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2月23日 星期一

美国阿斯彭学会:人工智能时代,孩子的情绪和认知已经改变

美国阿斯彭学会:人工智能时代,孩子的情绪和认知已经改变

蜂窝儿童大学翻译文章

让每一个家长了解国际前沿教育变革


不久前一位17岁少年跳桥轻生的新闻引起了广泛的讨论:一些人认为少年心理素质过差,另一些人则指责这位母亲没有真正走进孩子的内心世界关心他。


作为局外人,评论和指责总是很容易的,可我们总是容易忘记这件事本身就是一场悲剧,而这种看似关心实则冷酷的揣测和评论并不能挽回这场悲剧,也不能防止类似的悲剧的再次发生。


我们更应该思考的是这样的事情为什么会发生?


如果是孩子的耐压能力不足或者不会调节自己的负面情绪导致了他选择以纵身一跃的方式解决问题,那么我们应该思考的是如何高孩子们的抗压能力,如何教他们认识到自己的情绪,拥抱它们、调节它们;


如果是父母没办法真正对孩子的处境共情同理,那么我们应该思考的是如何帮助包括家长、教师在内的成年人认识到他们的一言一行对于孩子心理情绪状况的影响,以及如何用有效、健康的方式把我们对于孩子们的爱和关心以一种不伤害他们的方式传递给他们。


指责任何一方都是不负责任的,因为任何人都是第一次在这个世界行走。孩子是第一次做孩子,父母也是第一次做父母。


在成为一个健康、自由、有能力的个体方面,无论是孩子还是父母,我们都一样是这个世界的学徒。


特别是在心理情绪健康长时间被学校、家庭以及整个社会忽视的情况下,作为家长的成年人本身或许也在经历着难以言说的焦虑和不安,他们自身或许也不知道如何调节自身的情绪,只是因为身上担负的责任和义务让他们选择暂时压抑这种恐惧。


这样处在心理亚健康状态的成年人在面对更加无助的孩子们时,情况只会更糟糕:一方面自己也不知道如何解决问题,另一方面对孩子的责任感和爱又迫使他们逼迫自己必须要解决这个问题。


这样窘迫的困境往往只能导致一种对自己无能为力的愤怒情绪,而这种愤怒只能让情况愈加糟糕。


作为父母、老师、长辈、领导的我们不是能够或应该帮助孩子们解决一切问题的人,而只是年纪稍长一些的“学长”、“学姐”。面对生活给我们出的难题,解决的姿态应该是合作,而不是硬抗逞能或者提孩子们包办。或许作为成年人的我们,希望展现给孩子们的姿态是:“别怕,有我帮你解决问题。”但实际上,我们更应该先告诉自己:“别怕,还有孩子们和我一起,我们一起来解决问题。”


社会情感技能学习(SEL,social emotional learning,下文简称SEL)致力于提高学生的综合能力、态度和行为方式,以帮助他们更为有效地面对日常生活和挑战。目前在SEL领域使用最广泛的理论模型来自美国合作性学术、社会、情感技能研究中心(CASEL, Collaborative for Academic, Social and Emotional Learning)。CASEL把社会情感技能学习划分为了五大技能:自我认识(self-awareness)、自我管理(self-management)、社会性认识(social awareness)、关系处理技巧(relationship skills)和做出负责任的决定(responsible decision-ma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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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CASEL)


SEL的概念诞生于上世纪90年代,随着近年来人工智能不断的发展,人们开始更多的思考人之所以为人的独特性和区别于机器的超越性之后,SEL才逐渐成为教育领域所关注的热点问题。在以美国为代表的欧美国家中,SEL已经被作为国家性的战略政策被讨论、制定和实施。


今年年初,美国的阿斯彭学会(Aspen Institute)发布的相关SEL的研究和实践报告直接肯定了其对于国家发展的重要意义:“因为社会情感技能学习,我们处在危机和困境中的祖国终于可以成为一个充满希望的国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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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The Aspen Institute)


希望能够通过这篇文章,向大家介绍最前沿的社会情感技能学习研究,引起对于学生心理情绪健康的重视,启发更多科学化、体系化的方法论创新。让象牙塔内的学术研究与教育实践更紧密地结合起来,共同帮助孩子们成为更好的人。


【正文】


AI时代的情绪和认知:21世纪心理情绪健康培养白皮书(部分)

美国阿斯彭学会:人工智能时代,孩子的情绪和认知已经改变

(图片来源:EIU/Microsoft)


AI时代的情绪和认知是经济学人智库(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 EIU)受微软公司(Microsoft)委托而发起的调查研究,研究成果被呈现在这份白皮书中。这个研究通过全球性的问卷调查、采访相关专业人士以及学术文献综述等方式,探索了教育学家们是如何看待心理情绪健康(well-being)和学习之间的关系的。这些心理情绪健康能力包括抗压及适应能力(resilience)、自我管理能力(self-regulation)、情绪管理能力(emotional literacy)、自主性(autonomy)和学习能力(mastery)等。


共计有来自15个国家的762名教育工作者参与了这个研究,他们有的是来自小学和中学的教师,有的是学校的管理者。感谢他们为这份研究所做出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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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背景

长久以来,学校虽然认识到学生的心理情绪健康的重要性,但是还仅仅停留在缓解创伤或者焦虑这种比较浅显的层面和形式。现在,越来越多的教育工作者开始呼吁教育机构应该将社会情感技能学习(SEL,social emotional learning,下文简称SEL)基础化,因为这种技能学习能够帮助学生们识别自己的心理状态和情绪,而心理状态和情绪在塑造学生们的获取知识的能力、更好地了解自己以及这个快速变化着的世界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


在21世纪,随着人工智能和自动化对工作和生活的巨大改变,人们越来越担心机器人会取代在流水线上的工人甚至其他非机械化的工作。那些以人际关系、同理心和创造力为核心的技能会是未来劳动力市场人类区别于机器的关键所在,而在这些方面具有优势的人,无论是先天具有的还是后天习得的,都更容易获得更好的生活。


那么教育工作者们是如何看待社会情感技能学习的呢?他们正在致力于制定怎样的政策来支持改善学生们的心理健康和情绪健康?又设计怎样的项目培养学生的适应力、自主性和自我管理能力?这份由来自全球的专家咨询小组和调查所提供的报告试图描绘全球范围内SEL在教育系统中的发展情况。


主要发现

来自全世界的教育研究者们都认同心理情绪健康是提高认知能力和学习能力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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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79%的教育研究者相信正面的情绪对于提高学生的学业表现“非常”或者“及其”重要,来自不同文化、地区(亚洲、拉丁美洲、北美洲、澳洲和欧洲)和社会经济背景的研究者们都认为改善学生的心理情绪健康应该作为一个重要的教育议题被重视。
  • 绝大多数教育研究者都认为心理情绪健康对于提高诸如数学和阅读这样的基础学习素养(77%)、情感素养(82%)、沟通技巧(81%)和批判性思维能力(78%)“非常”或者“及其”重要。
  • 随着当代年轻人的焦虑和抑郁情况愈加普遍,以及人工智能对于劳动力市场的冲击,十分之七的教育工作者都认为情绪健康将在学生们开启他们的职业生涯之后变得越来越重要。


在参与调查的学校中,有一半已经有改善学生心理情绪健康的相关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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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53%的学校明确地表示有保证学生心理情绪健康的相关政策,剩下的学校也表示他们正在设计正式的或者暂时的政策。只有3%的学校表示目前还没有相关的政策或者计划。
  • 目前这些政策中涉及到的改善学生心理情绪健康的手段包括正念课程(mindfulness lessons)、抗压及适应力训练(resilience training)、自我导向型的学习指导、减轻考试和课业压力、情绪改善、减少惩罚性措施(例如体罚、留堂等)、小组合作、接触大自然,甚至是改变学校的日程安排来保证学生的睡眠时间等。


改善教师的心理情绪健康,在全校范围内收集和分析严谨的主客观数据是改善学生心理情绪健康的有效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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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们常常因为繁杂的行政工作、沉重的教学负担和情绪消耗而过载。因此,研究者们认为改善学生们的心理情绪健康也必须改善教师们的心理健康状况。


  • 72%的调查参与者相信教师的情绪会影响学生们的情绪健康;此外,教师们对于创建一个完善健康的班级环境也有重要作用,83%的调查参与者相信这样的学习环境有助于改善学生的心理情绪健康。
  • 然而,教育工作者们反对那种短期、孤立的试验项目。改善学生心理情绪健康的政策必须是在全校范围内持续贯彻的政策。


科技对于心理情绪健康的双刃剑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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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58%的调查参与者认为教育软件和应用程序能够改善学生的心理情绪健康,因为它们能够完善或者提供更好的学习体验。
  • 49%的调查参与者认为基于互联网的合作平台或工具能将学习的社会性特征放大,从而培养学生的社会情感技能。
  • 46%的调查参与者认为对于学生情绪状态的数据收集和分析有助于有效的社会情感技能学习,因为可视化的数据相比于主观感觉更加可靠。

教育科技的兴起使学习更加个性化和吸引人,一些情感和行为计算方面的技术进步已经能够帮助一些有特殊学习需求的学生,比如患有自闭症的孩子。基于网络的各种协作平台为团队合作创造了空间,某种程度上强调了学生的发言权。虚拟现实和增强现实正在被用于培养学生的社会情感技能,比如培养同情心和学着站在别人的角度看问题,以及帮助他们更好地理解社会边缘化群体、不同种族、民族或者性别偏见等问题。


然而,另一方面,电子设备和社交媒体可能会使校园霸凌和焦虑问题更加的恶化;此外,还有一些研究表明,电子设备还有一些应用程序会影响学生的睡眠和注意力。因此,想要使用科技推进社会情感技能学习的创新者和教育工作者们必须要充分认识到科技的双刃剑作用。


报告导语:21世纪的学生心理情绪健康


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心理健康都是一个依赖于心理学的病理概念。无论是严重的心理疾病还是程度较轻的亚临床性异常,都是通过精神分析或者药理学手段辅助来恢复到所谓的心理健康状态。


一些研究者对于这种思维定式感到不安,因为健康应该是一种积极的、充满活力的状态,而不仅仅是一种疾病的缺失。积极的情绪、抗压适应力、乐观和对生活的掌控力都是需要培养的。因此,一种“积极心理学”(positive psychology)应运而生,它规范了健康的情绪状况和精神面貌的特征以及如何运用各种方式达到这样的健康状态。


马丁·赛里格曼(Martin Seligman)、米哈里•奇凯岑特米哈伊(Mihaly Csikszentmihalyi)和肯尼·谢尔顿(Kennon Sheldon)②③④是这个领域的奠基者。由赛里格曼教授设计的PERMA模型是解释幸福(happiness)基本要素的一个重要理论模型,在这个模型中,幸福主要是由积极的情绪(Positive emotions)、沉浸或心流状态(Engagement or flow)、积极的关系(positive Relationships)、意义(Meaning)和成就感(Accomplishment)⑤几大元素构成。在另一个由卡罗尔·莱芙(Carol Ryff)设计的模型中,心理情绪健康被认为由六大元素组成:自我接纳(self-acceptance)、生活目标(purpose in life)、环境掌控力(environmental mastery)、积极的关系(positive relationships)、个人成长(personal growth)和自主性(autonomy)构成。⑥


这些最初仅限于学术领域的积极心理学和相关的幸福研究现在已经逐渐被纳入到政策的话语体系中。20世纪70年代,第四任不丹国王吉格梅·辛格·旺楚克(King Jigme Singye Wangchuck)首次提出了“国民幸福总值”(Gross National Happiness)的概念。时间快进到2008年,时任法国总统尼古拉·萨科齐(Nicolas Sarkozy)组建的委员会得出结论认为:“GDP不能够衡量国民的心理情绪健康状况。”⑦


两年后,当时的英国首相大卫·卡梅伦(David Cameron)承诺要统计和重视“国民幸福情况”(national happiness)。不久之后,联合国通过了一项决议,鼓励成员国采取公共政策措施来“更好地发挥追求幸福和心理情绪健康在发展中的重要性”。⑧


教育在实现联合国的这个目标中起着关键性的作用。无论是食堂提供的营养餐食、体育课安排,还是学生与教师和同伴的关系,课堂内外发生的事情对于塑造孩子们的心理状态和情感发展都有重大的影响。“孩子们的心理情绪健康不可以简单地依赖家庭或者社会,学校应该发挥更多的作用”,经合组织(OECD)的教育与技能部部长安德烈亚斯·施莱歇尔(Andreas Schleicher)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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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教育工作者真的准备好把提高学生的心理情绪健康状况作为自己的使命之一了吗?从历史上来看,监测学生的情绪和心理健康状况,并把有问题的学生转移到相关的机构来为他们提供专门的服务被认为是一种牧师指责(pastoral duty)⑨。一些机构组织或许在努力解决校园霸凌问题,他们试图通过支持更多的课外活动、改善学校食堂餐食的营养状况或者呼吁留出更多的体育锻炼时间来解决这一问题,但是这些努力最终能达成的效果在很大程度上还是依赖于学校的资源以及教师和学校领导的支持。


除此之外,还有更多各种各样致力于孩子身心健康的方案被提了出来。20世纪著名的教育学家玛利亚·蒙特梭利(Maria Montessori)提出了“全人”(whole-child)的教育理念,试图为孩子们提供一种倡导自我指导、选择、独立性学习的环境,而不是简单的说教性教学。一项研究表明,当今的大多数教育系统关注的是识字、阅读、数学等学术科目的成绩,而不是关注知识本身、身体、情感以及社会发展方面的问题。⑩宾夕法尼亚大学积极心理学中心国际教育主任亚历杭德罗·阿德勒(Alejandro Adler)表示,虽然在20世纪70年代我们对孩子的全面发展有了更多的了解,对SEL的关注也相应增加,但是真正致力于这种全人教育的机构及实践仍然很少。


不过多亏了非营利性的学术研究和相关政策的支持,更多的教育机构正在认识到SEL的重要性,并正努力致力于此。经合组织的施莱歇尔先生表示;“心理情绪健康是很重要的,我们很开心地看到它被逐渐地纳入到政策的结构中,这是一个十分有趣的新发展。”


大约在十年前,塞利格曼博士与澳大利亚的吉朗语言学校(Geelong Grammar School)展开了合作,这是一个心理学与教育学合作的关键时刻。孩子们被引导使用 “调整性的自我对话”(tuning into self-talk)等方法,来培养高效的思维模式,训练抗压适应能力;此外,孩子们还会参与像是杂耍这种有趣的“神经可塑性项目”(neuroplasticity projects),来锻炼他们的肢体协调以及大脑神经的配合能力。⑪吉朗语言学校的成功并不是特例,积极心理学与教育的融合最终形成了一个现在正逐渐成熟的研究领域——“积极教育”(positive education)。


2015年,国际学生评估计划(PISA, Program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开始追踪学生的心理情绪健康,并作为教育系统绩效的指标之一。⑫无论是来自不丹、墨西哥、秘鲁,还是来自相对较发达地区的美国、英国和新加坡的学术研究都表明,积极教育正在直接改善学习成果。⑬“我们正处于一种结构性转变的开始,”阿德勒博士说,“学生的心理情绪健康不是一种可有可无的附加物,而是应该把它和学业成绩看做是教育的一体两面。”


教育工作者们表示,近年来人们对性格(character)、心情(mood)和情绪(emotion)的关注是只重视学业成绩的传统教育模式中重大进步。“几十年来,人们一直致力于促进青少年发展来提高学习成果、改善他们的生活,在这些方面所取得的众多成果中,有一个重要的部分缺失了,那就是对孩子们内心心理情绪健康的关注,这才是让他们成为一个面对困难有足够的耐压能力和处理能力的个体的关键”, CorStone⑭的首席项目官凯特·萨贺·列文赛尔(Kate Sachs Leventhal)表示。


“如果孩子们有足够的社会情感技能,那么他们就能更好地面对逆境、处理挑战和危机,这不仅可以使他们快速从挫折中恢复过来,还可以使他们从中吸取教训,从而成为他们茁壮成长的催化剂,”列文赛尔女士说。阿德勒博士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这些技能不仅仅是为了学生们在学校有更好的表现,在他们的未来生活、婚姻,以及预防抑郁症和焦虑症等心理疾病和药物滥用等方面也有重大作用。”但他同时也表示,这样的改变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们现在试图打破心理学和幸福科学(happiness science)的学术研究,以及教学研究之间的壁垒。因为学术研究人员和教育工作者们处在两个世界:研究人员可能认为他们正在做正确的工作,但它与课堂上真实发生的情况差得太远了。”


文章注释:


1 正文中所有图片皆来自EIU/Microsof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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