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恩·莫里斯：为什么英国注定要依赖中国

【文/ 伊恩·莫里斯 译/ 观察者网 傅洛拉】

大约23世纪前，一位名叫芝诺的塞浦路斯人移居雅典，并以哲学家的身份谋生。他的追随者后来被称为斯多葛派（Stoics），因为他们在雅典市场周围一处阴凉的柱廊（stoa）聚集，芝诺在那里用朴素的类比向他们解释生活。

想象一下，他喜欢说你是一只小狗，绑在马车后面。小狗不但有自由意志，而且这意志还不少，因此，当推车开始移动时，你可以决定要做什么。你可以和马车一起小跑，享受你的奔跑，也许还能接住车里的人丢下的残羹剩饭；或者你可以朝不同的方向跑，和马车比一比；或者你可以完全拒绝移动，在这种情况下你会被脖子拖着，甚至被马车碾过。

巨大的非人格力量拉着我们到处跑，芝诺坚持认为，在我们之中没有人强大到可以忽视它，但我们也没有弱到缺乏选择的地步。我们既不是命运的棋子，也不是它的主人。成功的秘诀在于了解“马车”的行驶方向，并找出如何充分利用它的方法。

大历史表明，地理是确定“马车”在做什么的关键。我们通过它对身份、人员流动性、繁荣度、安全和主权的影响来体验“马车”的运动，但如果我们想了解实际发生的事情，我们需要深入研究地图。

只有通过观察技术和组织度如何决定我们的舞台大小，个人或社群才能确定舞台上最重要的“演员”，并为自己找到最有价值的角色。

自从英伦三岛的实体形成起，这就是英国人在整个8000年里一直在做的事情，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功。在大部分时间里，英国的舞台仅限于西欧，而这舞台由南部和东部的“演员”主导。对于最终成为英格兰一部分的族群来说，历史主要是关于如何处理来自欧洲大陆的事物。对于那些更偏北、偏西的族群来说，历史是关于从英格兰来的事物。

舞台由罗马向地中海延伸，在帝国灭亡后重新导向波罗的海，然后，当哥伦布和卡博特（译注：代表英国探险的意大利航海家，是自斯堪的纳维亚人后，首位到达北美大陆的欧洲人）超越赫里福德地图（译注：Hereford Map，绘制于中世纪的1300年左右，仅包含欧洲和亚非部分地区）后大大扩大。

赫里福德地图与解读，图片来源：omniatlas

但在每一个节点上，都取决于岛民自己想要奔向哪条路，并加速前行。这就是过去500年的重大战略辩论——关于天主教、大国均势、光荣孤立、帝国特惠制、大西洋联盟、欧盟——所最终围绕的，也是将会继续在21世纪争论的问题。

在将小狗向西拉过大西洋一个多世纪后，历史的马车现在再次向东行驶。在2016年的英国公投中提出的问题，不应该是如何处理与欧盟的关系，而应该关乎北京。

让英国退欧之争成为一场灾难的原因在于，支持脱欧者和支持留欧者花费了关键的5年时间，就身份、人员流动性、繁荣、安全和主权等短期、肤浅的问题进行了坚决的争论，而长期的地理问题却最少被提及。这一错误让两个阵营都沉迷于欧洲仍然占据舞台的共同错觉。

政治学家克里·布朗（Kerry Brown）讲述了一个很能说明问题（或者说很可怕）的故事。他在2016年公投投票前不久，就英中关系发表公开演讲。他说：“听众以一种近乎超自然的平静，聆听了有关权力结构的根本性重组，以及地缘政治力量重组的新闻和分析。”而就在几米外，“隔壁房间里一场关于英国和欧盟的辩论几乎以骚乱告终”。历史的马车向东前行，但芝诺的狗却跑错了方向。

大约与芝诺在雅典提出哲学理论的同一时期，恒河河谷数百个独立的城邦被合并为几个帝国。印度史诗《摩诃婆罗多》的作者就生活在那个时代，他提出国际关系为一条“鱼之法则”所主宰：干旱时大鱼吃小鱼。在21 世纪，整个世界正在整合。我们正在经历一场“特大干旱”。

一位联合国前副秘书长观察到，今天的小鱼正在“开始以防御性的方式思考集团化”。各政府得出结论：避免被一条大鱼吃掉的最好方法，是依附于另一条（希望威胁较小的）大鱼。然而，他补充说，现在这时刻，英国正好选择了“在没有集团归属的情况下漂泊”。

抱团并不是一个新故事。自1973年以来，“欧洲鱼”一直在吃英国，而自1916年以来，“美国鱼”也一直在吃。只不过它们是在默默地吃着。

早期的大鱼——罗马人、撒克逊人、维京人、诺曼人——像大白鲨一样闯入群岛，希特勒也可能会这样做；但20世纪的华盛顿和布鲁塞尔表现得更像是一群小鱼。他们一点一点地蚕食英国的主权和身份，直到伦敦政府对岛国的繁荣和安全（就与欧洲的关系来说，还有人员流动性问题）的发言权，比华盛顿和布鲁塞尔的同行要少。

“像大白鲨一样闯入群岛”

2016年的辩论过分关注欧洲的蚕食对英国来说是好是坏，但如果换个问题，也许辩论的效果会更好：与脱离欧盟后英国同中国交往的收获相比，被欧洲蚕食到底是好是差？

一些分析人士，尤其是美国的，从北京在新疆、西藏和香港的行为推断，大白鲨再次发起了攻击。“如果我们现在屈膝，”唐纳德·特朗普的国防部长在2020年表示，“我们孩子的孩子可能会受到中国的摆布。”

其他观察家（尤其是中国的）坚持认为，中国甚至连当小鱼的资格都没有。一位金融家说，真正的问题是西方人“已经习惯了霸权，被每个人都很好地对待。当他们想到，好吧，现在必须与其他人处于平等地位，这就很痛苦”。

坦率地说，在两种观点之间的某个地方，更有说服力的是克里·布朗（Kerry Brown）的审慎评估，即“中国在英国的利益分为三大类：投资、金融和知识伙伴关系（后者包括技术与专业知识）”。

会计师们来了——但不会有中国舰队沿着海峡一路打来，英国首相也不会在蒂尔伯里（译注：伦敦重要港口）集结军队。中国的举措在很多方面看起来将很像美国和欧洲的版本，特别是在促进繁荣方面。

从1948年第一批马歇尔计划的援助，到2016年投票退出欧盟，英国的实际收入翻了两番。大多数经济学家预计英国退欧将损害繁荣（英格兰银行认为到2030年，经济规模将比不脱欧的情况小3-4%）。但脱欧的拥护者反驳说，一个从布鲁塞尔手里解放出来的国家将把自己重塑为“全球的英国”。

鲍里斯·约翰逊（Boris Johnson）建议，与其“在我们看到新大国崛起时，局限于邻近的欧洲腹地”，“我们应该对中国采取新的政策制定路径”。该计划要将英国变成一个低关税、低税收和低监管的全球商业中心，所促成的繁荣足以抵消脱欧后的损失。但这样的商业中心，被批评者嘲笑为“泰晤士河畔新加坡”。

“全球的英国”很可能会围绕相同的对华贸易，而激烈地与欧洲竞争，还要遭遇美国对其东倾的对抗。即使成功渡过这些难关，其后果也可能不是所有人都喜欢的。

并非不重要的是，倾向中国似乎肯定会提高人员流动性，这对脱欧支持者来说是一条红线。一些推动人员流动性的力量超出了英国的控制范围：世界银行预计，到2050年，将有1.4亿气候难民逃离拉丁美洲、非洲以及中亚和南亚，而英国是他们的首选目的地之一。

但要成为“全球的英国”，还进一步需要一批规模较小的移民，他们是来自贸易伙伴的技术熟练、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事实上，这些事已经发生。从英国退欧公投到2020年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爆发之间，欧洲向英国的移民减少了四分之三，然而在此期间非欧洲移民的增长足以抵消这一影响。大多数新来的都是中国人，而这些中国人大多是学生。英国法律将他们的研究生居住时间限制为两年，但整整一半的人表示他们希望停留更长时间。

学生绝大多数定居在城市，主要是伦敦，如果以中国在其他国家的商业实践为参考，数以万计的熟练专业人士将紧随其后。有些人最终会前往曼彻斯特等与伦敦连通的北部城市，而少数人可能会到连通性较差的城市；但“泰晤士河畔新加坡”肯定会扩大英国东南部与该国其他地方之间的差距。

“全球的英国”似乎也有可能重燃对主权的焦虑，在2010年代初，同样的问题困扰着时任英国财政大臣乔治·奥斯本的对华政策。中国外交官经常不理会这些担忧，称其外交政策与更早的英国和美国等大国的政策不同。这些19世纪和20世纪的强国创造了由一系列军事基地保障的、不平等的世界体系，但中国的外交政策是儒家式的，因此是非胁迫性的。

然而，把政策称为儒家式的，和称其为基督教式或穆斯林式的没有多大差别。圣经、古兰经和儒家经典中有太多内容，使得这些标签几乎可以涵盖任何东西。古代的和与中世纪同期的儒家，对于使用武力达到他们认为有美德的目的毫不犹豫，并创造了等级森严的帝国。

很难不同意战略家罗伯特·卡普兰（Robert Kaplan）的观点，无论其外交官怎么说，实际上中国是一个“过于现实主义的大国”，以英国19世纪的前首相巴麦尊会认可的方式追求优势。

就像2010年代的澳大利亚一样，2020年代的英国可能会发现，自己不得不在已确立的美国安全伙伴和日益自信的中国经济伙伴之间做出选择。最极端的结果将是英国决定放弃与美国的联盟，让中国成为其主要安全伙伴。

在2020年代初，这看起来就像在冷战期间从美国安全体系“跳船”，转到苏联安全体系一样令人难以置信——但如果中国成功打破甚至只是绕过在太平洋的围挡，英国的战略假设就会受到严重的冲击，自19世纪末德国经济强势崛起以来，还没有什么别的事情能比得上。

当时，英国迅速将其主要竞争对手法国和俄罗斯转变为盟友，并开始走向长期的英美伙伴关系。只要巴麦尊的法则——英国的利益是永恒的，而它的朋友不是——依然有生命力，那么在未来30年内排除类似的战略改组，比如将中国变成盟友，将美国和欧盟变成竞争对手，都将是轻率的。

这种转变的最大障碍可能是身份。共同的历史、文化和语言将英国与其他说英语的族群联系在一起。“世界价值观调查”（World Values Survey）的“文化地图”根据成千上万的民调回复编制而成，图上的英国和中国位于相对的两极。尽管中国取得了经济上的胜利，但它的体制在海外并没有多大吸引力。

在“软实力30指数”（The Soft Power 30 index，将软实力定义为“通过吸引和说服实现目标的能力”）里，中国在2019年以51.25分（满分100分）排名世界第27位。相比之下，英国以79.47分排在第二位，把第一名的位置输给了法国，主要是因为看似无休止的英国退欧争论。

英国商人马丁·索雷尔（Martin Sorrell）曾预言“中文和计算机代码是下一代应需要的仅有的两种语言”，但似乎很少有英国人信服，至少对前者是如此。

在2018年参加A级考试（译注：英国普通中等教育证书考试高级水平课程，也是英国学生的大学入学考试课程）的270,000多名学生中，只有3,334人选择了普通话。他们的人数略多于刚刚超过3,000名的德语学生，但选西班牙语和法语的学生人数是其两倍。

只有十二分之一的公立学校提供普通话课程，但这样做的私立学校有三分之一。这也许是享有繁荣、频繁流动的亲中、亲欧精英远离其他所有人的另一个迹象，使当前对英国身份的感知碎片化，并为人们寻找替代方案打开了空间。

当然，英国身份本身是一项相对较新的发明，在1707年《英格兰-苏格兰联合法案》签署之前几乎不存在。营造一种英国感（a sense of Britishness）对于关好英格兰的后门至关重要（译注：防备欧洲列强通过苏格兰来影响英格兰），但随着这种战略必要性在20世纪逐渐消失，共享一种偏狭的岛屿身份的理由也不存在了。

安妮女王听取《联合法案》

民意调查显示，一半的英国人预计苏格兰将在2030年之前离开联合王国，而北爱尔兰近一半的人口现在支持与爱尔兰共和国统一。

1295年法国-苏格兰的“老同盟”（Auld Alliance）和367年撒克逊-皮克特-苏格兰“野蛮人阴谋”（Saxon-Pict-Scotti “Barbarian Conspiracy”）背后的地理逻辑并没有消失。对于苏格兰和（北）爱尔兰，也许还有威尔士来说，与其更大的英格兰邻居打交道的最明智方式，可能就是爬上欧盟的“钱山”。

在被孤立和被包围时——如果事情真这样发生的话——英格兰人可能会仔细思量，爬上中国这座山也许是他们自己的最佳选择，即使代价是如克里·布朗所说的“破坏了自己的价值观，纯粹受利益动机的驱使”。

这听起来没有吸引力，但如果英格兰机动行事的自由继续收缩，到本世纪中叶，它可能是剩下的“最不坏”的策略之一。

但是，像通常会发生的情况一样，“如果”是最重要的词。生活中有比金钱更重要的东西。比起繁荣度，英国人过去经常更重视身份、人员流动性、安全和主权，而且可能会再次这样做。无论如何，最重要的决定将在远离伦敦的地方做出。

也许美国和欧盟会联合起来遏制中国。或者，欧洲人可能会加入中国，破坏美国的霸权。或者，尽管在2020年代初看起来不太可能，美国人和中国人可能会分定其余的世界，把欧洲冷在一边。

中间立场有很多种，都是可取的，但采用每种立场都会有自己的机遇和挑战。英国可能会在其原有的美英联盟上加倍下注，或者将自己作为美国、欧洲和中国势力圈之间的新交汇点。

话又说回来，它可能会受到1970年代（有些人怀疑在2010年代末也是如此）工党左翼人士所倡导的“英国堡垒”（Fortress Britain）思想的诱惑。它甚至可以重返欧盟。毕竟，这就是英格兰在1553年所做的事情，在脱离了原初的“欧盟”19年后再次加入（译注：指脱离罗马天主教会体系后，玛丽一世复辟天主教），5年后再次退出（译注：伊丽莎白一世即位后再次脱离天主教）。

英国总是有选择的，如果它8000年的历史能让我们学到任何东西，那就是过去的岛民肯定已经面临过诸多比这次更大的挑战。

第一步始终是面对事实，认清它是什么样子，而不是当成我们希望的样子。这部21世纪的“戏剧”中，每个“演员”都要面对同样的问题：芝诺的狗会做什么？

大历史并不会给我们预先封好的锦囊，因为这不是历史的运作方式，但它确实迫使我们关注最少为人提及的事情——地理的意义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变化得更快。随着全球舞台的扩大和向东倾斜，还要考虑到马车在其上奔驰，是时候认识到需要解答的问题在于如何同北京交往，而不是布鲁塞尔。

被英国退欧辩论分心，芝诺的狗在关键的五年里一直走错路。1910年是另一个财富和权力迅速在世界地区间转移的时代，美国诗人艾拉·惠勒·威尔科克斯（Ella Wheeler Wilcox）从大西洋彼岸发来一个尖锐的信号：“英格兰，醒醒！从过去的梦中。看看现在的样子，然后把过去抛开。”自威尔科克斯的时代以来，地图已经改变，但她的观点不需要改变。英国，醒醒，2103年会比你想象的更早到来。

【原文首发于“the new european”网站，摘自2022年6月出版的英语新书《地理就是命运：英国和世界，一万年的历史》（Geography Is Destiny: Britain and the World: A 10,000-Year Hi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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