采取额外的财政刺激政策，在短期内缩小产出缺口，促进通胀。但是这种方法需要未来做出进一步的财政调整，其部分原因是公共融资需求增加和较高的风险溢价使得长期利率大幅提高。最终结果将是公共债务比率低于安倍新政之前的基准，但产出将保持在基准线以下，中期内将无法实现2%的通胀率目标。如果没有进一步的财政调整，债务将会进一步增加，导致债务收益率飙升，威胁财政稳定性。
第三，该模型还说明，安倍新政的溢出效应可能不会产生较大负面影响。宽松货币政策措施引起的汇率贬值对世界其他国家经济增长的短期影响也是微弱的。具体而言，负面影响只局限于少数国家（如中国、德国、韩国），短期内的影响规模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0.1%-0.2%。此外，如果安倍新政取得更广泛的成效，全面实施后将获得较大的净增长溢出。然而，在未全面实施的情况下，这些长期收益将无法实现。[19]
第四，该分析表明，日本当局应准备实施额外的刺激政策，以实现2%的通胀目标。这可能会加大安倍新政面临的风险，而及时全面地实施所有“三支箭”对于减少这类风险至关重要。[20]
（二）IMF认为“安倍经济学”对银行业的影响可控
2013年10月《全球金融稳定报告》概要中指出，日本当局需要履行财政和结构政策承诺，彻底完成大力度的政策行动，以避免下行风险。如果主权债务动态得不到改善，需要通过这些政策来控制政府债券风险溢价的急剧上升。为缓解稳定风险，还需提高市场结构的抗冲击能力（例如，通过修改衍生工具市场的停板制度），并解决地区银行的风险问题。
2013年10月，由Serkan Arslanalp和W.Raphael Lam共同完成的题为“安倍经济学下的利率和日本银行业的风险敞口展望”的工作论文，对银行业的风险进行了更深入的分析。该报告分析了“安倍经济学”下日本长期利率和日本银行业利率风险敞口的走势，结果表明日本长期国债的收益率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经济增长和通胀前景，财政状况，人口和政府债券市场的投资者。如果财政状况进一步恶化，将导致中期内长期利率上升约2%，但是，随着人口老龄化对安全资产不断上升的需求，随着日本银行不断增加的国债购买行为，这种上升将部分被抵消。同时，有关情景分析表明，在未来两年内日本银行业的风险头寸将显著下降。然而，如果结构性改革和财政改革不能完成，日本银行业的长期收益率和利率风险头寸将在中期内上升。[21]
三、“安倍经济学”难以让日本走出国际化陷阱
“安倍经济学”一经出台，在国际媒体及学术界就饱受争议。西方学者，特别是东亚学者普遍对“安倍经济学”不看好。在日本国内，媒体与学术界也对其褒贬不一。
对“安倍经济学”持否定态度的一派悲观地认为，日本政府所执行的这一政策有可能促使各国争相采取定量宽松货币政策，力图使本国货币贬值，从而引发一场货币战争。特别是与日本相邻且产业结构类似的韩国受影响最大。“安倍经济学”对中国台湾地区的经济也会有所影响，可以预计在韩元贬值之后，台币势必也会跟随贬值，因为台湾地区的许多产品与韩国相互竞争，原本这些产品的利润就很低，而韩元贬值就会使台湾地区的产品失去竞争力。“安倍经济学”对东亚的韩国、中国、中国台湾地区，包括新加坡及东南亚等均构成重大影响。日元贬值对欧盟的产品也会造成冲击，特别是德国对此感到担心。
日本实施“安倍经济学”也会受到国际社会的压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就曾对日本发出过警告。“安倍经济学”实施之初，美国就曾对日元对美元的大幅贬值发出过警告。可以预见日元贬值的空间是有限的。有人预测在一年内日元对美元的汇率可贬至1美元兑110日元左右，而在两年之内可贬至1美元兑120日元左右。当各国均采取定量宽松货币政策来压低汇率时，“安倍经济学”这剂“救命丹”也就失效了。
依据对“安倍经济学”悲观派的观点，近期日本政府实施“安倍经济学”所射出的第三支箭——经济结构改革措施了无新意。“安倍经济学”的主要风险来自于日本国债市场。日本国债收益率的上升，有可能危及日本经济长期增长的前景，如果日本国内投资人停止买进日本国债，则有可能引发日本国债彻底崩盘，造成全球性危机。所以，认为“安倍经济学”的实施是一场豪赌，是一着险棋，其言也并不为过。
而对“安倍经济学”持乐观的一派，则认为“安倍经济学”的实施有利于全球经济的复苏。虽然日本经济对全球经济的影响力无法与美国经济相比，但其毕竟是全球第三大经济体，日本经济的复苏符合美国的利益，日本民众也渴望日本经济被从“失去的二十年”中解救出来。目前，日元股市及汇率的短期波动，并不代表“安倍经济学”已经走到了尽头，做出相关结论还为时过早。日元对美元的汇率也仅回归到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前的价位，仍有继续贬值的空间。从日本经济的整体来看，其基础还在，产品的工艺、技术及质量仍有值得称道之处。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和被称为“直升机东彦”的日本央行行长黑田东彦均一再承诺将不断推出新的挽救经济措施，“安倍经济学”仍将被继续推行下去。
日本经济是否能够搭上美国及欧盟经济复苏的这趟顺风车，关键还要看是否能够从根本上解决日本经济中长期存在的结构性问题，这并不是在短期内可以解决的，而是需要经过一段时间才可显现出效果。日本企业能否利用日元贬值推进出口所获利润，投入技术创新，建立起支持、鼓励和刺激技术创新的机制与体系，彻底进行日本经济及产业结构的改革，决定着“安倍经济学”的命运与成败。如果这一问题得不到解决，即使安倍政府对日本经济实施“本土决战”，几年前日本民众莫名其妙地目睹安倍晋三以腹痛为由，称病告辞，鞠躬下台，与人们不知所云的“美丽日本”一同走入历史，这幕闹剧也许会再次重演，届时安倍内阁“集体玉碎”也不是没有可能。
但是，我们清楚地看到，“安倍经济学”的目标是短期的和有限的，从其通胀目标到经济增长目标和削减财政赤字的目标，其核心目标在于恢复日本的经济增长活力，与日本走出国际化的陷阱，仅仅在走出财政赤字陷阱似乎有点相关性。但“安倍经济学”中最不靠谱的就是日本财政赤字和政府债务问题。
[1]沈美华：《战后日本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及其特点》，载《杭州师范学院学报（医学版）》2005年第3期。
[2]龚秀敏：《我们从战后的日本教育中学习什么——借鉴日本发展经验，建设我国小康社会》，载《北京联合大学学报》2003年第6期。
[3]杨广晖、欧阳珺茜：《日本社会教育的发展特点及对中国的启示》，载《日本问题研究》2010年第3期。
[4]郭军：《战后日本科技发展模式的政策思路分析》，载《产业与科技论坛》2012年第11卷第8期。
[5]甘旭峰、一诺：《日本文化产业发展经验对我国文化产业振兴规划实施的启示》，载《当代财经》2010年第6期。
[6]唐向红、李冰：《日本文化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及其前景》，载《现代日本经济》2012年第4期。
[7]李鹏军、吴建华：《战后日本经济崛起的文化探源》，载《西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2年1月。
[8]［日］高桥敷著：《丑陋的日本人》，张国良等译，广州文化出版社1988年版。
[9]即铃木大拙在《禅宗概论》中指的主客不分、心神集中于一点的状态。
[10]凤凰网历史综合：《日本市场经济模式的特点及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启示》，载http：//news. ifeng.com/history/special/fazhanmoshi/200909/0908_7964_1340422.shtml.
[11]凤凰网历史综合：《日本市场经济模式的特点及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启示》，载http：//news. ifeng.com/history/special/fazhanmoshi/200909/0908_7964_1340422.shtml.
[12]刘红：《日本的市场经济与经济计划》，载《现代日本经济》2000年第5期。
[13]王建宇、金元欢：《刍议日本政府主导型经济模式的弊端》，载《外国经济与管理》1996年第6期。
[14]伍伟烨：《充满武士道精神的“安倍经济学”——日本超定量宽松货币政策走向》，载《国际金融》2013年第8期。
[15]周波、陈澄：《安倍经济复兴计划简析》，载《中国经贸导刊》2013年8月刊（上）。
[16]IMF根据通胀掉期买卖价估计隐含消费者价格指数的一个月移动平均值。同时，调查的衡量指标显示，通胀率预期稍有提高，提前一年的指标增加到1%，但这也可能反映的是预期的增值税的增加。中期预期尚未有明显变化。
[17]此处所讨论的情景是2013年《基金组织溢出报告》（基金组织，2013a）中所述情景的扩展。本文所讨论的情景还包括粘性通胀率预期。
[18]另一种情景在2013年10月的《全球金融稳定性报告》中得以详细分析，但就日本目前的通胀率较低或呈负值的现状而言，这种情景不太可能出现。在该情景下，通胀率预期增加到目标值以上，且如果财务整顿不坚决，政府债务风险溢价急剧上涨，就会使通胀率产生较大波动。这种情况下，央行可能会受到财政支配，无法按照自身意愿进行政策紧缩。
[19]欲了解更多详情，见基金组织2013年《溢出报告》（基金组织，2013a）。
[20]需要通过大刀阔斧的结构性改革抵消人口老龄化带来的潜在通货紧缩压力。
[21]Serkan Arslanalp、W. Raphael Lam，Outlook for Interest Rates and Japanese Banks' Risk Exposures under Abenomics，IMF，WP/13/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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