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2020大选回顾：该如何看待选区重组

1941年12月初，由威尔士亲王号战列舰、反击号巡洋舰和其他军舰组成的英国皇家海军Z舰队由新加坡驶入南中国海。Z舰队在拦截日本入侵部队的任务中失败了。更糟糕的是，威尔士亲王号和反击号在关丹附近遭日本轰炸机袭击，并被击沉。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在军舰方面崇尚的是“越大越好”的策略。大国建造的军舰规模越来越大，随之配备的是更为巨大的火炮和愈加厚实的装甲。它们价值连城，因此被称为“主力舰”。然而，海军航空兵的出现，尤其是从航母上起飞的轰炸机，给昔日的移动堡垒带来了灭顶之灾。

从新加坡的选举政治，尤其是从7月10日大选的结果来看，集选区(GRCs)是否会重演二战海战中战舰的历史？

教授简介

Ivan PNG | 方博亮

新加坡国立大学商学院及经济系杰出教授

新加坡国会官委议员（2005-2006）

史丹福大学企业管理博士

研究领域：经济创新与生产力

1988年，在李光耀总理执政期间，通过修订宪法引入了集选区这一概念。政府对集选区进行了必要的合理化，以确保议会中有足够的少数派代表。每个集选区的候选人名单中必须包括一名或多名特定的非华裔候选人。

随着时间的推移，宪法先后进行了两次修订，将集选区的最大数量从3个扩大到4个(1991年)，然后是6个(1996年)。

在这一过程中，政府的说法转变为提供一种工具，吸引新的人才进入政坛。2006年，新加坡国务资政吴作栋表示：“如果不能保证至少在第一次选举中获胜，许多有能力和成功的年轻人可能不会冒着职业风险参政。”

2011年的大选被证明是一个分水岭，工人党(Workers’Party)领导人刘程强(Low Thia Khiang)带领一个五人团队赢得了阿裕尼集选区(Aljunied GRC)。尽管面对包括两名时任部长杨荣文(George Yeo)和林惠华(Lim Hwee Hua)在内的人民行动党候选人，但工人党仍以超过百分之十的优势获胜。

7月10日，由37岁的律师何廷儒(He Ting Ru)领导的工人党四人竞选团队，以4%的优势击败了以新加坡总理公署部长黄志明(Ng Chee Meng)和高级政务部长蓝彬明(Lam Pin Min)为首的人民行动党竞选团队。

与此同时，工人党以高出近20%的票数守住了阿裕尼集选区。

7月11日(周六)凌晨，在大选结果正式公布后，李总理与其他人民行动党领导人举办了线上新闻发布会

那么，集选区是如何影响人民行动党在选举中的表现？

选举结果取决于多种因素，包括选区规模、人口、地理位置和竞争党派。为了分析集选区的影响，我对过去四次选举的结果进行了多元回归分析。

多元回归是一种统计方法，分析多种因素对一个特定结果的影响。重要的是，它允许研究者在保持所有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推断一个因素(本例中是集选区)变化的影响。

在2020年的新加坡大选中，人民行动党在单选区和集选区的得票率几乎相同(单选区：61.5%，四人选区：61.4%，五人选区：61.1%)。然而，在控制了选区人口和反对党等相关变量之后，多元回归分析给出了一个截然不同的结果。

与单选区相比，人民行动党在四人集选区和五人集选区中的得票率分别低9.3和10.9个百分点。

同样，在2015年的大选中，人民行动党在5人集选区和6人集选区的得票率分别比单选区低7.8个百分点和8.8个百分点。相比之下，在2011年和2006年的大选中，人民行动党在集选区和单选区的得票率没有显著差异。

不过，需要申明的是这些判断不应被解释为因果关系。与2006年和2011年大选相比，2015和2020年大选中，人民行动党可能会让实力更强的候选人在单选区中胜出，而让实力较弱的候选人在集选区中与知名的部长共同参与角逐。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人民行动党在2015年大选和2020年大选的集选区中表现明显较弱，可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策略的结果。否则，最近两次选举的结果将给人民行动党政府带来一个难题。

在内阁级别的政客支持下的集选区，确实阻碍了反对派的发展。然而，就像二战的战舰一样，它们也为反对党提供了有能力的候选人。

事实上，自从在2011年大选中失去了阿裕尼集选区后，人民行动党停止了在该区派驻部长参选，这可能被解读为把选区拱手让给了反对派。在下届大选中，人民行动党可能也会在盛港集选区采取同样的做法。

更糟糕的是，反对党也可以采取集选区策略。陈清木(Tan Cheng Bock)凭借个人在本地的声望，为他领导的新加坡前进党(PSP)在西海岸选区赢得超过48%的选票。作为2020年大选的最佳落败者，前进党将获得两个非选区议员席位。

至于集选区在促进少数族裔代表和新政客更顺利地进入政界方面的效果，通过早期和近期选举之间的对比表明，过去的一些理论如今可能不再适用。

少数族裔候选人，如人民行动党穆仁理(Murali Pillai)和新加坡民主党的淡马亚(Paul Tambyah)，在单选区的表现相对较好。

在阿裕尼选区，工人党候选人由3名少数族裔和2名华裔组成，但仍战胜了由4名华裔和1名少数族裔组成的人民行动党。

此外，代表人民行动党首次出战的叶汉荣(Yip Hon Weng)和颜晓芳(Gan Siow Huang)分别在杨厝港单选区和玛丽蒙单选区，以20%和10%的得票率胜出。

选民和潜在的候选人可能已经发展成熟到一定程度，因此现在不需要借助集选区来确保少数族裔代表和吸引新政客。

事实上，新加坡总理李显龙2016年就已宣布，将缩小集选区的规模，增加单选区的数量。李显龙总理在一次国会演讲中表示，尽管较大的集选区能带来规模经济效益，但较小的集选区和单选区让议员与居民有了更直接的联系。

今年3月，选区范围检讨委员会取消了6人集选区，并将每个集选区的平均议员人数由4.75人减至4.65人。

多元回归分析表明，选区重组有助于减少2020年大选中人民行动党支持率的摇摆。与集选区相比，每个单选区(从2015年的13个增加到2020年的14个)为人民行动党贡献了9.3个百分点或更多的票数。

这些细微差别可能是人民行动党与李显龙总理所乐见的。如果他在国会再次宣布，要进一步缩减集选区增加单选区，那也不足为奇。

文章英文版原载于新加坡今日报Today Online，点击左下角“阅读原文”查看

原题为“GE2020 commentary: How PAP performed better in SMCs compared to GRCs”

作者：方博亮，新加坡国立大学商学院及经济系杰出教授

翻译：陈思敏

*本文观点不代表新加坡国立大学商学院机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