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是如何塑造鲁迅的？

原创 钱冠宇

众所周知，鲁迅一生与日本关系密切，假如抛开日本，他的写作和思想几乎无从谈起。例如，促使鲁迅决定弃医从文的著名的“幻灯片事件”就是他在日本仙台留学时发生的，后来被他写进《<呐喊>自序》中而广为人知。

经由毛泽东时代的推崇，鲁迅在中国的名望堪称现代作家之最，可谓家喻户晓，然而鲁迅在日本究竟处于何种地位？日本人又是如何阅读和研究鲁迅的？鲁迅的影响力在整个东亚世界又是一种怎样的情形？

《鲁迅的都市漫游》

（日）藤井省三 著

潘世圣 译

新星出版社

2020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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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大学教授藤井省三是日本研究鲁迅的重要学者之一，小年六年级时，他在家里的《少男少女世界文学全集》的“中国卷”里第一次读到鲁迅的《故乡》，激动万分，随后又在中学教科书里与《故乡》重逢，自此与鲁迅结缘。若干年后，藤井省三成为鲁迅研究专家，并撰写了题为《鲁迅<故乡>阅读史：近代中国的文学空间》（新世界出版社，2002年初版）的学术专著。

据藤井省三介绍，鲁迅在日本拥有“国民作家”的称号，地位丝毫不亚于本国作家。鲁迅的作品被日本所有的初中国语教科书收录，成为日本的“国民文学”。从1950年代开始，鲁迅的《故乡》被选入日本语文教材，而且一直保留至今，凡是上过中学的日本人，对鲁迅都不会感到陌生。

《鲁迅的都市漫游》是藤井省三2011年在岩波书店出版的一部著作。这本书面向日本大众读者，叙述了鲁迅在南京、东京、仙台、北京、上海等地的经历，着重考察东亚视域下的鲁迅及其作品。藤井省三用散文笔调深情地回顾了自己的私人鲁迅阅读史，同时又以学术态度概述了日本乃至东亚各国的鲁迅接受史。

藤井省三1952年出生，他的父亲曾是“满铁”公司职员，在河北张家口分公司工作，后来参加过日本侵华战争，日本战败后，被美军运输船送回日本。藤井省三第一次大量阅读鲁迅的作品是在上世纪60年代末的中学阶段，当时世界左翼运动风起云涌，不仅日本发生了学生游行示威抗议，中国也正处于“文革”时期，藤井省三当时甚至还对“红卫兵”产生过兴趣。毛泽东赞誉鲁迅为“中国革命的圣人”，藤井省三因此对鲁迅的作品愈发喜爱。

鲁迅凝视民族与自我暗部的勇气强烈吸引了藤井省三。另外，著名汉学家竹内好的鲁迅作品翻译与研究也在其中起到了关键作用。“我想，在青春时代，对暗淡而非明快更有共鸣的，一定不止我一个人。不过无论如何，引导我们去关注‘暗’的思想的，确乎是竹内好的鲁迅研究。”藤井省三回忆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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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最早的鲁迅介绍并不在中国，而是出现在日本。藤井省三考证，鲁迅留日的最后一年，也就是1909年，在著名评论家三宅雪玲主编的半月刊《日本及日本人》5月1日号上，刊登了一则《文艺杂事》：“现有居住于本乡、年纪二十五六岁之周姓中国兄弟，饱读英德两语的泰西作品，并在东京刊行了定价仅为三十钱的《域外小说集》……”其中的“周姓中国兄弟”指的就是鲁迅和他的弟弟周作人。

1920年代，日本学者青木正儿发表题为《以胡适为中心：汹涌澎湃的文学革命》的连载文章，其中第一次介绍了“鲁迅”这个笔名：“在小说方面，鲁迅是位有前途的作家，如他的《狂人日记》描写一种迫害狂的惊恐的幻觉，而踏进了迄今为止中国小说家还尚未达到的境地。”

鲁迅兄弟从日本移居到北京生活后，与日本的联系仍然没有中断。尤其五四时期的北京居住着大约1500名日本人，他们逐渐形成一个共同体，办起了像《北京周报》这样的日文周刊。鲁迅当时与《北京周报》的记者如丸山昏迷等人过从甚密，丸山昏迷的名字就多次出现在鲁迅和周作人的日记中，后来，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还被丸山昏迷翻译为日文在《北京周报》上连载。

不过《中国小说史略》并非鲁迅最早的日译作品，1922年6月4日《北京周报》上刊登的日文版《孔乙己》才是鲁迅最早的日译作品，译者为鲁迅的兄弟周作人。之后为鲁迅作品的日文翻译作出巨大贡献的日本人是增田涉。

增田涉从东京大学毕业后，经佐藤春夫老师和内山书店老板内山完造的介绍，1931 年来到上海拜在鲁迅门下学习，并得以每天3小时在鲁迅住所聆听他一对一讲授《呐喊》《彷徨》等作品。回到日本后，增田涉与佐藤春夫一起翻译出版了岩波文库版的《鲁迅选集》，这套《鲁迅选集》除了畅销日本本土外，还在日本殖民统治下的台湾地区、朝鲜半岛产生过重要影响，为鲁迅在东亚的普及奠定基础。

▲鲁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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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东京大学学生竹内好等五人共同发起成立了“中国文学研究会”，并创办会刊《中国文学月报》。1935—1943 年，《中国文学月报》共发行92期翻译介绍鲁迅的作品，此外还翻译介绍过周作人、郁达夫、郭沫若等现代作家的作品。竹内好不仅翻译鲁迅作品，而且先后刊行了《世界文学手册·鲁迅》（1948）、《鲁迅杂记》（1949）等鲁迅评论，在日本国内，他对鲁迅的阐释被称为“竹内鲁迅”。

与“竹内鲁迅”相对，日本还有所谓的“丸山鲁迅”，指的就是藤井省三在东京大学的导师丸山昇的鲁迅研究。丸山昇在竹内好、增田涉等前辈的基础上，使用1949年后陆续刊行的许广平、周作人等人的回忆录等新资料，写成《鲁迅：他的文学与革命》（1965）一书，是把鲁迅作品作为外国文学研究讨论的代表性著作。

藤井省三毕业自东京大学，后来又留校任教，对东大的鲁迅研究传统了如指掌。在藤井省三看来，竹内好与丸山昇的鲁迅研究各具特色。竹内好更加看重鲁迅作为“思想家”的身份，想借助鲁迅去解决日本社会的诸多问题，实际是将鲁迅“日本化”，“以鲁迅以及同时期中国为镜子，对日本的近代化和时代现状进行分析和批判，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外国文学兼日本文化批评”。丸山昇本人是日本共产党党员，早年还因参与革命进过半年的拘留所，他更看重鲁迅作为“革命家”的身份，强调如何将鲁迅与革命联系起来。

竹内好的鲁迅翻译与研究虽然在日本拥有神化一般的地位，但藤井省三通过对比鲁迅原文，指出其翻译部分篡改了鲁迅的句法和原意：“通过大胆意译和分节断句的翻译文体，竹内好成功实现了鲁迅文学于战后日本的本土化，中学教科书也将鲁迅作品作为国民文学进行处理。在这个意义上说竹内好的功劳的确很大。但另一方面，竹内的翻译也失去了鲁迅文学的原点，即在否定传统的同时，对现代抱有深深的疑虑的彷徨。”

值得注意的是，“竹内鲁迅”也经历过一个前后期的变化过程。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促使竹内鲁迅论发生质变，“战前那种‘先进日本—落后中国’的图式发生了逆转，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在很多日本人眼里闪耀着光芒，以竹内好等一些中国文学研究者为主的日本人，对人民共和国抱有无限期待，极力赞美社会主义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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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的作品作为东亚现代文学经典，影响力早已超越中、日两国，藤井省三在《鲁迅的都市漫游》里，还考察了鲁迅在新加坡、马来西亚、韩国等国的接受史。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一部分中国左翼知识分子移居新加坡、马来西亚，他们的介绍和宣传让鲁迅的名字在新马文坛为人所知。随后，中国共产党支持下的南洋共产党成立，三年后发展为马来西亚共产党，他们把鲁迅塑造成了对抗英国殖民地当局的文化英雄和偶像。

藤井省三引述新加坡大学教授王润华的观点说：“在新加坡、马来西亚的华文文学领域，被左派神话的鲁迅已经成为一种‘文化霸权’。南洋的作家们长久以来一直致力于学习和模仿以鲁迅为中心的五四新文学，直到20世纪60年代后半，由于调整和去除了中国文学的规则，他们才终于有了面向本土探求文学的题材和形式的更多可能。”

朝鲜半岛是仅次于日本接受鲁迅最早最深最广的东亚地区，值得一提的是，1927年8月，移居北京的朝鲜人柳树人将《狂人日记》译为朝鲜语发表，成为最早由外国人翻译的鲁迅作品，比日本还要早两个月（日语译本最早的是1927年10月发表的《故乡》）。

1910年朝鲜沦为日本殖民地。1934年4月，常驻中国上海、南京等地的朝鲜《东亚日报》特派记者申彦俊在《新东亚》杂志上，发表了一篇《中国大文豪鲁迅访问记》，并刊载鲁迅约见申彦俊的亲笔信，这篇访问记以鲁迅为参照视角进行民族自我批判，成为“朝鲜鲁迅接受的原型”。

鲁迅也深深影响了朝鲜作家的创作，比如朝鲜近代著名作家李光洙就从殖民地民众身上看到了“阿Q”的影子。1936年8月，李光洙在日本《改造》杂志发表以“朝鲜阿鬼”为主人公的短篇小说《万爷之死》。在殖民地统治末期，李光洙被迫“对日协力”，为此他曾向后辈坦承，“我就像阿Q一样混蛋”，为自己成为阿Q式的知识分子而痛苦自责。

韩国人阅读鲁迅的传统从殖民地时代一直绵延至今，鲁迅甚至已经成为韩国大学入学考试论述题的主角，而且还设立了“鲁迅文学奖”，以此显示鲁迅在韩国的重要程度。

身为日本学者，藤井省三在书中对所谓“鲁迅遭遇暗杀”的传闻做出了辩驳。每当中日关系出现裂痕的时候，声称鲁迅被日本主治医生须藤五百三暗杀的传闻便会甚嚣尘上，尤其鲁迅之子周海婴还在回忆录《鲁迅与我七十年》中传播这种“暗杀说”。为了证伪“暗杀说”，藤井省三举出须藤五百三当年为鲁迅看病时留下的一篇医生手记，凭借其中的亲密对话断定须藤医师与鲁迅之间当时存在着高度信赖关系，“暗杀”一说当属子虚乌有。

《鲁迅的都市漫游》中关于鲁迅生平事迹的部分对于中国读者来说，大多不算新鲜，然而，藤井省三考察鲁迅作为东亚文学经典形象的建立过程，无疑颇有启发，示范了从域外“发现”鲁迅的一种可能。

■ 《晶报·深港书评》，钱冠宇/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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