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为何会失败

华盛顿的高层决策者们每天都在诸多问题上与中国同行进行着博弈，当然，这些博弈可能没有南海博弈那么激烈。在2016年的一期《纽约时报》上，我曾读到这样一段令人内心颇感沉重的文字（相信如今华盛顿的某些人应该能够理解这段文字中隐含的深意了）：

“你真的会为了斯卡伯勒浅滩（Scarborough Shoals，即我黄岩岛。黄岩岛是我国固有领土，隶属于海南省三沙市——观察者网注）与中国开战吗？”约瑟夫·邓福德将军曾这样问太平洋司令部的哈里斯司令官，恰巧这个问题被旁边的一位记者无意间听到了。如果哈里斯司令官接下来果真对这个问题做了回答，那么回答的内容也是绝不可能被这位记者听到的。

实力政治的游戏规则

了解华盛顿决策者在处理对华关系时所面临的问题和选项是理解美国为何正在逐渐失去亚洲主导地位的关键，而欲了解这些内容，详细分析中美之间实力、利益和决心的较量过程（the interplay of power, interests and resolve）是最好的方式。在进行这样的分析时，我们难免会涉及到实力政治中的一些模糊地带（the murky milieu of power politics）。

所谓“实力政治”，就是强国或大国为了争夺影响力和权力而展开竞争时所使用的国际政治手段。这种竞争其实并非常态，因为在一般情况下，至少在为期几十年的一段时间里，世界各国都知道并接受自己在国际等级秩序中的位置，19世纪的欧洲就是这样，1972年之后的亚洲也是如此。然而，有时候，既有的影响力和权力的拥有国会遇到挑战。谁制定国际规范？谁必须遵守那些规范？既有的一套体系会面临被推翻的局面。

当大国之间实力的天平发生新的摆动时，这样的局面尤其容易出现——崛起的大国试图获取更大的影响力和权力，而衰落的大国则奋力守住已经习惯于拥有的影响力和权力。这时，实力政治的情节就开始展现了，在一个新的国际秩序取代旧的国际秩序的过程中，大国之间开始为影响力和权力展开较量。

在较量的过程中，双方的赌注通常是非常大的。大国往往都十分关心自己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因为国家安全、经济繁荣等关乎其切身利益的因素都与这一地位密切相关。这是历史上如此多重大的战争都与国家的权力和地位有关的原因，也是实力政治博弈中军事力量的作用如此关键的原因。崛起大国和衰落大国之间的竞争并不一定会以战争的形式一决胜负，但这种级别的竞争往往是大国之间爆发大规模战争的主要原因。

军事冲突发生的可能性贯穿于实力政治博弈的每一个环节，无论最终战争爆发与否，这种冲突的可能性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双方博弈的最终结果。其中的原因在于，一个国家发动战争的意愿，或者更准确地说，一个国家使其他国家相信它有意发动战争的说服能力，决定了该国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

所谓实力政治，其具体内容就是，参与影响力和权力竞逐的双方以自己的真实或伪装的立场，使对方相信自己愿意为了某种利益而发动或卷入一场战争。例如，在19世纪，欧洲的秩序是由各个地区内大国为了维持势力均衡而发动战争的意愿来决定的。这就是1914年均势被打破之前，欧洲得以保持和平如此之久的原因。

很多人以为，核武器时代的来临可能会给这种实力政治的游戏规则画上句号，但冷战却给出了相反的答案。人们意识到，核武器的威力只是提高了博弈的赌注，实力政治的基本游戏规则并未改变。在核武器时代，国家A似乎非常自信地认为，自己的对手国家B不会冒险挑起冲突。同时A认为：B会相信A有着足够的意愿去挑起一场与B之间的冲突。像A这样的国家是非常多的。

在冷战时期，欧洲的国际秩序就是这样确定的——前苏联和美国都表明，两国都愿意为了阻止对方侵入各自在东欧和西欧的势力范围而与对方打一场战争。上世纪70年代初之后，亚洲秩序受到美国主导，因为地区内各国都不愿为了挑战美国的主导地位而与美国发生战争。同时，美国却非常愿意为了维持在亚洲的主导地位而与来自该地区的任何挑战者打一场战争。

为了继续维持在东亚的主导地位，美国必须说服中国相信：美国愿意为了应对中国的挑战而与之进行一场战争。这并不意味着战争真得会爆发，美国只需让中国相信，美国会为了保住东亚主导权不惜与中国一战。

而中国通过一系列低价值的、从表面看来不值得为之一战的事件测试美国的决心。每一片“香肠”看起来都价值不大，如果华盛顿不能或不愿阻止中国一片又一片“切香肠”的话，那么这将暴露其决心的虚弱。与之形成对比，中国在这一过程中展示了自身强大的实力和坚定的意志。

在这一过程中，美国领导力的可信度遭到了削弱，因为美国的某些伙伴国家可能会认为下一片香肠就是自己，而美国过往的做法已经使他们对获得美国帮助不抱希望。中国的影响力已经实现了大幅度增长，其周边国家越来越倾向于顺从中国的主张。在南中国海发生的事情就是这样的例证。

南海问题从根本上来说与哪个国家拥有哪块礁石的主权关系不大，该问题与那些晦涩难懂的国际法条文之间的关系也不大。南海问题的本质在于，它为华盛顿和北京提供了一个展示自身战略意志、同时测试对方战略意志的平台。在南海这一敏感水域，美中双方借助各自的军事存在发出了以武力战胜对方的信号。同时，两国也试图证明，对方无法在该水域用军事手段战胜自己。美国希望，中国最终能选择退缩以有效规避冲突爆发的风险；而中国则希望退缩的是美国——这是大国实力政治的典型实践。不过截至目前，占上风的是中国人。

当然，双方都不希望爆发冲突，更不必说一场战争了。双方都很清楚，虽然亚洲主导权意义重大，但以大规模冲突为代价还是不值得的。即便如此，双方并无意结束这场实力政治的游戏，因为双方都相信自己可以在不发生冲突的前提下获得自己想要的战略利益，双方都相信对方会为了避免冲突的发生而最终让步。在我看来，中国似乎相信，美国为了避免与中国陷入战争将让出地区领导权，而美国也同样相信（至少不久前还十分相信）中国终将为了避免发生冲突而放弃挑战美国并接受美国在这一地区的主导地位。

战争并非不可避免

有时候，也会发生如下这样的情况：一方认为不值得冒险加入这样一场游戏，于是决定退出；或者双方都尊重对方的关键利益，进而达成某种妥协。这就是为什么一个崛起大国和一个守成大国之间的战争并非不可避免的原因。然而，有这样一条“历史铁律”指出，“一个崛起大国与一个守成大国之间的战争无法避免，所以中国与美国之间必然会爆发战争”。这样一种观点已经流行多年，而且最近还被美国政治学者格雷厄姆·阿利森（Graham Allison）引用以进行专业的政治问题分析。

古希腊著名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对伯罗奔尼撒战争的一段描述曾频遭误译（mistranslated），人们误以为崛起的雅典对守成的斯巴达发起了挑战，这导致战争“不可避免”（inevitable）。而事实上，修昔底德所使用的希腊语过于暧昧、模糊（subtle and elusive），他真正想表达的含义其实是更加深刻、准确的（sophisticated and accurate）——敌对双方陷入一种困境之中，避免战争发生的难度很大（the rivals were trapped in a situation that made it hard for them to escape war）。

在本文此前的论述中，由于总统放弃了美国在亚洲的领导地位，战争得以避免。不过，我们也能感受到，做出相反的决定不过是一念之间。关键的问题在于，在这种博弈过程中，参与国面临此类抉择的概率是非常高的，而美国甚至随时都会面临这样的抉择：若不愿与对方兵戎相见，那就必须后退一步。大大小小的战争之所以经常发生，原因就在于后退一步并不容易。

对于一个像美国这样的国家来说，其硬实力不可能在短期内消失，而一个国家在世界上的领导地位或权威不仅与实力有关，它还与这个国家巧妙、有效地使用这种实力的决心有关。不过，一个国家的权威在遭到迅速的致命一击后可能再也无法恢复。只需一个危机，不必很大，一个实力处于衰落中的大国的领导地位就可能因之荡然无存，无论对于盟友还是敌人，失去领导地位这样的事实是无法隐藏的。

到那个时候，每一个国家对这个失去权威的大国的判断和预期都会发生变化——敌人意识到自己不必再惧怕这个实力日趋衰落、威信也荡然无存的大国，而盟友们则会意识到这个大国已经无法继续依靠。在那时，一切都突然难以在旧的轨道上运行了，因为以这个大国昔日所拥有的权威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会彻底崩塌。联盟体系被迫解体，体系内曾经有效的安全承诺难以继续获得信任，一些盟国的行为开始表现出更多独立性，而那些暗藏野心的国家开始伸展肌肉，因为曾经束缚他们的无形枷锁已经不存在了。

美国前总统奥巴马曾采取巧妙的外交策略，才得以避免那些不得不做出艰难抉择的局面。不过，奥巴马这样做也导致美国在中国面前一直处于被动地位。如果美国政府继续采取奥巴马昔日的策略，尽力避免与中国发生冲突，对中国“切香肠”的行为不加制止，那么美国在亚洲的战略领导地位将会继续遭到侵蚀。而如果美国发起反击，冲突将难以避免。随着冲突升级，美国将不得不在被卷入与中国之间的大规模战争和亚洲领导地位迅速崩溃之间做出选择。

“亚太再平衡”战略失败的原因

自2008年中国开始严肃地对美国发起挑战以来，亚洲的战略局面一直对美国十分不利。华盛顿对此的反应不过是奥巴马2011年提出的所谓的“亚太再平衡”战略，而该战略已经失败。这项战略是如何失败的？背后的原因是什么？搞清楚这两个问题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美国所受到的挑战的本质，也有助于我们理解一直以来我们无法找到应对中国的有效办法的原因。

“亚太再平衡”战略的目的在于，彰显美国在亚洲地区保持最强实力的战略决心，以劝阻北京不要对美国在亚洲的主导地位发起挑战。奥巴马曾表示：“美国是一个亚太国家，我们将在这一地区保持存在，美国将以强大的实力为手段来维护自己在亚太地区的地位。毫无疑问，在21世纪，美利坚合众国的影响力将一直存在于亚太地区。”

这些话的确很漂亮，但仅有这样的表态是不够的。“亚太再平衡”战略之所以失败，原因就在于，除了宣誓决心，我们看不到其他实际的内容，这项战略的背后缺乏坚实的支撑。稍具意义的举措只有美国海军陆战队部署澳大利亚达尔文港这一项，可这项举措充其量仅是个象征性动作。全球第二强国正在这个世界上最繁荣、最具活力的地区挑战美国的领导地位，而美国这样小规模的军事部署完全不足以应对这样的挑战。

在亚太地区，实力的天平已经向中国倾斜，而美国却没有采取任何有实际意义的举措。美国海军陆战队部署澳大利亚达尔文港这样的动作显得非常虚弱，这个动作削弱了“亚太再平衡”战略希望传递出的信息。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在维护自己的亚太主导地位时，美国采取有实际意义的措施的意愿是多么不足。

在美国重大失误的背后，原因十分简单。奥巴马政府内部具体制定“亚太再平衡”战略的专家们，尤其是奥巴马政府内部的外交团队，他们并没有认真对待来自中国的挑战。他们认为，中国不具备成为美国战略对手的实力，中国也缺乏取代美国成为地区主导力量的决心。这样一种想法导致他们在看待中国日益积极主动的行为时，认为那不过是中国的一种试探（try-on）。

他们还认为，美国在911之后将注意力集中在中东地区，这使中国发生误判，以为美国对亚洲不再重视。因此，他们作出结论——仅需重申美国在亚太地区做出的承诺，这样就可以纠正北京的错误想法，中国在收到美国发出的信号后将快速地、悄悄地退缩（back off swiftly and quietly）。

我们可以分析一下为何这样的想法在华盛顿能成为主流。如果这种观点符合事实，那么美国不必冒任何风险、不必付出任何代价就能够继续维持在亚洲的主导地位。战争风险是不存在的，因为中国不可能冒着与美国发生冲突的风险来进行那些试探。美国与中国之间的关系非常重要，不仅对美国经济十分重要，而且在应对气候变化等领域，美中合作具有重大意义。在这样一种想法中，美国的对华关系也不会受到任何影响。澳大利亚等美国的盟友和伙伴国家也可以打消疑虑，它们在拥护美国亚太领导地位的同时，与中国之间的关系也不会受到影响，它们不必在美国和中国之间做出选择。

唉，可是华盛顿那些人的这套想法已被证明是完全错误的。就在奥巴马总统在堪培拉提出“亚太再平衡”战略几个月之后，北京就向华盛顿出了一道考题，以测试奥巴马总统是否真得会“以强大的实力为手段来维护自己在亚太地区的地位”。

中国人在斯卡伯勒浅滩（即我黄岩岛。2012年4月8日，菲律宾海军在黄岩岛海域发现8艘中国渔船。菲海军持枪登上中国渔船，对中国渔民进行检查，并指控我渔船在我黄岩岛海域“非法捕鱼”。4月10日，中国国家海洋局派“中国海监75号”和“中国海监84号”编队赶赴黄岩岛海域，对我渔船和渔民实施现场保护——观察者网注）问题上，无视了美国提出的旨在缓和局势的一项交易。美国不仅是菲律宾的盟友和西太平洋地区的主导性海上军事力量，美国还是东亚地区秩序的维护者，中国此举对美国这三重身份的威望都造成了严重损害。当华盛顿悄悄地拒绝马尼拉提出的派遣美国海军将中国人从黄岩岛海域驱赶出去的请求时，北京的目的就已经达到了。奥巴马的漂亮话并没有对中国造成任何威慑。

上述“黄岩岛事件”为西太平洋地区此后发生的一系列事件留下了先例。2012年底，北京将此战术的应用范围扩大到了中国东海地区，北京向尖阁诸岛/钓鱼岛海域派出了军事力量和准军事力量以争夺对这个主权存在争议的小岛的控制权，同时还借此测试美国是否会为了维护东京的利益而愿意冒与中国发生冲突的风险。

2014年，北京开始在包括美济礁在内的一些分布在中国南海的岛屿上建设基地，而一些国家（包括美国的盟友）也在声索那些岛屿的主权。奥巴马政府内部一些人，尤其是五角大楼和位于夏威夷的太平洋司令部的那些人将此视为一个划下红线以迫使中国收手的机会。这些人提高了赌注，希望能在全世界范围内尤其是从中国周边国家那里获得支持，以凸显中国的行为对国际海洋法和航行自由造成的威胁。2016年7月，位于荷兰海牙的永久仲裁庭在南海问题上做出了对中国不利的仲裁结论，这使上述人士非常振奋。此后，他们派遣美国海军军舰驶入中国声称拥有主权的领海，实施了一系列践行航行自由的行动。

不过，上述事件并未对中国产生什么影响。菲律宾是在南海地区受到中国行为影响最直接的国家，但这个国家与其他东南亚国家一道，都拒绝与中国对抗，这令华盛顿的外交努力效力大减。在东南亚地区，一些国家公开与中国站在一起，一些国家居中观望不愿表态，甚至那些在华盛顿批评北京时表态支持的国家在做出具体举动时也是小心翼翼，他们都不希望做任何可能伤及自身与北京之间双边关系的事情。

航行自由行动在彰显深奥难懂的国际法方面是成功的，但那些行动并未能阻止中国在岛屿上建设设施。美国的航行自由行动实施得非常谨慎、低调，甚至从某些法律条文看来也是严格遵守。这彰显出华盛顿在北京面前是多么小心翼翼，华盛顿不愿与北京爆发任何冲突，甚至不愿伤及与北京的关系，毕竟两国在更广大的范围里还保持着紧密的合作。

因此，对于华盛顿来说，航行自由行动产生了相反的效果。美国人本打算希望以自己的力量让北京感到疼痛，最终迫使北京退让，但他们并没有达到这个目的。相反，美国人的表现说明，他们不愿承受中国对他们造成的痛苦。华盛顿曾声称一些事实是不可接受的，但最后华盛顿还是接受了那些“不可接受”的事实。这说明，是美国（而非中国）在冲突的可能性面前选择了退缩。而这样的结果与“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初衷——彰显美国在亚洲地区保持最强实力的战略决心以劝阻北京不要对美国在亚洲的主导地位发起挑战——是完全相反的。

“亚太再平衡”战略还有其经济战线，而美国在这条经济战线所遭遇的失败使上述外交领域的失败更加凸显。奥巴马政府曾试图通过TPP（Trans-Pacific Partnership，即“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参与该协定谈判的12个国家分别是加拿大、美国、墨西哥、秘鲁、智利、日本、越南、文莱、马来西亚、新加坡、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观察者网注）来重申美国对亚洲的承诺，同时平衡中国经济在该地区造成的巨大引力。TPP是将中国排除在外的，这有助于恢复美国作为亚洲国家最大贸易伙伴的地位。

不过，无论在经济方面还是在国际战略方面，TPP从未体现出任何实际意义。中国经济规模巨大，而且中国与周边国家的经济已经实现了深度融合，这两点确保了中国在亚洲的中心地位。在整个亚洲地区，中国是各国经济发展机会的最大来源，TPP不可能改变这个现实。这就意味着，TPP很难削弱中国对周边国家的影响力，也不可能使那些国家选择与华盛顿结盟转而与北京对抗。

令TPP相形见绌的是，中国提出了规模更加宏大而且更有诱惑力的经济合作计划，这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中国牵头成立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所以，即便TPP能够成功签署，它在战略上也不会为华盛顿带来太大的利益。不过，奥巴马还是将TPP视为美国决心的表现以及美国对亚洲承诺的象征。奥巴马曾表示，特朗普（或其提出者之一的希拉里·克林顿）若放弃TPP，美国的损失将是巨大的。

作者简介：休·怀特是《关于中国的抉择：为何美国应该与中国分享权力》一书以及澳大利亚《季刊》杂志第39期文章《权力转移：系于美中两国的澳大利亚未来》的作者。他是澳大利亚国立大学（ANU）战略学教授、澳大利亚智库罗伊国际政策研究所（Lowy Institute）客座研究员。休·怀特教授曾在澳大利亚国家评估中心担任情报分析员，在《悉尼先驱晨报》担任记者，为澳大利亚前国防部长金·比兹利（Kim Beazley）和前总理鲍勃·霍克（Bob Hawke）担任高级顾问。休·怀特还曾在澳大利亚国防部担任过高级官员。在1995年到2000年期间，他曾担任澳大利亚国防部副部长，负责战略与情报工作。休·怀特还曾担任《澳大利亚国防白皮书》（2000年）的联合执笔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