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复归到迷失：阿富汗塔利班执政一周年

澎湃新闻特约撰稿 刘中民

当地时间2022年7月30日，阿富汗首都喀布尔，14岁的阿富汗女孩Sara坐在墓地边看书边等待顾客买水。 视觉中国 图

2021年8月15日，阿富汗塔利班势如破竹地进入首都喀布尔，美国投入大量资源支持建立的“阿富汗伊斯兰共和国”迅速崩溃；8月19日，塔利班宣布建立凸显伊斯兰主义意识形态属性的“阿富汗伊斯兰酋长国”；8月30日，美国军队的最后一架运输机离开阿富汗，在阿富汗驻扎20多年的美军狼狈地完成撤离，并被外界称为耻辱的“喀布尔时刻”；9月7日，阿富汗塔利班塔宣布成立临时政府。

阿富汗临时政府组建后，被美国在2001年通过反恐战争推翻的塔利班政权重新主导阿富汗政治，而美国撤军阿富汗的过程狼狈至极，更凸显了美国现代世界霸权与前现代力量塔利班之间较量的荒诞结局。美国撤军后，当时国际舆论多认为阿富汗会成为新一轮大国博弈的舞台，伊斯兰主义力量塔利班治下的阿富汗政治走向也成为广受关注的焦点。

但是，伴随一年来国际格局和世界秩序的剧烈变动，阿富汗塔利班复归引起的地缘政治效应，似乎已经淹没在俄乌冲突以及大国博弈等更具全球性的政治变迁之中，阿富汗塔利班的惊世复归与治理国家的乏善可陈之间也形成了巨大的反差，阿富汗的前景也更加黯淡。总之，在国际层面，阿富汗似乎正在为世界所淡忘或忽略；在国内层面，国家治理能力缺失、意识形态保守的塔利班再度使阿富汗迷失了方向。

政治统治缺乏包容，热衷于垄断权力和排斥异己

鉴于塔利班在1996—2001年第一次统治阿富汗期间的劣迹，国际社会都期待复归的塔利班组建包容性政府，特别是能够充分吸纳阿富汗原政府力量以及非普什图民族力量，避免阿富汗再次陷入民族、教派和军阀混战，但无论是在政府组建，还是在对待其他政治力量方面，塔利班仍表现出对权力的垄断性和不容异己的排他性。

首先，临时政府的构成体现了塔利班对阿富汗政治权力的垄断。在塔利班控制喀布尔之后，阿富汗国内外一致要求塔利班建立包容性政府。阿塔发言人穆贾希德于2021年8月17日表态称，塔利班不会进行清算和报复，并承诺组建包容性政府，欢迎各政治派别以及社会各阶层代表加入新政府。但阿富汗临时政府基本上是由塔利班所垄断的政府，而非其承诺的包容性政府。

从政府构成的组织结构看，阿塔内部各派垄断了政府所有核心职位，且均由阿塔最高领袖阿洪扎达任命。从政府构成的民族结构看，临时政府33名要员中30人为普什图人，非普什图人只有3人；塔吉克人和乌兹别克人在临时政府中占比严重不足，而信奉伊斯兰教什叶派的哈扎拉人在临时政府则没有任何代表。在阿富汗的民族构成中，普什图族占40%，塔吉克族占25%，还有哈扎拉（9%）、乌兹别克（9%）、土库曼（3%）、俾路支（2%）等20多个少数民族。因此，临时政府的组成显然与阿富汗民族结构严重脱节。从政府组成的性别结构上看，临时政府名单上完全没有妇女担任部长等高级职位，这也反映了塔利班对女性的一贯保守政策。

2022年6月30日，阿富汗临时政府召开了成立以来首次大支尔格会议，参加此次为期三天会议的包括阿富汗全国约3500名宗教学者和部族领袖，生活在伊朗及巴基斯坦的阿富汗难民代表。而女性和包括前总统卡尔扎伊、民族和解高级委员会前主席阿卜杜拉在内的阿富汗著名政治人物并没有受邀参会，足见此次会议仍缺乏包容性和代表性。这也恰如阿富汗问题专家乔利恩·莱斯利（Jolyon Leslie）所言：“塔利班代表的是塔利班，而不是阿富汗。在过去的近一年时间里，有一半的人口根本没有在现在这个政府中获得代表。”

其次，对其他政治力量的报复和排挤体现了塔利班不容异己的排他性，并突出表现为塔利班对前政府官员、非普什图族群以及“道德犯罪者”的报复、虐待和处决。根据联合国发布的《阿富汗2021年8月15日至 2022年6月15日的人权报告》，2021年8月17日，阿富汗临时政府宣布大赦前政府官员、国家安全和国防部队成员。然而，这一大赦并未得到持续执行，根据联合国阿富汗援助团的记录，在2021年8月15日至2022年6月15日期间，阿富汗临时政府成员至少对160名前政府和安全官员实施法外处决。联阿援助团的报告还详细叙述了被指控隶属于武装团体的个人被法外处决的情况，以及对被指控犯有“道德”罪行的个人进行残忍、不人道和有辱人格的惩罚和法外处决的情况，以及执法人员过度使用武力的情况。

经济发展能力缺失，人道主义危机严重

由于塔利班缺乏经济管理能力和美国撤军后的混乱局面，以及国际援助的减少，阿富汗陷入了严重的经济与社会危机，人道主义危机持续加重。世界粮食计划署2021年10月发布的报告显示，95%的阿富汗人吃不饱饭，2280万阿富汗人（即超过阿富汗全国一半的人口）面临严重粮食安全问题，320万5岁以下儿童严重营养不良。根据联阿援助团的报告，史无前例的全国性经济、金融危机加剧了阿富汗的人道主义危机。至2022年6月15日，至少59%的人口现在需要人道主义援助，比2021年初增加了600万人。国际危机组织专家格雷姆·史密斯（Graeme Smith）在走访喀布尔后指出：当联合国和其他人道主义机构已经缩减了今年的大规模援助行动时，阿富汗人就无法依靠紧急救济金生存下去。阿富汗获得了暂时的和平，亟需结束该国的孤立状态，现需要发展援助，并说服西方和地区政府帮助阿富汗的经济复苏。

阿富汗的经济困难尽管与其长期战乱、积重难返有很大关系，但也与塔利班长期充当反叛组织角色，缺乏治理能力，以及对治理国家不适应密切相关。格雷姆·史密斯在走访喀布尔的过程中发现，“塔利班中一些人承认，在经历了数十年斗争中的农村生活后，他们对管理国家政府的任务感到不安。”一名与塔利班关系密切的阿富汗消息人士指出：“管理政府是他们面临的最大噩梦。他们对所有的发展都感到惊讶。”他指出，塔利班高层在重新回到喀布尔之后，国家在20年之间发生的巨大改变使塔利班难以适应。“他们是来自传统农村的力量，一步步到达城市，但是与努力让自己融入城市相反的是，他们希望让城市融入他们的传统中，希望让我们看起来像他们，有着和他们一样的信仰和爱好。”

美国停止对阿富汗的援助、冻结阿富汗财产并任意为美国所用等做法，进一步加剧了阿富汗的经济困难。在美军驻扎期间，美国政府平均每年为阿富汗民选政府提供20亿美元的民事援助以及46亿美元军事援助资金。但随着美国与其盟友完成撤军，来自西方世界的经济援助和投资基本停止。2021年2月，美国总统拜登签署行政命令，要求将阿富汗央行70亿美元的在美资产均分，其中35亿美元授权注入所谓“阿富汗人道主义援助信托基金”，其余35亿美元拟用作“9·11”事件受害者赔偿金。美国这种釜底抽薪的做法无疑极大加剧了阿富汗的经济危机。此外，地震等自然灾害也进一步加剧了阿富汗的经济危机。2022年6月22日，阿富汗东部发生强烈地震，造成1000多人死亡，数千人受伤。

安全管控不利，难以与极端组织彻底切割

塔利班在控制极端组织并与极端组织切割方面困难重重，使阿富汗的安全环境依然十分恶劣。

首先，阿富汗临时政府建立后，尽管阿富汗国内冲突的强度和烈度有所下降，但塔利班与反对派的冲突、恐怖袭击、族群冲突等暴力冲突造成的伤亡依然严重。

根据联合国阿富汗援助团的报告，在2021年8月中旬至2022年6月中旬期间，联阿援助团记录了2106名平民伤亡的数据（700人死亡，1406人受伤）。大多数平民伤亡是由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呼罗珊分支”针对少数民族和宗教少数群体发动的袭击造成的，他们在这些少数民族和宗教群体去上学、做礼拜和日常生活的地方进行袭击。

其次，塔利班政权在安全领域面临的最大压力来自“伊斯兰国呼罗珊省”、“基地”组织等极端组织的挑战，以及如何与极端组织切割关系的压力。

在安全领域，塔利班面临的最严峻的挑战来自“伊斯兰国呼罗珊省”（Islamic State Khorasan Province，简称ISKP；也称Islamic State-Khorasan，简称IS-K）。在美国撤军前后，“伊斯兰国呼罗珊省”成为阿富汗主要恐怖袭击的发动者，这不仅给塔利班造成维护国内安全的巨大压力，而且还会给塔利班的民族和解制造重重困难，因为“伊斯兰国呼罗珊省”不断袭击信奉什叶派的哈扎拉族。例如，2021年10月8日昆都士清真寺袭击案、10月15日坎大哈清真寺袭击案均造成至少150人伤亡。恐怖袭击除针对信奉什叶派的哈扎拉人外，也针对学校、塔利班以及联合国等目标。

“伊斯兰国呼罗珊省”在很大程度上是“伊斯兰国”在阿富汗渗透与塔利班内部分裂相结合的产物，它对塔利班的威胁既包括意识形态威胁，更包括巨大的现实威胁。首先，在意识形态层和政治斗争层面，“伊斯兰国呼罗珊省”不断攻击塔利班的“叛教”行为，这加剧了塔利班内部的分裂，而塔利班内部强硬派和温和派的矛盾也恰恰为“伊斯兰国呼罗珊省”的蛊惑提供了条件。其次，“伊斯兰国呼罗珊省”频繁制造恐怖袭击，使阿富汗本已异常脆弱的安全环境雪上加霜，也使塔利班难以集中精力进行国家重建。最后，“伊斯兰国呼罗珊省”不断煽动教派矛盾，并发起对什叶派哈扎拉族的恐怖袭击，不利于塔利班与哈扎拉族和解。（参见刘中民：《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呼罗珊省”：阿塔最严峻的挑战》）

塔利班与“基地”组织的关系是否已完成切割同样存在巨大的不确定性，而外界多认为塔利班并未与“基地”组织进行彻底切割。美国撤军后，“基地”组织头目扎瓦希里曾再次宣布效忠塔利班。而2022年7月底扎瓦希里在塔利班控制的喀布尔市区被美国无人机击毙，更使外界确信“基地”组织依然和塔利班存在密切联系。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拉惹勒南国际研究院研究员阿卜杜勒·巴西特（Abdul Basit）分析指出，美国的暗杀行动使塔利班在两条战线上都陷入了困境：“一方面，它可能导致塔利班失去华盛顿仅剩的信任，并使其在短期内获得国际承认的机会化为泡影。因为人们发现协助组织‘9·11’袭击的‘基地’组织首领被允许居住在喀布尔。另一方面，这次暗杀很可能使塔利班与‘基地’组织的关系严重受损且无法修复。在扎瓦希里被杀之前，两个组织之间的关系是建立在信任的基础上的。”

固守意识形态底线，社会管理保守落后

塔利班依然无法放弃伊斯兰主义意识形态，社会管理封闭保守，阿富汗民众、特别是妇女权利无法得到保障。

塔利班的温和化主要表现为放弃其过去曾经表现出的极端主义的一面（如炸毁巴米扬大佛、频繁发动暴力恐怖袭击、施行残酷的伊斯兰刑罚等极端做法），但塔利班并未放弃其伊斯兰主义的意识形态底线，其基本宗旨是反对西方化、反对世俗化，主张返回伊斯兰教的原初教旨、变革现存世界秩序、推翻现存世俗政权，建立由宗教领袖或教法学者统治的以伊斯兰教法为基础的伊斯兰国家和秩序。

在1996—2001年的塔利班政权统治时期，阿富汗全面推行所谓的“伊斯兰化政策”。在宗教上严格遵循一神论，反对多神论和偶像崇拜；在政治上建立实施伊斯兰教法的伊斯兰政体。在社会文化领域，塔利班宣布取消各种文化和娱乐活动；男子必须留胡子，妇女出门要戴面纱、穿大袍；妇女不仅没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更被取消参加工作和接受教育的权利。在法律领域，塔利班以严刑峻法处治违反伊斯兰教法者。在宗教生活中，塔利班极力贯彻一整套刻板的清规戒律，强调遵循宗教教条，反对一切形式的科学技术及世俗文化和教育。

今年7月2日，阿富汗临时政府召开的大支尔格会议闭幕，会上发表了一项由11项原则组成的决议：参与者宣誓效忠阿富汗临时政府领导人；要求国际社会解冻阿富汗资产；呼吁与会者承认阿富汗临时政府的合法性；宣布支持阿富汗临时政府关于毒品的法令，打击罂粟种植及毒品走私行为；支持阿富汗临时政府的政策，不干涉其他国家内政，互相尊重，也呼吁其他国家不干涉阿富汗的内政；禁止与“伊斯兰国呼罗珊分支”进行任何形式的合作；武装反对现政府就是叛乱；呼吁在伊斯兰教法框架内关注宗教和现代教育、卫生、农业、少数民族和妇女、儿童的权利，关注经济发展；反对神职人员通过媒体挑衅政府；呼吁鼓励民族团结；神职人员支持阿富汗临时政府为阿富汗海外人士回国提供便利。从中可以发现，获取国内外合法性、维护政府权威、实行伊斯兰教法统治是塔利班关注的重点，具有浓厚的保守色彩。

就塔利班执政一年来的情况看，尽管其立场和做法有所改变，但并无本质改变。最为突出的问题当属妇女权利，发生了严重的历史倒退。自从去年8月塔利班重新占领喀布尔后，阿富汗女性权利受到了全世界最严格的限制：她们被禁止接受中学教育；不能从事医疗和教育以外的绝大多数工作；出门远行必须由一名男性监护人陪同；在公众场合必须穿着覆盖全身的布卡罩袍；等等。2021年12月初，塔利班曾颁布保护妇女权益的特别法令，但妇女就业和受教育状况不仅没有得到改善，而且后来颁布的新法令进一步限制了妇女权利。

2022年7月联合国发布的报告更加明确地指出：对妇女权利的侵犯是迄今为止阿富汗临时政府管理中备受关注的方面之一。自2021年8月15日以来，妇女和女童充分参与教育、工作、公共生活和日常生活的其他方面的权利逐渐受到限制，甚至在许多情况下被完全剥夺。国际危机组织专家的调查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塔利班决定阻止没有男性家属陪同的阿富汗妇女单独乘坐飞机；指示广播公司停止以当地语言播放国际新闻；宣布男女分开参观公园和大学；指导教师和学生不要戴领带；以及施加其他限制条例。

此外，联阿援助团的报告指出，阿富汗临时政府通过镇压抗议活动和限制媒体自由来限制不同意见，包括任意逮捕记者、抗议者和民间社会活动人士，并对媒体发布限制。联阿援助团的报告特别强调了阿富汗临时政府的两个机构——阿富汗临时政府的宣传美德和预防罪恶部和情报总局。前者发布的许多指示限制了阿富汗人，特别是妇女和女童的人权和自由。而情报总局的官员对被剥夺自由的人特别苛刻。联阿援助团的报告详细列举了情报总局参与侵犯被拘留的个人人权的事例，包括法外处决、酷刑和虐待以及任意逮捕和拘留。

难以融入国际社会，与周边国家冲突不断

由于固守落后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塔利班政权在国际社会仍处于孤立境地，与周边国家的关系也多有冲突。

首先，目前塔利班尚未得到国际社会任何国家的承认，仍处于缺乏国际合法性的孤立处境。在1996—2001年塔利班第一次执政期间，尚有沙特、阿联酋、巴基斯坦三个国家承认塔利班政权并与阿富汗建立了外交关系，但自2021年8月“阿富汗伊斯兰酋长国”建立以来，迄今阿富汗塔利班政权尚未得到任何国家承认，其根本原因在于塔利班政权的伊斯兰主义性质、政府缺乏包容性、社会管理保守落后、公民权利特别是妇女权利遭严重限制、与极端组织关系切割不清等。

针对塔利班政权的困境，阿富汗民族团结运动领导人赛义德·伊沙克·盖拉尼（Sayed Ishaq Gailani）指出，建立一个包容性政府以保护人权、妇女权利、解决女孩教育，是阿富汗临时政府必须解决但尚未解决的问题。国际关系学者瓦利·福鲁赞（Wali Forouzan）也表示：“塔利班积极努力通过外交手段与国际社会接触，但没有成功，因为阿富汗仍未得到真正承认，其原因是对妇女、青年和媒体施加的限制。这些限制必须被取消。”

其次，美国撤军后，美国和西方对阿富汗的关注不断下降，而伴随西方将战略重点转向俄乌冲突和大国博弈，阿富汗正成为西方的“弃儿”。兰德公司的报告认为，美国对阿富汗塔利班政权的政策面临接触、孤立和反对三种选择，随着美国驻阿富汗大使馆关闭，塔利班政权被美国制裁，孤立政策是美国政府在未来最有可能采取的政策手段。法国《观点》周刊网站8月4日发表了吕克·德巴罗谢撰写的评论《阿富汗，西方面临的一个陷阱》，作者指出，西方国家已经将目光从阿富汗移开了。它们不想再与这样一个让它们在20年间投入如此之大的国家有任何牵连。“西方国家整体如鸟兽散，撤离喀布尔，这标志着始于20年前的一个历史周期的终结。”正是西方的这种做法导致“阿富汗的经济已然崩盘。银行系统已经崩溃，外国投资也已枯竭。国际社会的资金援助大幅减少。”

最后，塔利班政权与周边国家关系紧张，甚至发生武装冲突。

塔利班曾经长期得到巴基斯坦支持，但塔利班上台后双方关系因“巴基斯坦塔利班”问题持续紧张，两国在边境多次发生冲突甚至交火。塔利班与伊朗军队于2021年12月1日和3月7日两次在边境地区发生武装冲突，导致数十人伤亡。2022年1月3日，塔利班在阿富汗北部与土库曼斯坦边防军发生冲突。此外，阿富汗还与乌兹别克斯坦因阿富汗前政府军的武装直升机归属问题发生矛盾冲突，由于乌兹别克斯坦公开拒绝归还阿富汗前政府军的武装直升机，塔利班对乌兹别克斯坦发出严重威胁。

总之，在取得军事胜利并重新掌握阿富汗政权后，塔利班便因西方遗弃阿富汗、自身治理能力缺失、意识形态保守、发展道路迷失而陷入了困顿和迷茫之中。塔利班的内外政策存在着严重的悖论：塔利班若想融入国际社会，必须实行包容、温和的政策，真正实现族群和解和国家重建，但塔利班的伊斯兰主义属性又决定了其无法放弃保守甚至是极端的治国方略，进而使其陷入国内和国际合法性双重缺失的危机。

针对塔利班领导下的阿富汗，联合国的一位官员评价指出，塔利班“还没有真正确定他们计划如何推动国家向前发展，事实上他们甚至还没有做出决定。”国际危机组织专家格雷姆·史密斯也指出：“阿富汗的未来局势仍然非常不确定，这主要是因为塔利班尚未决定他们将为这个新政府规划什么样的道路。上台后，一些塔利班成员在适应从武装分子向临时政府官员的巨大变化时似乎有点迷失了方向。”

来源：澎湃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