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高知家庭孩子申美本过程，实证了“留学，藤校不是最优解”

这篇文章出自媒体人唐建光先生之手，文章内容叙述了其和妻子李亚玲老师（《龙珠传奇》编剧）以及女儿Levi申美的历程。里面涉及的诸多，都对于其他欲申美的学生家长有参考意义，所以联系了李亚玲老师请其授权转载发布此文。以下为文章内容，略有删减：

1.中国高考与留学之路

2015年暑假，全家第一次去美国旅行，照例游历了哥大、哈佛、MIT。回国后某天，Levi忽然说，我不想参加高考，我想去美国留学。

正在初二的Levi，下学年就要参加中考。从幼儿园到初中，上的都不是成都的一流学校，主要是离家近，走路上学十几分钟。一直成绩中上，估计按这条路走下去,清北不指望，最好的结果上个985，也许上个211。但这样又如何呢？

而我，作为高考过来人、师范大学毕业生和只有过两年教龄的前中学老师，回想当年，虽然是作为同龄中的少数人进入了大学，但不由自主地选了学校，懵懵懂懂地选了专业，浑浑浑噩噩地过了四年，对中国高考和大学，尤其文科教育，自然颇有厌弃。

我们的第一念头是，只要她拥有选择的自由，不用被迫走我们的路，不用上不想上的课，背不想背的书，说不想说的话。

于是，她顺利地通过了成都七中国际部的入学测试，然后心态轻松地完成了中考。

成都七中是四川首屈一指的百年名校。她的国际部也是四川最早的国际部。我们希望孩子不只是顺利进入美国大学，也希望她浸染成都七中底蕴深厚、稳健扎实、注重素养的校风。

成都七中国际部所在的高新校区

这是一条无法掉头的单行道，因为国际高中主要采用英美课程，没法再回到高考的轨道。没想到的是，这条路漫长而起伏，对于孩子、家长，都是更大的挑战。

成都七中国际部学习“中美双文凭国际高中课程”。学生学习国际融合课程，拿到美国合作高中的文凭；但同时也需要学习中国普高课程，拿到成都七中的毕业证。

这就使得学生双线作战，同时学习两套课程体系。从功利角度，不仅增加了学生的功课负担，也让学生在申请大学时“吃亏”——中国课程基本无助于升学，与其他国际学校相比，还要挤占一部分用于国际课程和标化训练的时间。

从我的角度，这恰恰是没有选择全国际课程的国际学校，而是选择成都七中国际部的一个原因。因为多数孩子终究要回国，高中阶段可以在中国文化尤其是语言、文学、历史、地理方面打好基础，避免文化断裂，毕业回国后也能更为顺利地衔接。

我也见过一些从小学或初中就送出去的孩子，大学毕业后回国，即使中文可以勉强交流，但阅读、写作、演讲都磕磕绊伴，既少了中国文化的底子，也与国内流行文化脱节，又缺少连续的同学圈、朋友圈和人脉圈，成为在祖国的“外国人”。

更进一步讲，中国最优秀的知识分子，正是诞生于百年前中西交融与碰撞的时代，少年时以中学为根底，青年时采西学之精华，才成就了后无来者的那一代。

避免成为半生不熟、两头不靠的“香蕉人”，这是我们送孩子出国的底线。

2.标化成绩与美国高考

进入国际高中后，首先课程体系就让人眼花缭乱。在成都七中高新校区，国际部与普高同校，有次路过普高的教室，门口课表上写着语文物理数学化学生物体育，而国高的课表上则写着阅读演讲商业经济学创意写作，一校两制，泾渭分明。

相对于中国课程的全国统一，“国际高中课程”多元而复杂， 七中国际部采用的是自己研发的“IHS国际高中课程体系”，声称涵盖了中国会考课程、西方高中核心课程、美国大学先修课程（AP）、国际基础课程（IFY）、加拿大国际课程（CPP）、英国高中课程（A-Level）——至今我都傻傻搞不清，只是感觉学生面临的学业压力，并不比高考低，要应对的考试更是多得多。

比如申请美本，一般需要提供四种标化成绩：托福、SAT/ACT，AP、SAT2。前两者是申请必需的，后两者虽然不是必需的，但要冲击名校，仍然被认为是必不可少，而且各有二三十门科目可选，考的科目越多越好，成绩越高越好。

作为“国际高中”，成都七中国际部有十余位外教，来自美英加澳等国。他们多数是资深教师，至少年龄比同校的中国老师要大得多——中方老师很多是年轻女教师，毕竟“国际高中”和“国际学校”是近几年才成长起来。

但到了第二学年，外教几乎从主课中消失了。同学们舍不得那些和蔼而渊博的外教，家长们也立即找到学校“问罪”：说好的“国际”呢，说好的“外教”呢。

然而学校的回复让家长们无语了：高二是托福和SAT的关键时期，是要并不擅长应试的外教，还是要擅长应试的中教？中国的老师们，经过长期的学习和摸索，加之无与伦比的敬业精神，在学生的训练和应试方面，的确是外教所不能及的。

我们所经历的高考，几乎就靠高三的最后一次大考。而国际高中的考试，从高一就开始了。

高一下，Levi进行了三次托福考试，最高分106。

高二上，初试SAT，1460分。

虽然没有如期望那样毕其功于一役，但按往年标准，已经达到美国TOP30的门槛，老师也认为，目标应该定在TOP20。看来一切顺利，Levi也信心颇高。

2018年春节一过，进入高二下，最严酷的考试季到来。

托福基本每月有一次考试机会，考场在全国各大城市开设，最为方便。

AP只有每年5月一次机会，虽然在本地，但二十几门科目密集安排在十几天内，多数学生会报3-5门。

SAT每年有几次考试机会，但在中国大陆没有设考场，得飞到香港、新加坡、日本、韩国、越南等亚太考场。香港的主要考点亚洲国际博览馆(AsiaWorld-Expo)吸引了最多的中国考生，号称万人坑。成都七中的固定考场是新加坡，虽然路途遥远，但不那么拥挤。

尤其是2018年5月，SAT和AP都挤在上半月。飞往新加坡考完SAT，第二天飞回成都，连续4门AP。

AP的成绩有好有坏，还算预期之中。最让人意外的是SAT滑坡，原来以为经过半年可以冲上1500大关，实际反而掉了几十分。

我们认为只是暂时的失利，但其实早有预兆。从那年春节开始，从来不打游戏的Levi突然迷上了游戏，放学回到家，关上门就传出噼噼叭叭的游戏声。后来我们分析，在反复刷题应试、四处奔波考试中，打游戏也是纾解和逃避压力的一种方式。这让我们很焦虑，却无能为力，因此常跟女儿发生冲突。

接下来在美国参加南加大夏校期间，参加了第四次托福，仍然没有超过第一次。

夏校结束后，我们带着女儿在美国旅行了半个月，又在洛杉矶朋友家住了半个月，备考8月25日的第三次SAT。没想到成绩让人喜出望外：1540。

8月25日这一次SAT，只在美国举行，却在中国学生中出现了大批高分，仅Levi所在年级，一下出了四五个1500+的成绩，创了历史纪录。

然而很快传出消息，这次的美西试题，居然是照搬去年美东的试题，而中国学生普遍把试题刷了几轮。可能是老美没想到中国娃娃们居然会刷旧题，一时偷懒就用了旧题（据说出一套新题成本100万美元），让这一轮赴美考试的中国学生占了“便宜”。

先是传说成绩可能被取消，成绩发布又有人担心这次成绩可能被招生官打入另册。于是，即使拿到了好分数，仍然是惴惴不安。

1540的分数，理论上进了爬藤的门槛，老师也认为，以Levi历来的成绩，应该把目标定在TOP20名校。但这只是第一步——老师说，要与已有分数相配，还得有110以上的托福和至少两门SAT2好成绩。

进入高三上半期，学校已基本结束了标化课程的学习，于是又报了校外的托福、SAT2补习班，而同时学校的正课仍在进行。这样，Levi需要天天来回奔忙于多个地方。典型的一天通常是这样：早上7点从家里出发，9点到达位于春熙路的SAT2补习班，中午再回到位于天府一街的学校上课，晚上7点到达航空路的托福班上课，晚上10点回家。地图上驾车行程为67公里，实际上孩子坐公交，路程和时间要长得多，单在路上都得耗四五个小时。

9月底五考托福，10月初考SAT2，从成都到新加坡。但结果出来：SAT2两门都没过关，托福甚至退到百分以下，比高一退步一大截。

怎么办？SAT似乎够着“爬藤”的门槛了，但按照经验，还需要110+的托福、2-3门的SAT2，3-5门的AP才能“匹配“出一个藤校生的”标配“，否则某项畸高的成绩会被招生官怀疑。所以，老师和我们都建议再考一次。

后来看到的一个说法，面对学生成绩，美国家庭通常会选择“就这样吧”，中国家庭通常会选择“再冲一下”。其实，我们并不要求孩子一定要“爬藤”，但总是想象，不要前功尽弃，也许下一次就考得更好呢？这种心态导致的结果，面对托福和SAT，美国孩子只考一两次，而中国孩子通常会考四五次。

但此时，新加坡的SAT考位早已报满，连越南、泰国都没了空位。满世界寻找，终于在日本的某个城市找到了SAT考位，还只能候补。

正准备办理日本签证，Levi突然说，她不想考了。这样考下去也不会更好，如果硬要考，也就是考给父母看，只是浪费家里的钱。

这些话是她妈妈电话中转达的。后来她妈妈说，Levi认为父母肯定不会同意她放弃。

而实际上，我们是第一时间，几乎是如释重负地同意了。无止无尽的考试，不仅让孩子崩溃，让家长也开始怀疑人生。

到此时，从2017年5月托福首考以来，一年半时间已经完成3次SAT，5次托福，4门AP，2门SAT2，总计14次考试；除成都外，还远赴新加坡3次，美国1次。费用越来越高，成绩越来越低，学生和家长都疲于奔命，尤其是对于讨厌飞行的Levi也是生理负担，这样考下去有多大意义呢。

中国的高考几乎是一锤定音，而美国“高考”需要提交多种成绩，并且不限考试次数，其本意是让学生不必一考定终身，可以根据自己状态和时间，多次考试，择优提交。实际美国学生很少反复考试，但对于擅长考试的中国师生尤其家长，总是会存着“下次会更好”的期望，一次次地刷题、考试，负担、压力比参加高考还重。

所以，对比来看，中美教育差异，多少来自教育体制的差异，又有多少来自社会心态的差异？

更多的刷题，更多的考试，更大的压力，更少的快乐，这是让孩子参加“美国高考”的初心吗，难道不是走向了我们曾经试图逃离和抵制的那条路吗？

考试战车嘎然而止，然而，还远没有到终点。

3.活动与文书，选校与申请

9月份开始进入申请季。第一步是选专业和选学校。我们以为，摆脱了考试的束缚，Levi可以更从容地准备文书和申请，也许比死磕成绩更有效。

我们都是记者出身，现在老爸做口述史，老妈做编剧，似乎顺其自然，Levi从小就被明示暗示要走新闻和影视道路。至少新闻首先被我们否定了，毕竟我们亲历了新闻媒体的由盛到衰。

尤其老妈希望她能继承“家业”，以后入行能够“传帮带”，而Levi似乎对影视颇感兴趣，饭桌上的点评常常得到妈妈的赞许，感觉“是吃这碗饭”的。

至于影视方向，当然首选是全美第一的USC电影学院。而一部作品自然是最好的敲门砖。

我们建议Levi拍摄一部纪录片，题材是北川的地震孤儿的灾后十年。

有很多理由拍这样一部片子：2008年5.12地震时，我们都是5月13日自愿进入灾区的记者。爸爸前往北川，妈妈前往汶川，在途中差点被落石砸中采访车。当时Levi才7岁，读小学二年级，对父母经历的生死瞬间没有什么记忆。

我们希望她在去国离乡之前，通过采访和拍摄，了解和记录曾经发生在身边的那场巨大灾难，以及离她并不遥远的一群少年的故事。在此过程中，也对父母、家乡、国家有更多的认知。

摄制小分队采访北川地震幸存者“无腿蛙王”代国宏

很快，通过公开招募，一共6个同学——3个来自成都七中国际部，3个来自成都牛津公学——组成了摄制组，他们有的准备报考影视或媒体专业，有的则是希望更多参加社会实践，并掌握采访技巧和影像技术，增加一门能力。

家长们给孩子请了摄影师、导演进行了短期培训。此外还邀请了做纪录片的朋友们担任义务指导，包括《冲天》导演张钊维、两届金马奖得主周浩，后援阵容堪称豪华。

2017年的暑假，我们带着小分队来到北川地震灾区拍摄：一个震后余生的女孩，寻找震中去世的妈妈的故事。

摄制小分队在北川地震遗址采访

拍摄只能在假期进行，陆续进行了大半年，到了2018年汶川地震十周年之际，基本完成素材拍摄。

2018年的暑假，Levi参加了USC举办的电影夏校。在我们的设想中，她可以带着作品在南加大学习并完成剪辑，离电影梦更近了一步。

夏校结束时，我们飞到USC。阔别42天，意外发现Levi在加州阳光下情绪并不阳光，甚至更为低沉。

在宿舍里，妈妈与女儿进行了一次长谈，才知道，在这座所谓的电影殿堂里，她并不自在：语言、文化、生活、朋友，都是障碍，更重要的是，她发现自己对从事电影行业并没有兴趣，在USC的课程上找不到感觉，反而消磨了信心。

我们赞同了她的决定，放弃电影方向——看电影于她可能是一个爱好，但并不意味着会把拍电影成为职业。虽然Levi比较沮丧，觉得浪费了费用和时间，但我们告诉她：父母的建议并不一定对，经过尝试和验证，否定了原来的方向，现在可以重新思考，这正是最有价值的收获。

接下来，一家三口开始了横穿美国66号公路的自驾之旅。在旅途中，Levi似乎暂时放下了包袱。

也许是家庭背景原因，levi明显对文科更感兴趣。那么，学什么专业呢？如果把中国概念上的文科分为应用文科和基础文科，前者如商业法律政治外交传媒影视，这些都不是Levi的兴趣，但是剩下的基础文科也不多了：大概只有文学、社会、历史、心理等几个专业。而这些专业并不直接指向就业，在中国人看来属于“无用之学”。

好在美国大学的基础是所谓的博雅教育，可以从不强调专业区分、更强调通识教育的文理学院开始。经过与老师、孩子的讨论，我们基本达成了如下共识：

◆以Levi的兴趣和性格，不喜欢大城市，也不适合学生数万、学霸云集、竞争激烈的大U（她尤其反对我个人最偏好的加州伯克利之类），最好选择较小的大学或文理学院，那里可以有更宽松和环境和更亲密的师生关系。

◆可以申请未定专业，或者先申请社会、心理、历史等基础专业，进校或大一后再做选择。

◆在本科阶段，可以不用明确职业方向，毕竟不是每个孩子都能在十七八岁时选定自己的一生。可以在本科学习基础，到研究生再选专业（和职业）；而且可以跨文化，去欧洲或日本读硕。

此外，我也强烈建议女儿不要学文学和新闻，虽然分别是我的专业和职业。作为中文系毕业生，我的看法是，文学可以是每一个人的兴趣，但没必要成为一种专业，好的作家，多数并不出自文学专业。

同样，最好的记者并不出自新闻专业，而是出自跨学科背景和综合社会能力（作为同样新闻专业出身的小编，略不赞同此观点）。跟指导老师沟通的结果，选择了规模中小、文科尤其某些专业顶尖的学校。

最后，申请计划单列了14所学校，一半大U，一半文理学院。

仅仅是几年前，学生通常会申请五六所学校，而现在为了提高命中率，都是多多益善，上届有位同学最多申请了20所。

美国大学的申请季主要是从10月份到次年1月，又分为早申阶段（11月中旬前），常规申请阶段（1月1日或2月1日前），不同学校的时段各不一样。

申请阶段最大的挑战是文书。除了美国大学通用申请系统(Common Application)统一要求的文书，多数学校都另外对文书设题。而且，美国的文书并不同于中国的作文，更多要求学生从自己出发，真实地讲述自己的故事，表达自己的想法。

例如，2019年中国高考题目是这样的：

2019-2020年度埃默里大学的文书题目是这样的：

一、Reflections“反思”

◆Share about something you want to bring from your community to the Emory University community.

请分享一些你想从你的社区带给埃默里大学社区的东西。

◆Share about a time when you questioned something that you believed to be true.

你是否曾质疑过某个你一度信以为真的事情？请分享给我们。

◆ Emory University’s shield is a crossed torch and trumpet representing the light of learning and the proclamation of knowledge. It symbolizes our mission to impact the world through discovery. What truth or knowledge do you want to see shared?

埃默里大学的盾牌是一个交叉的火炬和喇叭，代表着学习之光和知识的宣言。它象征着我们通过探索、发现来影响世界的使命。你希望看到什么样的真理或知识被分享？

二、Tell us about you “和我们聊聊你自己”

◆Which book, character, song, or piece of work (fiction or non-fiction) represents you, and why?

哪本书、哪个人物、哪首歌或者哪部作品（虚构或者非虚构的）能够代表你？为什么？

◆If you could witness a historic event first-hand, what would it be, and why?

如果你能够亲历一个历史事件，你觉得会是哪个事件？为什么？

◆If asked to write a 150-word tweet to tell the world who you are, what would you say? (Yes, the actual Twitter character limit would likely be shorter than 150 words, but thanks for indulging us.)

如果要求你来一段150 词的推特来告诉世界你是谁，你会怎么写？（是的，推特对文字限制在150 词以内，但是感谢你对我们的包容。）

这些题目看似简单，但要在数万申请者中，向学校展现真实而独特的自己，难度非常高。

前期，我们仗着自己是吃写字饭的记者出身，试图给Levi一些指导。以我那点可怜的英语，只能吃力地通过阅读软件了解文书题目。实际上，美本文书也是有“套路”的：战胜逆境，个人和家庭的奋斗，战胜歧视与不公，坚持自己的梦想，为他人和社区持续服务，都是符合美国人价值观的“政治正确”。

但是，美国人最痛恨“假大空”，写作必须以真实的经历和真切的思考为基础，否则会被老练的招生官一眼识破。指导老师说，与中国的作文不同，美国文书并不只是展示文笔，而是通过讲述自己的故事，为自己“画像”，让学校发现真实的你：背景、经历、活动、兴趣、思考等等，尤其是真实的社会活动和兴趣爱好，是文书的重要素材。

同时，学生需要认真研究目标大学的历史、特点、精神、规则、专业等。简言之，文书的重要作用是学生和大学之间互相match，互相确认是心目中“对的人”和“对的校“。

开始的时候，Levi觉得自己并没有什么特别的特长和经历，指导老师告诉她，北川灾区的纪片拍摄，作为很特别的经历，是文书的很好素材，即使不申请影视专业，也可以表达自己的社会实践和社会责任。

实际上，文书并不是要求每个人都有改变世界的壮举或是惊心动魄的故事，能展示丰富的自己，就是很好的故事。如在交流中老师发现，她的一个兴趣是“语C”。什么叫“语C”？我们一头雾水，赶紧补课搜索，才知道这是一种00后的网络文化，大名叫“语言cosplay”，就是用网络文字对电影、戏剧、小说等进行再创作和角色扮演。

这种兴趣虽然不像传统的音乐绘画体育特长，属于“二次元”“非主流”，但恰恰能表现个人的文化兴趣。其实，很多在生活中偶遇和思考的事情，都可以成为文书的题材。

2017年，Levi来到波士顿，作为韦斯特伍德高中的交换生，寄宿在一个美国家庭。为了庆祝中国新年，他被寄宿家庭带到一家中餐馆。在那里，遇到了一位穿着漂亮服装、化着浓妆的老太太，邀请Levi和年轻女孩们一起跳舞。

在微信上，Levi给我们发回一张老太太的照片，问，为什么人家的“外婆”和我家外婆不一样？在她的记忆中，外婆永远佝偻着身子在忙碌，连一件新衣服都舍不得买，更没看见她跳舞。为什么我的外婆不能像美国老太太那样过着自己的生活?

我们就启发她，中国外婆和美国外婆会经历什么不同：在美国外婆经历二战胜利、五十年代经济腾飞、六十年代嬉皮士和摇滚乐，七十年代新技术革命，八十年代新繁荣时，中国外婆经历了内战、饥荒、斗争，八十年代改革开放，九十年代下岗，直到近二十年，才能享受到一点好生活。

即使在一个较为富足的时代，大多数老年人难以适应这个快速发展的社会，他们仍然被过去的记忆所困扰。如果你了解了两位“外婆”的不同历史，会不会对自己外婆的认识有一些变化呢？

我建议她把这个故事写入文书，因为是她自己的亲历和思考。这是我们唯一能指导的。

文书量巨大，各种花式催稿成为我和老师的日常工作，比作为编辑催稿更紧张。不过levi很快把父母撇开，拒绝给我们看她的文书。好在指导老师非常尽责，虽然一路惊险，但总能在deadline收到文书。

另一方面，更独特地表达自己的，是课外活动和社会实践。在标化成绩日益通涨，文书也日益套路的今天，一项独特的课外活动，可以是自我展现的最闪亮点。

但是，中国学生的课外活动也日益受到质疑，千篇一律的公益，千人打卡的支教，千人一面的夏校，金光闪闪的竞赛，让招生官眼花缭乱，难辨虛实。

Levi最重要的课外活动当然是纪录片的拍摄，但是，此时并没有完成剪辑制作。

整个申请季，游戏和拍片，成为我们和Levi“斗争”的焦点：Levi回到家，总是房门紧闭，焦虑的妈妈时常“听门缝”，打探她是在学习还是游戏。而我总希望，她能把片子剪出来，一个独特的作品，也许能打动慧眼独具的招生官。

寒假到来，我们向Levi建议，她来完成文本和字幕，让正在大一学编导的表哥帮助她剪辑，最后完成的作品，根据实际贡献共同署名，包括前期参与拍摄的小伙伴。

此时，ED和EA的早申结果已经出来，申请的学校全军覆没。一个现实的考量是，如果她能够完成纪录片并补充提交，可以是很有竞争力的成果。

但提议遭到Levi激烈的抵制，说，这个并不是我的作品。甚至说，如果你们要提交这个片子，我就给学校写信，声明这不是我的作品。

我们理解她的想法，也认同她的诚实。她对汶川地震认知不深，对纪录片制作也没太大兴趣，不可能强制她去完成作品。最后，我们只能告诉她：如果你放弃这个作品，需要知道可能的后果，并且选择承受它。她说，好。

不过，虽然作品没有完成，但北川地震纪录片拍摄，既是一项独特的社会实践，也成为Levi文书写作的重要素材。从繁华安逸的大城市，三度进入北川灾区，走入地震废墟，记录那些陌生人的故事，终究是人生的真实体验，也会有真切的触动。

这种真实、独特、深度、持续的社会活动，不仅是美国大学所看重的，对于孩子本身，也是一种成长经历。那些在北川接受采访的哥哥姐姐们，也是她们人生道路上难得的老师。

另一个坏消息又来了：高三上学期的GPA只有3.74，而此前4个学期都是3.9以上。在招生官看来，成绩突然下降，一定是出了什么问题。

而GPA的背后，是另一个冲突。进入高三上半期，多数课程是AP课程和职业教育之类，基本跟升学无关。而同时，学生的考试、文书和申请也进入最关键时期，自然会选择孰轻孰重。Levi很喜欢文学课，但正好与校外补习冲突，于是向老师请假。

而那位外教大概不能理解中国学生为什么那么看重“补习”，说要请假就别上我的课了。老师轴，Levi也倔，就另选了统计课。中途换课，加上并不喜欢，于是出现了高中第一次不及格，直接影响到GPA。

我们当然焦虑，但又回想，为什么会这样？原来以为，美式教育能给她带来获取知识的快乐，课外活动能带来丰富人生的探索，但为什么却让孩子厌倦甚至逃避？

4.offer与waitlist

春节后，是一个月的offer等待期，各种信息显示前景不乐观：早申全部被拒，除了SAT分数较好之外，托福和AP并不突出，SAT2没有成绩，课外活动没有实锤的成果，再加上GPA滑坡，申理想院校没了底。

RD常规录取是从2月底开始发offer，传说中的offer雨袭来，学校每天有“录取喜报”贴出来。

到了3月中旬，似乎全班只有Levi和另一个同学没有offer了。我们也越发没底，甚至私下问升学老师，如果一个offer都没有，还能复读吗？老师说，这种情况从来没有出现过。从历史成绩来看，七中国际部的学生，100%能进入美国TOP80大学。也就是说，都有学可上。

3月13号早上，第一个offer终于来了，文理学院中排名四十多位，实际上是因为没有额外文书要求，在原定名单外顺手填的申请——无论如何，终于有学上了。

接下来，像是久旱后的暴雨，几乎每天收到一份邮件，或喜或忧。如果在一年多前，这个结果是我们不可想象的，在预估中，她的成绩应该是在TOP20之列。

实际上，2019被称为史上最黑暗录取季，尤其是对于中国学生录取率整体下滑。但后来的统计显示，实际上中国学生的整体录取情况，相较往年基本平稳。

但为什么真实的感受是同样的分数，以前能进TOP20，现在只能进TOP30-40，整体“消费降级”了呢？我们没有仔细研究，但仅以自己的经历推测：

一方面是标化成绩水涨船高，这是中国孩子的长项，以前可能是优势，但现在“通胀”之后，标化在录取中的权重越来越低，尤其中国孩子的标化在招生官眼里日益缩水。

另一方面，所谓“背景提升”蔚然成风。很多家长都指望通过“活动包装”、“背景提升”来弯道超车。夏校，竞赛，社团，尼泊尔支教，马尔代夫捡垃圾，亚马逊保护动物，南极观察冰川，家长重金投入、中介过度包装的“背景提升”，成为一个生意兴隆的产业，也带来“通胀"和“虚热”。

不久后，就传出650万美金进斯坦福，120万美金进耶鲁的丑闻，那只是其中登峰造极者。由此带来的后果是，美国高校愈发不信任中国孩子的“成色”，2019这一届只是早早感受到了寒意。

在我看来，以levi为例，学校的课程和升学指导，能够满足绝大多数需要，只需要在个别短板如课外活动、学校没开设的AP/SAT2课程上“拾遗补缺”。除了学费之外，Levi三年校外补习、课外活动、夏校冬校等，加起大约不到10万的费用，在同批的孩子中应该是比较少的。

相对于北上广深和长三角的留学一线城市，成都这样的二线城市，学生在语言、课程、多元化教育上尚有明显的差距（一个北京同事说，她的儿子小学毕业，12岁，托福110分，真是典型的海淀牛娃）。尤其是深度的课外活动和社会实践，二线城市的资源要差得多，很多并不在学校的计划之内，中介机构也只是二道贩子。

因此需要孩子和家长提前进行规划，并且避免随大流，要从孩子的兴趣和方向出发，自我探索，量身设计，深度完成，并且有明确的成果和作品来作为证明(此时Levi的问题，就是没有最终完成可提交的作品)。

回顾我们的历程，家长和孩子都没有任何经验，如果回到从头再来，提前与老师、学生深度沟通，共同发现孩子的真正的方向，合理规划方向、活动和文书，应该能少走很多弯路。

当然，每个孩子都不一样。有的孩子自己具有强大的独立和主见，能够自我规划、自我选择。但可能对于多数家庭，孩子的成长、独立、择路，是一个或快或慢的过程，父母可以引导孩子一步步发现自己、选择方向，逐渐放手。说实话这个度很难把握，家长认为孩子幼稚、不成熟；而孩子认为自己家长话太多，手太长。

在几个offer中，Levi自己选择了KC。虽然有号称全美最美的校园，但凯尼恩位于一个在地图上几乎找不到的村庄，也是中国人几乎一无所知的学校。

女儿说，她看中了KC最著名的文学专业，对自己大学生活的想象是，像仙女一样在一个遗世独立的世外桃源修炼四年。

KC

虽然我们一度反对她学文学，但此时也只能由她了。

地处小村的KC，距最近的小镇甘道尔10公里，距最近大城市哥伦布一小时车程。总共只有1600多名学生，比中国的中学还小。每年去KC的中国学生不超过10人。

我们既担心社交范围的狭小，更担心生活的不便，至少很难找到一个像样的中餐馆，不敢相信来自火锅与串串世界的的Levi，能安心度过清汤寡水的四年。

而我们对waitlist并未抱太大希望，毕竟是更小的概率。不过，她愿意自己选择去做一件颇有挑战的事，这一方面让我们高兴，另一方面让我们反思：此前为什么没有发现并鼓励她的真正的兴趣和才能？现在看来，陪伴申请大学，家长的参与，也许没用，甚至添乱，但至少是一个与孩子互相陪伴互相发现的过程——孩子需要重新发现自己，父母也需要重新发现孩子。回头来想，尽管磕磕绊绊，这是十七年来我们与孩子相处的最难忘的时光，也许也是最后的这么亲密的时光。

5月9号晚上，我开始查美国地图，寻找那个看不见的凯尼恩。3个月后，从成都到美东，最便捷的路径是直飞纽约，然后折而向西，经俄亥州的哥伦布市，再驱车一个小时，到达小镇甘比尔。

在网上漫无目的地查询，一直到深夜昏昏睡去，其实也是一种焦虑——Levi真的要去那个村里呆几年？

第二天早上，第一眼看到的是老师发来的信息：Dear Levi: Congratulations!

Levi同学被W学院录取了。

真是很奇妙的逆转，但又似乎一切注定。W学院在中国也少有人知，她不是藤校，排名也不靠前，但作为美国最古老的大学之一，优雅精致，从容低调，历经三百年而依然故我，被认为是美国本科教育的典范，可以说是与Levi最match的大学。

迎新仪式，全体师生击掌欢迎新生，高喊Go Tribe。

老师告诉我们，实际上，译作还没得及提交，Levi给学校写了一封很棒的信，老师也追了一封推荐信，陈述Levi的文科天赋，以及成都七中的优良传统——在过去N年，每年都有该学院的offer。学生的诚意，和学校渊源的背书，对美国人是很有说服力的。

成都七中国际部2019届毕业典礼

最后还有一段“惊险”的插曲，正当老父老母准备订机票时，Levi突然说，我自己去，不用你们送我。

一下被打懵的妈妈追问为什么，她说，学校是我自己考的，上学是我自己的事，为什么要你们送？！

我们只好灰溜溜地单给Levi订了机票。在群里问其他家长，没料到大家排着队说：一样的，都不让送。似乎所有孩子都约好了，迫不及待地单飞。

当天晚上，老父老母都没睡好，心里空荡荡的，强烈地被抛弃感，感觉一下成为了“空巢老人”。第二天一大早，妈妈找到女儿谈话。后来妈妈写了一篇博客记录那次对话：

我告诉女儿，父母的陪送，并不是因为还把你们当没有独立生活能力的小孩子，而只是想以“陪送”的方式和你“告别”。

一起和你走过迎新仪式上的红毯，对我们父母来说是莫大的荣耀，这不是一种虚荣，而是和自己的孩子共同分享人生首次重大成功的喜悦，见证孩子从此步入人生新阶段的转折仪式。就如你将来有一天会出嫁，作为父母会出席你的婚礼、父亲会牵着你的手走过红毯把你的手交到新郎手上一样。

Levi终于松口了，那你们订机票吧。妈妈一下哭了。女儿一下笑了。可能只是她并没有理解到父母此时的心情，也没有认识到这件事对于家庭有多重要。纠结圆满解决，全家一下子轻松了。

在漫长而轻松的假期中，Levi也忽然走出了这一年来的状态：游戏时间减少了，学习拉丁语，学习马术和瑜珈，学习做蛋糕，跟同学们约会，邀请全家包括外婆和表哥们一起度假，向大家告别。

至此，女儿似乎恢复成为自己，真正准备好了开始大学生活，而我们也完成了这一段的陪伴，交棒送入大学。

成都七中国际部2019届2班的毕业纪念树：登高行远，始于足下

此时老父老母的心情，正如龙应台所写：

所谓父女母子一场，只不过意味着，你和他的缘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断地在目送他的背影渐行渐远。你站立在小路的这一端，看着他逐渐消失在小路转弯的地方，而且，他用背影默默告诉你：不必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