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归故土之后 玛西亚 D 米勒（美国）

但愿，作为汲取我们的科学知识的回报，中国人会把她的宽容大度的气量和怡然自得的心境赐些给我们。 ---罗素

我曾在中国东北一个偏僻的城市里度过一年的教书生涯。这是多产、丰硕却又艰难的一年。待归期将至时，我做梦都想返乡。其实,我料到回国会有几天难熬的日子,但没想到会过分伤痛。去中国前几年,我到过世界许多地方旅行,返家时也没什么特别的感觉。我渴望纽约的文化生活,相信很快就会融入习以为常的活力和满足之中。我盼着逛逛钟爱的书店,到喜欢的民族餐馆饱餐一顿,看上几场没赶上的电影,参加几场舞会,更希望向我的家人和朋友讲述我的中国之行。我确信,人们一定会对我的故事感兴趣,就如我有意讲给他们听一样。估计原来的私人关系会很快恢复,因为我曾是一个勤奋、专心的记者。为准备去中国,我博览群书,和回国的教员谈话,尽力了解要去的这个国度,但对回国返乡我却没有任何思想准备。也关心过工作的情况,通过信函也做过咨询,可是我又能做什么更多的准备呢?有必要考虑回国后的情况吗?不管怎么说,我以为自己清醒地知道回国后会是什么样子。

但,我错了。

难熬的日子不是几天,而是半年。回乡给我的惊诧一天比一天严重,因为一切都在意料之外。我变了,我对世界的感觉变了。不仅仅是因为我离家一年。对,原因恐怕更复杂一些。中国,它的语言与人民,成了我最关心的事情。那个国家不再是一个只能在报纸上读到,然后如其他国际新闻一般抛至脑后的地方。对中国的政治时事我不再充耳不闻,在中国,有我关心倍切的人，他们生活的点点滴滴,乃至影响他们的天气变化都吸引着我。总之,我的海外教书经历使我对中国、美国及我本人的感受都发生了全新的变化。

回国以后,经常被人问到:“你为什么去国外教书?”“为什么选择去中国?”

几年前我教移民时,去国外教一年书的想法就在心中酝酿。那时,家事繁重,但是,我下定决心,总有一天要实现这个梦想。终于,当儿子申请去上大学时,我提交了去国外教书的申请,本希望能在东南亚或大洋洲的某地找一个职位,觉得这些地区不论从精神上还是文化上都吸引着我,先前也去过这些地方。但几周后收到的答复却令人失望。赞助该项目的负责人找到我说:“中国怎么样?”“中国?”我呆了,“我不能去中国,太远了!”当然我绝非指地理上的遥远,但在我想象之中中国比月球都要远。再说,对中国文明我一直不太感兴趣。不过,思索了一会,我同意了。就是,为什么不去中国呢?

几周后,我收到了三份去教书的邀请函。一份来自北京,我当即拒绝了。我觉得,去中国应该去一个能体验原始与纯真的地方。我不想去一个都市,那么多外来人口。第二份邀请来自一个工业城市的学校,我也不想去。第三份邀请来自大庆。据我所知,是一个偏僻、寒冷持续数月的地方。在那里,我可能成为唯一的外国人。这份邀请是一封内容详尽、写满12页的信函,由一位年轻女士(后来成为我的助手)执笔,很让我喜欢。我读了这封信,心想:就是它了。这是我们一生能做出的出于本能且毫不迟疑的决定之一。直到现在,回国二年以后,我仍然感觉到,没错,我当时的决定是正确的。

西方人很难理解大庆这个名字对中国人意味着什么。因为我们有着长期的、渐进的工业化过程,所以不能提出一个象征历史分水岭的名字。“大庆”,意味着强力和信念。因为,1959年9月26日,正是在那里发现了石油,才点燃了饱受战争摧残的中国的想象之火。那次发现很快为中国工业的迅猛发展开启了大门,为将来的能源需求完全自足提供了保证。实验探井始于1949年,得到苏联的技术援助。当苏联退出时,中国技术人员继续独立工作。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周年的前几天,三号钻井出油了。“大庆”很快成为一个家喻户晓的名字。它就像一个霓虹灯广告牌在中国大地上空闪耀。二十年来,这个油田为中国提供了五分之四的用油,被誉为工业榜样,被看成是精神和艰苦创业的胜利。来自油田各处的中学生边工作,边学习。生活条件之恶劣难以想象。在严冬,工人们就住在没有暖气的简易房内，直到1975年,是周恩来总理亲自特批,才筑建了现代化的住宅。

到底在大庆发生了什么事,使我的感觉发生如此惊人的变化,以至于适应北美生活都成了问题呢?

为了做出回答,我愿实事求是、不偏不倚地描述下1984年到1985年我在黑龙江省大庆师范学院里的生活情景。中国是一个差别细微、地方观念却很强的国度。从教学或研究的角度看，很难说它是一个统一的国家。任务复杂,机构众多,每项任务、每一个机构都意味着不同的体验。大城市--如北京、上海、广州与省会或小城市的差别，就如同纽约与爱斯基摩村落相比。逗留者必须敏锐地觉察到这种差别,并且理解：当地人的态度对外国人的态度取决于当地官方的经济资助、其政治组织的稳定性以及当地居民对外国人原有的态度。我可以向你保证，这些经历并非总令人愉快。即使有最好的顾问，很多事情还是要靠运气和助手或翻译的能力，因为她是外教生活中的关键人物。

经过四个月的精心准备,带着两只衣箱，两只大的，两只小的,带上所能拥有的信念和热情,我上路了。从纽约到北京飞行22小时,再从北京坐22小时的火车,我到了大庆。

我看到了什么?

先说不好的一面:环境寒冷,荒凉,没有人烟,大风呼啸,连冷数月,零下30℃,还不谈从西伯利亚直吹而来的刺骨寒风。我记得一个12月的下午,当我从学校上完课走回家,身子感到就像有冰针扎一般。我爬上公寓的楼梯,趴在被子上,衣服、靴子也没脱。二十分钟后才意识到,我还活着。

饭菜质量也差强人意,品种稀少,特别在冬末。没有冰箱。需要冷冻、冷藏的东西都随意放在两个窗户之间的窗台上(这是中国东北建筑物的典型特色)。厨房里有一个石盆,只有一个水龙头,出来的水都是冰冷冰冷的。没有电梯,因此,每天我必须爬至少22段楼梯。

最要命的是孤独。日子一天天过去,我的通信出了问题。起初,每周有6到12封信,后来减少到只有1封,甚至杳无音信。还有,我不愿意被当成该地区内唯一的外国人看来看去。每一步生活都有人注意:散步、寄信、吃饭、来客人。孩子们指着我大哭。我知道人们在议论我的一举一动。生活在玻璃笼里真太难了!那一年,我没能和任何人讲过我的内心想法,一个人人在一个空荡落的大房子里吃了800顿饭,没有文化生活--没有书店,没有电影,没有音乐会,餐馆也没有。

其实,这些不好的方面也有它的好处。虽然室外还是很冷,但室内装了中央空调。尽管我的食谱受限,但我学会了不讲究饭食,而且每天爬楼使我变得比先前强壮、苗条起来。

好的方面呢？

我个人的居住条件太舒适了。学校分给我一套三居室,铺着地毯,墙上贴着蓝色的壁纸,十分温暖(因为有一个床般大的暖气垫),一台很好的录音机,加上一台彩电。室外,天空清澈透明,因为大楼是由大庆油田的油来供暖,避免了影响许多中国其它地区的煤尘污染。报酬是当地教师的6倍,使我能攒下大部分,让丈夫度了一个月的假期。

我的四人小组对我帮助颇大。钟岩,我的助手兼翻译,不单是我的左膀,而且是我的右臂。没有她日日夜夜的帮助和指导,我可能熬不过来。我学术上的中间人即合作教师打通了我与学校间的联系。厨师尽了最大的努力,用有限的食物做出可口的饭菜,真不简单。为我开车的司机长途驾驶在冰雪之上就为买些食品。必须注意,在中国东北,普通的食品也要比西方花上数倍的时间才能买到。比如制酸奶用的鲜奶。我回国时,有人问我:“中国还用瓶子装牛奶吗?”看到我不相信的表情,她又问道:“那么,用什么容器盛牛奶?”“什么容器?”我答道,“在中国东北,牛奶就用奶牛盛!”如果我要牛奶,为我开车的司机就得穿过一条崎岖不平的土路,花上将近一个小时的时间,到一个只有几头奶牛的村子里。到了那里,他还要去找可能正在几里外的地里干活的农民,然后等农民挤出牛奶,再穿过一条长长的、或冰雪覆盖或尘土飞扬(视季节而定)的乡间小路开回来。这还只是为我买做酸奶用的牛奶(因为我的食谱需要蛋白质)。当天气转暖,我们没法用自然法冷藏时,那种“探险”一周将重复几次。

还有一些其它的、容易说明的好处。最重要的是我一生第一次有一种感觉:这是一个绝对安全的地方,不论是室内还是户外。我知道,在大庆,没有人能伤害我。这种感觉最突出的时候,是一天下午我在偏僻的乡下散步。生活在那里最大的快乐,是长时间散步到离学校40分钟路远的一个水库。因为外面的空气总能让我平和与快活,所以只要天气不太坏,也没有其它事做的话,我都会去那里走上一走。出门时不论有多烦恼,回家后都毫不例外地感到像换了一个人。

有一天下午,我边散步边想:我为什么会如此幸福?我的工作进展顺利,对中国生活的适应虽不是一帆风顺,但总的来说是好的。可还是有些什么…好像在身体里仍然有一种对幸福的美好感触。我散步的感觉与众不同,带着从来没有过的安逸和情调。后来,我明白了。三岁时,妈妈警告过我,要小心躲在胡同里的那个脏兮兮的人。现在,我是一生中第一次散步而丝毫不用担心被强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竟然是独自走在中国东北平原上,四周一个人都没有,远处是有泥砖房子的村落,在那里一个人也不认识,不会说那儿的语言,也没有自卫的手段,而我却知道我是安全的。在大庆的外国人不会受到中国人的强暴。这是多么让人高兴、令人心安又无拘无束的漫步!原来,童年时的恐惧感一直伴随着我,虽然没有意识到,但已经成为我内在的一部分。

伴随着这种安全感受的,还有深深地吸引着我的大庆生活的其它方面。刚到大庆时,我注意到人们有着强烈的社区意识。虽然没有电话,但人们知道谁需要帮忙,并自愿提供。我的一个学生要搬家,因为没有搬家公司，亲朋好友就带来了他们能搞到的搬运工具--一辆手推车、一部卡车、一辆自行车,用了一整天终于搬完。一位英语教师听说我喜欢感恩节但很有可能无法庆祝时,就通知我延期上课。然后,他独自一人准备了一套有23个菜的大餐,让我们全班品尝。在他小小的二间房的家里,我成了贵客。

我羡慕那儿对人的尊重,尤其是对老人。不像美国的退休老人,在社会上没有明显的作用,中国的老年人有活做,这使他们感到生活有目的。老人们是被社会完全认可的成员,在家庭生活中起关键的作用。孔子宣扬的友情,在中国文化里价值崇高,历史悠长。记得有一天,助手介绍我认识了一位退休教师,正和她的“同学”挎着手在散步。两个人都已经60多岁,从中学时代就保持着这种友谊。“同学”是一个尊贵的词,意味着终生的忠诚。老师与学生、学生与学生之间有一种特别的精心呵护的关系。

中国人控制情绪及不多言语的能力也给我留下了好印象。当然,他们的这两种品质有时非常难懂,以至妨碍了相互理解,但是一般情况下却使人感受到一种互相依托和信赖的和谐。同时,在学业上,我的经历也有正反两方面的印象。学生们毕业后将成为中学教师,对前景不甚乐观。因此很多人的学习动机不足。学校的资料十分有限。幸运的是,我能够施教于中国的英语教师,被允许使用自己的课程标准,可以自由地设计主要靠我自己的材料来组织的教案。在回答了“我看到了什么?”这个问题之后,现在转向第二个问题:什么是最有用的?或者说,一个未来教师或学生如何来准备这种任务?

这时,我们必须处理好一些有形资产和无形的问题。看得见的问题解决起来比较容易。建议你不要带衣服、鞋子,因为这些物品在中国都质量都很好并且便宜。相反,把你的箱子塞满书、杂志,特别是录相带。如果你像我一样去一个偏僻的地方,你可能就是一个“一人资源中心”。我发现,尽管需要英语方面的专业知识,但最有用的却是综合性知识,即靠生活获取的所有信息。学生们对国际事务及历史发展的认识一直都狭窄。例如,当我向他们解释 Lascaux洞穴壁画的重要性及年代时,没有一个人相信我。

无形的问题更难一些。首先,是你的态度。建议在保持坚定、准时、自我保护的同时,更重要的是千万千万不要发怒。返回美国不久,我遇到一位年轻的女士,也是刚回国。她提起中国时怨声载道。刚到教学岗位时,被告知公寓还没有备好,要她睡在宾馆的厨房里。她同意了。一个月后,还住在那里,她暴跳如雷。公寓是很快为她找到了，但自那时起,其它的事成了问题--上课、信件、食物、假期。每一个要求都受阻于校领导。她的一切问题源于一次发脾气。失去理智几分钟使得整年都难受。

第二点是,你要去适应。不但把大部分资产留在家中,把思维方式也不要带去,因为那只符合西方人的逻辑,在中国对你没一点好处。留下你原来对中国的先入为主的想法,特别是杂志的虚假内容介绍。其作者只关心海滨城市,仿佛内陆农村也如此;也不能相信由游客带回的传闻。他们认为,三周的豪华旅游,只去过几个著名景点,就对中国有了了解。最重要的是,不要期望太高。尽力让自己保持开放的心态,如同初次接触到这个世界。还要对人和蔼。我见证过几次令人窘迫,甚至受辱的事件,就是由在中国的外国人引起的。这些教师被勒令离开,就因为他们不恰当的举动,其原因通常为备课不充分,对学生有性意向等。

最后一点请求:你的个人需求要如实相告。特别是健康状况。我专门提及此事是因为我是一个每天吃三次药的癌症患者。有几个回国的教师曾提醒我,不要反映此事,好像是我本人的弱项。他们说,我肯定会在海关遇到麻烦,学校也会感到我用药是令人讨厌之事,态度会对我不利。我没接受这种劝告,并为此感到高兴。设想一下,既然用药不是我想当然而是没办法却又要紧的事情,那么就不能隐瞒。一年到头,药品都会让人寄给我,因为一次带足是不可能的。我想,不让学校知道事,会使我们的关系以不诚实开始。事实上,在海关没出任何问题。钟岩向我保证,如果征税，学校会愿意为我支付,作为我卫生保健的一部分。

我回家时,一个老朋友问道，“在那里感到抑郁吗?”想了想,我不得不承认,没有，我从来没感到抑郁。于是有了下一个问题，“我是如何避免抑郁的？”

孤独和偏僻有时真令人难以忍受。想象一下:早7点,北风呼啸,零下30度,发电机坏了,没有供热,水停了,没有电。工作、看书是不行了,因为只剩下几根蜡烛。你和衣躺在被窝里,又冷,又黑,关心你的人远在万里之外。我承认,有时仿佛一把老虎钳在慢慢地夹我,越来越紧……的确,我怎样才能保持心理平衡呢?

我试了四种途径:

第一,知道有人真心关心你最为重要。来自家庭的支持--我的家人给我寄来大批的信件,每月寄包裹这非常关键。应我的要求,丈夫寄给我一些重要的物品如咳嗽糖、可乐、浴盐、格拉诺拉麦片及“贴身用品”。

第二,有中国同事支持我,不仅是直接负责我的四个人,还有许多其他人。社区也清楚地知晓:我同样关心他们。我与学校校长多次会面,我的公寓每周两个晚上开放,有时多达35名学生来参加自由交谈。我还帮助他们组建了一个辩论俱乐部,并且高兴地看到,这个俱乐部方兴未艾。户外寒气逼人,室内,当我与人交流时,却好似花园一般。

第三,敬业。生命中第一次让我能够全身心地投入工作。没有家人占用我的时间,没有家务,没有电话,也无处可去。总起来说,没有让我分心的事情。有时我十分高兴,因为能连续工作10小时没人打扰。

第四,依靠自身的内在力量。不可否认,这是我决心要跨越的一场测试。这意味着我在国外工作之梦想的实现,我知道我必须成功。

现在回答第四个也是最后一个问题:“这一切值得吗?"

我已经回国三年,坚决相信这一切物有所值。代价是巨大的,但却是暂时的;好处也是巨大的,但我相信,却是永久的。

有什么好处?我列出五个:

一、因为我有许多时间独自一人,全力贯注于我的工作,所以学到的东西比以前更好、更全面,而且不仅在我的文学专业上。对中华文明的许多方方面及世界事务，我也有了更多的了解。正是在中国的经历引发了我对跨文化研究的兴趣。

二、距离与随之而来的客观性有助于真实评价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及友情。一个人从远处能得到不同的、更理性的判断问题的方法。

三、我交了两位很好的中国朋友,和他们经常联系。为他们,我愿做任何事。

四、我开始并继续着对中国书法的爱好,甚至说是着迷。我掌握了一种技艺,并崇尚这门古老的艺术,它给我在大庆的生活带来平衡、和谐与美,在曼哈顿亦如此。

最后,我无比满意地认识到我做了一点有价值的事情，而且是在十分不利的条件下。我完成了一项极具挑战性的任务,这种满足感,只有在通过一次真正的考试时才会有。

在返乡的漫长旅途中,我想到了1963年从国外回国的情景。那时我和丈夫住在伦敦,他在那里拿到了学位。那次返乡相对容易。我错误地以为这次返程亦如那次。回想起,二十年里我到处游逛。我变老了,知道的更多了,更能处理情绪问题了。再说,这次又是返回个稳定、安全的家园,好像不必马上找一处公寓或一份工作。

但是这两次海外经历有很大的差别。我研究英国文学和文明数年,到了伦敦马上就感觉好像到了家。因为英美差别不大,语言也相同。在那里,我延续着自己独立、自主的生活方式。没有谁为我负责。最重要的是,我有一个人会经常分享我的经历。这种共享使适应伦敦变得容易,反过来再适应北美也不难。

在飞机上,我坐在座位边上。着陆前一小时,我换下全部外衣，至少骗自己说:我是新来的。比起其它海外旅游回家时经历的焦灼,这次也没什么特别。我急切地盼回家--真有点喜气洋洋。我成功了!靠自己一个人成功了！

我很兴奋,所以自己和自己大声说话。我订了计划,盼望能住在非少数民族居住区。没有人注意我的日常活动,以便让我享受从未有过的、自主的快乐。每天读几份报纸,能方便地旅游,甚至买上几张往返机票(这在中国是不可能的)。家中的电话能让我很快找到当地的和远方的熟人,能选择想要的消费品而不需要定下某周才能得到的样式及尺寸,不需要和盛气凌人的官僚打交道。不需要每次离家都拿上证明材料。我将重新得到个人的自由,它是我生活的基本组成部分之一。

当然,这些愿望现在都已经实现,但我又遇到了其它没预料到的问题,它们一下子把我打蒙了。

我回到家中时是一个星期四。刚开始看到家人一切安好我既安心又高兴。虽然我已离开一年,但公寓一切照旧。当问到第一顿饭想吃点什么时,我毫不犹豫地回答:“一份简单的色拉,多放莴苣”。太高兴了!一年时间,我没吃过一片莴苣,没享用过一份色拉。除了在临返乡时吃过一些蕃茄,一点新鲜蔬菜都未尝过。

可是,在自己家里我却有了异样的感觉。一切都看上去很奇怪,虽然在离家去中国前我曾做饭几十年,但第二天早上准备用鸡蛋做饭时,我感觉像一个笨拙的孩童。当我走在有八个卧室、三间浴室的房子里,想想我在大陆的公寓和曾去过的中国家庭,意识到我的家里太乱了。我的东西太多了!这么多东西!中国人家里有几口人就有几个杯子,几个盘子。而我的朋友还说我的家整齐有序,甚至还缺点什么。

丈夫问我,“第一个礼拜六你想去哪?”我回答:“咱们去散步吧。我喜欢简单易行。过公园,到百老汇大街走走。”周六,我们去了。的确,我希望这是一次重演，即在半个地球之外的地方定期散步至水库的美妙场景的重演。可是我已经开始怀疑，这次的适应不那么容易，速度也慢吞吞的。

走出家门不久,我就感到针刺一般难受。意识到,现在我对原来未曾注意的文化准则十分敏感。这是一个闷热的日子。公园里到处是人，穿戴各异，衣服的花色如同大庆人做床单用的布料一般。人们的情绪外露,把我吓傻了。明显的身体动作，特别是异性之间,令我目瞪口呆。我盯着两个人，见面时又叫又抱。太过分了，有点歇斯底里。在大庆,公共场所的行为慎重,尽量不说话。人们见面时正经八百地打招呼。男女,甚至夫妻，在公共场所从不触摸对方。我教过的年青人，年龄在19至24岁之间，不允许男女两个人一起散步。男生和男生走，女生和女生走，胳膊挎着胳膊。当丈夫去那里度寒假时,我小心翼翼地要求他以中国方式来招呼我。这意味着,5个月没见,在机场见面时我们只点点头说了几句话而己。

走在百老汇大街上,仿佛走在一家精神病院的走廊里。遇到一个日耳曼族的人,人高马大,满身浓毛(中国人的体毛不多)。头顶染成绿色和红色,竖起来四英寸高。他穿着笨重的登山靴,短裤头,部分生殖器官露在外面,一件紧身衬衫只盖住小部分前胸和后背。走过两个街区,我看到一个黑人,头发染成淡黄色,光着脚,裸露的胸膛前吊着一条绿色的领带。在一个拐角处，一群人围着两个气冲冲的男人,看他们摆好架势要打架。一个急着要看热闹的人推了我一下,差点儿把我挤倒。到处是车，烟雾缭绕，加上噪音，还不时有警笛声，在我大脑中就像一口轰轰作响的钻井。我吓坏了。

在中国东北,我去哪儿,人们都盯着我看。现在,在国内，地位颠倒过来，是我盯着别人看了。我一声不吭地看着两个无家可归的人在街上占地盘，他们把报纸、纸箱板、毯子、一些衣服、杂志、坏掉的梳子、香烟、食物摆放在地上。离这里二十码远,一个穿着睡衣的女精神病人正在尖叫,跳舞,冲路过的人唱歌。我以为这不是真实的生活,肯定是演戏。但这却不是戏。这就是美国的城市生活。我戴上中国文化“眼镜”去看别人,感到恐怖。并非是说,去中国前没有无家可归之人和精神病人,而是我意识到离家的这一年,纽约的人口剧增。在中国,我从未看到一个无家之人,一个乞丐,一个人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事实上我又回去访问过两次,发现人们还是那样。

与那个令人失望的场景相仿,没用多久我就注意到邻里发生的明显的变化,这个变化令我吃惊,让我感到疏远。我住的地方一直是一个中上层人士居住区,现在明显只剩下上层人士居住。在我去中国前,房价逐渐盘升,但我没想到,这种盘升是整体通货膨胀的反映。而在我离家的一年间,不动产价格疯涨。返乡一周时,听说我们1976年买的房子现在已值当时购买价的十倍时,我说不出话来!这次房产疯涨的直接后果是,吓人的房租把满足居民实际需要的商店赶跑,取而代之的是昂贵的、由武装门卫把守的精品店。许多新面孔住在我的楼里,见面也不打招呼。这些人的收入显然比我高得多。和他们一起乘电梯时,我觉得自己像一个贫穷的侄女临时借宿在有钱的姑姑家中。尽管知道能付得起每月略微增加的维护费用,但我不想住在那里。总之,我对家庭环境感到极度不适,觉得没有可能去改变它。

我不敢相信这里的价格、垃圾及乱糟糟的东西。胖人,尤其是青年胖子的数量令我惊异。而在中国,人们不知道,也不需要保健药。灾害幽灵时而光顾这个国家,也肯定光顾我在那遇到的许多人,因为只到最近二十年,生产的食物才足以养活全部人口。例如,我的学生每天早餐只能领到一个馒头、一小碗米粥。将近二个学期,我以为他们发育不错甚至丰满。可到了夏季里,他们脱掉厚厚的棉衣时,我才发现他们是多么清瘦。

第一次购物时，看到那么多新鲜的食品我都呆了。我已经忘了过去在这个城市有什么。这里离我家只有5分钟路程。不再是几堆发蔫的蔬菜摊在水泥板上,而是色彩艳丽的果蔬摆放出艺术造型。数量、质量及品种使我惊愕。辣椒有三种--红的、绿的还有黄的。蕃茄有四种--欧洲的、南美的、本地温室的,还有有机番茄。浆果有5种。我拿不定主意,空手而归。我喜欢这么多花色的品种,希望全世界都这样—但价格要合理。想到第一次买食物时出的乱子至今我都脸红。去中国前，我喜欢购买食物,一买就一大批。但回国后第一次购物,我只从韩国鲜货市场上带回一个密生西葫芦,只一个。而我在那里买东西已多年了。我认识那些老板,他们是可信赖之人。但当店员说一个密生西葫芦75美分时,我说她肯定搞错了。我告诉她,不可能。唉,她知道在中国75美分能买到什么吗?显然,这种对比不合适。我把她吓坏了!最后,我付了钱,满腹疑惑地走回家,为闹出这样的乱子感到羞愧,感到自己生活在一个无法控制又无法逃开的环境中。

一天晚上,和丈夫吃完在外面的第一顿饭走回家时,这种独孤无力的感觉又一次战胜了我。我们去的是附近的印度餐馆,要了去中国前常吃的饭菜。坐在那里,我吃惊地发现,饭菜中所有秘传配料在几街区内全部能买到。可当结帐时,我看到丈夫支了相当于一名中国教师6周薪水的钱。我顿时感到这次消费应受指责,因为我认为这是不道德的举动。

我不属于这儿。从身体上,我与中国相距遥远,但心理上,与家中的一切同样不近。在大庆,我感到孤独,但在这,因为有额外的抑郁,我同样感到无助。在自己家里,在邻里,在和丈夫和孩子们一起时,我都没有舒服的感觉。我曾想,离家一年后,我会高高兴兴、心甘情愿地重归这种温馨生活。但持续的亲密相处,与自己关心的人不断交往,在一年孤独生活后,这种想法还是那么迫切。而现在,我发现家庭生活充满了烦琐和磨擦。因为没能融入,我感到别人是一家,而自己是多余的、额外的。经常有人打扰,至少看起来如此。我总怀疑自己是一个喜欢离群索居之人。如今在外独自一年,这种感觉得到确认。我对自己处理人际关系没有把握,经常怀疑能否继续与别人的友情。

我对中国经历的热情别人无法理解,使这种疑惑进一步加剧。别人希望我和去中国前一样。但我不再是原来的我了。我对大庆经历如此着迷以至于我感觉自己是半个中国人。可能看上去还是原来的蓝眼睛、金发的西方人,但我的内心发生了极大的变化。我想与大家讨论下这些变化以便为大家所知。

我曾渴望回到习以为常的美国文化生活,却发现它不再让我有丝毫的兴致。我不想得到纽约拥有的东西。在长期分离后,丈夫希望与我一起去看芭蕾和话剧。我陪他去了一次,精神却集中不起来。在大庆,我曾准备过9页长长的详细笔记--记录着回国后必须马上要做的事情,包括一个30本的书单。我从一家存书丰富的图书馆借到了其中的一些,又从一家同样丰富的书店买了一些,却发现自己的心思根本不在上面。与失去的相比，这些都不重要。

另外,我不想成为一个被无家可归者、心神狂乱者、在昂贵的有警卫把守的精品店外的乞讨者充斥的社会中的一员。学生们曾反复问过我两个问题--贫穷和缺乏个人安全感,这两个问题在我回国后初次外出时曾遇到过。我对美国社会感到伤心、失望。这太可怕了!怎样才能调整自己的角色,以适应一个我认为不可适应的环境呢?一切都似乎不对劲了。

我疲倦不堪。因得不到休息,我拼命睡觉。左耳中不时发出的嗡嗡声响使我烦躁不安。我不明白这些症状是身体对紧张的反应。在吃上盼望的草莓、杏和其它夏季水果后,发现它们对我不再有吸引力。我的食欲消失了。觉得呆在家中是痛苦，那不是我梦想的东西。我觉得奇怪，为什么没有人注意到我变了，应该被当作一个稀有人物看待。毕竟,在大庆,我是宇宙的女王,纵使是一个临时女王。有四个人照顾我,我不用分心去想那些耗掉人们大量时间的生活的细枝未节。如,买吃的东西、做饭、去修鞋等等。这些事务都有人替我做,而我只有三件事:备课、上课、学习。其它时间,我随意选择方式过—练练书法、读书、写写文章、散步、思考。好像一切还不够精彩,我对工作有完全的自由,想怎么干就怎么干。

眼下,我什么女王也不是了,甚至在自己家里。当然,家人们希望我承担去中国前就负责的大部分家务。但是我不想再回到老日子中去。我不再做任何家事,因为我意识到,在大庆,当有人负责家务时能拿出多少时间来做职业工作。我的家务事好像没有那么复杂,做起来令人厌烦又令人无奈,所以我采取了能简就简的方法。

大约一年前,当我能说不论身体上还是心理上均已返乡的时候,遇到一个曾在中国住过两年的女士。当她回忆起第一次去一个郊区大超市购物(原来是村落食品摊)时的情景,我们都放声大笑。她排在长长的队伍末尾,气得冒烟。她说:“我觉得自己是学过汉语的美国女人,应该到队首,因为我如此特殊。”我清楚地明白她的意思。另外,丈夫最近提醒我,刚返回时我的情绪是多么糟糕,第一次和孩子说话时都哭了。我已经不记得了。我认为自己已经尽力保持平静,以求适应。

回国后第一个月,谈话的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让我谈中国。但几次过后,我看到孩子们眼中流露出呆滞的目光。我能听到他们在想些什么:又来了,中国,中国,真没劲!但对我来说,那是唯一重要的话题。我拼命让别人融入并分享我的中国经历,把什么都与中国比,国际事务也从中国的角度考虑。你瞧,我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中国通!

我知道,我不在国内的一年间其他人也过着自己的生活,而且我对他们的事务也感兴趣,可是别人不明白，当时连我自己也不明白的是,那一年我不单是过了一年的日子。那一年不是一般的经历,而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经历。它把我的生命分为去中国前和去中国后。先前我做的一切--受的教育、为人父母、周游三十个国家、在英国呆一年--全部是为去中国而准备。在去中国前四年中的每一年,我都有过严格的生存体验旅程。有一年,我独自一人花一个月穿越了整个外赫布里底群岛。第二年,我深入澳大利亚内地艺术考古。又一年,与另外一位女士一起横穿了巴厘岛。去中国前一年,又和她乘公共汽车从曼谷旅行到新加坡。整个1000英里旅程的交通费是37.25美元。我拥有一些野外生存的经历,有几次还称得上大难临头。曾经有一群穆斯林妇女向我们扔石头,好不容易才脱逃。所以说,我的生活本不乏味。可是中国对我的影响却是以前从未感受到的。

以前经历中学到的应付技巧让我领悟到巨大的文化差异,否则我到大庆时会感到迷惑和疏远。真的,有时,我感到困惑甚至表现出敌对,尤其是处于检验自己的成见和文化偏见的场合。亚洲之旅,我学到了生活的另一面,并把它们看作准备大庆之行的关键内容。

记得在大庆发生的一件事:我的两个学生为了一份创意性的书面作业提交了相同的论文,这使我十分恼火。当我静静地面对她们]时,她们都坚持说相同的想法是她们同时想到的。我知道她们是想尽力保住脸面。虽然内心里说她们是骗子,但我嘴上什么也没说,只是静静地看着她们,而她们却哭起来,大声辩解说她们是最实实在在的学生。可过了两分钟,在楼道里,我看到她们在笑。她们从未想过我会看出论文相似,以为我不会说什么。虽然这一切我不太理解,但至少我明白应该换一个角度看待此事。假如不是对亚洲生活略有了解的话,我做出的反应就不会如此,会很糟糕。

在此,我请求与我同龄的中年人认真考虑为国外学生布置的作业。通常我们的教育程度较高,知识广博,通过生活经历也获得了一些应对技巧,这种经历是一个二十三岁的人所不会有的。这些技巧,我相信,会使我们的态度更不偏不倚、更成熟、更能了解危机与临时情况之间的差别。这些知识通过读书便可获得,但主要还是靠时走时回的旅行,靠另外一双眼睛来观察世界。在中年,我们能这样做而不受威胁,因为我们的个人识别力已经具备,自我意识也不再脆弱。虽然我们有孩子,但我们有行动的自由,因为孩子们不在家住。另外,在中国这样一个传统国度里,年长者应受尊重。

回到纽约,我敏锐地觉察到丢掉了什么。我思念着国外的好客环境,思念着我在大庆师院特殊的身份,思念着我的同事和学生。我想起他们不知满足的提问及他们的观点。我尤其思念那些无形之物及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文化差异,这一切构成了我与学生、教师及助手数百次谈话的基础。这种差异我提过一些,像团队精神和人与人相处时表现出的节制。而美国文化与中国的文化之间存在的其它差异却使我感到:到了中国就像到了家。比如,生活在那里,磨练了我的历史感。在美国,人们认为古代历史就是昨天发生的事,既不感兴趣也不觉重要。但中国人觉得时间是连续的,他们的历史概念就是一部道德剧,就是教育。这种连续感渗透到他们的谈话中。早已逝去的皇室人物被看成是当代人。我的学生都认为自己与其有联系。他们是在与祖宗一起“行走”。

有两件事使我强烈地意识到他们的这种内化的历史感受。一件是,当知道我正在研习唐朝书法,便有几个人给我提到卫夫人。说起此人,他们就像朋友、熟人,以至于我以为此人就住在校园里。一天,我差点出洋相要求见她。幸好另有件事阻止了我。那天下午我在书上看到,卫夫人生活在三世纪的汉代,但对他们来说,卫夫人如我一样真实。

第二件事是，刚到大庆时，我用过一个词“满洲国”来称呼东北。我的得力助手钟岩，劝我不要提及那个词。她没向我解释什么,但我注意到她欲言又止,也就没再问。可是这件事马上让我意识到中国人的那种强烈而微妙的历史感。对我熟悉的中国人来说,“满洲国”这词仍然令人回想起55年前日本入侵带来的恐怖。那是中国历史的分水岭,再加上其它一些事件,使他们看中国数千年的文明如同当日报纸一样新,甚至更有意义，因为它提供了基本的参照框架。我们许多人听北欧人说过:“干嘛还谈论二次大战?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无休止地谈论没有意义。”任何有良知的人不能对中国人说那样的话。思考一下大庆生活的方方面面,所有一切都好像很特别。而今在自己的家中,我却在伤心、被疏远。是我要求的太多了吗?朋友们对我回国的反应在意料之中。有些人支持我,但最响的、最顽固的、甚至在今天最常听到的声音却是反对我的。可以想到,一个离家去国外工作的女人会经常受到批评。在我飞往中国前二周,一个只有别人带领才能旅行的老年妇女,双手叉腰,问我说,“你计划好你丈夫的一日三餐了吗?毕竟你要出去呆一年!”我说,“没有,我从不考虑这些。他是一个51岁的人,一个持正式执照的大夫。我想他会有办法。再说,我们的婚姻也不能只为解决他的吃饭问题。”我讲这个故事的目的是鼓励那些存有顾虑的人。

虽然我从未问过,但许多人毫不犹豫地告诉我说不赞成整个冒险计划,说这一年是白扔了。实际上,一个人甚至说我是去度假。对人们的这种无知我既害怕又生气。他们怎么敢在我感到伤痛未愈的时候让我难堪呢?中国人的节制他们怎么没有呢?许多议论都与我一个女人独自去中国有关。瞧不起女人,真无耻!有几个人告诉我,男人离家呆一年还好并情有可原,“男人有时需要那些事情,他们需要刺激,需要增加见识。”一个又粗又壮的商人说道，“但女人这样做就是不负责任。”对他来说，我丈夫每周上班60个小时，两个孩子也不住家,这都没关系。我丈夫甚至当着我的面被数落,因他放我走,好像是不关心我。相信每个人都有权利实现其梦想。我的梦想就是在国外教书一年。我有权梦想并有权实现它。每个女人都如此。

在我调整期间,沿着中央公园的水库走使我找回了在学校后那条脏路上散步的感觉。我渴望在那儿得到的安逸和自由感。可是当我读到:八月的一个晚上夕阳落山后曾在水库发生了一起强奸案时,顿时感到公园散步变了味并令人恐惧。我尽力解开美国社会之谜,但我发现其不可理解(在某种程度上,我依然这样认为)。可能更确切地说,我不想承认我不理解美国。也许我是对理解的东西感到害怕,不赞成许多美国社会的基本价值取向。在大庆,读美国杂志、报纸、文摘也没使我跟上美国的变化。我一直在“读”的这个国家好似越来越遥远,文化越发走向疯狂。我不想成为其中一员,因为我发现中国文化有如此吸引我的东西。美国许多的文化观念,对我没有任何意义。我不相信越多越好,不相信今天借明天还(或永远不还)就是聪明,不相信历史在当前事务中不起作用。我深信,坚持短视的每月收支相抵及无耻竞争的政策无益于社会。

我曾提到,在中国我能自由地为师资班选择材料。一天,我们读赫曼·麦尔唯的短篇小说《掮客巴特利比》,全班都能当成杰作来欣赏,花了很长时间来讨论。但他们认为小说写得太假、太不可思议,以至于像科幻小说。班里13名成员没有一位能想到一个人如此孤独,就像一封死信,不为人知,没有人要,灵魂在慢慢凋谢枯萎。我向他们解释,这种孤单在美国并非罕见,他们都不相信我。“他的家人呢?”“朋友呢?”“邻居怎么样?"直到我把刚收到的信中的剪报拿给他们看,方才知道我没说谎。剪报的大标题是:“城中,380000人无家可归。”

我花了大量时间向学生角释美国的多元化。他们不能理解,以为是混乱,他们总是指向我们的痛处--无家可归、犯罪、家庭破裂、贫困交加的失业者及没有工作的下层阶级。

一天,我的合作教师问能否给师资班读一部美国大剧。对此要求我十分高兴,马上就选定了威廉姆的动人的戏剧“ The Glass Menagerie”。我发紧急求援信给我丈夫,很快收到此剧的一份复印件及一盘原始录音带。真太让人高兴了!老师们惊诧地听到演员的声音,面对戏剧的优美和传出的信息,其感动之情溢于言表。当劳拉终于吹灭蜡烛的时候,谁也说不出话来。

不久,要求我再介绍一个戏剧。受 The GlassMenagerie成功的鼓舞,我选了认为会再获成功的“推销员之死”——我们的文化保留剧目之一。如果说有谁不同情威利·劳曼的话,那就是这些中国教师!我选的这部戏再差不过了。全班很礼貌地听着原声带,但我察觉到房子里的每个人都绷着脸,一言不发。终于,一连串没有想到的评论问我涌来。“威利劳曼是令人恐怖的人。他什么都偷。更坏的是,他唆使他的孩子们去偷, 篮球、木头,什么都偷。”“怎么连到他家去的路上的水泥板也偷?”“他是个贼,却把自己的失败归罪于别人。”把此剧说得一无是处。他们非但不同情威利,还认为LeeJ Cobb的演绎有些歇斯底里,简直是疯狂,让人觉得这个人物一点也不值得怜悯。“但,琳达怎么样?”我问道,“难道她的行为一点也不高尚吗?她是那么坚定而善解人意?”不错,他们发现了那一点,但在他们眼中,这部戏只所以不可救药是因为它表现出了美国社会最差的一面而没有一点高尚的东西。他们既不明白我为什么选择这部戏,也不相信我把这部戏看作是真正的美国大戏。上完课,我感到像打了一仗,但这堂课十分有益。我感激他们能看穿这种文化上不可侵犯的圣物。在家中,我经常回想起这些热烈的讨论,盼望再有一次机会从事这令人满意的工作。于此,我不但能打开许多封闭的“大门”也能从中学到不少东西。可也只是想想而已。

我是怎样克服抑郁,回归美国文化的?一连数周,我好像走在一条黑暗的隧道内,永远走不到头,也许是没有终点。我担心自己哪种文化也不能完全适应,总是怀疑来错了地方。我的应对技巧呢?我曾深知适应中国需要技巧,但我绝没想到在国内也需要技巧,本以为会很轻松地融入美国。我知道我得尽快把中国经历同将来结合,尽量把两者整合从而继续我的生活。有些人,发现重归这么麻烦,容易否定他们的海外经历而不应用新掌握的跨文化技巧和知识。我不承认我的整个大庆经历没法转换。一个从中国返回的教师对我说,“对我来说中国正渐渐淡去。”我却从不希望如此。

我知道应该说明白我的中国经历最有意义的是什么,应该尽我所能进行转换,而实在不行的话就退一步。比如说,我再也不想拥有学校“唯一外教”的头衔。但我会设法搞一个时间表,为后续工作安排必要的时间重新适应和转换的任务令人生畏,但不能急躁。某种意义上讲,这就像乘飞机后出现的时差反应,文化之间也存在时差。必须有适应的时间。要像中国人那样,要耐心。还有,做事要有目的。我有四种方式:

一、同那些曾在中国执教的人碰面,在一起讨论我们的经历颇有益处。要不是这个原因,我永远不会把这些人当成朋友。在海外的经历把我们]拴在一起,还因为在国内我们不能被人理解。我们觉得自己是另类,所以在讨论中有一种特别的共鸣。这是一个特殊俱乐部,尤其是我们这些人都曾工作在偏僻地区。对外人的无知和浅薄提问,我们都报以大笑。从大庆回来一年后,当一个人这样问你,“哎,有意思吗?”你怎样回答?有意思!但最好是点点头。解释干什么?我们不相信对中国的那些可笑的固定概念。中国人对美国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兴致盎然,但在美国,大家却以为自己无所不知。说起这个来,他们没从电视上看过《龙心》吗?

我认为,当我们想方设法消除这种因不属于同种文化而导致的紧张关系时,讨论十分有好处。从一个初级发展不平衡的工业国转向一个高技术社会及复杂的世界大都市过程中,我们都发生了彻头彻尾的变化。对北美社会的价值观,我们一般都感到沮丧,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事实:我们的许多个人价值观也发生了变化。我们都有着不同寻常的经历,这些经历对我们产生了深刻并持久的影响,不仅有助于我们的个人成长,而且很有教育意义。

我们曾抱怨过经历之本质不能分享,都碰到过冷漠和无知,发现本以为会感兴趣并持同情态度的人士十分稀少。他们从不关心世界上发生的事情。我们讨论过中国人和美国人之间的语言差异。好像大部分美国句子都以人称代词“I”开头。与一个我认为是文化通的老朋友见面时,我向她提及,中国人比起美国人来很少抱怨他们的物质生活问题。她说,“那是因为中国人感受问题的方式与我们不同。”我向一个从中国回来的教师谈起此观点,一起议论中国人的特点:完全封闭,见外国人就害怕。这种情况经常出现。每当我们想和别人说说在中国的经历,总是有某个人的私事吸引人们的话头,谁也不听我们说话,让我们感到下不来台。我们]谈到,美国生活中有三个起决定作用的文化要素:情绪化,高消费,自我中心。

二、我认为,向那些正考虑去中国工作或学习的人提些建议也不无益处。回国后几个月,有人要我给打算去中国工作的教师讲讲话。为此,我不得不把我的想法组织得具有逻辑性。那是一次磨练意志且十分有益的训练。我认为不论以何种形式,写作是总结重归过程的妙方,个人的情感混乱也能得到满意的宣泄。

三、我一直坚持经常和几个中国朋友通信并研习书法。这对我保持同中国的联系和整合当年的经历尤为重要。除了其美感吸引我之外，学习书法的原因之一就是，我知道在纽约能找到一个老师,并且与学习语言不同，学习书法只靠一个人工作就会有所进步。所以,这种艺术形式已经成为我生活的一个主要部分,在两种文化间架起了一座桥梁。它使我集中精力,它使我平静地听一听我的心声。把手、实物和虚物三者结合起来,我在写字时努力进入这些符号的灵魂深处。这种努力常常加强我同中国的联系。借助书法和大庆经历,我可以与生活在美国的中国人(比如:我的书法老师)实现情感上的共鸣。我们在一起讨论双方之间的差异,研究中国人和美国人在同样场合下的反应。我们把新闻告知对方,既有关他的家庭也有关我的中国朋友。

四、寻找能找到的最具挑战性的工作以便使自己重新适应国内的环境。我知道完全忘掉中国文化引发的兴奋不可能,但我想重新感受一次我的与众不同。在大庆,作为唯一的西方教师,那种感受是至高无上的。我曾经在一男监狱上过课,那儿肯定有不同的文化吧,但我还是思念我在大庆享受到的责任感、自主和地位。

从中国回来六个月后,可以说我已经又适应了美国。我发现重归之伤痛是成长、整合过程的一部分。与富有同情心的人交谈,写一写我的中国之行,与朋友通通信,继续我喜爱的艺术创作,投入我的新工作,加上时光流逝,都是我度过这一阶段的有效方法。

我曾有过严酷、强烈的经历,应该知道,离开它的愿望也是同样强烈。我仍不知如何才能恰当应对重归时的惊诧,减少那些常常好似突然袭击的打击。尽管在大庆没人能替我分担焦虑,但我想,能认识到重归之伤痛的不可避免性多少会有所帮助。

当我不那么挑剔,察觉到中国和美国的本来面目:各有各的文化,各有好坏,对两者均可批评、嘲笑,这时,才最终发现我真的回国了。回国的头几个月,我借助放大镜仔细研究了西方文化,得出的结论是否定的。有时我真盼望回中国。逛书店怎么能同在一个童话王国般的充满七彩冰雕的花园里漫步相比?那里的灯在黄昏只为我而亮。看到学生在一生中第一次听 The GlassMenagerie原声带时眼中放光,那份满足感有什么能比?我并不是过分宣扬大庆生活的浪漫情调,毕竟我只在那里呆过一年。在那里只要过一个冬天,就不会有人再浪漫起来。

然而，中国文化的某些方面曾强烈地吸引着我,现在亦然。我经常感到自己绝对应该属于中国。因此,我身心的中国成份被激活了。我从未意识到它的存在--实实在在,昏昏欲睡,在那里等待被人唤醒。在大庆度过的一年使我更多地了解了世界,也更多地了解了自己:我还能做什么?我敢一个人走多远?我能接受并应对挑战吗?我能学到多少?我能成功地综合应用那些学问吗?

当然,中国之行也改变了我的自我观念。眼下,我尽力不偏不倚地、现实地看待中国文化和北美文化,尽力寻求一种复合文化的生活方式。的确,我崇尚生活在一个多元化的社会里,在那儿,我有个人的自由和选择。但我喜欢用“中国眼”去读报纸。假如没去过中国,我会错过一生中最有意义的经历。这次经历充实和丰富了我,前所未有,又不可复得。

初译稿:2002年4月30日

修改稿:2002年5月06日

终定稿:2002年5月17日

说明：

1、本文译自Marcia D Miller所作Reflections on Reentry After Teaching in China，原文发表在OCCASIONAL PAPERS IN INTERNATIONAL LEARNING, Number 14, December 1988。

2、译文完成于二十年前，随我搬家数次而不舍。现借助于微信小程序拍照转换成文字并收进《致远集》（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