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带弟弟当红军，弟弟参加长征成少将，自己与组织失散晚年租房住

有句俗话说，打虎还得亲兄弟，上阵须教父子兵。在上世纪的土地革命战斗中，就涌现出了许多兄弟齐上阵，都戴军功章的情况，当然，也有一些在残酷的战争环境中，兄弟俩分道扬镳，后来导致结局迥然不同，着实令人嘘唏不已。在广东大埔百侯镇侯南村就有这样的一对亲兄弟，哥哥名叫杨鹤松，弟弟名叫杨永松。

提起杨永松，大家可能十分清楚，因为他是1955年授予开国将帅共有10名元帅、10名大将、57名上将、177名中将和1360名少将中，到今天为止唯一健在的一位开国将军。他1955年授予少将军衔，成为最年轻的开国将领之一。并荣获三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他先后担任过师政委、军区装甲兵政治部主任、工程兵政委职务，为我军的机械化、专业化、正规化、现代化做出了重要贡献。

但是，多数人不知道他的革命引路人，哥哥杨鹤松的情况。兄弟俩出生在大埔百侯镇侯南村一个贫苦家庭，父亲贩卖咸鱼咸菜为生，母亲带着四个孩子，租地种粮种菜，四季劳作，勉强可以糊口。这时，父亲积劳成疾，因病离世，家中生活更加艰难。但就是在这样的窘况下，家中年长的杨鹤松就不得不到南洋谋生，在新加坡打工，年幼的弟弟杨永松则留在家中。

1927年冬，革命浪潮风起云涌，组织领导的南昌起义部队经历赣南、闽西转战，进入大埔，在大埔三河坝战役撤退的南昌起义部队经过百侯，他们的进步思想极大地感染鼓舞了当地群众的革命情绪，已经成为组织成员的杨鹤松在家乡组织开展革命活动，深入乡村进行广泛的政治宣传，工会、农会等组织纷纷成立，一时百侯镇成了大埔的革命活动中心。

经过艰苦的工作，百侯组织了工会、农会，杨鹤松是骨干领导成员，此时，曾经担任南昌起义师部宣传员、后来成长为红一方面军总司令部政委办公室秘书长、师政委。抗战时任八路军副旅长、政委，骑兵支队司令员兼政委，建国后担任省委第一书记，西南局第一书记等要职的李井泉也来到这里，一起并肩战斗，组织和策划了著名的百侯起义，他们一起率领农民武装，趁夜进入百侯镇，举行起义，队伍冲入区公署和警察所，将反动民团团总杨竹史杀死，悬头示众，起义取得了空前的胜利。

声势浩大的“百侯起义”，给反动势力当头一棒，但是，反动军队很快进行了反扑，闽粤二省之敌联合起来“清剿”，妄图一举围歼我工农武装。面对敌强我弱的形势，起义队伍撤出了百侯镇。根据上级决定，起义领导人李井泉随十五团主力到铜鼓嶂建立革命根据地，坚持斗争，后来，东江特委派李井泉送信到江西寻乌红四军前委，他沿着丰顺八乡山、五华、兴宁离开梅州，一路步行至寻乌马蹄岗，被时任红四军前委书记看中，留在身边任秘书，从此开启了他的革命新征程。

百侯起义的另一位领导人杨鹤松，撤离之后，他带领着弟弟杨年松，一开始组织调任他担任县赤卫大队大队长兼政委，还兼任书记，弟弟也任少先队员，不久，闽西红军向潮汕发展，形势一片大好，但很快遭到广东军阀的“清剿”，红11军48团及杨鹤松领导的赤卫大队战斗失利，48团退入闽西休整，赤卫大队撤退后分散回家。杨鹤松与部队失散四五日，没有了消息，后来与组织失散。

不久之后，杨鹤松与妻子张雪梅一起，被组织派往香港从事地下工作，不料，他所领导的地下工作站遭到港英当局破坏。他的妻子张雪梅不幸被捕。港英当局把她引渡到广东，不久，她就英勇就义。杨鹤松闻讯目标暴露，面对白色恐怖笼罩，只身从香港逃去了新加坡重操旧业，当了一名裁缝，专门为人做西装。

岁月荏苒，那时恰逢乱世，杨鹤松在新加坡他这么一干就是几十年，并且到老也没再婚，孤身一人，从此，曾被誉为“客家英豪”的杨鹤松，再也没接上党组织关系，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之中。直到八十年代，叶落归根的杨鹤松才从新加坡回国定居。由于积蓄不多，他卖掉全部家产，只有相当于两万元人民币的新加坡币，于是在深圳郊区布吉镇租了一套简易单元房居住。

当时有人问他，“你这么大年纪了，为什么不住到条件好一点的香港居住？”他回答“香港，是我的伤心之地。那里生活费用高，我积蓄不多，所以只能在深圳定居。”就在这个时候，曾经担任军区工程兵政委，副兵团级离休，医疗享受正大区职待遇的弟弟杨永松，来到杨鹤松出租屋里看望这位引导自己走上革命道路的哥哥，时隔几十年兄弟相见，泪飞化作倾盆雨。就在兄弟见面后不久，杨鹤松就病逝了。

当年，引领杨永松走上革命道路的哥哥跑去新加坡之时，杨永松来到闽西苏区，随后分配在永定县委机关工作，由于他工作认真细致，很快进入正规红军队伍，成为一名“红小鬼”先是在红12军政治部机关，做勤杂以及文书类的工作，后来又被编入红军101团，接连参加了第3、第4次反围剿战斗。

在红军队伍中，他眼见着自己的同志一个个往前冲，又一个个倒在敌人的机枪下，天空和大地似乎都被染成了血红色。这样的场景，却并没有让杨永松感到害怕，此时此刻，只有战友的话，在他心中萦绕：“活着干，死了算！”带着这份拼劲，杨永松和红军战士们共同坚守，终于取得了战斗的胜利。然而，这不过是一个开始，真正的危险正如开了闸的洪水，向红军奔泄而来。

红军过雪山的时候，当他来到雪山下的最后一个石房子边时，往山上看，看不到顶，山顶被云雾遮盖。继续向前，道路拐起弯来，有如盘山公路。由于高山缺氧，大家都像踩在云雾里一样艰难地挪动着脚步。爬过雪山，杨永松跟着三团的队伍走在红一军团部的前面。在一条流水的沟边宿营，半夜时下起了雨，人不能躺，只好坐着，一件短的油布衣，勉强遮住了杨永松的上身，但大腿以下却泡在雨水里，就这样坐着，从初始的酸痛到渐渐地麻木，第二日天亮，他的双腿肿胀，无法弯曲，也站不起身！

长征部队进入草地的第六天，杨永松的双腿因长时间泡在雨水里，双腿肿胀，无法起身。他没有放弃，鼓励自己“不能这样倒下去，一定要走出去”。他穿上在一次胜仗后买的一双没有补底的袜子，套上一直舍不得穿的新草鞋，找了一根别人当柴烧没烧掉的树枝做拐杖，凭着坚定的信念跟在部队后面一步一撑艰难地往前走。两三个小时过去了，他的脚能感觉到暖和了，开始消肿，杨永松非常高兴，又一次甩掉了死神，往前追赶革命队伍去了。

1935年10月，“红小鬼”杨永松紧跟着革命队伍，历尽险山和恶水，战胜敌人的围追堵截，在艰难困苦中得到了锻炼，经受住了最严峻的考验。整整走了一年，走到了陕甘苏区的吴起镇，长征结束了。此时，杨永松被分配到抗大总校工作，有一次正在做记录，搞大总校的政委李井泉来到他的桌子旁边询问会议记录，顺便问起他的哥哥杨鹤松，这时才知道这位政委曾经与哥哥并肩战斗在大埔百侯起义的友情，后来，李政委对他格外的关照。

抗日战争期间，杨永松先后担任团政治处技术书记，师直政处教育干事，师政治部秘书、师直政处教育股长，特务团政治处主任，师政治部秘书长，团政治处主任，参加了平型关战役，解放战争时期，在东北战场立下战功。建国后任华北军区装甲兵政治部主任、工程兵副政委、政委，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授予军衔的时刻，他成为最年轻的开国少将之后，杨永松在回忆中记述，他眼泪模糊了，想起那些充满着鲜血和牺牲的“硝烟往事”，想起了那些牺牲的战友们，他们没有看到全国的解放，他们的鲜血洒在了革命的征途上，换来了今天的幸福和平。他动情地记述：“抗战时期我们的一个连队只剩下一个副指导员和一个战士，许多战友为保家卫国献出了年轻而宝贵的生命。”

杨永松说。“当时，在部队中间有个笑话，活着干，死了算。还有一句，也是半开玩笑说的，把脑袋吊到裤腰带上，随时准备丢了。”说起自己的亲人，他感慨万千。“当时国民党搜到我的嫂子以后，从香港引渡到广州，还没到监狱就直接拉出去枪毙了。”他说自己干革命，原先并没有考虑能够活到全国胜利。

杨永松将军更没有想到的是，他是一千多名开国将军中活得最长的一位，已经是103岁高龄的他精神依然矍铄，思维依然敏捷，一如既往地关注着人民军队的发展和祖国建设的伟业。许多人都祝福这位老将军鹤发童颜，松柏长青，青春不老，劲草不倒，健康长寿。

本文参考资料杨永松将军著《硝烟往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