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受：诗书双绝的新加坡“国宝”

年少万言长文获蔡元培颁奖，获“少年状元”美誉；流寓新加坡任陈嘉庚秘书，抗战带队回国劳军赈灾；参与筹办南洋大学，为推广华文教育殚精竭虑；诗书造诣高深，为中华文化走向世界做出了很大贡献

潘受：诗书双绝的新加坡“国宝”

□记者 许文龙/文 （图片除署名外，均为翻拍资料图）

潘受（1911年—1999年），又名潘国渠，字虚之，号虚舟，出生于南安乐峰镇炉中村，当代著名诗人、书法家。早年就读于泉州培元中学，19岁远渡南洋，后长居于新加坡。他的诗文、书法造诣极深，钱钟书称他是“大笔一枝，能事双绝”；章士钊视他为“海外诗人三鼎足”之一。抗日战争期间，他曾出任以陈嘉庚为主席的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主任秘书，1940年膺任南洋回国慰劳团团长。1953年参与筹办南洋大学，后出任该大学秘书长（代校长职）。1995年，新加坡政府为肯定潘受对新加坡文化与教育的卓越贡献，宣布他为“国宝”。

潘受（右）与陈嘉庚先生亦师亦友

1995年，郭景仁（左三）等人前往新加坡拜会潘受（左二）。

年少才学过人 离乡流寓星洲

1911年，潘受出生于南安炉内乡（今乐峰镇炉中村）一个书香家庭。父亲潘习鹏是清末秀才，也是村里受人尊敬的中医，饱读诗书兼救死扶伤。受父亲影响，潘受从小就聪颖博记，五六岁时看过的诗和文言文，很快就可倒背如流。

少年时期，潘受从南安来到泉州培元中学读书，接受了新式的学校教育。受到当时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他从初中开始创作诗歌、散文，作品不时发表在厦门、上海等地的一些知名刊物。在泉州期间，潘受还参加弢社的吟咏活动，所作诗歌令老辈诗家十分赞叹，半村老人谓：“泉州诗人可争中原旗鼓者，前有丁雁水，后有潘国渠。”当时，上海一家书局看中他的诗作，打算为他出版新诗集，但最后被他婉拒。爱好书法的他，接触了当时泉州城两位知名的书法家林翀鹤、曾振仲，行走于两师门下，得益良多。

时光匆匆，潘受很快念到高中。当时，全国开展“全国拒毒运动的论文比赛”，潘受欣然参与，所作万言长文《拒毒运动与民族主义》从众多优秀作品中脱颖而出，被当时由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等权威人士组成的评审团评为第一名，获蔡元培颁发金盾奖，顿时名声大噪，被誉为当时的“少年状元”。因其才华横溢，还在读高中的他被母校培元中学破例聘请为兼职教师，教授初中三年级的国文。高中毕业后，学校续聘他为正式教员，那一年他才18岁。

不过令人意外的是，在学校任职一年后，潘受却辞去了教职，离开了学校、讲台，依依不舍地告别故乡前往陌生的南洋，投靠在那里的兄长。原来，当时泉州的一个军阀看中潘受才华，各种威逼利诱，想聘请他当秘书。不屑与此人为伍的潘受，只好辞去教职，匆匆忙忙地踏上了背井离乡的道路。

1930年，带着对家乡的万分不舍，19岁的潘受经香港流寓星洲（今新加坡），并写下“出国只因忧国乱，此去迢遥万里外。离家未是为家贫，何时重赏故园花”的诗句。到新加坡后，因文字功底深厚，他初任星洲的《叻报》副刊《椰林》编辑；1931年任新加坡崇正学校校长；继后曾分别在华侨中学、道南学校及马来亚麻坡的中华中学当校长。1934年，我国多省发生严重水灾。潘受积极参与陈嘉庚发动的海外华侨赈灾工作，回国参与各地赈灾工作，撰写感人的《救灾宣言》。

抗战期间，潘受（左三）回国劳军赈灾。

归国赈灾劳军 支援全国抗战

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次年10月，东南亚各国的40多个华侨救国团体的代表在新加坡集会，一致决议成立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推举陈嘉庚为主席，支持中国抗战。应陈嘉庚之邀，潘受毅然义务担任“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机构”的主任秘书，谢绝薪酬。筹赈机构的历次宣言和重要文电，都出自潘受之手。为推动南洋华侨各尽所能、支援国内抗战，潘受殚精竭虑，深受陈嘉庚的信赖与倚重。

1940年，为了鼓舞中国军民的士气，南洋各地组织“南洋各属筹赈会华侨回国慰劳团”到中国慰劳抗日将士，劳军赈灾支持抗战，29岁的潘受担任团长。慰劳团由新加坡经缅甸、云南、贵州，然后直抵当时被称为陪都的重庆。此后，慰劳团跋涉大半个中国的山川，到各战区从事劳军活动，其间一路的坎坷险阻和所闻所感，都被写入他为民族存亡歌泣沉吟的诗篇中。他以大量的篇章，唱出时代的悲歌，记下了当时的史实，堪称那个时代的“诗史”，其诗风格调郁勃沉雄，颇有杜陵之貌。当时在重庆的章士钊读到他的诗作，曾慨叹：“诗在南洋矣!”

1942年，日寇铁蹄踏上新加坡。潘受携家人辗转多地，最后在重庆安顿下来。家仇国恨，时代沧桑离乱，令潘受感触良多，诗兴勃发，在这段时间写下了不少优秀的诗篇。站在嘉陵江畔，他感怀时事，写下：“国破山河在，长吟野望时。寒鱼依密藻，宿鸟择深枝。猛将宜尝胆，苍生可察眉。向来论社稷，但取不磷缁。”在那期间，潘受吟出了丰富的诗篇，那些诗篇都收录在后来编印的《海外庐诗》中。

当时的重庆人才麇集，三十出头的潘受因此有机会与同在重庆的章士钊、于右任、沈尹默、曾克耑、老舍、刘成禺、潘伯鹰、江庸、柳翼谋、乔大壮及王芃生等名儒宿学交游，与这些名家请益切磋、谈诗论艺。不凡的阅历以及得与很多前辈和同辈的文化名人交往唱酬，使潘受的精神视野及艺术水平达到更高的层次，使他登上了人生创作的另一境界，赢得了文化界对他的学问与艺术成就的认同。

筹办南洋大学 推广华文教育

抗日战争胜利后，潘受携家眷返回新加坡。当时，新马一带仅有一所以英文为教学媒介语的马来亚大学，每年招录的生源十分有限，英文学校学生尚且很难考进，何况华文学校的学生。以前，当地华文中学毕业生会选择到中国接受高等教育，但因时局变化往返困难，很多毕业生因此失去接受大学教育的机会。

有感于此，20世纪50年代初，著名南洋企业家、慈善家、时任新加坡福建会馆主席陈六使等一批华侨，酝酿筹办第一所海外华人大学——南洋大学，当地富商巨子、市民、工人等各行业人士争相捐资。潘受积极参与筹办南洋大学，担任学校执行委员会委员，为筹办南洋大学的事废寝忘食地投入工作、百计营谋、排难解忧。

1954年，南洋大学开始建校。不料第二年，时任南洋大学校长的林语堂因与陈六使等人办学理念产生分歧去职离校。面对如此危机，陈六使把发展与推进南洋大学校务的重任交给潘受，委托他出任大学秘书长，暂理学校事务。潘受深知南洋大学的命运与东南亚地区的华裔公民和海外侨民接受高等教育的命运息息相关，也是关系中华文化在海外存亡绝续的大问题，因此义无反顾地接受这份重任。

1956年3月15日，在潘受事必躬亲的努力下，凝聚广大华侨华裔、新马及东南亚人民心血的南洋大学宣告正式开学。这项教育事业，惠泽了当时新、马，以至整个东南亚“求学无门”的成千上万的华校中学毕业生，使他们有一个求学深造的机会。直到1959年第一批437名学生毕业时，他才正式辞去职务。他为推广华文教育和传扬中华传统文化殚精竭虑，为东南亚华人积累下宝贵的文化财富，奠定了南洋大学的发展根基。

1980年，经历多年辛苦办学的南洋大学关闭，当年与新加坡大学合并，组成新加坡国立大学，以肯特岗为校址。1981年，新加坡政府在原南洋大学校址，建立用英语教学的新加坡南洋理工学院，后改名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后来，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给潘受颁授名誉文学博士荣衔。

潘受回泉州时，赠送给陈泗东的《海外庐诗》诗集（李芬 供图）

泉州华侨历史博物馆大门上的馆名为潘受题写（黄荣周 摄）

心系故乡发展 墨宝赠予乡亲

潘受虽然身在新加坡，但始终心系故乡。1976年，周恩来总理逝世后，潘受写下《大星坠·七律》四首，深切缅怀中国人民敬仰的周总理，刊于人民日报出版的《战地杂志》1980年第一期。其第一首之结联写道：“北望巨星惊忽坠，天涯有客泪滂沱。”表达他对在西安抗日劳军时曾有过一面之缘的周总理的沉痛悼念。

1985年，潘受回到泉州探亲，与泉州文史界人士进行交流，还特意到母校培元中学访旧，回忆少年时期在那里度过的美好时光。当时，潘受的侄孙女李芬与爱人陈笃恒一同前往学校陪同。“四叔公很慈祥，个子也很高，我们跟在他后面，绕着学校的操场走了三四圈，听他讲述早年在母校学习、生活的往事。”李芬可以感觉到，潘受对母校的深情，无法用语言来表达。当时他手上拄着一根拐杖，听说就是陈嘉庚早年赠予他的。后来，她还听培元中学时任校领导提起，潘受不仅给学校留了一笔钱做奖学金，还当场挥笔写下《忆母校泉州培元中学》七言绝句：“蹴辟场开讲肆前，古城双塔峻扶天，何时再过花棚下，觅我书声五十年。”

如今在故乡泉州，经常可以看到潘受为文物古迹、风景名胜、文教部门题写的题额，在博物馆和一些文化人的收藏中，也可以欣赏到他的墨迹。现在泉州九日山的山门上，“九日山”三个字是潘受所题。南安市国光中学、南安市政协文史学委创办的《南安文史资料》以及南安侨联原来创办的《南安乡讯》、炉内潘氏宗祠等，都是潘受题名的。1992年，潘受看完福建省歌舞剧院到新加坡演出的舞剧《丝海箫音》后非常感动，专门写了四首原创诗歌，囊括了泉州的东西塔、九日山文化元素，倾诉了自己对家乡的离愁。

20世纪90年代，泉州华侨历史博物馆落成开馆，大门上的馆名就是当时托新加坡乡贤邀请潘受题写的。泉州市侨联原副主席郭景仁说，当时博物馆落成在即，时间十分匆忙，潘受题完字后便让人从新加坡传真回泉州。受限于当时技术，传真回来的书法经放大后，字体棱角变得有些模糊，他们便请时任泉州市书法家协会主席陈怀晔加以修饰后制作。

几个月后，因新馆仍需征集许多华侨史实物和资料，郭景仁与其他几位同仁一道，前往新加坡、马来西亚，拜会当地知名华侨。在新加坡期间，他们专门到潘受家中，感谢他为新馆题写的墨宝。看到家乡来客，潘受喜悦之情溢于言表，现场挥毫泼墨，为每个人题写一副墨宝。

潘受诗集、书法集（黄荣周 摄）

诗书造诣高深 弘扬中华文化

潘受才学过人，诗词文章之外，博通历史，深研文论，对于绘画、音乐、戏剧均有精湛的素养，从他咏史、记游、题画、观剧、听曲的诗篇及所作序跋即可窥见一斑。而他的书法所写的内容也多为自作诗文联语，使人们在欣赏书法的同时，也品味佳句。

潘受的书法是从学习颜真卿、虞世南下手，模钟鼎、临石鼓，然后转入其他魏碑书法，草书和楷书则从孙过庭、怀素而上溯书法家二王，行书又热衷刘石庵、翁松禅、何绍基诸家，博采历代名家融合变化，最后自成一家。

书法史上，每位成就卓越的书家，除了掌握精熟的技巧之外，更有深厚的书外功力。潘受也不例外。“潘受的书外功夫主要有两方面：一是具有崇高的爱国精神和深沉的忧患意识；二是渊通的学问和天纵的诗才。”泉州市书法家协会原主席、书画家陈怀晔评说，潘受的少年至中年时期，正值中国近代史上风云变幻的年代，他积极投身于中华民族救亡事业，这一特殊的经历，使他的思想具有特别厚重的社会历史内涵。

在知名旅港作家、泉州历史文化中心原理事长孙立川博士看来，潘受不仅有矢志不渝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的文人气节，更心怀对中华民族的热爱，生死与之。他交游很广，与各界著名人士均有交集，成为知交好友，其中包括徐悲鸿、郁达夫、叶恭绰、钱钟书、刘海粟、俞平伯、傅抱石、叶圣陶、关山月、吴冠中、启功、梁披云、钱学森、杨振宁等。

1979年起，潘受担任新加坡书法家协会顾问，此后20年间，通过书协与中、日、韩、马、菲等国书坛开展了广泛的交流，书法成就得到了海内外的公认。新加坡《联合早报》的报头就是他所题写。除了东南亚外，在我国的山东曲阜孔庙、西安碑林、武汉黄鹤楼等地都可见其墨宝。钱钟书曾赞他“大笔一枝，能事双绝”；刘海粟赞其“书法之精、诗笔之美，并世所罕见”；徐悲鸿赞其“寄兴深远、属辞雄古，大似少陵”；俞平伯赞其：“写与作俱豪迈洒脱”。

潘受的成就也受到国际艺术界的肯定。由于在文学、艺术上有杰出的表现，屡获世界各国政府颁予的勋绩与奖章，先后计有：1985年获颁法国巴黎国际艺术家常年美展金奖章；1986年获新加坡文化奖章；1991年获法国政府颁发的国家文化与艺术(军官级)勋章；1994年获新加坡卓越功绩勋章；1997年获亚细安文化奖；1998年获新加坡书法家协会的20年荣誉金奖章。

1999年2月23日，潘受因病逝世，走完人生最后的一段路程。当时的新加坡总统王鼎昌与总理吴作栋分别致唁文表达深切的哀悼。王鼎昌说，潘受对新加坡教育作出了贡献，尤其是在华文书法和诗词上的贡献，将让人们长记在心。吴作栋在唁电中说，潘受被国内外人士推崇为“新加坡国宝”。

潘受以他的诗意人生，在海内外写下了不朽的篇章，令人敬仰。他将一生献身于他热爱的中华文化，为东南亚华人的精神文明提供了宝贵的文化资产，为中华文化走向世界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注：南安市历史文化研究会会长黄荣周对此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