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鲁：延安福尔摩斯，特务克星！没有他，1943年主席可能遭遇不测

1939年的秋天，延安边区政府保卫处新来了一位与众不同的年轻人。年轻人名叫陈泊，化名布鲁，只有一条胳膊。对于这位独臂青年的来历，保卫处的同志们知之甚少，但中央社会部部长康生、副部长李克农心中是有数的。

接待这位年轻人的时候，李克农说，布鲁，我知道这是你的化名，我还知道这个化名的涵义，在马来语中，这是螺丝钉的意思。现在你来了，这很好，边区保卫处正需要你这样的同志。

陈泊笑了笑，问李克农，李副部长知道福尔摩斯吗？

李克农笑着说，那是个很厉害的侦探。

陈泊自信满满地说，在延安工作，我希望自己能够成为红色福尔摩斯。

······

陈泊，原名卢茂焕，1909年出生于海南一户渔民家庭，五六岁时即跟随父亲出海打鱼。到了读书的年纪，虽然卢家很穷，但全家还是紧衣缩食将他送进私塾，读了几年书。十四岁时，为了谋生，陈泊来到海口琼南兴铁工厂当学徒。三年的学徒生涯，不仅锤炼了陈泊的身体，而且熔炼了他的思想，十七岁那年，经王文明、黎竟民介绍，陈泊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7年四一二政变爆发，海口国民党反动军警抓捕了大量共产党，陈泊也被捕了。在狱中，陈泊坚称自己只是普通工人，一再询问出牢门要花多少钱。一再说钱，态度老实，年纪很小，反动军警觉得他不像共产党，关了一个月，要了一笔保释金，就将他释放了。

出狱后，陈泊四处寻找队伍，不久加入王文明领导的琼崖讨逆革命军，担任手枪班班长。琼崖讨逆军改编为琼崖工农红军后，陈泊被任命为工农红军排长，后因作战机智勇敢，升为副连长。

1928年，琼崖工农红军攻打博鳌失败，革命力量遭到国民党反动派血腥镇压，陈泊的姐姐和妹妹被捕，他本人完成掩护任务后与组织失去了联系。

为了活下来，将来能够继续战斗，摆脱国民党反动军警的追捕后，陈泊被迫流亡海外，来到了印尼。

那时候，陈泊的三舅在印尼苏门答腊开了一家中餐馆。三舅是个好人，不仅收留了他，而且供他读了当地的华侨中学。

陈泊年纪虽小，却是个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在印尼稍稍立足之后，他便开始四处寻找联络同志，重组党小组，在巨港码头的工人中开展活动。

1928年年底，陈泊与新加坡共产党取得联系，成立了巨港特支，陈泊负责联络当地三大公会，筹备成立巨港总工会。

1930年，新加坡共产党临委改组为马来西亚共产党中央，陈泊担任中央执行委员。也就是从这时候，他开始使用化名“布鲁”，希望自己能成为共产主义事业的一颗螺丝钉。

在马共中央工作期间，布鲁还有一项重要任务，负责指挥新加坡与马来西亚总工会纠察总队，保护苦工，惩处工贼。

1931年，新加坡区委书记李锦标叛变，上百名革命同志被捕。马共中央指示地下党，尽快铲除这个危险的叛徒。

叛徒李锦标很注意安全防范，出行总是与英国政治侦探同行，地下党三次刺杀，均以失败告终。

再次研究刺杀方案时，布鲁主张埋伏在叛徒常去的地方，使用炸弹。

行动前夜，布鲁将炸弹运到小世界咖啡巷的咖啡馆楼上，做最后的准备。可就在布鲁检查炸弹时，突然有人闯了上来，布鲁紧急回头时，一不小心引爆了炸弹。在剧烈的爆炸中，布鲁的左臂被炸飞，浑身是血，顿时昏死过去，第二天《星洲日报》刊登了现场的照片。

被送往医院后，布鲁虽大难不死，但彻底失去了左臂。伤势稍愈后，马来西亚当局怀疑布鲁是共产党，将其投入狱中，百般审问，逼其招供。

布鲁很冷静，也很机智。意识到当局没有直接证据后，他一口咬定自己只是进咖啡馆喝咖啡的客人，炸弹是从外面扔进来的，自己在正常喝咖啡，结果竟惨被炸掉左手，差点丢掉性命。所以当局不仅要追查凶手，而且要赔偿他医药费以及一次性补偿。

布鲁的“胡搅蛮缠”很成功，案件最终只能不了了之，布鲁被判了一个“当庭释放，候轮驱逐出境”。

革命之路，坚定的信仰既是号角，也是明灯。布鲁虽然年轻，却是一个有着坚定信仰的革命斗士，从马来西亚辗转回国后，在寻找组织的艰难长路上，他没有消沉下去，更没有迷失方向。为了生存，他做过乞丐，为了寻找组织，他在码头上做过苦力，有些地方的工头见他只有一只胳膊，不愿意收留，布鲁就说，我这只胳膊练过，有力气，活做不下来，我不端饭碗。

布鲁是一个有心人，因为和组织失去过联系，他的身上一直藏着一份组织身份证明，靠着这份证明，从香港、厦门辗转到上海后，他终于找到了党组织，加入了全国总工会。

在全国总工会工作期间，布鲁就展现了他的侦察特长，那时候就有同志夸赞他，布鲁同志是上海滩的福尔摩斯，没有他打不开的锁，破不了的案。

1936年，为了给延安输送有能力的干部，全国总工会调布鲁到延安参加边区保卫工作。从南洋来到北国，布鲁在很短的时间内就适应了延安的方方面面，激情澎湃地投入到了工作中。那时候他曾说过，能够在延安扎根战斗，这是光荣的，有力量的。

在延安，中共中央组织部对布鲁的使用很有魄力，布鲁先是被安排到红军大学学习了一段时间，毕业后即被任命为延安边区政府保卫处侦察科长。

事实证明，李克农等隐蔽战线的卓越领导，眼光是独到深邃的，而布鲁本人也是不负众望，能够挑起大梁的。

1939年春天，布鲁从内部特情提供的情报中获悉，国民党中统近期将派遣一名高级特务潜入延安活动，此名特务的掩护身份是记者，任务是检查边区各县国民党潜伏特务的“反共”成效。

拿到这个情报，布鲁立即布置各检查站严加盘查。不久，富县检查站扣下了一名从洛川过来的《中央日报》记者。

国共合作时期，审讯国民党伪装特务是一门艺术。针对这名伪装成《中央日报》记者的中统特务，布鲁采用的是攻心战术，他告诉这名特务，边区保卫处已经掌握了足够的情报证据，否则不会扣人，只要如实交代，处理不会太麻烦，一般予以教育释放、驱逐出境。

特务很顽固，一口咬定他是《中央日报》记者，此次进入边区是进行合法采访活动。

对此布鲁早有准备，他“虚张声势”地正告这名特务，我们这里有人能够指认你。

特务以为自己已经暴露，慌张地问，怎样做，你们可以释放我？

布鲁说，我们并不为难你，只要你将此行的目的任务联络暗语交代清楚，我们核实过后，很快就会放了你。

特务认为中统潜伏在延安的同伙已经遭到“反用”，再顽抗已经没用，不如尽早招供以便脱身，而布鲁逼他招供就是为了拿到一份甄别材料，于是故作镇定地说，我知道你想做甄别，我可以讲，但你们不能逼迫我再做什么，要立刻将我释放。

布鲁说，这个我可以答应你。

于是这名特务说，此行我的任务是到边区各县巡视，向各县党部传达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确定的反共方针，布置中统人员在胡宗南军事进攻边区时里应外合······

这名特务自以为没有输完，其实已经输了个精光。一来，此时我边区保卫处的手里根本没有可以“反用”的中统特务，所谓甄别只是他故作聪明之想；二来，布鲁撬他的嘴，可不仅仅是为了拿到一份纸面情报，阻止他的联络活动。

布鲁真正要做的是借这名特务，偷梁换柱，一举挖出潜伏在边区的中统特务。

审讯结束后，第二天晚上，坐落在延安南门外山坡一处窑洞院落里的国民党肤施县党部来了一位派头十足的神秘人。看门人一见来人装束，立刻明白这是县党部刘书记一直在等的客人，于是急忙请进来。

刘书记警惕性很高，他仔细观察来人，只见此人身穿皮夹克、呢大衣、黑皮鞋，戴着金丝镜，浑身上下儒雅考究，没有一丝土气，于是放下心来，开始与来人对联络暗语。

来人沉着地掏出《中央日报》记者证，一一将暗语对上。

刘书记显得很兴奋，他走上前去说，西安早有电报来，我们等特派员好几天了。

来人老练地回答，共产党盘查得很紧，他们把我安排在边区政府住宿，整天盯我的梢，今晚我才找到机会联络你们，时间不能久，免得引起他们怀疑。

刘书记说，延安最近的风声确实紧张，我们县党部压力很大，活动不方便，但是我们能够留在延安，就能起到作用。

来人说，我需要知道你们在延安建立情报点的情况。

刘书记说，我们的情报点很隐秘，能够拿到一些情报。

来人听了，提出要将情报点的汇总情况带回去，以便部署下阶段工作。刘书记不敢违抗命令，随即照办汇报。来人听完汇报，装好情报，郑重其事地对下一步工作作了指示，之后便严肃地告辞了。

刘书记全然不知，这位“中统特派员”出了国民党县党部，进了延安南门，便径直走进了边区政府的保卫处大院，恢复了真身。

没错！这位“中统特派员”正是布鲁假扮的，他唱了一出好戏。

随后几日，布鲁又接连来到延川、清涧等六个县，一次比一次更像中统特派员。拿到这些县国民党情报据点的汇总情报后，布鲁随即向保卫部门下达密令，各县保卫机关按图索骥，一一举挖出暗藏潜伏的国民党中统特务共计四十余人。

鉴于当时正值国共合作时期，中共中央为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阴谋，特将此案公布于众，此举使国民党西安当局在政治上相当被动，而布鲁也因此家喻户晓，有了“独臂神探”的美名。

1941年冬天，布鲁到隶属于陕甘宁边区的陇东专区地委所在地庆阳县视察，陇东保卫分处处长李甫山向他汇报了一个重要情况，一个叫吴南山的军统特务是庆阳县西峰镇人，中学毕业后遭西峰镇军统特务站欺骗，被送到汉中军统特训班受训，受训内容主要是爆破、暗杀和密码通信等技术。吴南山是这个特训班第四期学员，庆阳被八路军解放后，吴南山看到家乡变化，弃暗投明主动向我保卫分处交代了这段历史。

军统在汉中举办了特训班，在布鲁看来，这个情报十分重要，至少说明了一个严峻的问题，军统戴笠极可能已经训练了大批陕甘宁本土特务，这些特务潜入边区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我保卫机关根本无法杜绝，更难以将这些土生土长的特务挖出来。

想到这些，布鲁立即将吴南山找来。在与吴南山谈话时，布鲁表示，你能弃暗投明这很好，现在我们需要你配合我们展开工作，在敌人内部建立情报力量。

吴南山问，需要我做什么？

布鲁说，组织可以吸收你为陇东保卫科秘密外勤人员，但你不能暴露身份，需要继续与军统组织保持联系。

吴南山说，汉中特训班训练出来的特务横向之间不发生联系，也不同上级机关进行联络，只有联络员来唤醒，才有联系机会。

布鲁说，做秘密外勤工作要有恒心、耐力，眼下你有两件事可以做，一是在陇东四处活动，甄别潜伏特务，二是擦亮眼睛、等待时机，不暴露自己，不错失机会，争取找到突破口。

在布鲁的安排下，吴南山随即调任庆阳县教育科科长，这个掩护身份有利于他扩大活动范围。

此时的布鲁就像一个极具耐心的老猎人，虽然猎物潜伏的很深，但他相信总有一天猎物会露出头来。

布鲁的判断很准确。

很快，意外的收获出现了。

这一天，吴南山到延安参加边区教育工作会议，在回庆阳的路上，偶然间遇到了他在汉中特训班的同学兼同乡祁三益。两人互打招呼后，祁三益很谨慎，没有表明身份，只是说想去延安上学，或者找个工作。吴南山灵机一动，很仗义地说，我现在是县教育科长，可以帮老兄谋个差事，这样先落下脚来，再作打算不迟。

吴南山此举其实是想将祁三益先控制起来。

祁三益没有察觉出问题，想到吴南山的说法也算是给自己弄了一个掩护身份，便答应了下来。

吴南山将祁三益带回庆阳后，经组织运作，祁三益很快当上了庆阳民教馆图书管理员。

布鲁这时候提醒吴南山，你一定要沉得住气，不要主动向他表示身份，以免引起他的怀疑。他如果有任务，一定会露出马脚。

经过一段时间的跟踪，我保卫机关发现，祁三益给西安方面写过密信，报告来陇东的原因。此外，他与在庆阳分区当文书的郑崇义见过三次面，毫无疑问，这是接头，郑崇义是潜伏特务，但对于他来边区的真实目的，还没有搞清楚。

经过综合研判，布鲁决定先对祁三益实施抓捕，但有一个前提，这次行动虽然需要吴南山充当钓饵，但不能暴露吴南山身份。

抓捕方案定下后，一天，吴南山邀请祁三益到庆阳郊外会面，两人刚走到城门洞，即被事先埋伏在此的我保卫人员抓捕。为了掩护吴南山，我保卫人员特意将两人分别关押看管了起来。

对祁三益的突击审讯，出奇得顺利，收获更是惊人。祁三益向布鲁坦白说，他并不想干军统特务，很想早日脱离。此次潜入边区，是执行汉中特训班实际负责人程慕颐的任务，将分散在各机关单位的潜伏特务联络起来，准备在国军进攻延安时里应外合，炸毁重要设施，暗杀主要领导人。

布鲁说，你们怎么联络？

祁三益交代说，程慕颐设立了延安联络组，赵玉峰（化名赵秀）为总联络员，我是第一小组联络员，杨超（化名杨朋）为第二小组联络员，李春茂（化名李昌盛）为第三小组联络员。

让布鲁感到吃惊的是，祁三益为了表示悔改，当场指认布鲁的随行人员李峰壁是汉中特训班打入边区的潜伏特务。

鉴于案情重大，布鲁将祁三益秘密带回延安，并向李克农做了汇报。

李克农认为这是个大案要案，如不能及时侦破，将对边区安全危害极大，为此李克农向布鲁作了具体指示：一、重证据不重口供，不使用肉刑；二、侦察审讯要斗智攻心，立足于思想教育。要做思想转化工作，化敌为我服务；三、侦察和审讯相结合，内线、外线和“反用”相结合。李克农特别强调，目前发现的蛛丝马迹要抓紧，不能放松，要穷追到底，不留后患。

担子压下来后，布鲁认为首先要甄别祁三益，如果祁三益确实可以“反用”，在保护他身份的同时，必须尽快挖出军统潜伏联络员，这样大收网才能保证没有漏网之鱼。

行动开始后，布鲁找祁三益谈话说，只要你真心投诚，我们会尽力保护你，不会逼你进死胡同，但你必须尽快让组织看到效果。

祁三益说，我可以到人员流动大的地方查找特务。

布鲁说，我们将安排你到新市场工作，希望你能尽快将联络员挖出来。

祁三益说，只要他们在，一定跑不了。

1942年1月，祁三益在市场沟转悠，碰见了在汉中特训班三期受训的刘志平（化名刘一平）。刘志平1941年潜入抗大，曾多次向敌特发送情报。祁三益从刘志平口中探知，潜入抗大的汉训班特务还有赵秉廉(化名赵汉民)、马汝英(化名马鸣)。赵、马二人已派往陇东，在三八五旅工作。

临近春节的前一天，祁三益在市场沟天生衡锅贴店又有了重大发现，第二小组联络员杨超浮出水面，此人潜入延安后在锅贴店以管账先生作掩护，秘密建立了联络据点。

不久，祁三益在市场沟再次网到大鱼，在逛商店时，他意外撞见了第三组联络员李春茂。此人于1941年10月潜入延安后，先在抗大学习，后调入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当护士。

布鲁对这两个联络员进行了审讯，结果比较理想，李春茂表示愿意投诚，比较可信。

这时候，有同志建议布鲁收网，布鲁不同意，他说，总联络员赵玉峰没有消息，不抓住这条大鱼，就不能收网。

1942年“五一节”，延安各界三千人在文化沟举行纪念大会。布鲁带李春茂在会场入口处秘密察看，谁知大鱼竟在这个时候露头了，李春茂一眼认出了混在进场人群中的李玉峰。李春茂用暗语与赵玉峰打招呼，两人离开会场后，走到僻静的地方交谈。原来赵玉峰先到榆林，通过国民党二十二军的关系，被派到延安国民党通信局担任了“防空监视哨”哨长职务。

至此，程慕颐派到延安来的四名联络员全部落到布鲁的网中。

为了贯彻李克农尽量“反用”的指示精神，针对总联络赵玉峰，布鲁设计了一条很曲折、很艺术的劝降计谋。

第一步，他先将祁三益、李春茂和另一名落网的特务王继武关押在绵土沟后山的看守所里。三人其实都已经反用，但互不知情，关押只是刻意造出的假象。

第二步，布置王继武去说服李春茂自首。李春茂同意后再去说服祁三益自首。祁三益则表明坚不自首的态度。

第三步，让王继武、李茂春去说服赵玉峰自首。赵虽拒绝，但有顾虑，并不坚决，布鲁反复说明我党政策，赵玉峰终于承认自己总联络身份，并表示愿意悔过自新。

最后，由赵玉峰、李春茂去劝降祁三益，祁这时候才最后表示同意。

这个劝降的安排，妙就妙在劝降的顺序与事实正好相反，最先投诚的祁三益成了最后一个顽固分子。这不仅是为了掩护祁三益，更深的考虑是，万一有人在随后的大搜捕中动摇反水，祁三益还可以继续向深处挖。

“五四”青年节那一天，趁着延安举行盛大的庆祝集会，最后的大搜捕开始了，从人员入场到大会结束，三十六名潜入特务遭到了指认抓捕。会后，保卫部门对这些特务进行了突审，这些潜伏特务大多数都招供了，后经这些人指认，相继又抓获了二十多人。

由布鲁一手破获的国民党军统“汉中特训班”大案在边区引起了轰动。情报上报到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毛泽东感到十分振奋，特意召来李克农询问情况。

听到李克农汇报，毛泽东当场发出赞许：“当为奇功！奇功！”接着又问：“是何人具有如此的神通？”

李克农说，这是布鲁同志一手操办的。

毛泽东说，这个布鲁真是我们延安的福尔摩斯！可惜我们只有一个布鲁，再来十个布鲁就好了，要用布鲁这样的同志保卫延安。

作为延安当时的三大侦察专家之一，布鲁创下的历史大功绩还有一桩，那是发生在1943年6月间的事。

1943年6月上旬的一天，八路军延安留守兵团驻吴旗县长官庙的警七旅补充团某警戒哨于凌晨发现有人偷越山口后，立即调集部队进行围歼，枪声停止后，发现共打死七名武装特务，没有留下一个活口。

留守兵团司令肖劲光觉得其中有名堂，对补充团进行了严厉批评，情况没搞清楚，怎能不留活口。

相隔数日，不正常的情况又发生了。

在富县的边界线上，又有武装特务趁夜企图绕越哨口，站岗八路军战士果断开枪，两名武装特务被打死，一名重伤不治身亡。

接连发生两起武装特务偷越哨口事件，已是延安边区政府保卫处处长的布鲁不由地警觉起来，他向中央军委保卫部部长钱益民汇报了自己的想法，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我边区保卫机关应加强延安的防特反特，特别是保卫中央领导人的安全。

那段时间，布鲁每天必做一事，仔细阅看中央主要领导日常活动的安排计划。

这一天，布鲁从安排计划中看到了这么一项内容：6月22日上午10时，毛泽东将接见新四军第三师八旅旅长田守尧。

布鲁在笔记本上记下这个陌生的名字后，随即来到中央军委向钱部长询问田守尧的情况。

很快，布鲁拿到了田守尧的报到材料。材料显示：田是今年3月上旬从华中出发，经渤海、冀东、平西进入晋西北边区的。田抵达晋西北时曾给中央军委发电报，称其所持的中共华中局的介绍信在渡海战斗中丢失了。

布鲁仔细看完材料，向钱部长提出，需要向晋西北的两个兵站去电，查证田旅长是否从那里经过。

当天下午，布鲁接到晋西北八路军兵站回电，今年5月下旬并无新四军旅长田守尧从此经过。

布鲁的神经立刻紧张了起来，放下电报，他立即跑向钱部长办公室。

布鲁建议马上审查这个田守尧，再决定毛主席是否接见他。

钱部长问，你有什么怀疑的证据？

布鲁说，是的。我怀疑吴旗、富县发生的武装特务越境事件不是孤立的，国民党武装特务企图潜入延安，极可能有重大阴谋。有一点值得我们注意，在延安，伪装成军人通常是不容易被发现的。这个田守尧很陌生，我们这里没有人认识，他从3月份就离开华中，到现在3个多月了，这中间可能发生很多变化，而他的情况说明过于简单，特别是这一点，他在材料中填写路过晋西北，而兵站却回电说没有这样一个人，这中间一定有问题。

听完布鲁的分析，钱部长当即将审查田旅长的任务交给布鲁。

从这天下午开始，布鲁用了整整两昼夜，终于将“田守尧旅长”的情况审查清楚：对方竟是军统派来刺杀毛泽东的高级特务！原来，新四军第三师八旅旅长田守尧，于3月初与该旅参谋长彭雄等人从山东出海绕赴延安参加党的会议。不料，在海上田旅长一行与巡逻的日军遭遇，所有人员无一生还。日军不知道击毙的是什么人，但军统特务很快查明死者中有新四军旅长。

戴笠得知这一情报后，亲自策划伪造了这么一个田旅长，此前的武装特务越境事件正是这一阴谋的一部分，目的是分散我保卫部门的注意力。

可怕的是，这个冒牌田旅长在中央军委招待所住了五天，竟无人对他的身份表示怀疑。再过两天，他将获得毛主席的接见。到那时，如果安保措施稍有松懈，后果不堪设想，甚至有历史进程就此遭到改写的凶险可能。

幸好延安有布鲁。

有他那一双负有革命责任感的火眼金睛。

解放初期，布鲁出任广州市公安局局长，把他放到这一重要位置上，是时任中共华南分局第一书记、广东省人民政府主席、广州市市长叶剑英向中央力荐的。在广州，布鲁仅用一年左右的时间，就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侦破敌特匪案件320多起，抓捕1500多人，缴获地下电台20多部，各类长短武器千余支。

然而，谁也没有想到，1951年，刚四十出头正年富力强的布鲁，却因昔日流亡海外的经历被突然涌起的一股政治漩涡卷入了万劫不复的深渊。办案部门宣称，布鲁是英国特务，是港英当局特务的重要成员。

他先是被判处十年有期徒刑，1961年出狱后仅仅过了两天，又被押上湖北沙洋劳改农场苦熬了十一年，直到1972 年 2 月 2 5 日在农场医院中含冤死去。

在最黑暗苦难的日子里，1968年2月13日，布鲁曾给自己的侄女卢修妹写信：“家乡，离别了四十年的家乡，有机会一定要回来的，看看您的爸爸、妈妈和哥哥、姑母和表姐兄弟们。不要急，我死不了。哈哈哈······”

这一声乐观的大笑，多么地刺耳！又蕴含着多少那个时代的英雄品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