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有一批人“不做事会疯掉”？

我们为什么要做生意人

“每个细胞的梦想都是变成两个细胞”（弗朗西斯·雅各布），每个生意人的追求同样是阿米巴式的：一变二，二变四，四变八……直至无穷多和无限大。饥饿感带来的扩张欲是人类一切活动的动力之源，对经营财富的商人阶层更是如此。

饥饿感分为三个层面：一是源自动物本能的物质饥饿，即所谓的“原型力”、元动力。正是这种基于生存、活下来和活得更好、物质上更自由的原始力量，使得人类有史以来就有了商业活动，有了“互通有无”的买与卖的交易，进而诞生了一个广大的职业化的阶层：生意人。当下地球上有70多亿人口，保守估计至少有几亿人是职业生意人，从摆摊小贩到巴菲特和马云，巴菲特做的是金融买卖，马云的使命是“让天下没有难做的生意”。

没有贪婪就没有买卖。没有巨大的财富饥渴，就不会有巴菲特的“资本帝国”，同样也不会有拉里·佩奇的“谷歌帝国”。然而，帝国不是一个人或几个人缔造的，而是一群人、数千人乃至数万人的饥饿感所激发出来的创造力的结晶。因此，超级生意人的非凡之处就是深悉“己所欲，人之所欲”这个人性常识，并且乐于和善于顺应人性、满足人性、驾驭人性，大家一起把饼做大，一起分饼。任正非多次讲，“钱分好了，管理的一大半问题就解决了”。

二是社会学动力——权力的饥饿感。权力欲既是人与生俱来的，也是社会化的产物，一般来说，教育程度高的人的权力欲望相对更强烈。大学不仅是获取知识、构建思维架构的殿堂，更是培植年轻人的野心、雄心的所在。因此，我们可以看到的现象是，大多数组织包括企业的领导者、管理者大多都是那些接受了更高教育或者良好教育的知识人。而科技型的企业，一个突出的特点是大多数员工都是知识型劳动者，比如华为的19 万名员工，90% 以上毕业于国内外一流大学，有6800 位博士生，上千位科学家和技术专家，他们当然有强烈的财富饥渴，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赚更多的钱，这一点毋庸置疑。但与此同时，也别忘了，他们普遍还有掌控一个部门、一片天地甚至更大地盘的志向，“权力有一种美学上的吸引力，它令人着迷”。我们说不爱钱的员工不是好员工，“财散人聚，财聚人散”，这只是说对了企业管理的基础元素，如果企业不能构建宽阔的事业平台，让员工尤其是知识型员工的雄心、野心有安放之地，让他们掌控天下的抱负得到施展，那么恐怕钱给得再多，也很难规模化、长期地吸纳和凝聚一流的精英分子们一起打天下。

从数量的角度讲，华为与绝大多数企业相比没有所谓管理人才匮乏问题，在华为从上到下的权力走廊上拥挤着一大批“接班者”、取代者，他们普遍都既有激情又富有才干，同时个性鲜明。这样的结果源自任正非早期独特的用人思想：充分地释放权力与开放权力。这既满足了一大批年轻知识分子的权力诉求，又在权力试错与冒险中为华为锻造出了一支优秀的干部队伍。

饥饿感的第三个层面为荣耀感。商人们赚到了金山银山，这些在生理学的层面对他们已经毫无意义了，为什么他或她还是奋斗不止、“贪婪不息”？很显然，财富的多寡已经超出了财富本身，成为有心理学意义的精神符号，成为身份和地位的价值符号。正像亚当·斯密所说的，“对于大多数富人来说，富有带给他们的主要乐趣就是炫耀财富。如果他们看起来拥有别人求之不得的财富的决定性标志物，这种财富就算达到了极致”。

人作为万物之灵的智慧动物，从一出生就被置于伴其一生的各种各样的比较框架中。比较会激起一个人的进取心、竞争意识，也会导致嫉妒与构陷滋生，带来成就感与挫败感。但正是无处不在的人与人、组织与组织之间的比较，才不断推动着社会的进化、个体的进步、企业的扩张和生意人的雄心勃勃。对有远大志向的企业家来说，比较不仅体现在当下的结果中，更重要的是体现在精神能量的较量上，企业家不仅自身要充满对所从事事业的荣耀感与激情，而且要在整个组织中构造一种“荣耀感的互相助长”。当一群人、一大群人把财富创造上升到精神层面的追求时，超越他人应该仅仅是时间问题。

告别淘金时代，“戴着镣铐跳舞”

我们为什么要做生意人？首先，做生意是谋生的工具；其次，它是权力表达的另一类形态，满足了人的掌控欲望；最后，它也是人生舞台的道具。人人生而为演员，角色大小不同而已。人生就是一部舞台剧，或威武雄壮，或悲凉凄苦，或平淡无奇。大幕拉开，生旦净末丑齐出场，大幕合上，又殊途同归，所谓的事业、所谓的人生都是过程。

20 年前，我和一位企业家讲了上面这些话，对方猛拍我的后背， 说：“讲得对！既然如此，倒不如轰轰烈烈大干一场！”

看开、看透、看淡之后不是悲观、不作为，而是放下包袱，卸下心魔，无所畏惧地进行自由创造。这才是真正的企业家精神。

但是，既然是舞台剧，而舞台是有边界的，“剧”是有程式的， 那生意人也得有边界意识，有规则和范式。简而言之，要做本分的生意人。

什么是本分的生意人？在商言商。一个人赚了很多钱是不是就代表他无所不知、无所不能，从而要无所不为？当然不是。做科学、搞艺术、从事政治等都是职业，做生意也是一种职业，一个人一辈子可能都难以做到真正的职业化，做一行专一行也不见得有真正的大作为，更何况思维大开花，对什么事都去染指、都去居高临下地下断语？我们的生意场这些年冒出了一批成功的商人，也同时冒出了一些“在野的”、戴着企业家桂冠的多元人，他们既是品酒专家也是艺术鉴赏家，同时也是经济学家、管理学家和时评家，等等。总之他们在各种论坛、各类社交场基本都是那种声音最大或次大的少数人。但这好吗？

不要想着包打天下，不要总是指点江山，做一个合格的纳税人，带动更多的大众就业，足矣！

我强烈推荐大家读一本书，叫作《反社会的人》，看看今天的德国商人们和那些套利型超级生意人是怎么处事、处世的。有一位中国的企业家讥讽道：“我们和人家相反，有些老板刚吃了肉，出门还要在嘴上抹一层猪油，招摇过市。”这讲的显然不仅仅是炫富啊。

做本分的生意人的第二层含义是守法经营。不能不承认，过往的40年中国充满了机会，大机会时代也应运而生了无数的机会家和冒险家，有些人倒下了，有些人九死一生地活了下来，他们大都有一部血与泪的创业史。倒下的是历史，活下来的也是历史，都值得后来的生意人和企业家们铭记、反思和警醒，更何况整个国家已经跨过了经济的原始积累期，告别了非理性主导的“淘金时代”，我们正在艰难地走向市场化、法治化的时代。这个时代的生意一定是难做了，首先暴利不再有或罕有，其次政策导向的“运动式发财模式”已经成为过去时，还有“牌照经济”快速退出生意场，更重要的是监管日趋规范和严厉，这个大背景决定了今天的生意人和企业家们必须有更强的使命感、更成熟的资源整合能力、更出色的管理水平和更高的法律敬畏意识。

比如互联网，20 年前是只蚂蚁，现在进化、异化成了老虎，你会突然发现，从欧洲国家、美国到中国，都在以前所未有的警惕性盯着、包抄着这只老虎，欧盟颁布的隐私法案《通用数据保护条例》就是一个布满荆棘的竹笼，对数据的收集、保管、分类和应用有极其严格的法律限制，“数据为王”的互联网逻辑恐怕要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还有美国对电商假货的打击、中国对网络信息的严格监管等，都在释放一个异常清晰的信号——野蛮生长的互联网文化在快速远去， “戴着镣铐跳舞”将会成为新常态。

这不仅是中国现象，也是世界潮流。

“教父经济学”：亚洲神话解构

20 世纪80 年代，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的官员、学界和媒体都在称羡所谓的“亚洲四小龙”奇迹，东南亚的经济神话曾经风靡一时。但是，《亚洲教父：香港、东南亚的金钱和权力》这本书却向我们讲述了另一个故事，一个更真实的亚洲经济，一个没有被神化的超级富豪群体的发家史和生意经，一个以套利、食利为核心生态链的地区与国家的经济结构，一个被资本大鳄们垄断的商业世界，一个大大小小的投机客的天堂。我将此称为“教父经济学”。

“教父经济学”的普遍特征是什么呢？

排在首位的是特许经营，即“牌照经济”。牌照在政府手中，更具体点说是在官员手中，这就形成了东南亚多数国家商人和政府官员密不可分且密不透风的复杂的关系网络。什么叫密不可分？企业是官员的“自动提款机”，官员是商人的“护院者”。什么叫密不透风？牌照有限，从100多年前的包税制到今天的电信、金融、赌场以至于粮油加工等，多数亚洲富豪依恃特许经营起家，依恃特许经营崛起。

东南亚富豪从事的行业大多是房地产、金融（规模大的东南亚家族企业差不多都有一到两家银行）、粮油加工和蔗糖加工、能源、电信、港口码头、航运、赌博业（赌场的高毛利尤其是充沛的现金流是支撑一些大亨向别的行业扩张的重要的资金池），这些行业无一例外是靠牌照或者高门槛的竞标（比如土地拍卖）圈起来的，只有少数人有资格成为玩家，而且是超级玩家。

与西方企业以及中国内地企业整体上相比，还能发现一个极重要的差别，即东南亚的多数公司很少讲使命、愿景、价值观这些形而上的东西，很少关注企业文化建设，它们似乎更实际和更功利。《亚洲教父：香港、东南亚的金钱和权力》的作者乔·史塔威尔认为，这是因为这些企业家更多的是食利型资本家，而不是创新型企业家。

乔·史塔威尔尖锐地指出，无论是中国香港、新加坡，还是亚洲其他国家和地区（日本、韩国与中国台湾地区例外，中国大陆不在该书的研究范围之内），都没有世界级的制造业和世界级的品牌，没有世界级的工业家和企业家，而且100多年来在企业管理思想方面对世界几无贡献。

乔·史塔威尔根据长期的观察和访谈，总结出了亚洲富豪家族的四代模式：

第一代主要是建立核心资本，包括资本的原始积累和构建政商网络。

第二代巩固和扩大与政治势力的联系，并与地区间和跨地区的巨头结盟或半结盟。

第一代和第二代普遍具有冒险精神（第二代大多接受过良好教育），生命力旺盛，个性顽强，雄心勃勃，是所处时代的枭雄级人物。

第三代大多属于守成型。“钱包鼓鼓，暮气沉沉”，缺乏开拓精神和进取意识，富有理性而激情不足，教育背景偏财务、金融和企业管理， 他们的志向主要是守护反映父辈个性和人际关系的各种各样的资产。

第四代往往对事业的专注度不够，先辈们原先创立的集团赖以生存的关系网衰落，加之家族企业固有的缺陷，导致“帝国”式微。

进入21 世纪的亚洲豪族，接力棒普遍交到了第三代和第四代手上。

乔布斯是伟大的企业家，库克是职业生意人

最近我刚读完尼尔·弗格森的《帝国》一书，这本书讲的是大英帝国400 年间全球扩张的历史，从中我们可以看到清教伦理在塑造英国那些冒险家、海盗、商人的使命精神以及形成整个国家的价值观方面的巨大作用。左手捧着《圣经》，右手拿着刀剑满世界去掠夺、去开拓，征服者们有一套完整的精神逻辑与行为逻辑。

这样的精神与行为逻辑体系在美国这片大陆发挥得可谓淋漓尽致。我试着将它用一个五段论进行阐述：

第一层，赋予劳动以意义。新教倡导“劳动是人的天职”“上帝就是伟大的工头”。往日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原本只是为了生存，显得苦哈哈的，现在突然变得神圣起来，每时每刻的物质奋斗被涂染上了精神的色泽。

第二层，与懒惰相比，贪婪并不可怕。这是对人性本能巨大的道德认同，从而释放了人的欲望，定义了人对财富追求的正当性，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

第三层，赚钱的目的是构建上帝所期许的“理想国”——北美的耶路撒冷，一个人人富足而快乐的天堂世界，这就为人们的发财梦、持续的创富活动确定了一个近乎伟大的动机源头和完美的动力机制。种烟草去，开矿去，伐木去，造汽车去，登月去……市场、账房是最好的修行之地。美国由此开始了长达200多年、从未间断且不断升级的农业革命、工业革命、科技革命、物质主义运动。

第四层，财富的归属。从国家或社会层面，或者叫人间层面，私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但在精神层面或者灵魂层面，个体不过是上帝委派的“职业经理人”，遵上帝旨意拼命赚钱，赚的钱都是上帝的，个体只是替上帝运作财富和保管财富。因此手中掌控的财富只能用于投资、再投资，扩张、再扩张，以使“理想国”更理想，而不能用于个人挥霍。也就是说，个体身处金山银山却必须克制而节俭。马克斯·韦伯对此的形象描述是：对于怀有信念的清教徒商人来说，“财富就像轻飘飘的斗篷，随时可以将它甩掉”。

美国经济的两大巨轮——制造业和金融业，正是奠基于这样的“世俗禁欲主义”的观念之上。

第三层与第四层也同时界定了生意人与企业家的区别。真正的企业家不以赚钱为目的，金钱只是实现理想的工具，正像一篇文章所说的：“库克想让企业获取更高的利润，这无可厚非，毕竟这是他作为职业经理人最本分的事，也是自身收入增长的前提。不过我们不应该忘记乔布斯在1995 年接受媒体采访时所给出的警示：‘毁灭苹果的不是增长，而是贪婪。’”

乔布斯是伟大的企业家，库克是职业生意人。

第五层，财富的传承。洛克菲勒的小儿子约翰·洛克菲勒在1962 年接受《时代》杂志采访时说：“洛克菲勒家族的财富属于上帝，我们只是管家。”活着，为上帝打工，让上帝委托其保管和打理的财富不断增值，这是一种使命担当；死了，财富不能传承给子女，因为财富是上帝的，不能贪污上帝的钱，同时更不能犯第二重罪：剥夺子女劳动的权利，因为“劳动是人的天职”。子女继承了几亿、几十亿、几百亿、上千亿的“天上飞来的馅饼”，他或她为什么还要去劳动、去奋斗呢？

自驱力：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轻

我们在前面讨论了一般生意人（包括非生意人）的三大动机：财富（生理动机）、权力（社会动机）和荣耀感（心理动机），也探讨了新教伦理对西方企业家尤其是美国企业家财富创造动机的普遍影响，但这两者都不能完全解释存在于一些人身上的神秘现象：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轻。

我们人类中的确有极少数的科学家、艺术家、思想家等，是那种“不创造，毋宁死”的异类，是那种天生带电——带有自驱力的使命主义者，他们既是盗火的普罗米修斯，又能自我燃烧，同时还能点燃他人心中的火焰。他们存在于不同文化、不同信仰、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中。

很显然，其中也包括极少数卓越的企业家，他们强大而持久的创造财富的动力并非被某种显性的外在力量所驱使，也不完全是或者完全不是被某种宗教观所牵引，他们只是坚信有一种“光荣而伟大的存在”，一种冥冥中的使命召唤，使得自己始终满怀期待与激情。

“优秀的船长只有在掌舵时才变得亢奋”，而一旦让他们放下每时每刻的承担，离开挑战与压力，离开与危机、风险抗争的角色，他们中的大多数就会在精神层面变得手足无措，甚至在生理层面快速衰老。所谓的“不朽的事业”是这类人生命节律的一部分、大部分，乃至于全部。

然而，我们的周围还有另一类少数人：使命感惯性人群。他们起初的动机源自饥饿感，或者源自某种责任，但久而久之，饥饿感获得的过程和责任承担的过程，让他们形成了生理与心理惯性——尽管奋斗伴随着巨大的压力和焦虑，伴随着诸多的不快乐，但他们却选择了坚持。他们只能选择坚持和负重前行，因为与“生命中不可承受之重”相比，能够摧毁一个事业家的是“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轻”，是离开喧哗之后的寂寞，是空虚所带来的“后脊背发凉”。

一位女企业家打拼了近20 年，拥有十多亿身家，管理着上千名员工，每天工作10 个小时以上，并且乐此不疲。她向我述说了曾经的一段心路历程：有一年的某一天，她突然厌倦了日复一日的早出晚归，厌倦了文件、谈话、开会，厌倦了商业应酬、谈判，厌倦了一切的压力，乃至于厌倦了去办公室，工作、赚钱成了她的“生命中不可承受之重”。于是，她决定给自己解压，报名参加了一个长达半个月的海上豪华游轮旅行。当她关掉手机的那一刻，海风海浪、多年想看没看的经典影片、回荡在船舱每一个角落的轻音乐，以及一个人独处的安宁，让她一下子觉得身心无比轻松：“这才是我要的人生！”她暗下决心，回去后就把公司卖掉，换个活法！但这样的惬意只维持了不到一星期，她开始出现莫名的虚脱，后来变得焦躁，再后来不停地重复一个动作——打开手机（那时候海上没有手机信号）、关上手机，再打开手机、关上手机……终于有一天游轮离海岸近了，手机有信号了，她也几乎是疯了一般开始给公司的甲乙丙丁打电话，给一个又一个客户打电话。

一次彻底放松、放空的长途旅行，让她体会到的是：比压力更大的是生命中没有了压力——“我的命贱，不做事我会疯掉”。

我们为什么要做企业家？不排除是为了追逐更多的财富、满足更大的掌控欲、拥有更炫目的荣耀，但仅此而已不过是个生意人，或者超级生意人。企业家则不然，他们是被使命与理想“绑架”了的少数人，乔布斯、任正非、埃隆·马斯克、马云、董明珠是这一类人，上述那位女企业家是，那些正在车库、简陋的民居、嘈杂的咖啡馆中为梦想而焦灼、而激情燃烧的不知名的小人物也是。未来的乔布斯、任正非也许就在其中。

卓越的企业家是能够制造信仰的极少数人

生意人遍天下，但企业家罕有。卓越的企业家是那种能够制造信仰、持续传播信仰并巩固信仰的极少数人。

国家、政党、民族都有自己的信仰，宗教更是，而企业同样有商业信仰。

信仰是由使命、愿景、价值观链接出来的一整套的精神与文化体系。

何谓“使命”？即，一个组织存在的理由。华为刚创立不久，任正非就以《华为人报》社评的方式明确了华为的使命：客户是华为存在的唯一理由。当我深入、系统地对华为30多年的发展史进行复盘时，一个至为深刻的感悟是，华为有今天的世界级成就，其根本就在于对企业使命、对自身存在理由的一以贯之的坚持、几近疯狂和偏执的坚守。在任正非30多年来上千万字的讲话整理稿和华为常务董事会的无数的会议纪要中，反复出现得最多的词汇是“客户”，是类似“为客户创造价值，实现客户梦想”这样的话语的各种翻版。

企业的使命就是组织的旗帜，领袖就是旗手，领导者集团就是升旗和护旗队，他们最重要的职责之一就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升旗和护旗，“响鼓仍须重锤敲”，让整个组织始终处于使命的召唤之下。

与此同时，甚至更重要的是：使命必须落地，必须转化成个体与组织的一连串行为。简而言之就是，无论是市场、研发、制造还是平台支撑系统，组织的全部体系、所有环节、每一个细胞都必须客户化，组织的所有成本都必须直接或者间接地服务于客户需求。

华为深圳总部有4 万人左右，但司机班仅有一百多人，公司所有的高管包括任正非都没有专职司机，上下班大都是自己开车。有些到华为参观的民企老板对此不解：华为在乎这点钱吗？我的解释是，这体现的是一种文化，企业的成本支出要最大程度地面向客户。这也是一种导向，企业中的服务支持部门是服务于客户还是各级主管？同时这样的做法也避免了中国社会的“司机政治”，许多企业老板的专职司机被员工私底下称为“二掌柜”。当然，华为这种做法并不新鲜， 西方绝大多数企业也很少有为高管们配备专职司机的现象。

何谓“愿景”？愿景是一个组织关于未来发展的期许，也即组织的阶段性理想。华为前30 年的愿景是丰富人们的沟通和生活。这也就定位了华为要在人与人的信息联结方面持续发力。但是你会发现，这个时期即设定华为愿景的1997 年，华为关于未来的灯塔和方向的组织性的设计还是不够宏大和霸气，字句间透着行业跟随者的味道，而不像它的创始人那样牛气冲天：20 年后全球通信行业三分天下，华为有其一！这句话喊出于1992年，当时华为成立不到5年，这句“打肿脸充胖子”的豪言壮语并没有被华为文本化，但却激励了一代又一代的华为人。有一位华为资深前高管说：“事实上我们没多少人记得住纸上的华为愿景，但我们都记住了老板吹的牛：20年后……”

20年后的2016年，华为已成为全球通信行业的领导者之一，华为为它的十几万名员工设定了新的愿景：把数字世界带给每个人、每个家庭、每个组织，构建万物互联的智能世界。

位势变了，新愿景的每个字都充满霸气！

卓越企业家的人格结构都多多少少嵌入了堂吉诃德的精神元素——堂吉诃德创造了一个世界，乔布斯创造了一个世界，埃隆·马斯克创造了一个世界，任正非和马云也各自创造了一个世界，只不过堂吉诃德永远生活在幻想世界中，而一流的企业家既要正视现实还要善于做梦，要能够用梦想去感染追随者、牵引追随者，并进而用一群人的行动去创造一个新现实，打造一个新世界。但无论是小说中的堂吉诃德还是现实中的乔布斯、拉里·佩奇、任正非，他和他们的追随者首先得选择相信“我们在做一件伟大的事”，这件事值得一群人付出青春甚至生命。

这就是所谓的“信仰”，它具有不可论证性，你得肯定甚至仪式化地宣誓“它是存在的，可实现的”，你只能在yes（是）或no（否）之间做唯一选择。选择了yes，大家一起激情四射奔未来。选择了no，信仰不同而不相为谋，相遇不相行。

任正非和马云都说自己是阿甘不是没有道理的。阿甘是一个简单的人，一个偏执的小人物，一个怀有坚定信仰的英雄、体育明星和成功的企业家。

企业家：用理念、价值观和分配制度将饥饿的个体组织起来的少数人

企业文化中隐藏着企业的信仰密码。好的商业信仰有四大特性：正当性、崇高性、进取性与对称性。追求财富的增长是合乎人性的，是应该被鼓励的，这即是正当性；拼命赚钱不是目的，赚钱是为了实现顾客理想，这即是崇高性；正因为有着崇高的使命承担，所以要敢于和善于面向未来去冒险，去投入，这即是进取性；最后一点是对称性，它的深刻内涵是风险共担与利益共享，代表着企业经营与管理活动的基础理念和制度安排，即企业的核心价值观。

华为的企业文化打上了深刻的任正非烙印：理想主义、激进而宏大的愿景驱动，以及一套充分闭环的价值创造、价值评价和价值分配的风险共担与利益共享体系。

华为在企业的理念创新与制度创新方面对人类是有独特贡献的。100多年来的传统经济学和管理学的一贯主张是：资本利益最大化，股东利益最大化，因为股东们以真金白银承担了巨大的风险。但任正非和华为的领导群体则认为，企业的劳动者同样承担了风险，甚至承担了更大的风险，这就是劳动者无形的脑力与体力乘以时间的付出。而从贡献的角度看，股东投入了资本要素，的确很重要很关键。但资本是死的，让资本持续滚动和增值的是企业家和企业的全体劳动者，劳动者尤其是知识型劳动者才是企业长期发展的根本动力。

这中间最核心的命题是：怎么看待人的大脑？怎么给人的大脑定价？华为从实践中探索出的结论是：给人的大脑定高价。因为华为认为，这样的分配制度才真正体现了企业中利益与风险的对称性。

华为的股权结构也同样体现着利益与风险的对称性。100%的股份为9万多名华为员工所拥有，创始人任正非只拥有1.14%的股份。任正非在把利益分享出去的同时，也把责任和风险分散给了9万多人，从而使得这9万多人只能在一条船上结成命运共同体，一起拼力划桨，不然船沉了众人一起完蛋。与此同时，也倒逼出了股东群体的一致奉献：让劳动者先于和优于股东进行价值分配，股东要节制自己的短期追求和过度贪婪。这并非股东们的道德自觉，背后同样是一种对价机制：第一，股东的长期收益得到了相对保障；第二，股东们大多是“劳动人+ 资本人”的双栖角色，纯粹的食利者也都曾经是企业的劳动者。

华为的理念创新和制度创新绝非某种乌托邦式的空想，而是对变化了的时代的适应、探索与管理试验。

传统经济学与管理学的理论基点来自100 年前的两大背景：一是资本短缺化，二是经济活动的主体是非知识型劳动者，即蓝领阶层。从风险对称性的角度来看，主张股东利益最大化在这样的时空背景下无疑是正确的。但20 世纪80 年代以来，全球尤其是发达国家的资本市场高度发展，企业获取资本的方式、渠道越来越多样化，资本由短缺转为相对过剩，价格也变得相对低廉。同时，资本的收益机制和避险机制也越来越趋于完善。而过往40 年的另一重大变化是，信息技术尤其是互联网的迅速普及，知识透明化与知识共享带来了企业劳动力结构的重大改变，接受过良好教育的知识型劳动者迅速成为经济活动的主体力量，手脚的价值正在让位于人的大脑，人的大脑的创造性已在许多领域远远超出资本的价值，这是一个根本性的时代变迁。

如何让知识型劳动者的贡献与所得相匹配、智力投入与风险相对称，全球尤其是美国的一大批科技型公司，比如微软、谷歌、苹果等，都在进行新的制度探索，华为的制度试验不过是另一类型罢了。

遗憾的是，经济学与商学院的研究却远远落后于企业实践。

恐惧就在眼前，无须制造

愿景是动力，恐惧是压力。对成功的个人与组织来说，动力与压力缺一不可。

伟大的商业组都需要设计愿景，都不讳言恐惧，也都有强大的奖惩系统。军队和商业组织不需要制造恐惧，因为恐惧就在眼前，死亡是真实的存在，每时每刻都有可能发生。有些研究领导力的专家将“制造恐惧”作为优秀领导者的一大特征，这显然是象牙塔里的“咖啡式想象”——秀才们没上过战场，没到过市场，以为泼天的风浪都是领导者们的恐吓术，岂不知真实的疆场有多么残酷！

杰出的军事领袖和一流的企业家不但不会被恐惧淹没，相反都是利用危机、利用恐惧的高手。英特尔（Intel） 的“三驾马车”之一——安迪·格鲁夫的一生充满了恐惧，历经纳粹阴影、右耳失聪、难民逃亡以及英特尔公司无数次的灭顶之灾，但他把这种恐惧转化成了一种管理手段，影响了一代硅谷人。

硅谷大大小小的咖啡馆里，到处分泌着征服世界、征服外星的荷尔蒙，到处燃烧着超越的激情，但是也四处弥漫着焦虑的气息。科技的加速度发展使得新技术不断诞生，让新公司不断崛起，让小人物一夜暴富、一夕成名，也让还没坐稳王座的王者之冠落地……每一家企业都离死亡很近，就连微软这样的巨无霸都“永远离破产只有18 个月”——这是微软创始人比尔·盖茨在21 世纪初的醒世危言。

华为离死亡有多近、有多远？看看任正非20 年前、30 年前无比向往的贝尔实验室（曾经的美国国家科技明珠）、摩托罗拉（无线通信的发明者）是怎么衰落的，爱立信、诺基亚怎么被华为超越的，华为的老师IBM 今天的困境是怎么形成的，你就知道华为离死亡并不远。多年前，任正非在北京研究所对一位来访的高层领导说：“3 个月不努力，华为就会垮掉！”

任正非与安迪·格鲁夫有很多相近之处。家庭磨难、少年创伤记忆、青年时期的政治歧视、创业过程中纷至沓来的内外打击，多少次都有可能破产倒闭的经历，使他每时每刻都有切肤的恐惧感。

任正非曾经向上海贝尔公司伸出过“橄榄枝”，但被拒绝了，后来差一点将华为以近100亿美元的价格卖给摩托罗拉，但在最后一刻该交易被否决了。走投无路之际，华为只能硬着头皮、从此心无旁骛，一条道走下去，但代价就是永远与危机相伴、与恐惧相伴。

一个个性无比阳光甚至有点强悍的男人，居然能患上重度抑郁症，居然在创业的前20年左右动不动就流泪，可知他压力有多大！

与安迪·格鲁夫不同的是，自创立华为以来，任正非将外部的无数个压力事件都尽量和公司的极少数人扛了下来，不让恐惧传导到管理团队和员工，用轮值董事长徐直军的说法就是“老板都自己扛了，我们一门心思做事，危机过去了，我们最后才知道”，更重要的是，“老板是天生的乐观主义”，形势不好时，他总在讲“前途一片光明”“潇洒走一回”，形势好时，他又总是喊“狼来了”“冬天到了”。

任正非是那种善于不断地将理想与现实、愿景与恐惧进行场景转换和对冲的领导者。

与安迪·格鲁夫相同的是，任正非同样娴熟于将危机、恐惧转化为企业的战斗力和凝聚力。2013年之后的华为，进入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相对舒适区，但20多年的运转，让它不可避免地产生了管控过度和懈怠现象，这几年组织变革的决心、力度、声势不可谓不大，自我批判的火力和频度不可谓不高，“但总有拳击手打在棉花上的感觉，效果不明显”——一位参与变革顶层设计的高管对此很焦虑。

两年前，我在一个场合讲道：“今天的华为可能需要一场危机……”

2018 年12 月初，危机来了，不过有点过于猛烈，比想象中严峻得多：一个超级大国对一家私人合伙制公司的全面围剿。

潇洒走一回，让过程更精彩

企业家是人类社会最稀缺的资源之一，他们普遍拥有三大禀赋：“无中生有”的冒险精神，神经粗糙、意志强悍，奉献精神。

世界充满了风险，市场充满了风险，未来充满了风险，对抗风险的唯一法宝就是冒险。太平洋底有300 多万艘沉船，其中绝大部分都是满载着金银财宝的商船。所谓“三分战略、两分运气、五分冒险”， 讲的就是生意人和企业家。

我在几年前读《乔布斯传》时，桌面上同时摆放着刚读完的《巴菲特传》，我崇拜乔布斯，敬重巴菲特。乔布斯是从“无”中创造了“有”的伟大企业家，是那种百年才可能出现的天才，他创造了顾客， 并进而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类的沟通方式、生活方式，乃至于思维方式。巴菲特是位卓越的价值发现者，是一位“钱生钱”的套利型超级金融资本家。他们都是冒险家，但对人类的价值贡献却截然不同。

冒险与风险是成正比例的，这是一个悖论：为了抗击风险去冒险，冒险又带来新的风险，因此这就将企业家，尤其是卓越的企业家始终置于一种冒险与风险的轮回之中，决定了他们必须天生神经粗糙，并且在不断的命运打击中意志变得更加强悍。“没有伤痕累累，哪有皮糙肉厚，自古英雄多磨难”，这是华为最新版的形象广告词。

2018年的12月事件“使任正非流干了泪”，但却无法摧毁他的斗志，相反让他更加坚强和意气风发，两次冒着巨大风险奔赴阿根廷和俄罗斯，主持变革研讨和部署基础研究战略，心有惊雷，面不改色。与此同时，整个华为进入了“战时状态”，两个月不到，市场和研发两大体系的变革以异乎寻常的规模和速度展开，组织从上到下充满了激情，“外部突如其来的一击，让阻碍华为奋力奔跑的因素一下子全部转换成了正能量”，“堡垒容易从内部攻破，堡垒是被外部加强的”，一位华为的著名高管如此感叹。

恐惧带来压力，压力转换成了巨大的动力，安迪·格鲁夫娴熟于此道，任正非更是。

2019年的1月和2月这两个月，华为的业绩同比增长了35.8%（注：2019年全年增长19.1%）。

奉献精神是领导者立身之本。不可想象，懦夫能够指挥千军万马，一只羊能够率领一群狮子，利己者能够有一大群的追随者。领导者首先得是英雄，得有牺牲精神，其次才是领袖。华为这个19万人的商业组织30多年来始终洋溢着英雄气，这和它的创始人、它的高层领导群体的成长史及以身作则有很大关系：他们都是从底层、从一线打出来的，在身居高位后他们依然眼睛盯着前线，并且经常冲锋在前，尤其是在面临重大危机的关头。任正非就是一位几乎跑遍了世界每一个角落的老英雄，包括战火纷飞的地方。

领导者不仅要为组织构建使命和愿景，洞察危机和转化恐惧，还有至为重要的一点是：永远在现场，永远与团队在一起，奉献利益的同时奉献爱的力量。这中间最根本的是领导者的格局与胸怀。

真正的企业家是为信念而活着、而奋斗、而进取不息的精神物种，就像虔诚的教徒，他们的饥饿感更多的是在使命层面，是在过程的体验中，而非财富的堆积。财富对他们而言是工具，是实现使命的手段而已。

推荐大家读加尔法德的《极简宇宙史》，我读了5遍，和作者本人也有多次交流，每一次阅读和每一次交流都令人震撼。它让人从宇宙的层面看地球，看世界，看人生，让人心胸变得无比宽阔，同时毫无悲观。

比如银河系这样的星系在浩瀚宇宙之中有2000 亿个，太阳这样的恒星在银河系中有3 千亿颗。打个比方，如果在体积为一立方米的箱子中装满沙粒，每一粒沙子代表一颗恒星，那么装下所有恒星则足足要300 个纸箱！我们把太阳这粒沙子染上颜色，然后把纸箱的沙子铺满整个篮球场，再去找太阳，太阳在哪里？而地球又在哪里？地球不过是绕着太阳这粒彩色的沙子运转和自转的一粒尘埃罢了！

那么，人类呢？人类的一切辉煌与荣耀、爱恨情仇与富贵荣华，一切的一切，又算得了什么呢？守财奴永远是“奴”，无数的生意人一生为金钱所役，无数的企业领导人一生为权力所役，无数的企业家一生为财、为权、为名所役所累，他们都该仰起头来，看看星空，读读《极简宇宙史》，基于宇宙观的背景构建人生价值观。这样他们也许会活得更无私些，更开阔些，更进取些，更潇洒些，当然也会更自由些。

20年前，北京大学校长访问华为，任正非提出退休后希望去北大学习理论物理学，研究宇宙的起源。任正非是一位天文爱好者，也是位不信鬼神的唯物主义者，他是从生命本源的视角想明白了人生的意义。

据说西方有许多知名企业家喜好天文学。中国也不例外，马化腾小时候的梦想就是做一名天文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