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期间的美国飞虎队成立始末
使中国与美国隔太平洋相望的地理环境，赋予了中国四亿人民勤劳、聪明、丰富的古老文明的历史文化以及长期以来当中国人民试图使自己适应西方的工业方式和唯物主义文化长期结合时，困扰中国大地的种种混乱，这些都使中国成为美国人民和政府特别感兴趣和关注的对象。美利坚合众国本身是反抗欧洲殖民主义的杰出榜样，它同情中国人所做出的努力，这是中国人用自己的方式决定自己的命运，并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支持他们。
这是当时美国政府对中国人民反抗日本侵略所表达的关切。（当然美国政府当时认可的中国政府是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而所有官方往来也是基本与蒋介石的政府进行的。这段历史我们无法回避。）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美国方面有关背景
“9.18”事变发生时，当时的美国处于共和党的管理之下。赫伯特·C·胡佛总统是一个和平的人，他极不赞成美国在太平洋上采取任何限制日本的路线，那可能意味着战争。其他大国，出于各种原因，同样不愿意采取有力行动。
面对欧洲大国或美国或两者都不可能施加军事和经济制裁的局面，胡佛总统的国务卿亨利·刘易斯·史汀生建议美国采取如此政策，就是不承认日本可能以武力影响亚洲任何变化的合法性。
对史汀生先生来说，1932年1月7日宣布的这项政策是重申美国所珍视的坚定信念，也是向中国人发出的一个通知，美国绝不容忍侵犯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行为。这份通知对日本人没有明显的影响，但它记录了这一点，让所有人都看到，根据两国政府所明确的利益，美国和日本发生了冲突，并认定史汀生为坚决反对日本侵略远东地区的人。
下面回顾一下抗日战争爆发后美国对中国《租借法案》援助项目出炉的始末。
中国寻求美国援助
1939年9月以后爆发的欧洲战争，使对中国友好的欧洲大国不可能有多余的武器和技术援助，因此中国政府与美国进行接触，美国政府和人民都公开表示了对中国的同情，虽然还没达到美国承诺介入中日冲突的程度。美国进出口银行借给中国人开的环球贸易公司4500万美元的两笔贷款，其用途仅限于购买民用物资。
1939年9月，德国和俄罗斯军队占领波兰后，欧洲出现了一段未经宣布的停战时期，当时称之为“假战争”。战争在海上是真实发生的，但在欧洲大陆，除了在芬兰，俄国人为了扩大边界打打杀杀外，别的地方还算安静。然后在1940年4月9日这天，德军毫无预警地袭击了挪威和丹麦。德军的长期训练和准备工作使他们所向披靡，当德军于1940年5月10日再次发动攻击时，这次是对荷兰、比利时和法国（前两个国家还宣布是中立的），挪威的战役显然已进入最后阶段。
德国的军事力量当时达到了巅峰时期，其陆军和空军在六个星期内占领了法国和低地国家（指比利时、荷兰和卢森堡）。英国远征军，加上相当一部分法军，成功地完成了敦刻尔克大撤退，但这次解救，尽管对未来充满希望，但不能掩盖这样一个事实：阿道夫·希特勒的德国主宰着欧洲，从比利牛斯山脉到挪威北端的北角，从大西洋到波兰，而远在另一边的俄国却处于一个奇怪的、不稳定的伙伴关系状态。
意大利在战争的最后几天加入了德国的行列，而日本也很有可能很快也加入进来，抓住机会占领法国、英国和荷兰在亚洲的领地。英国没啥事，而美国则不得不做出极其重大的决定。
1940年6月，宋子文访问美国，要求获得武器和更多的贷款。有两个因素在很大程度上支持向中国提供购买武器的贷款。美国的支持在于中国的目标，美国的规划者在评估与日本发生冲突的可能性和可能的进程时，认识到利用中国的人力和地理位置作为援助对美国是有利的。
然而，美国最担心的是不要激怒日本与德国结盟，因为这种结盟会进一步危及英国本已危急的局势。此外，由于德国刚刚占领西欧已经到了英吉利海峡，美国本身似乎也危险了，并且在满足美国的需求以及美国支援英国之后，美国的军火储备就不足以满足中国的需要了，因为英国的困境似乎最直接地影响到了美国。
此外，为了减少美国的储备而向中国运送物资是行不通的，因为先前发出的物资没有到达前线，因为运送物资的交通线能力不足。
随着秋天的到来，中国人的士气受到了两次沉重的打击。第一次是9月23日，日本与未占领的法国政府达成协议，进入东南亚北部。四天后，日本、德国和意大利签署了一项协议，其措辞表明他们将加入对英联邦国家和美国的进攻行动。
为了鼓舞沮丧的中国人，美国向中国提供了第三笔2500万美元的贷款。但这笔贷款并没有回应中国对武器的请求，10月份中国重申了他们的要求。日本对东南亚北部的占领，使滇印铁路关闭，使从重庆延伸到缅甸铁路终点站腊戍的滇缅公路成为中国与外界唯一的供应通道，这使他们更着急了。
虽然滇缅公路因管理不善和腐败降低了其本来就很低的通行能力，但现在作为中国与通往自由的最后一条纽带，它具有巨大的象征价值。那年夏天，经艰难努力的英国人为安抚日本人，关闭了腊戍车站三个月。虽然滇缅公路于1940年10月10日重新开放，但中国人和英国人看到9月的事件使日本人离它越来越近，英国几乎没有办法阻止日本人进入缅甸。
1940年10月18日，蒋介石讲明了他的难处，并向美国大使尼尔森·约翰逊先生提出了建议。蒋介石承认，日本的封锁削弱了中国的经济，打击了公众的士气。他自己承认中国共产党人利用了这一局面，蒋介石对他们的恐惧大于对日本人的恐惧。（必须回顾一下，这是1939年《俄德互不侵犯条约》的时代，俄罗斯和德国的外交部长很快就要开会讨论瓜分中东问题了。）
蒋介石非常担心，唯恐日本占领新加坡或切断缅缅公路。不管哪个灾难发生之前，中国必须得到经济援助，外加由美国志愿者驾驶的美国飞机。如果不尽快提供援助，中国可能会崩溃。如果它及时到来，国内的局势就会恢复，也会预先阻止日本。飞机也会通过摧毁日本海军基地允许蒋介石实现太平洋问题的“根本解决”。
蒋介石建议的计划在英国舰载机攻击在塔兰托的意大利海军的前一个月可能确实是根本的解决办法，但具有历史讽刺意味的是，却是日本人在珍珠港尝试了这种方法。
约翰逊认为现在是做出决定的时候，他敦促国务院采取有效行动，维护美国在远东的局势。国务院10月23日的答复语气谨慎。它通过观察到新加坡和滇缅公路目前看来都是安全的，来打消蒋委员长的疑虑，并且继续描述中国和美国的利益是相同的，尽管美国的传统政策是避免结盟。说明最后说，美国政府将继续研究此事，看看在现有法律框架内可以做些什么。
新闻界的每一位读者都知道，美国在法律是可以向英国运送大量武器的，因此，尽管蒋介石没有具体说明，但他给约翰逊大使留下的印象是，他对美国的答复感到满意。他请美国特使向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转达他深切的谢意。在美国10月23日的答复之后，中国人对日本盟友德国提出的调解提议置若罔闻。
蒋介石向约翰逊大使传达了对中国共产党人的恐惧，这可能反映出他们意识到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的裂痕正在扩大，这一点在几个月后的1941年1月变得明显起来。没有一个外人能指望理清这一事件的是非曲直，其标志着统一战线的终结，在1941年1月，国民党和共产党新四军发生了冲突。战斗结束后，新四军司令部的人员和他们的部队一起或死亡或被俘。
此后，许多国民党的师被派去对付共产党。这意味着，在中国国内政治平衡的转变中，蒋介石还有另一个需要考虑的因素。
1940年11月，蒋介石派中国空军作战部主任毛邦初少将率领一个代表团前往美国。和他在一起的是一位美国公民，克莱尔·李·陈纳德上尉（美军退役），他强烈主张组建战斗机队以对抗轰炸机，同时也是一个勇敢而熟练的飞行员。
1937年，陈纳德因身体残疾从美国陆军航空兵退役后，前往中国，在那里他赢得了中国人的信任和喜爱。作为他们的技术顾问之一，他已成为他们空军的上校。在研究日本的装备、战术和军事潜力后，陈纳德想出了一个用小型空军打败日本的计划，在他开发的战术系统下运作，对美国和日本飞机和飞行员的相对优势和劣势取长补短。
自1937年以来，中国人一直在与另外两名美国人讨论利用他们的影响力和商业组织将美国空军力量安排在中国的可能性。宋子文和毛邦初要求美国大使、著名商人威廉·道格拉斯·鲍利和布鲁斯·雷顿中校（美国海军预备役退役）合作向中国提供空中支援。
毛邦初的代表团于1940年11月25日向总统联络委员会提出了请求，该委员会是协调外国在美国购买武器的民间机构。中国希望在1941年向中国交付500架战机。他们还希望有机组人员驾驶这些飞机，因为尽管欧洲和美国的空勤任务进行了连续不断的努力，中国人还是无法训练出一批飞行员。
一百五十名基本教练机和十架运输机将组成一支小型但均衡的空军。要求提供百分之二十的备件，加上建造14个主要机场和122个起落跑道的材料，以及用于一年行动所需的弹药和军火。
在毛邦初提出飞机计划的同时，中国也出价购买价值3000万美元的地面部队物资。第一次的出价是相当于30个中国师的装备规模。
1940年12月1日，美国向中国提供了1亿美元的贷款，这是向中国启动军事援助的第一步。总额的25%可用于购买武器。显然，这一数额不足以资助毛邦初的飞机项目或中国对地面部队物资的出价。美国军队也无法找到设施制造中国要求的武器口径。中国人还被告知，美国陆军无权向中国出售其库存的军事装备。
有了2500万美元，毛邦初的飞机申请就更好办了。12月4日，美国国务院的斯坦利·K·霍恩贝克博士暗示，对中国的军事援助将从飞机开始，不会对美国的志愿者计划提出异议。1940年12月19日，罗斯福批准了对中国的军事援助，并要求国务院、陆军部、海军部和财政部设法实施计划。
自1937年12月日本击沉美国“班乃”号军舰以来，由于担心日本的企图，海军部仔细研究了毛邦初的提议。海军部长弗兰克·诺克斯在助手莫顿·L·德约上尉（美国海军）的协助下，与鲍利先生和雷顿中校讨论了战略影响以及中国使用和维护500架现代飞机的能力。两人都有多年向中国政府出售运输机和战机的经验。
在美国海军长江巡逻队服役后，雷顿中校对位于中国基地的空军在遏制日本进一步侵略方面的战略重要性深有体会，但他很快就指出了其由中国人负责的局限性。他坚持说，美国技术人员必须在500架飞机空军计划的所有阶段提供协助，否则会出现故障和浪费。尽管谨慎行事，诺克斯还是很快成为中国空军飞机和志愿者的主要倡导者。
不幸的是，毛邦初的计划与美国和英国的要求相冲突，美国和英国的首要任务是在1942年6月之前不要给中国这些装备。给予中国援助背后的想法是，从1941年的最后六个月开始而不是十二个月后，让日本人完全占领中国，而时间间隔表明无法做到这一点。该计划的规模完全可以接受，因为当时的政策是接受外国订单，这将导致美国军工厂的扩大。
解决优先权冲突的第一步是英国采购团同意让中国人使100架P-40B战机拨给英国，而反过来中国将优先购买100架新型号战斗机。英国人承担了完成P-40装备的责任。在他们匆忙地获得战斗机的过程中，中国同意接受了首批36架没有必要战斗装置的P-40战斗机。
在各部门着手陈纳德精心准备的这些建议的同时，宋子文和他的中国同事向总统提出了一个计划，由美国志愿者从中国基地驾驶B-17轰炸机轰炸日本。这一建议赢得了相当大的关注，不像蒋介石提出的击沉日本舰队的建议。美国陆军参谋长马歇尔将军说，这项计划得到了国务卿科尔德尔·赫尔和他的同事、财政部长亨利·摩根索的批准。
该计划带着严肃郑重的支持，在美国陆军部进行了一次更为仔细的检查，在这期间，中国人似乎已经在没有战斗机掩护或防空支援的情况下耗光了一批马丁轰炸机，跟他们提议驾驶B-17轰炸机一样，没有取得什么结果。
训练有素的美国机组人员与B-17轰炸机一样鳞毛凤角，而允许他们成为志愿者将极大地阻碍陆军航空兵的扩张计划。此外，由于将备件运送到轰炸日本范围内的机场是最困难的，将不能解决B-17的维修问题。尽管美国陆军部没有批准B-17轰炸机和机组志愿人员的请求，但讨论表明，在这个想法的早期，陆军部接受了通过向中国提供空军力量来遏制日本的想法。
对中国《租借法案》援助的起源
在购买了100架P-40飞机后，中国人需要更多贷款来完成毛邦初的飞机项目，并为中国军队购买装备。1941年1月初，由于美国的援助计划即将发生深刻的变化，美国陆军部告诉中国人，他们那两个项目的进展再等等。
由于英国人手头的美元马上就要花光了，罗斯福总统在12月提出了一个消除“美元符号”的办法，即向英国或任何认为其国防对美国安全至关重要的国家租或借武器。《租借法案》是当时美国这方与德国和意大利之间正在进行的没有硝烟的战争的一个有力武器，因为英国和中国成为了美国巨大的资源和工业表演的舞台。
《租借法案》于1941年1月6日提交国会审议。与英国相比，中国在《租借法案》立法规划方面所起的作用非常小。一个原因是，除了毛邦初的计划，华盛顿几乎没有关于中国总体需求的具体细节信息，因为宋子文的幕僚们只提供了模糊的概述。而英国这方面，则提出了具体的计划，第一批租借的估算就是基于这些计划。
第二个原因是，尽管陆军部希望日本能被遏制在中国内，但在东方拥有大量资产的英联邦国家被认为在维持中国作为交战国方面具有重大利益。英联邦本来会得到美国的批准把任何合理的计划转移到中国。
此时，蒋介石要求把总统的行政助理劳克林·柯里博士派到中国考察军事和经济形势。柯里博士随后于1941年1月28日至3月11日访问中国。
柯里似乎没有在实际考察了中国人提交给他的各种项目的完成范围和程度之后，回到美国告诉总统，蒋介石因期待美国增加支援，正在加紧完成B-17轰炸机的机场建设，并计划集中滇缅公路的行政管控，在战略要地集结军队接收美国武器。柯里还提交了中国对技术人员、顾问和进一步信贷以稳定货币的要求。
总统于1941年3月11日签署了《租借法案》。3月31日，宋子文向前身为《租借法案》管理办公室的国防援助报告司执行官詹姆斯·H·伯恩斯少将提交了中国的要求。中国的这一要求和随后提出的其他要求，其考量是根据装备的可用性以及美国在大西洋或欧洲地区做出重大努力的已经制定的政策。
美国总统罗斯福于1941年3月11日签署了《租借法案》
宋子文提出的第一批物资和服务要求共有7项，但仔细分析后发现，这项要求主要集中在三个相关项目上。这些是：
·毛邦初-陈纳德的提议增补，要求在美国的训练和技术援助下，建立一支拥有1000架飞机的现代化空军。
·如果基于中国人在1942年3月最后提交的组织架构发放武器的话，将装备30个师。
·中国与友好大国之间的有效交通线，包括：
- 从云南到缅甸的窄轨铁路。
- 一条从印度萨迪亚穿过缅甸北部到中国的公路。
- 卡车、修理厂，以及为缅甸公路重新铺装路面。
- 运输机作为公路和铁路的补充。
从这些请求中可以看出背后的战略迹象，表明中国希望空军能够保护中国的机场、城市及其临近地区。有了这些安全保证，连接这些地区的交通线就可以有效地工作。扩大的供应线将支持新装备的师，其中一些需求将由中国的武器库供应。
宋子文认为，一支恢复生气的中国军队，不仅可以占据关键的防御点，从而迫使日本把军队驻扎在中国，而且可以最终发动进攻。他估计，如果有足够的《租借法案》援助，这些战略目标可能在两年内就会实现。
柯里博士从重庆回来后，接到了总统的机要顾问哈里·L·霍普金斯先生的任务，加快中国的《租借法案》援助。柯里发现宋子文的计划表现糟糕，在建立《租借法案》机制中刚开始很混乱。加快对华援助的强大推动力来自1941年4月13日签署的俄日中立条约，这着实令中国人大为震惊。
中国人曾感觉苏联愿意向他们出售少量武器，但现在看来这个来源也凉快了。因此，蒋介石再次呼吁援助，而华盛顿则急于寻找办法，抵消该协定对世界公众舆论的影响。
柯里博士把宋子文的计划送到了陆军部，在那里得到了查询分析。陆军部的共识是，中国人没有准备好充分利用《租借法案》，因为他们不知道自己需要什么。军械和飞机的需求量是具体的，可以理解，但工程和医疗需求却是“概括说明……在尽可能快的情况下提供详细信息。”关于滇缅铁路，他们要求3万吨钢轨，但没有说明规格。
在要求卡车时，宋子文给出了精心设计的表格，这些表格都是以4吨卡车为基础的，美国生产不了这么多卡车，而且这种卡车会把没经改善的中国道路碾压的不成样子。这些车辆的备件问题是通过简单的要求来解决的，没有根据操作经验估计可能需要多少数量。
可以肯定的是，有关这些问题，该计划承诺“将来给出细节”，但这是1941年3月了好吧，宋子文从去年6月就开始吵吵要求援助。每耽搁一天提供规格说明就意味着耽搁一天的采购，而关于这些要求的含糊和不真实的普遍气氛给陆军部留下了不利的印象。
4月22日，美国陆军部向柯里提交了一份关于宋子文计划的初步报告和一份装备清单，如果有的话，这些装备可以在不明显影响美国陆军和英国计划的情况下提供给中国。卡车短缺，筑路机械勉强。
柯里把清单削减了一部分，总统标注4510万美元，对中国的《租借法案》计划启动了。由于资金到位，宋子文于5月1日提出的300辆2.5吨卡车的初步申请（与要求相反）于5月6日迅速得到罗斯福总统的批准。在两周内，这第一批《租借法案》项下设备离开纽约前往缅甸仰光。同时，陆军部完成了对宋子文整个计划的可用性、美元成本和运输数据的估算。
该研究为珍珠港事件之前中国所有《租借法案》计划的制定奠定了基础。在挑选军械物品时，柯里获得了陆军部和总统批准的启动地面部队项目的资金。
柯里了解到，美国陆军部批准的为中国项目生产任何军械物品的资金，并没有庄严地承诺将其交付给中国（先给国民党画个大饼）。美国陆军部强调，当武器准备好分发时，紧急情况可能会迫使优先事项发生变化。
到1941年春末，宋子文的交通和空军项目中又分得了1亿美元的租借资金。由于在1942年年中之前，柯里对中国能够获得任何数量的军械和交通设备没抱什么希望，因此他把精力集中在一个更有希望前途的空军项目上。
空军进入中国：飞虎队和柯里的《租借法案》项目
到1941年初春，两个空军项目显然是从最初的中国500架飞机计划中产生的。1941年1月和2月，100架柯蒂斯P-40B型战机的可用性提供了一个机会，是陈纳德和宋子文开发的，从服务上得到了有力和必要的援助。宋子文的目的是尽快组建一个战斗机队，以便尽早在中国服役。
另一方面，柯里急于获得《租借法案》项目资金，以填补一个更加长期的空军项目，这个项目如果成功，将创建一个强有力的中国空军。就在这两个项目同时开发时，P-40战斗机项目在珍珠港事件之前的这段时期远远超过了其《租借法案》项目对手。
1941年2月15日，马歇尔将军告诉代理国务卿萨姆纳·韦尔斯先生，已经找到一个愿意尝试一下为P-40B战斗机招募飞行员的人，尽管现存保持中立的法律。这个人正是鲍利先生，他从1940年12月起一直在与海军部长诺克斯就一项志愿者计划进行磋商。
两个月后，鲍利与宋子文签署了一份非营利性合同，负责装备、供应和运营众所周知的美国志愿航空队（飞虎队）。根据合同，陈纳德上校被授予非军事性的监察员头衔。为了确保设立美国志愿航空队的组织的不同分支机构之间的协调，合同要求陈纳德与鲍利在远东和纽约的机构保持密切联系。
陈纳德上校
虽然飞虎队没有得到《租借法案》基金的支持，但陆军部和海军部，为落实总统的政策，很快就参与进来了。两个部门都将设施扩展到了鲍利的招募代理处，并放手让飞行员和机组人员到中国空军服役。鲍利的代理除了夏威夷和菲律宾没去外，在美国空军和海军的训练场到处游说，给志愿者提供丰厚的薪水，并暗示如果胜利肯定有奖金。
行政和技术人员已于8月9日招满，但飞行员的招聘工作没有完成，还得一个月。共有101名飞行员志愿者来自海军，38名来自陆军，每个人的合同期为一年，从志愿者到达远东时算起。
向海外的移动始于6月9日，第一批飞行员随后乘坐一艘荷兰船只由美国军舰护航通过了日本托管的岛屿。尽管护航违反了中立法律，但海军作战部长哈罗德·R·斯塔克上将认为，护航对美国支持中国是无可厚非的。
1941年4月15日，鲍利与宋子文签订了一份合同，以确保100架P-40战斗机有志愿者驾驶（这些飞机早已装船驶往仰光了），并派他的兄弟爱德华去重庆检查准备工作，中国人承诺在中国接收美国航空志愿队。爱德华·鲍利报道说，中国人还没有开始准备接收志愿者。结果，鲍利告诉他的兄弟，让他问一下在缅甸的英国军事当局有关训练设施的事儿。
在腊戍，爱德华·帕利先生非常幸运地遇到了英国远东地区总司令罗伯特·布鲁克·波帕姆爵士，他把保卫缅甸也算作他的众多职责之一。罗伯特爵士非常乐于助人，他获得了英国战争办公室的许可，允许他们在同古和马圭向美国航空志愿者提供设施。
当第一批航空志愿者于7月28日抵达后，他们立即被派往距离同古六英里位于一片散发着各种有害气体的丛林中最近才完工的英国皇家空军机场。由于英国渴望避免与日本开战，伦敦把这个机场交给美国空军进行全面的战斗训练，但条件是缅甸的机场不能被用作攻击日本的基地。这一安排造成英国和缅甸民事当局之间出现了行政管理困难。
由于被禁止使用美国武装警卫或雇用缅甸人作为警卫，飞虎队队员感到其安全受到威胁，最终还是使用了尼泊尔廓尔喀族人卫队。未经英国皇家空军官方许可，飞虎队不得对机场建设进行任何增加或更改。在缅甸训练的美国航空志愿者的地位也不正常，因为飞虎队是中国空军的一部分，在美日战争爆发之前，他们与美国陆军空军没有官方联系。
在同古，三个P-40战斗机中队的志愿者接受了陈纳德的战术体系训练，这种战术体系是基于对日本空军多年的研究和观察。
陈纳德的飞虎队队员采用双机组编队，总是成对飞行和作战，进行俯冲，快速通过，然后分开，从而利用P-40战斗机优异的俯冲速度，不用像日本战机所设计成单薄、操纵灵活的那样再折返回来战斗。重点在射击，瞬间的接触都可能是致命的。作为一个整体，训练飞虎队用来打乱日军的编队，出其不意地出现在他们的飞行员面前，并利用由此产生的混乱。
这些战术的训练使飞机损失惨重，这些飞机急需适当和完整的装备。在匆忙获得战斗机的过程中，在英国答应将从其《租借法案》项目的库存中拨给枪支和弹药的情况下，才接受了没有必要的设备和备件的P-40战斗机。这种责任划分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引起了很多争论，中国主要的采购和供应机构-中国国防物资公司认为，如果英国不能装备这架飞机，美国陆军部就必须这样做。
美国陆军部并不急于承担支持一个远离美国基地的战斗机队，并对目前0.30和0.50口径弹药的严重短缺感到更加尴尬。虽然陆军部赞成把日本人牵制在中国的理念，但当面对成立和支持飞虎队的具体问题时，它的一些高级官员却心存疑虑。
国务卿史汀生完全承认后勤保障的细节使“整件事如此混乱”，并确信军械和信号设备不足的清醒事实没有引起罗斯福先生的注意，他拒绝接受任何声称国防部不负责飞虎队的事儿。“非常遗憾，真就这样，”这是他的意见。
最后，柯里不得不带着中肯的说明把这件事告诉总统，他说，如果这些战机在没有弹药的情况下被派往中国，将成了一场国际丑闻，而其他的《租借方案》计划也可能被人们抛到脑后。总统下令发送弹药，150万发子弹来自军队库存。
由于工厂不再为过时的P-40B生产大量的备件，因此也很难找到备件。在美日战争开始之前，陆军部与飞虎队的关系这个更大的问题都没有得到解决。
尽管参与了仓促创建一个战斗机队的努力，柯里博士也在为他更大的计划进行工作。考虑到美国飞机的生产数字，而且没有忘记中国在第一次《租借法案》项目拨款中只收到5300万美元用于购买飞机，柯里在1941年5月28日概述了他的计划。
为了补充飞虎队的100架战斗机，他安排英国提供144架伏耳提公司生产的 P-48“先锋”战斗机。在共和国飞机制造公司，他找到了125架P-43“枪骑兵”战斗机。此外，他根据英国合同找到了66架洛克希德和道格拉斯轰炸机，英国皇家空军缺少飞行员驾驶这些轰炸机。他提议从英国人那里转移过来。
柯里把他的计划提交给了海军部长诺克斯，他认为：“如果这项计划被采纳，中国将在1942年初拥有一支数量可观的空军，以远东标准来评价，这应该足以（a）保护战略要地，（b）允许地方军队发动进攻行动，（c） 允许轰炸日本在中国和东南亚地区的空军基地和补给站，轰炸沿海和河流运输，以及（d）允许时不时地给日本扔几个燃烧弹。”
柯里将1941年10月31日定为完成计划的日期，并声称，这样一支部队将是“遏制日本对新加坡和南海袭击的强大手段”。作为最高层级的联合事务部门的联合委员会，在研究了这些建议后，对其战略概念没有提出异议。
至此，针对中国的《租借法案》项目开始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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