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达夫与日本文士的交往

郁达夫与日本文士的交往

于 听

一九八一年春，承日本伊藤虎丸教授寄给我一本他和稻叶昭二教授、铃木正夫教授共同编辑的《郁达夫资料补编（下）》，读后深感日本学者为研究中国作家郁达夫的文学遗产所做的资料工作十分严谨细致。此补篇不仅收集郁达夫在一九三八年底到达新加坡后所发表的约近百万字的作品，而且在附录中还有与日本“文学者们交往的有关资料”一章。这一章是访询了七位日本文士后而辑录成章的，为研究郁达夫提供了不少史实。研究这位壮游日本达十年之久，回国后“为时代、为自己作了忠实的记录”（见《郁达夫诗词抄·郭沫若序》）的作家郁达夫，是中、日文学界共同的事业。为了酬谢日本学者这种可敬的研究热忱，特按这一章中七位人士所述内容，从郁达夫的日记、杂文和其他有关文字（部分未发表过）中检集出对证资料，作为第一部分，分列于下，提供中外研究家参考。由于郁达夫与日本文士的交往，包括受业、唱酬、通讯、作品评价等等，远不止这七位，还将辑录其他部分。

一 石田之助

石田先生说：“远在郁达夫先生在东京帝大经济系当学生的时候，我们已经会过面了。是大正末年前后吧，帝大的正门前有一家名叫石藤的吃茶店，正业是水果商，我就常在那里见到他。”从世界上看石田先生记忆有误。郁达夫是大正八年（1919年）夏，在名古屋第八高等学校毕业的。据这一年六月二十六日日记：“九时顷，高等学校卒业生姓氏发表，余及第。夜不能睡。”七月一日日记：“午前十一时五十八分乘车发热田，入东京已午后十一时。驿舍远近，灯火已昏。”开始进入了东京帝国大学的学程。同年九月四日至十一月底曾回中国一次。大正十年（1921年）八月又回国筹划出版《创造季刊》，并去安徽法政专门学校任教。直至大正十一年（1922年）三月才回日本参加帝国大学毕业考试，取得经济学士学位。同年七月离东京回国，结束在日本的十年留学生火。大争末年（1925年前）郁达夫已先后在中国北京大学、武昌师范大学和广州中山大学任教。

二 佐藤智慧子

佐藤智慧子女士随着她的叔父（户籍上却写着是兄长）佐藤春夫及佐藤夫人于昭和二年（1927年）访华，郁达夫一九二七年的日记中有所记载：

七月十二日。晚上，佐藤春夫到上海，和他玩了半夜。

七月十五日。午后上佐藤春夫处，伊已出外去了，就在鸭绿路一带闲走了两个钟头，看见了许多盐酸梅。

七月十六日。晚上在南洋西菜馆吃晚饭，遇见适之，和他约定合请佐藤春夫吃饭。他说除礼拜一、二外，每日都有空的。

七月十七日。午后出去，上内山书店坐了半天，买了几本日文小说。在那里遇见了日本报《上海每日新闻》的记者，他告诉我说，明天在日本人俱乐部开会，欢迎佐藤春夫，要我也一定去参预晚餐会，并且要我去邀欧阳予倩也加入。

午后三四点钟回到旅馆来睡觉，不久许杰来谈，谈到晚上九点多。

许杰去后，出去上法界吉益里的予倩家里，告诉她明天的事情，更顺便去邀了独清、田汉等。

七月十八日。晚上日人招待我与佐藤春夫，主办者为上海每日新闻社，到了欧阳予倩，荻原真雄及《大阪每日新闻》上海支局记者等二十多人。

在日本人俱乐部吃完晚饭，又到六三亭去喝酒，喝到午前二点，才坐了汽车回来。我的对酌者为“马妹洛姑”，在上海总算是第一流的日本妓女了。

约定于二十二日晚上，再招佐藤春夫来吃晚饭，当请志摩，适之、予倩等来作陪客。

七月十九日。午后出去同佐藤春夫及他的太太、妹妹上城隍庙半淞园去玩，吃茶半天，一直游到六点多，同回他们的旅馆。洗澡吃晚饭后，又有两日人来访佐藤，同他们一同出去上六三花园去征妓喝酒。月儿刚从东方树林里升起来，在六三花园的楼上远望过去，看见晴空淡白的中间，有一道金光在灿射。四面的树梢静寂，夜半人稀，黑黝黝的一片，好像是在海上的舟中。和妓女等卷帘看月，向天半的银河洗手，开襟迎半夜里的凉风，倒也有一点趣味。写了几张作合书的邮片寄东京的作家菊池宽等，一直到十二点钟过后才坐汽车出来。

风凉月洁，长街上人影也没有一个，兜了一圈风，又和佐藤、荻原等上青乌馆，虹口园及卡而登舞场去。遇见了些奇怪的舞女。一位日本的女青年和一位俄国的少妇，和我们谈天喝酒，一直闹到早晨的四点。同佐藤并坐了一辆小汽车，于晨光熹微的早市里跑回虹口的旅馆去，心里却感到了一点倦游的悲怀。在佐藤房里的沙发上睡了一觉，七点钟就跑回到出版部（指创造社出版部——于听）来。

七月二十七日。早晨看见报上有我们前晚在日报人俱乐部的那张照相，从火热的太阳光里走上法界的各处去请客。午后一点多钟，在田汉家里又遇见佐藤夫人，和她及田、唐两太太坐汽车去洗施、永安买了些东西，在福禄寿的客堂里吃冰闲谈，坐到晚上。

回佐藤的旅馆去坐了一会，于向晚的时候又和佐藤及唐太太等去坐汽车兜了一圈风。

八点钟到功德林去，适之、通伯、予倩、志摩等已先在那里了。喝酒听歌，谈天说地，又闹到半夜。

在福禄寿饮冰水，等到十二点后，上天蟾舞台去看了许多伶人的后台化装，送佐藤到旅馆，回家来睡，已经是午前两点多钟了。

七月二十一日。午后……先上佐藤那里去了一下，后又往各处去走了一遍……

七月二十二日。晚上上佐藤处，和他们走走，到十二点后回出版部。

七月二十三日。早晨所以起得这样早的原因，就因为昨晚上和佐藤约定，一早就去打听他上南京的事情的。九点钟的时候，上佐藤那里，和他一道出去，去访法界的田汉。田汉本约定亲自陪佐藤去南京的，延宕到了现在，有十几天了，终究没有去成，佐藤也等得心焦了，他的夫人也在埋怨佐藤了。和田汉谈了一会，决定了明早动身北去，我们到午前十一点佐右，就和一位德国夫人及一位康女士，一道出来吃饭，在四川路一家外国饭店，名奇美的饭店里吃饭。

吃完中饭，又到佐藤的旅馆里去，他太太大发脾气。一直坐到日暮，才和她们一道出来，上永安公司去买物购衣，末了，又上美丽去请她们吃晚饭。

吃完晚饭后，走了一圈，仍复上法界田宅去问讯。决定明早一定起行，我因为上南京去不得，约定于明早八点，上车站去相送。晚上送佐藤夫妇回旅馆后，又和那位德国夫人坐汽车兜了一圈风。

七月二十四日。早晨八点钟，赶上火车站去送佐藤，谁知田汉又改了行期，佐藤以汽车来接我去商量办法，不得已就只好和他及夫人、妹妹一同先到杭州去玩。

九点十五分开车，一直到午后五点钟才到杭州城站。……

午后五点钟到了杭州。先送佐藤氏三人上西湖饭店住下，我一个人然后到映霞的家里去和她相见。她不幸不在家，我等了一会，只好仍复出来上西湖饭店，去陪佐藤夫妇吃饭游湖。

七月二十五日。早晨和映霞去访佐藤于西湖饭店，在湖滨知味观吃饭。十二点前后，佐汽车上灵隐去。在灵隐寺里走了一圈，又坐肩舆上韬光去喝茶。太阳光很大，竹林里吹来的凉风，真快活煞人。

下韬光后，在灵隐老虎洞前照了一张相，仍复坐洋轿上清涟寺、紫云洞等处。六月的深山洞里，凉冷如秋。今天是中伏的起头一日，路上来往烧伏香的人不少。

上岳庙后，就在杏花村吃晚饭。饭后摇到三潭印月，已经是满天星斗了。

星光映在池里，她们都误作了荧光，在那里捉逐。

晚上回湖滨小坐，到家（映霞家——于听）睡觉，已经是十点钟敲过后了。

七月二十六日。本打算今早车去上海，因为要买物购书，所以又耽误了一天。

早晨和他们去杭州市大街买绸缎等类，中午上映霞家去吃饭。爹爹二南先生撰诗两首，写了三幅字送给佐藤，宾主尽欢而散。

午后三点多钟，坐汽车到六和塔去，坐到五点多钟，回湖滨。改坐湖船仍旧上三潭印月等处去喝茶。晚饭在楼外楼屋顶上吃，十点钟回家就寝。

七月二十七日。一早就起来，上西湖饭店去催他们起床。坐汽车到城站，乘七点四十分特别快车回上海。映霞来送我，离亭话别，又滴了几滴伤心的眼泪。到上海已经是午后二点了，上佐藤旅馆去坐谈到夜，出席文艺漫谈会。

七月二十八日。早晨起来，就上法界田汉家去，又遇见了那位德国夫人，她一定要跟我出来，和她跑了一天。

晚上送佐藤上南京去，在车站遇见了北京的朋友邓某。从车站出来，先在马路上和德国夫人兜了一圈风，就去法界霞飞路东华电影院看电影，晚上回家来睡觉，已经是十二点多了。

二十九日。早晨独清来，和他出去走了半天，在日本饭馆里吃午饭。同去访佐藤夫人，答应她晚上去和她看电影。

（晚）饭后出至佐藤氏寄寓之旅馆，和他的太太及妹妹出至大世界游。在露天茶园里遇见之音，两月来不见，她却肥得多了。

送佐藤夫人回旅馆后，又上振华旅馆去访周静豪，托以丁某在狱事。回到出版部已将近午前两点，一味秋意，凉气逼人。

三十日。午饭后小睡，因天热直到午后四点多方出去。上佐藤夫人处小坐，又上通伯那里去旁听现代评论社的开会。他们都是新兴官吏阶级，我决定以后不再去出席了。

晚饭后，出去至佐藤夫人处，陪她们去看电影，在海宁路一电影院内，影片名Midnight Sun，是美国的出品，系叙一舞女与一陆军将校毕业生的恋爱的。中间写有俄国革命以前的贵族的腐败情形，及革命党初期的牺牲热忱，尚不失为一好影片。

影片看完，送佐藤夫人等返旅社，已经是十一点半了。

七月三十一日。（午）饭后去访佐藤夫人，四点多钟和她们去城隍庙玩，回到陶乐春吃夜饭。饭后回出版部，谈整理部务计划。

八月一日。在出版部吃中饭，饭后又上四川北路的内山书店去。佐藤尚未从南京返沪，是以又陪佐藤夫人上大马路去买了半天的东西。

八月二日。中午的时候，独清、伯奇、仿吾等全到齐，又开了半天会，议创造社出版部改组事。正在开议，接到映霞的信两封。午饭过后，忽来了一个自称暗探者，先说要检查书，后来又说要拘人，弄得出版部的伙计们逃散一空。最可恶的，就是司会计的那个人，把出版部的金钱全部拿走了。

午后大家都不敢回出版部，我在外面托人营救，跑了半天。

（于听注：八月二日这一天的日记是作者在八月九日晚上补记的，虽没有提到再见佐藤氏等三人，但与智慧子女士所记内容全相符。）

佐藤智慧子女士的谈话记录、日记和以上郁达夫日记所提供的其实是郁达夫与佐藤春夫的交往。当然郁与佐藤氏的交往远不止这一些，并且一直延续至一九三七年的战争前夕。而仅就上面已提供的这一些资料也足以看出佐藤氏与郁的交谊是很深的，他与中国其他作家的交往亦很多。但是日本侵华战争爆发后，佐藤氏突然在《日本评论》一九三八年三月号上发表了明显影射郭沫若和郁达夫的《亚细亚之子》。郁达夫这时在武汉，即于五月九日在《抗战文艺》第一卷第四号上发表了读后感《日本的娼妇与文士》，宣告了这场交谊的悲剧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