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之珠，凭什么回来？

香港国际金融投资者峰会无惧八号风球的吹袭，如期举行，从11月1日到3日期间，来自全球约120家金融机构的200多名国际和地区负责人，齐聚东方明珠，纵论全球经济及金融发展面临的共通性议题。主办方香港金融管理局总裁余伟文用“贵人出门招风雨”来形容与会嘉宾们的业界份量及影响力。特区政府强调了峰会的里程碑意义，财政司司长陈茂波的那句“香港回来了！”更是成为港媒报道此次峰会时引述最多的标题。

“财爷”的激动之情溢于言表，这场“香港重返舞台”的峰会，筹备了至少9个月。而什么级别人物来，有没有行业“大咖”，向来是办会水平的关键风向标。

（从左至右）香港金融管理局总裁余伟文；黑石首席财务官兼高级董事总经理Michael Chae；摩根士丹利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James Gorman；瑞银集团董事长Colm Kelleher；中国银行行长刘金；高盛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David Solomon

其实外界最早获悉峰会举办的消息也是通过陈茂波（特区政府《2022至2023财政年度政府财政预算案》今年2月由“财相”发表），特区政府财政预算中指出要在香港筹办高层次的“国际金融领袖投资峰会”，峰会的相关预算被归于“产业发展”类别下的“投资推广”支出，目的在于“邀请国际和内地金融机构负责人来港出席，亲身了解香港的独特优势以及投资环境”。

到今年9月时，英国《金融时报》等媒体就注意到了香港筹办的这场峰会，并且关注投资界有哪些最具影响力的人物将出席。据路透社的报道，美国民主党参议员杰夫·默克利(Jeff Merkley)和众议员吉姆.麦戈文(Jim McGovern)试图向华尔街的高管们施压，希望他们“重新考虑”自己的出席。特区政府日前表示与会嘉宾的出席情况“符合预期”，从这个角度上看，就更能理解特首李家超在峰会致辞里说的“香港是唯一一个汇聚了全球优势和中国优势的城市”，香港是“内地与世界各地之间无可替代的联系平台”。资本市场的嗅觉一向敏锐，怎么会放弃这个观察中国下一步政策走向的机会。

需要指出的是，虽然这场峰会的规格高、层次高，但是面对波谲云诡的地缘政治形势，通胀、加息、衰退等全球性经济议题，嘉宾们都展现出了谨慎的一面，鲜少有人直接回应是否投资香港或者内地。有媒体指出，与会嘉宾们各说各话，看似在讨论同一个话题，但是发言内容又鲜有交集，高盛集团首席执行官所罗门（David Solomon）和摩根士丹利首席执行官戈尔曼（James Gorman）讨论的是市场波动以及央行是否能够引导世界走向软着陆。联合国气候行动和金融问题特使Mark Carney则是提醒要吸取英国此前的教训，要处理好央行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关系，全球最大的资管公司贝莱德总裁Rob Kapito甚至一直在宣传该企业的阿拉丁（Aladdin）大数据风控系统。

好消息是，投资界的大咖们进行了方向性的表态，那就是对中国市场抱有信心。证监会副主席方星海以预录形式在峰会上强调，海外投资界看了太多国际媒体对中国的报道，其实对中国了解并不透彻，建议外界要研究中国政府真正的意图。他还提醒外界不要“对赌”中国（内地）及香港。对此，瑞银董事长科尔姆·凯莱赫（Colm Kelleher）说，他“不看美国媒体”，而且全球银行家“都非常亲中国”，“我们都相信（中国）故事”。但是他同时强调自己期待中国进一步放开的政策，并且“看看会发生什么”。

瑞银董事长科尔姆·凯莱赫

深圳卫视直新闻观察到科尔姆·凯莱赫的态度具有一定的代表性，那就是谨慎的乐观，在投资上充满期待却又持观望心态。峰会上海外投资界对中国展现出的关切和期待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高度关切中国进一步开放政策的具体实施路径。峰会上多家全球顶级资产管理公司都表示多元化的投资组合、投资绿色能源、私募股权以及中国和美国市场是应对当前经济环境的一些最佳方式。不过正如瑞银董事长科尔姆·凯莱赫一样，在宏观层面上相信中国将进一步施行对外开放政策，但是需要具体的“时间表”以及“路线图”来坚定自身的投资信心。

二是高度期待分享中国绿色投资领域的市场机遇。麦格理资产管理集团负责人Ben Way说“世界上最令人兴奋的基础设施市场显然是中国”，“围绕可再生能源的非常积极的政策使中国不同于许多其他市场”，“中国对氢能的关注为投资者提供了令人兴奋的机会”。海外投资界所说的基础设施投资指的是“新基建”领域，这说明中国的“双碳目标”以及具体清洁能源领域的产业政策，提振了海外市场的信心。据纽约梅隆银行投资管理公司的数据，到2050年，全球需要 100万亿美元的投资来实现脱碳及净零碳排放，其中中国需要近四分之一的绿色投资。世界银行的相关报告也显示中国需要在电力和交通领域投资约14万亿美元，才能实现在2060年达到净零排放的目标。

三是密切追踪中国房地产领域的相关动态。多家外媒都注意到了央行行长易纲在峰会上对于中国房地产市场可以实现“软着陆”的表态，并且认为峰会整体上并没有讨论投资中国的风险，不过《财富》、日经亚洲等媒体就举例恒大等房企近期的债务问题，认为需要通过分析相关企业的经营情况，研判中国房地产市场的走向。

香港“回来了”，但外部环境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亚洲金融中心桂冠的强有力竞争者——新加坡，也在同一时间(11月2日至4日)举办了主题为“在波动的变化中建立弹性的商业模式”的金融科技节，规模盛大。仿佛是近年来新加坡、香港两地不断被拿来比较、对标的缩影。因为两地在历史背景、城市面积、沿用普通法系、拥有世界级大学、金融业是主导产业等方面都十分的相似。过去三年，香港受困于疫情以及地缘政治局势的影响，新加坡相对“超然”的位置，使其承接了外流出香港的资本及人才，据新加坡《联合早报》的报道，2021年新加坡流入的资金达到3170亿美元，年增长率接近60%，资金的重要来源是北亚（包括中国）。

不过新加坡政府和学界对于部分媒体“新加坡取代香港”一类的论调，采取了降温的态度，新加坡金融管理局局长孟文能被问及新加坡是否想超越香港时表示，亚洲有能力容纳两个金融中心。新加坡卫生部长王乙康用斑马和羚羊的关系比喻香港和新加坡，他说虽然看起来两者在草原上一同生存，但是其实吃的是草的不同部位。新加坡国立大学经济学系教授胡光宙则认为，香港依托于中国这样一个世界第二大且仍在以较高速度增长的经济体，是新加坡所没有的条件，也是两地最大的区别。

特区政府方面对于两地竞争采取了客观、务实的态度，金融作为高端服务业终究是要依托于实体经济的发展，这也是为什么特区政府近年来一直致力于推动香港的“再工业化”，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在被问及香港与新加坡的亚洲金融中心之争时一语道破，直言有很多高科技元素的企业在新加坡设总部，带动了科创行业的发展，更表示“回顾历史，香港在转折关头总会将目光放在创科，现时香港再次面临新的转折点，相信社会有共识要发展创科”。而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核心任务之一就是助力香港经济的转型发展，大湾区要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一国两制”为香港建立的确定性和独特优势，说到底是需要通过中国政府以具体的对外开放政策尤其是在国际化营商环境建设上的具体举措作为支撑。丘吉尔说“不要浪费一场好危机”，危机时刻，世界需要中国的确定性。

作者丨段晓卿，深圳卫视直新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