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万清用研究成果解决问题是我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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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万清，医学真菌病学专家、皮肤性病学专家。现任海军军医大学皮肤性病与真菌病研究所所长，长征医院皮肤性病与真菌病研究所所长，上海市医学真菌研究所所长等。

长期致力于军内外皮肤病、真菌病的防治研究。在我国首次发现了9种新的致病真菌及其引起的疾病类型，其中格特隐球菌ITS C型（S8012）引起脑膜炎并成功救治，该菌株被美国（ATCC56992）、比利时（IHEM4164）及荷兰（CBS7229）的菌株保藏中心永久保藏，并向全世界研究机构供应（295美元/株）。

廖万清用研究成果解决问题是我的责任

【匠心阐述】

“一个人的生命是应该这样度过的，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他不会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碌碌无为而羞耻。”这是我儿时最爱读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书中的话。从那时起，我就励志要像保尔·柯察金一样，做一个意志顽强、性格坚毅，不向命运低头的人。

我生在海外，长在祖国，是戴着红领巾，别着共青团团徽，穿着绿色军装，在国旗、党旗、军旗下成长起来的。在学习和工作中，我时刻都铭记着祖国的培养与党的恩情，我的一切是党给的,我要把一切献给党，献给军队，献给祖国人民。

【匠人美学】

廖万清在我国首次发现9种新的致病真菌及其引起的疾病类型，其中格特隐球菌ITS C型（S8012）被美国（ATCC56992）、比利时（IHEM4164）及荷兰（CBS7229）的菌株保藏中心永久保藏，并向全世界研究机构供应。在他看来，这些被发现的菌种是最珍贵的“财富”，这不仅是他努力的成果，更是中华民族智慧的体现。

被多国保藏的菌种

每当谈及廖万清所发现的菌种时，他的眼中就会绽放出一种别样的光彩。

廖万清真正走进真菌世界，源于一次与隐球菌脑膜炎的正面遭遇。1979年的一天，一名40岁左右从事海运工作的干部因高烧、昏迷到长征医院就诊，腰穿后发现，患者系隐球菌性脑膜炎。廖万清参与了抢救，但由于病人就诊太晚、病情严重，又缺乏有效药物和治疗方法，几天后病人不治身亡。眼睁睁地看着一条年轻的生命逝去而束手无策，廖万清非常难过，也备受刺激。这次事件后，廖万清开始钻研隐球性菌脑膜炎的治疗办法。

为了了解“敌人”，廖万清骑着自行车去复旦大学微生物系当起了“走读生”，从基础理论、做实验到临床观察，他一步步越来越熟悉真菌家族。

不久后，长征医院又收治了一名脑膜炎患者，这名患者是位27岁的司机，因剧烈头痛、喷射性呕吐、高烧、意识丧失被抬到长征医院。由于之前已在他院接受过抢救，但均不见效，家属已觉无望，并已为患者准备了后事。廖万清凭着临床经验和科研积累，果断确诊该患者为隐球菌性脑膜炎、隐球菌性败血症，且患者脑脊液菌体计数高达1040个/mm3。此时，廖万清打破常规，用最新的综合治疗方法——鞘内注射及联合抗真菌药治疗、降颅压及纠正电解质紊乱等，实施救治，最终患者被成功抢救了回来，并返回了工作岗位，随访至今无任何后遗症。

廖万清成功救治一例隐球菌性脑膜炎患者的消息扩散开之后，类似的病人纷纷前来找廖万清看病。1980年12月，在一例脑膜炎患者的腰穿脑脊液中，廖万清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以往脑脊液中的隐球菌大多数都是他所熟知的圆形或椭圆形，而此例患者脑脊液中的菌体却呈现出奇异的细长形，就像是针形或棒形。这是什么东西？廖万清不懂。于是他开始请教其他专家，华山、瑞金、长海，各大医院他都请教了一个遍，结果竟没人认得这种奇怪的菌，甚至有权威人士说这恐怕是污染菌，但这个回答却让廖万清心存疑问，“污染菌怎么会引起脑膜炎？”廖万清没有被权威所束缚，他不相信这样的回答，于是他继续做各种化验，并请南京皮炎所、复旦大学一起做，最后他们得出了一致结论——这种菌是致病菌，是一个特殊的菌种。廖万清将这种菌的菌号定名为S8012——S代表上海，8012代表首次时间为1980年12月。

目前，隐球菌S8012菌株不仅被收录于美国微生物真菌保藏中心ATCC（ATCC 56992），比利时微生物真菌保藏中心BCCM（IHEM 4164）、荷兰微生物真菌保藏中心CBS（CBS 7229）等国际著名实验室也都收录并永久保藏着这一中国学者的发现，并公开向世界各研究机构出售供应。迄今为止，这仍是各国真菌库中唯一由中国学者贡献的菌株。

科研中的“有心人”

S8012的出名并没有让廖万清因此居功为傲，相反他认为同行都是朋友，他愿意将这一有独立知识产权的S8012菌株免费提供给国内各有关单位除商业用途之外的研究使用。

“你在国外花295美元买到的菌种还是第二代的，我这里是原创的，国外各实验室的菌种本来就是我最初送给他们的。”他说：“人们常说同行是冤家，我和同行的关系却非常好。他们有新的发现、新的成果都愿意跟我交流，我有新的想法也特别乐意告诉他们。” 正是这种坦诚以待的胸怀，让廖万清和同行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

20世纪80年代大陆真菌病学领域的状况，用“孤陋寡闻”来形容，并不为过。除了部分零散的论文、讲义和屈指可数的几本国外著作，市面上很难寻找到有关真菌病学术书籍的踪影。

尽管接触真菌病学时间不长，但通过一些专业文献和在临床工作中的观察，廖万清敏锐地察觉到，深部真菌病在世界范围内不断增加，明显表现出三个特点：一是致病的严重性，二是表现形式多样复杂，三是不断有新的条件致病菌种出现。许多以往认为非致病性的“污染真菌”，现在都有致病的可能。

作为学术科研工作中的“有心人”，善于归纳总结的廖万清在这方面积累了不少资料，他觉得有必要将心得体会和国内的同行分享，因此萌发了编写一本高质量真菌病学专著的想法。专著既可以供皮肤科及临床各科医师、真菌实验室、检验科和病理科工作人员实际工作中应用，也可以让大专院校的微生物学工作者在教学、科研工作中参考。国内第一本真菌病学专著《真菌病学》就这样诞生了。

廖万清的研究工作有个特点——持续不断，每发现一种新的菌种，他都会一直研究下去。在发现S8012这一新菌种后，廖万清又对它进行了近三十年的持续研究。1992年-1994年，他研究构建隐球菌的DNA物理图谱；1996年-1998年，他探讨隐球菌毒性基因的分离及致病性；2004年-2006年，他对该菌在吞噬细胞内的寄生机制进行了研究；2006年-2008年；他又开始构建隐球菌的生物膜、探讨其耐药机制；2008年-2010年，他又对PMT4在隐球菌生物膜的形成及其耐药中的作用产生了兴趣。

现在，廖万清带领团队已经用分子生物学技术测出了S8012的序列，并上报给了美国Genbank数据库，其序列号为ITS序列EF081158。测序结果证实了S8012与格特隐球菌标准株RV20186之间的ITS序列确实不一样，存在2个碱基的差异，分别位于第18位和第154位上。

不凡医者仁心路

1997年的一天，河北省无为县的一位普通农民走进了廖万清的诊室。三十多年来，他一直忍受着病痛的折磨，整个右下肢皮肤化脓溃烂，终日散发恶臭，连家人都不愿意与他接近。他几乎倾家荡产跑遍了北京、南京各大医院看病，都没有明显治疗效果。他不甘心自己就这样度过余生，辗转找到了廖万清，抱着最后一丝希望来到了上海。

廖万清为老农做了详细检查，仔细研究了病人的资料，给出了明确诊断——着色真菌病。这是一种由暗色孢科真菌引起的皮肤、皮下组织和内脏的感染，病程长，常常会像这位老农一样，数十年不愈，重则致残甚至危及生命。

当这位老农听说治疗的医药费需要数万元时，刚刚燃起的一丝希望彻底破灭了，他打算放弃治疗。廖万清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不治疗的话，他不仅干不了农活，这一辈子也就废了。医生的天职就是治病救人，我怎么能忍心见死不救？”他默默对自己说，一定要想方设法让病人不仅能看得好病，也要看得起病。

为了这个素昧平生的农民，在治疗的过程中，廖万清一面与药厂联系提供免费药物，一面向医院申请减免老农的部分治疗费用，还号召大家和他一起为这位老农捐款。两个月后，当老农病愈出院时，许多病友在廖万清的感召下，都自发地为老农捐款、捐物并购买返乡车票，场面感人。

廖万清的学生回忆到，当你看到，老师对病人谈话，总是面带笑容、亲切地握着病人的手，体检时那样手轻，还时时问病人痛不痛、有什么感觉的时候，你也会有样学样；当你看到，为了多看几个病人，早就该下班的老师主动加班，就会发现，“敬业”、“奉献”再也不是口号、标语。

廖万清是新加坡归侨，他在东南亚侨界具有广泛的影响，被多次邀请出国讲学、交流访问和探亲。面对优厚物质生活的诱惑、亲人和朋友的挽留，他总是毫不犹豫地选择当时物质生活还并不富裕、研究条件还并不理想的祖国。经常有人问他，你出国的机会那么多，有没有想过留在国外？他总是这样回答：“我是党培养出来的，我的事业在中国。”

到祖国的最前线去

作为一名军医，廖万清十分重视军队真菌病的防治。“十五”期间，廖万清拿了全军课题，为部队的常见真菌致病问题做深入研究，亲自带着科研团队上岛礁。通过对东海、南海舰艇部队、陆军野战部队、空军部队、特种兵部队、海军陆战队、驻岛部队万余人进行皮肤病流行病学调查，廖万清发现军队各种浅部真菌病的患病率为29.5%-60.3%，占非战斗减员的一半多。

为此，他专门制定了针对军队真菌病的防治措施，并研制了防癣鞋垫、防癣袜、防癣裤等抗菌装备及复方酮康唑霜、复方奈替芬霜等药物，显著降低了部队浅部真菌病的患病率，有效保障了战斗力。此外，针对粮食霉变引起战士的外源性变态反应性肺泡炎，廖万清及其团队还发明了专利——食品防霉保鲜剂，防止粮食霉变。

“作为一名军人，用我的研究成果为部队解决实际问题是我的责任”“只要有一个官兵不满意，我的工作就等于零”，这是廖万清常挂在嘴边的两句话，他也用实际行动践行着自己的诺言。

已年过八十，廖万清有权选择急流勇退，含饴弄孙，但他志不在此，依然冲锋在医疗、教学和科研的第一线，没有停下前进的步伐。他带领的课题组正在开展有关“重要病原真菌分子生物学致病机制”的研究，以期破解相关致病机制，寻求更有效的诊疗措施，让真菌病不再是“夺命病”。

他这样描绘着心中的蓝图：“基地要全面开放招收研究生，吸引有志青年聚到一起搞研究。想治真菌病，人们首先想到的就是这个基地”。现在，长征医院皮肤科已经有从美国、意大利、荷兰学成归来的青年医生。廖万清希望每年都能有优秀学生到国外学习交流，这样慢慢地，皮肤科就会有一支年轻的队伍，“要让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一代更比一代强，我们一定要托起未来新的希望。”

提及现在的工作状态，廖万清说，“虽然年纪大了，但我还是干得很开心，虽然忙一点，我还跑得动，我就干”。

【匠人心语】

新京报：你觉得在完成自己的成就中，最值得珍惜的是什么？

廖万清：最值得珍惜的是这些被发现的菌种，这是中华民族智慧的体现。

新京报：什么时候是你认为最艰难的时候？能够坚持下去的原因是什么？

廖万清：中学时代是我觉得比较难的时候，那时的我一无所有。国家培养了我，并给我提供了助学金，保障我能有饭吃，有学上，我很感恩，也是我坚持下去的动力。

新京报：你希望未来还取得怎样的成就，对于未来有怎样的期待？距离这个目标还有多远？

廖万清：我希望能够培养出更多的学生，是一批人，不是几个人，现在，我已经培养了不少年轻的皮肤、真菌领域后备军，其中一位很快要晋升主任了，我为他们感到高兴。

新京报：在你的生活和工作中，哪些东西是你一直坚守的？

廖万清：医学真菌研究，是我一直坚守的方向。

新京报：你感觉你获得的最大的快乐是什么？

廖万清：成为中国工程院院士的那一刻，是我收获的最大的快乐。因为对我而言，成为中国工程院院士不只是大家羡慕的很高的荣誉，更是人民的肯定，国家的肯定，国内外同行、同事的肯定，我发自内心感到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