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振豪：大马的“新加坡遗产”

新加坡曾是马新合并的强力推手，1962年东姑阿都拉曼提出马来西亚计划实为配合李光耀的折中方案，将婆罗洲英属殖民地作嫁妆以维持马新合并后的族群比例。可见马新合并在那个年代是迫在眉睫之事。1963年9月16日，马来亚、新加坡、砂拉越和沙巴在内外忧患之下建立马来西亚联邦。惟好景不长，东姑和李光耀、巫统和人民行动党、马来人和非马来人、公民和国民、关税港和自由港等的冲突白热化，最终在1965年8月9日马新正式分家。正当马来西亚成立57周年，国人有必要回溯这段历史以从中反思我国的前景。

不左不右的新方向

对于马新两国的恩怨各有说法，但是对于这段岁月留给马来西亚什么则鲜少提及，是此，笔者归类出三个新加坡遗产供参考。

李光耀领导的人民行动党给了大马人一个新方向，即不左也不右的“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不管如何，火箭老祖是雷电（人民行动党标准）乃公认史实，就连其意识形态也继自李光耀。在50、60年代冷战高峰期，当时的左翼势力（马共、社阵）主张非种族的阶级斗争，却遭到亲英的联盟政府强力打压，使得所有去种族化的论述都属赤色猛兽，让联盟的协和式共识成唯一主流。

重燃反对政治

大马创立后，因为李光耀及其团队充满富家豪门、反共立场和留学英国的背景，同时是建制派的角色，他们提出的族群平权论述让半岛的联盟三党头痛不已，可是却让身处反共旋风的政治菁英看见新出路，亦即非共非左也可实践多元、平等和进步的前景。这也是为何马新分家后，民主行动党却持续成长，在1969年大选狂扫马华票仓拿下13席。尽管在这以前曾有其他非共的多元论述，但都不如人民行动党/民主行动党的意识形态来得清晰。

另一个遗产是反对政治的重燃。政党结盟始于1952年地方选举的巫华联盟，接着巫统、马华和国大党组成的联盟在历次大选中取得不俗成绩，左倾的劳工党和人民党也模仿联盟，在1957年合组社会主义阵线，并多次与左翼领袖布哈鲁丁主掌的伊斯兰党携手，形成挑战联盟的主力，惟仍有许多小党被忽视而未成一对一之势。

直到1963年大马成立，压制左翼党派力度愈加强硬，而且印尼和菲律宾的挑衅使舆论处在不挺联盟即不爱国的气氛，导致反对政治顿时消沉，联盟得以在1964年联邦大选完胜。企图征战半岛的李光耀不因人民行动党的败选而退，先后联络人民进步党、民主联合党、砂人联党、砂马真达党于1965年5月成立“马来西亚人民团结总机构”（团总），与东姑的联盟政府对峙，此举触动了巫统鹰派和马华领袖的神经。

虽然马新3个月后分道扬镳，团总也不了了之，可1965年共组一线的尝试，促成1969年行动党、民政党、人进党、人民党和伊党等达成集中选票剑指联盟的共识，避免多角战而惠及巫华印联盟。因此，团总的尝试是造就大马反对政治重生的关键之一。

避免偏激论述

偏激的论述必将造成国破家亡是第三个遗产。如历史学者黄基明所指，马新的两年岁月让国人知道相冲的国家论述——“马来人至上”和“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无法带来和谐的社会，土著与非土著的国家想像各异酿就族群间隙扩大。所以，马新的合并之初双方均希望凭各自理想改造对方，1965年的分裂是大家意识到改造无望而怀恨道别。

如今朝野领袖和政党得须认清，过于保守或激进的论述只有强化彼此误解，唯有各自退一步，学会妥协和礼让，一同探求折中方案化解分歧，缓进式地实现国家愿景，以免重蹈1965年之不堪回忆。

大马建国和马新分家至今将近六旬，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各行其道，一个成为东南亚的原产业大国，一个擢升闻名四海的城市国家，1965年的记忆，对华人来说或是可惜的，对马来人来说可能是欣慰的，但历史的教训和启迪却须传承下去，告诫后辈勿重犯前人之过，也顺应先贤基业继续守成，珍惜这个伟大的马来西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