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月24日 星期日

英国上世纪50年代曾派300名间谍监听中国

英国上世纪50年代曾派300名间谍监听中国

窃听是间谍常用手段

据英国广播公司(BBC)报道,从1955年开始,英国连续6年时间选送刚刚离开校园的年轻人学习中文,然后将他们送到远东地区做间谍。近半个世纪后,他们的故事才公之于众。

他们的传奇经历,是那些抱有远大理想的毕业生们所梦寐以求的。某年某月某一天,你应招去一个地方,宣誓保密,然后接受一门外语的培训,再后被送去感受异国风情。

对英国政府战时兵役系统招募的大约300名年轻人来说,这样的经历,完全不是传奇小说中出现的情节。

这一经历,改变了这些现在已经年近70岁的人一生的命运。另外,一个附带效应是,它为诸如牛津、剑桥、利兹、爱丁堡等大学,甚至美国、加拿大和新西兰等国家的大学培养了一代中文讲师。

故事开始的年代,世界被分成了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两大阵营。毛泽东成为中国的领袖,使当时是英国殖民地的香港一时间变得很敏感,突然成为战略要地。

英国政府决定需要一批可靠的人驻扎在香港,专门收听“隔壁”中国大陆的无线电信号。可问题是,有几个英国人能懂汉语呢?

用笔名“纳吉尔·维斯特”撰写情报历史的鲁泊·阿里森说,英国政府决定训练汉语人才,于是要求每个年满18岁的人,必须为国效力的英国战时兵役制度,就提供了巨大的免费资源。

这些年轻人,无论他们喜欢与否,都有义务为国家服役两年。

这一战时兵役制度下招募来的年轻人,有的被送到马来西亚、朝鲜、肯尼亚或者塞浦路斯打仗。但这些人中的佼佼者,部分则被安排了一条截然不同的服役方式——学习外语。而最常见的外语是俄语。

英国上世纪50年代曾派300名间谍监听中国

努尔·艾娜雅特·汗本是印度公主,二战期间,被英军招募成为一名代号 “特工马德琳”的美女间谍。

招募天才

可是,怎么才能筛选出有学习汉语潜力的语言天才呢?实际上,甄选过程更像是竞猜游戏。

谁也不能肯定,要学好这样一门外族人的语言,究竟需要哪些天分。于是,原本要到剑桥学古典文学的,正在受训成为会计师的,还有学文学艺术的,都被选去学汉语。

对许多人来说,这样的甄选过程非常意外。比如说,一群年轻人在列队检阅时被问:谁的法语学到中学毕业水平?有一个人举起了手,结果他被选去学中文。

瑞格·亨特回忆说,他和另外两个人原本准备学俄语的,一天被招去见长官。

长官问:愿不愿意转去学刚刚开办的汉语课程?

“我们想都没想就回答:愿意!长官!结果这一下改变了我们的人生。”

迈克·华莱士主动地选了汉语课程,原因仅仅是可以离心上人(后来的妻子)近一点。

这些新招来的汉语学员,对中国完全没有了解。有些甚至从来不知道,世界上居然还有汉语这种语言。不过,在宣誓严守机密后,他们开始了学习课程。授课地点通常设在英国中部的空军基地。

全新世界

学员之一的大卫·麦克姆伦,后来成为剑桥大学的汉语教授。他的双胞兄弟詹姆士,则在牛津讲授日文。大卫回忆说,他们当时的严格教学方式,是一个“语言老师最理想的教学模式“。

“头两个星期的时间,全部用来大声朗读正确的音调。但是,你在教本科生的时候,根本不可能这样训练。实际上这样做很有好处。”

虽然训练很严格,但是纪律却相对松懈。

曾经担任授课老师的派迪·雷恩已经87岁了,他曾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驾驶轰炸机。他说,参加汉语培训课程的这些聪明学生“跟普通服战时兵役的人非常不同,纪律方面相对放松很多。“完全没有那种下令把头发剪短之类的事情”。

课程持续一年的时间,之后学员们就被空运到香港去。沿途会停靠一些令人羡慕的好地方,像的黎波里、罗马、伊拉克、卡拉奇、新加坡,等等。

英国上世纪50年代曾派300名间谍监听中国

第一期汉语学习班的学员在香港

东方之珠

对这些1950年代来自英国的年轻人来说,香港就像是一个新世界。

麦克·华莱士回忆说:“香港像一个永远不关门的商店。不管白天晚上,街道上总是人挤人。你沿着任何一条小巷子都可以找到餐馆,可以看到治疗各种古怪病症的告示牌,通常配上血糊糊的图片。所有的一切都完全不同。那段时间,真是很奇妙、很刺激。”

这些年轻人被告知他们的工作:带上耳机坐下来监听,快速记录所有能听到的中文内容。

由于每天24小时都需要人值班,每个班的时间很长,有时候也很无聊。特别是他们并不知道听到的广播内容,究竟有什么重要性。

多亏有历史档案处公开的文件,再加上其他相关的人士所做的调查研究,他们现在终于知道当时记录的有中国共产党空军的行动情况、还有监视大陆航班进出香港的情况。

虽然,他们在每次交班时,都不知道自己记录的内容究竟会被如何处置。现在,他们也终于明白这些记录,都在香港分析并与澳大利亚和美国的情报机关共享。

由于在受语言培训时着重技术性语言和数字,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很高兴地发现,工作起来并不那么困难。

麦克·华莱士回忆说,有些中文广播语速很慢而且清晰,好像专门为我们说的。

在约翰·诺里斯看来,中国人都知道当时他们的监听行动。因为他们的基地就在香港最高的山峰上,而且装了一个很大的天线。

他们在酒吧里经历的故事,似乎更印证了他们的猜测。

“你点一份啤酒,酒吧的招待女郎会说:你在山顶工作。我们连忙否认,但是这都是显而易见的事情。”

这些人当中,谁也不认为自己在冷战期间做了任何贡献。不过,奈吉尔·韦斯特说,他们的工作记录,每天中国方面的活动其实是很重要的。这样,可以看出中国活动的模式,如果有任何变动,或有任何军事调动都能马上察觉。

重 逢

虽然无法检测这些年轻人的工作,在大量的对共产主义国家的情报工作中到底有多重要。但是,毫无疑问的是,这样的经历,对他们的人生至关重要。

他们在当时建立的友谊和联系一直延续至今,在互联网的帮助下,许多人保持着联系,恢复了联络。随着时间的流逝,每年的聚会人数都在增加。今年晚些时候,第五期学员班的聚会,预计将有30多人参加。

这些人当中,许多继续学习中文,甚至教授中文。其他人在后来的商业活动中,发现中文很有用处。更多的人,最后正式走入了情报系统。

他们当中,还有些人在服役两年后甚至再也没有说过一句汉语。但是,他们也有引人入胜的故事。可以讲述他们在中学毕业之后,上大学之前那两年的传奇经历。

他们的故事,即使是放在007小说中,也毫不逊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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