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来西亚在走下坡路？

《彭博社》（Bloomberg）评论员丹尼尔墨斯（Daniel Moss）在最新的一篇专论中以《马来西亚正蹒跚滑向失败国》为题，阐述了马来西亚经历了疫情的连续性冲击后，已造成社会、经济和政治的三重危机。

犹记得在60年代至90年代，有出现过所谓亚洲“四小龙”的说法，意指韩国、台湾、香港和新加坡向发达国家转入劳动密集型的工业，从而吸引大量的外国资金和技术后，在年复一年发展下，成了继日本之后在东亚地区的经济火车头之一。较后又崛起另“四个亚洲小虎”，它们是印尼、泰国、马来西亚和菲律宾。

由于“亚洲四小龙”对日本市场的进口和对美国市场的出口依赖甚高。当美国在1988年取消这些地区向美国出口商品所享有普惠制待遇后，亚洲四小龙被迫在美国市场与德国及日本等发达国家的产品进行竞争，面对的冲击不言而喻。而在另一方面，“亚洲四小虎”因未受影响，继续利用普惠制待遇向美国扩大市场。

但到了1997年的亚洲金融风暴突袭后，东南亚国家不幸地陷入经济危机，从泰国开始吹向马来西亚，再辐射至台湾、新加坡、香港和韩国。其中马来西亚就以贬值货币40%来止住往下跌的恐慌。这场风暴的始作俑者是金融大鳄索罗斯，他最终赚得盘满钵满，而东南亚一些国家则“哀鸿遍野”。

当进入21世纪时，东南亚算是比较安定，马来西亚也不例外，以致在位的马哈迪又对他在1990年提出的在30年后，即2020年时达成先进国的宏愿，即国人均年收入在1万5000美金的水平／6.2万令吉，兴致勃勃。

遗憾的是，马哈迪的宏愿似乎没有达到指标。按照统计，当下马来西亚人的年均收入才在1万美元之间（约4.2万令吉），离先进国的目标还差5000美元／约2万令吉。这也与中国已达到人均年收入1万美元水平相差不大。

这之中马来西亚所面对的阻力是不言而喻的：

（1）1998年后的安华事件及后来卷起的政治风暴，包括伊党从中崛起而与巫统争夺“伊斯兰国”的话语权。

（2）在强化种族政治的当儿，马来至上主义再次登上更高台阶，这无形中影响马来政党的转型，因为保存马来社会的甘榜面貌与城市间的距离是维持马来政权的可靠策略。因此城乡的差异成了种族屏障的有效工具；尤其重要的是，当60%的议席在乡区，而40%的席位在城市或半城市的当儿，也就无人能对种族议席比例作出改变。这些差异是难以协调的。

（3）虽然在2018年的大选改变了政治格局，但改变不了政治体制和模式。从马哈迪重返政坛到两年后放手给慕尤丁从“后门”越位，除了最大目的是阻止安华上位外，另一个目的是维护马来人至上的地位。从他们两人坚持组织土团党的种族色彩来看，他们是未雨绸缪的。

（4）即使国际货币基金预测马来西亚今年的经济成长可达6.5%，以弥补在2020年的负成长超过5%，但如今因疫情的反复和不断升高，使到人们对未来感到迷茫。如果经济进一步滑落，也在情理之中。

单看马来西亚，从2020年3月18日开始，也就是国盟夺权之后发生的事，如因疫情“恶化”而实行了行管令（MCO），后来又一直延长至2020年12月。间中虽有放宽行动，但过后又再回到严管，百姓的生活受到严重影响。

转入2021年，情势进一步“恶化”。来到7月几乎已到了不能预测病例的地步。例如7月13日新增的确证病例突破1万1000宗，其中雪兰莪就占了5000多宗。总共累积病例超过9万6000宗，而死亡人数也突破6300人。这意味著政府所制定的进入第二阶段都不达标，更别说有机会进入第三和第四阶段。

（5）在国盟上台初时，慕尤丁还给民众留下“治国有方”的好印象。可是过了不久，就显露败象。在没有提出如何控制疫情方案下，突委任副首相也显示不了其重要意义，只能列为旨在安抚巫统人的需求，作出的政治妥协，而不是为了救国。

与此同时，为应付疫情，马来西亚政府在2020年预算案中已拨出3050亿令吉充为经济配套，而在2021年的财政预算案中又再多拨3225亿令吉应急。经济的脆弱，也一览无遗。固然我们不赞成举白旗求救，因为这是投降之举，不能当为求救讯号，但从中也反映出一些人民已捉襟见肘，不得不向外求援。

基于求变越趋强烈，马来西亚又承受不起无止尽的折磨，唯一的方案是通过和平的手段作出改变。这个时候，各党各政客不应为官位和权力而让政坛乌烟瘴气。至于巫统优柔寡断的决策，换来的是失败和分裂，这个政党也就走到头了。

正如资深的评论家丹尼尔莫斯所下的结论：没有一个国家可以无限期地朝著这个方向走下去，否则将成为全球机能失调的坏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