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韧服从、冷酷残暴，二战日本陆军系列之部队编成与精神核心篇

1939年到1945年之间日本帝国陆军分两大部分，战斗部队和辅助支援部队。不过，日军中这两种部队之间的区别与世界其他国家军队中这两种部队之间的区别是不同的。

战斗部队包括步兵、骑兵、炮兵、工程兵、航空勤务部队和运输部队，辅助支援部队则包括医护兵、兽医和文职人员。在战斗部队中，军人可以从一支部队调往另一支部队，但在辅助支援部队中这是不允许的，从事技术含量不高的工作且军衔较低的军人则可以。此外还有第三种部队-宪兵。最初宪兵是作战部队的一部分，但随着日本帝国的不断扩张，宪兵逐渐成了一支独立的部队。日本帝国军队中的每一个军人都不希望宪兵盯上自己。

职级与军纪

二战前日本陆军中的军衔与协约国国家军队中军衔划分类似，但权力和权威则有不同，陆军元帅是最高军衔，但这是一个荣誉大于实际权力的头衔，由日本天皇授予，通常授予高级将领或战功卓著的将领而不改变这些将领实际的权力和指挥的部队。

二战日本陆军中一个军在人数上大约与英美国家军队中的兵团相近，由大将指挥，日军的大将近似同盟国的中将，日军中的中将指挥一个师团，近似同盟国的少将，日军少将指挥一个旅团。实际上日军编制中没有为旅团级设置相应军衔，所以旅团长有时是少将，但更多时候则为大佐。大佐指挥一个联队（团），每个联队含三个大队（营），指挥官为中佐，除了三个下级指挥官，大佐还有一个副手，称主事，军衔也为中佐。这基本算是一个紧凑的指挥和编制体系，但也有人认为稍显疏松。日军大队一级编制很接近西方盟国军队的营。中队由大尉指挥，排由中尉或少尉指挥，准士官近似军士长，下士官中的曹长、军曹、伍长分别对应上士、中士、下士；士兵分为三级：上等兵、一等兵、二等兵。日军中军衔之间的权威远大于英美军队中的军衔差别。

日本陆军的军饷远低于同盟国陆军，这部分是因为日本的生活水准和消费水平较低。大将每月军饷550yen，二等兵月军饷6yen，当时1yen大约相当于6便士，这种薪金水平反映在日常生活中。日军士兵能获得服装供应，但他们都小心穿戴避免穿坏，尽管可能会给制服打补丁，但一般都竭力保持军容整洁干净。军官们更注意仪表，即使是在战场上也是如此。日军士兵服装许多方面与平民服装非常接近，比如绑腿一直打到膝部高度，这是为了延长军服的穿着时间，所以日军军服与平民服装的差别比别的国家要小的多。

无论是平时还是在战场上，日军食品变化都不大。士兵们随身带着大米，可盛在猪腰子型军用饭盒中用开水煮熟，此外还配有一点点鱼干或豌豆。如果有机会烹饪他们会想办法炖煮食物，常见的是大豆汤。他们也会尽量搞到所能搞到的副食：鸡肉、猪肉、蔬菜、水果和清酒。这些美味不常有。日军在开疆拓土的过程中常常会因食入过多的异域食品而不适或者患病。日本军人通常视患病为犯罪，所以当许多日军患上热带病时他们认为这是一种报应，认为自己有过错，而且他们一直受到这样的训诫“病人没有资格吃，如果他们不能工作和战斗，他们就不能吃东西”。日本人从小就被灌输牺牲和奉献精神，这种观念又强化了得病就是犯罪的心理。日本军人也有这样的传统观念：作为下级军人，他的贡献一定小于他的上级，他也必须服从上级，他不能质疑和提问-他只能做长官希望他做的，甚至做的更多。当盟军逼近日本本土时，日军士兵的奉献精神和自我牺牲精神表现得愈加明显，冲绳战役和硫磺岛战役就是最好的明证。

献身和自我牺牲精神

日本军人的精神支柱对于西方人来说不太好理解，不过世界各国历史上还是有一些类似的东西。作为大和民族的后代，战死沙场是最高的圆满，这是军人期盼的最高荣誉。他不光是为天皇献身，更能让自己成神得以永生。日本军人冲锋时视对方的机枪为无物，在地堡中一直战斗到被敌方火焰喷射器喷出的烈焰吞没，驾驶着“神风”战斗机撞击敌人的军舰。他们不认为还有其他的战争方式，也没认识到无休止的自杀和死人并不能带来胜利。

日本士兵拥有铁一般的纪律是有其背景的，它是基于组织和某种根深蒂固的信仰。首先，日本社会有着牢固和稳定的社会等级结构，天皇在最顶上，对于日本人来说世界也是如此，日本是世界的“天皇”。虽然现实状况并不如此，但并不妨碍日本人对此深信不疑。西方军人把各种军事任务视为物有所值的冒险，而日本军人则将其视为一种神圣的命中注定，胜利是理所当然的。这种态度在许多革命运动中都能看到，基督教运动中同样也有。基督教有句口号：“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将主宰大地”。日本人绝不温柔，但他们对自己将主宰大地深信不疑。

这种献身精神带来了意想不到的结果，显然，日本军人热情高涨的战斗精神是结果之一，另一个就是“神风”特攻队的自杀精神。其他一些表现则多少看起来还算正常。1944年还在日本的外国人发现日本工厂的工人在工间休息时还会在空地上做体操。考虑到当时日本的食物短缺，也许别的国家的人会认为最好节省体力不要做操，但这不是日本人思考和看待问题的方式，他们认为即使生病，如果病人有着积极的精神，仍能从体操中获得恢复的能量。

如此一来有些在西方人看来不可思议的行为在日本人看来很正常。比如日军军官总是携带佩剑，实际上在现代战争中这种武器根本没有实用价值，日军飞行员甚至在驾机升空作战时都携带佩剑。新加坡当时出版的一份英文报纸《昭南时代（Syonan Times）》讲述了这样一则故事，一名飞行员扔下了所有炸弹，打光了子弹，驾机向敌舰俯冲，掠过敌舰舰桥时他用佩剑砍掉了一名敌舰军官的头。这则故事流传于战争初期，对我们来说这个故事简直太荒唐了。但对后来携带着武士剑撞击敌舰的日军飞行员来说，这则故事并不那么荒唐，不是因为它的真实性，而是因为对日本军人来说这是他们的坚定信仰，是牺牲和献身精神的完美体现。

行为准则

日军士兵一旦有了不足，他的上司会很快注意到并想法解决问题。士兵们必须按时阅读《天皇诏书》，这份诏书由明治天皇颁布于1882年，日本国民必须在节假日和法定日期阅读诏书，军人更要加以深入学习领会。诏书明确了日本军人对天皇、国家和军队所负有的责任，以及必须具备勇气、节俭和忠贞的优秀品质。

日本军人的献身精神中包括武士道精神，这是古代日本武士的行为准则，一种彬彬有礼的骑士气质。它倡导勇气、仁慈、有礼、忠诚和自律，被日军俘虏的盟国军人和平民肯定不会相信日本人具有这样的美德，西方人尊重战俘，但日本人完全不这么认为。而且不得不承认的是，日本士兵对待战俘的态度跟对待他们自己的同伴似乎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日本士兵喜欢集体行动，努力工作，无论有没有正当原因都有可能受到长官的惩罚。西方国家军队中一般鼓舞士气的方式是读书、写家信、听音乐会或休探亲假，但日本军队根本没有这样的概念。日本军队以义务兵为主，基本没有奢侈品，军队有时会供应清酒和定量的鱼肉，但这不是为了鼓舞士气而是一种奖励。即使是这种奖励也很少有，对于日本军人来说他应该竭尽全力做到最好并超越自己，而不能想着有任何回报。

在其他国家军人看来，日本军队的军纪简直匪夷所思。日本军队中最简单的训斥方式是扇耳光，这是日本人具有悠久历史传统的训斥方式，这种训斥方式可能发生在任何级别军人中，毫无疑问，低阶军人中更常见。一名老兵从一群新兵面前走过，如果老兵觉得新兵敬礼不够迅速，态度不够严肃，他可以命令新兵站成一排，老兵上去挨个抽新兵耳光而新兵必须保持立正姿势。老兵会继续走上几个来回，想抽新兵耳光就抽耳光。有些新兵会被打倒，不过他必须立刻爬起来归队立正站好。老兵此时可能就此罢手，也有可能让新兵继续保持立正姿势站一段时间，抑或继续以各种方式殴打新兵。如果一名军官感到受到冒犯，他可能会用剑的扁平面抽打对方脸。如果对方行动慢了或迟到，军官可能会使用武器责罚，武器可能是棍棒，也可能是枪托。如果有人犯了严重的错误，他可能会被殴打到失去意识，躺在地上也会被踢打。被殴打一方清醒过来以后会被再次打晕，而这可能只是个开始。被责罚殴打的士兵也经常不知道为什么会被殴打，有时殴打过后打人者会给被打者一碗米饭或一根香烟，但不会解释打他的原因。解释是很丢脸的。

日本人认为这种惩罚方式对严肃军纪十分必要。一个军人必须学会毫不犹豫地责打，而且不断会有各种形式的提醒和强调。这并不意味着会扼杀日本军人的主动性（各种主动的政变可不少），也从没有人对行为风格提出质疑。无论是军人还是平民，都习以为常地行使权威或习惯于服从权威。有礼和尊重的观念打小就开始灌输，日本人的鞠躬简直是没完没了，而且鞠躬的形式和含义也多种多样，甚至说话发音都有特别的方式表示有礼和尊重，词汇更是如此。

日本的日常社会生活性质也反映在军队内外，这些性质对其他国家的人来说不可思议难以理喻。日本民族性格使得日军士兵的表现出色，也正是因为同样的原因日军士兵也常常破坏军纪。不要以为单个的日军士兵缺乏主动精神，更不要以为他限于孤立后会崩溃。一般来说，受伤的日军士兵会躲藏起来，即使得不到食物和水他们仍会试图袭击盟军士兵。前些年仍有新闻报道二战期间与部队失去联系的日军士兵存活在热带雨林岛屿上，他们认为战争仍在持续，许多日本士兵被告知战争将进行二十年或三十年或者上百年，而他们也准备一直战斗下去。

对日本军人来说最理想的死法是在胜利的那一刻死去，但是，他们自己也知道，恐怕大多数的死不可能发生在胜利的时刻，而是失败的时刻，不过失败是一种耻辱，这种时候作为大和民族的子孙知道自己该怎么做：他应当切腹。切腹是一种颇富仪式感的自杀，自杀者认为只有这样才能洗清耻辱。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投降后，日本许多军人包括高级将领选择了切腹。这要求自杀者先切开自己的腹部，然后用手枪对准自己头部开枪。世界上自杀的人千千万，但如此自杀的人只有日本人。

日本文化对于西方人来说是神秘的，某些日本人自己都难以理解。世界上大部分国家都受到多方面影响，但日本不同，它只受中国文化影响，而日本自身又封闭，都是自己影响自己。日本列岛矿藏稀少，土地贫瘠，人民需要特别努力工作，所获勉强可供生存。日本人通常个子不高但结实有力，因为他们吃的很少但劳动量很大。他们非常讲礼，日本人生活的地方人口都很密集，所以有礼不仅仅是美德，还是生活必需。多年来日本完全隔绝于外部世界，甚至依靠堕胎和杀婴控制人口数量。自从十九世纪中叶以来日本向世界打开了大门，人口迅速增长，日本列岛的产出已经不能养活它的人民，它走上了对外扩张的道路。

也许以上所述还是可以理解的，但在日本帝国对外扩张时期，它在中国、马来亚、缅甸、菲律宾以及太平洋地区其他国家发动的征服战争过程中犯下了残暴的罪行，这些暴行与文化和文明这样的字眼儿不沾边。这些暴行对于世界上其他国家的人来说是不可理喻的，许多书籍和出版物对这些暴行进行了详细和深入的描述，其中比较著名的一本是英国利物浦的罗素勋爵根据远东军事法庭的审判所著的《The Knights of Bushido（武士道骑士）》，该书1958年由卡塞尔公司出版。这本书由于描述的内容过于血腥而流传不广，其中一幅最著名的照片拍下了如下场景：日军即将从菲律宾吕宋岛撤退，但医院中的伤病士兵无法随队撤走，于是这些伤病士兵被日军自己人的刺刀捅死以免被美军活捉。毫无疑问那些手持刺刀的士兵认为自己为那些被捅死的伤病士兵保住了脸面或称荣誉。那些1941年到1945年间曾经在日军占领下生活过的人们绝不会忘记日军曾经犯下的罪行。

不过也不要认为所有的日本军人都会犯下如此暴行，有少数日军士兵在一定环境下也会违背日本军队通常的惯例，那些犯下暴行的日本军人也都收到了国际军事法庭的严惩。而日本，作为一个国家一个整体，也为它的军人在海外犯下的众多暴行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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