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诺奖得主怀特：我为什么对这项最高文学奖如此不恭

《镜中瑕疵》

[澳]帕特里克·怀特著

李尧译

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

《镜中瑕疵》是澳大利亚首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帕特里克·怀特的文学自传。

1912年，怀特出生于英国伦敦，后相继在澳大利亚和英国求学。他自幼患有哮喘，性格孤僻，醉心于文学与艺术，一生辗转于澳大利亚和欧洲。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怀特应征入伍，远赴北非战场。怀特博闻强识、交友广泛，其一生跨越了整个20世纪，可谓一个时代的见证人。

怀特在书中追忆了从出生到漂泊他乡、寻求身份认同的青少年时光，记录了他对写作与艺术的不断思考与探索；战后，他和伴侣曼努雷重回希腊旅行，试图在历史中寻找心灵的归所；多年的离群索居之后，晚年的怀特又开始积极参与澳大利亚的政治、文化活动，对当代文明的方方面面给出了辛辣的批判。

在这本自传中，怀特毫无保留地剖析自己，文字时而诗意抒情，时而内敛自省，时而诙谐刻薄。他用自己的方式将澳大利亚和世界描摹、拆解，重新镶嵌在自己心灵的版图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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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乎有先兆，早晨有人把一束白玫瑰放到我的门前，但是没有任何来自官方的消息。晚上睡觉的时候，还不知道这个惊人的消息正等待着我们。我已经迷迷糊糊进入梦乡，突然被一阵门铃声吵醒，接着便听见有人咚咚地敲前门。曼努雷从来不是一个好“舍监”，连忙去看发生了什么事情。来了一群人，向他报告我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希望我能出来见见他们。曼努雷说我已经上床睡觉了，不会再爬起来接见任何人。他让他们最好第二天早晨来，我总是不到六点就起床。他们便朝他大声嚷嚷，说如果我不马上出来，就得不到这项具有国际影响的大奖了。曼努雷说我不会在乎这些，并且坚持让他们第二天早晨来，说着就关上了门。

前门、后门叮叮咣咣的敲打声又开始了。新闻记者们推举出来的代表在房子周围转来转去，洗衣房和狗窝里的狗汪汪汪地叫着。人声不断。一位时髦的女记者碰巧认识我的一位邻居，便把他喊起来，一块儿求我半夜三更爬起来接见他们。人声、脚步声不绝于耳。好几位先生拿着闪光灯、照相机，干脆在门前的草坪上安营扎寨。后来，记者们终于认识到我比他们还固执，这才悻悻而去。

我没有食言，第二天一早就接见了卷土重来的记者们。我坐在门廊前面，或者说被那些想在更明亮的光线之下拍照的记者们硬拖到门前的草坪上。我已经不再是人，而是他们职业需要的一个对象。他们没完没了，问题提了一个又一个。至于这些问题多么荒唐可笑，已经无关紧要。当然，这也许是那种依赖于人的职业所致。我坐在那儿，面对照相机，回答了一整天问题，直到晚上7点钟，前来访问的人才渐渐离去。我刚刚松了一口气，一个神情激动的芬兰女记者沿着小路气喘吁吁地跑来，生怕误了这次会见。要知道，她是专程从地球的另一边飞到这儿来的。一位从新加坡来的、十分冷静的年轻女性，一向以中国人务实的精神处事，从未错过类似的机会，唯独这次落了空。我本来想向她做一点解释，可是实在累得精疲力竭，连一句话也不想再说。而且我忘了还得去见学术界那些贪得无厌的家伙。曼努雷有时候比我更有预见性，他预言说：“我们的生活再不会像从前那样了。”他说的完全正确。

我说过，17岁的时候，为了博得妈妈的欢心，我曾连续两个星期每天晚上都去跳舞。等到这并不虔敬的两个星期结束，我就再也没有去过舞会。我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以后的处境和这种情形很有点相似之处。我不得不承受那种荒唐的后果，以满足那些把这项大奖授予我的先生。从那以后我几乎连一次采访也不曾接受，当然也就是可以理解的了。当时我没有接受亲自到斯德哥尔摩领取奖金的邀请。对于那些并不了解我的禀性和我的著作的人，我的这种态度至今不可思议。

有人建议请西德尼·诺兰代表我去领奖。我觉得这倒是个好主意。因为诺兰夫妇正好在北半球，而且西德尼本人很喜欢在这种浮华的盛典出头露面。就这样，诺兰夫妇代表我去了斯德哥尔摩。后来听说为了那次盛会，光系领带就把他们折腾得够受。对此我深表同情。因为我就是对着镜子照来照去，总也系不好领带的人。他们对会议期间安排的活动很感兴趣。举行颁奖仪式的那个晚上，西德尼非常紧张。他说，为了表现得轻松一点，他只好一直喝酒，而且居然上了瘾，一直过了好长时间才改了这个坏毛病。我听了很是内疚。我是不是该因此而对一位艺术家的垮台、对丈夫与妻子感情的破裂、对我们之间亲密友谊的终结而负责呢？

的确，正如曼努雷预言的那样，生活再不会像从前那样了。

诺贝尔奖授予科学家或许是正确的。在落后、闭塞、交通不发达的时代，授予作家也未尝不可。读一读叶芝关于他怀着庄严的心情，乘船渡海到斯德哥尔摩领取诺贝尔文学奖的描述，便会得出这样的结论。他的父亲J.B.与现代人有很大的不同。他一定会理解我为什么对这项最高的文学奖如此不恭。

（本文节选自该书《诺贝尔文学奖》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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