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被通缉的福建人，带着1000多人逃到海外，建起了一座中国城
1895年4月22日，北京城发生一件大事。
1300多名参加乙未科会试的举子这一日啥都不干，纷纷跑去在一份长达一万八千字的文章上签名。这篇文章叫《上今上皇帝书》，这里的“皇帝”是光绪皇帝。
举子们要联名上书光绪皇帝，反对清政府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这场活动的发起人是两个大家很熟悉的名字：康有为和梁启超。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公车上书”。
在这1300多名举子中，有一个叫黄乃裳的福建举子。与众多举子不同，黄乃裳之所以参加上书，除了国仇，还有家恨。
1894年9月17日，北洋舰队与日本联合舰队在黄海大东沟海域狭路相逢。激战中，致远舰腹背受敌，不幸数次中弹，甲板上烈焰翻腾，船身倾斜，几欲下沉。
弹尽之时，全舰官兵面朝祖国方向，遥遥跪别父母家国。随后，伤痕累累的致远舰化作最后一枚炮弹，冲向了日本吉野号军舰。怒潮呜咽，致远舰250多名官兵被狂涛吞没，包括管带邓世昌，以及副管带黄乃模。
这场战争，就是甲午中日战争中的黄海海战，而黄乃模正是黄乃裳的胞弟。
国仇家恨交相织，黄乃裳的人生轨迹就此改变。他的名字，也从此和孙中山、宋教仁等人一起，成为中华民族救亡图存史上无法抹去的一笔。
“公车上书”发生时，黄乃裳已经47岁了。在此之前，他是虔诚的基督教徒，做了近30年的传教士。
也就是说，黄乃裳在即将知天命的年龄才能参加会试。这在科举时代，算是很晚的了。实际上，黄乃裳直到29岁才考中秀才，40岁才中举。并非他能力不足，而是因为他最初并无意科举。
黄乃裳，1849年出生于福建的一个农民家庭。
黄乃裳是家中长子，他出生时，父亲已经30岁了。并不是他想晚婚，是因为黄家太穷，娶不上老婆。也是因为贫穷，黄乃裳的三个叔叔都终身未娶。所以，黄乃裳的童年只有一个关键词——穷。
他小小年纪就要下地干农活。有一次，黄乃裳给人插秧，不小心摔倒了。东家听说了，第一时间竟问：“秧盆没摔坏吧？”
穷人的命不值钱，这在当时，不是黄乃裳一人的命运。彼时，鸦片战争已过去多年。清政府腐败无能，丧权辱国，社会颓落，民不聊生。也正是因为穷，黄乃裳对时代的感知更加强烈，这也注定了他一生的基调。
就是在如此贫寒的情况下，黄乃裳还是读了私塾。“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举孝廉，逆天改命，多少读书人为此前赴后继，而黄乃裳参加科举不为名不为利，只为传教。
1866年，美国传教士薛诚恩来福州传教。基督教给黄乃裳带来了闻所未闻的理念和知识，比如，妇女缠足是陋习；再比如，天花是可以预防的。18岁那年，他受洗加入了基督教。因为读过私塾，黄乃裳得以进入教会工作。
此后将近十年的时间中，他跟随牧师到福建各地传教，目睹百姓疾苦，感同身受，常常痛哭流涕。救百姓于水火，不知不觉间就成了他最大的愿望。
也是在这一时期，他努力学习英文，阅读了许多西方书籍，还帮助牧师翻译了许多西方著作。在这个过程中，黄乃裳对世界有了新的认识：给西方带来富强的不是上帝，而是科学。而基督教能够传播科学。
但是，基督教在中国并不受重视。黄乃裳认为，这是因为文人学士和上流社会并不推崇基督教。所以，他要参加科举，把基督教发扬光大。
然而，一场突如其来的战争，颠覆了中国的命运，也改变了黄乃裳的命运。
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爆发。北洋舰队全军覆没，一纸《马关条约》，中国不仅要“赔偿”日本2亿两白银，还要双手奉上土地，堪称奇耻大辱。
时代的滔天巨浪打下来，无数中国人从东方大国的幻梦中惊醒。国家遭欺凌，胞弟殉国，黄乃裳也醒了。基督教并不能拯救中国，可是，新的出路又在哪里？
他很快就找到了答案：改革。
1895年春天，黄乃裳赴京参加会试。这一时期，严复、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人士登上历史舞台，维新思想给黄乃裳带来了新的希望。他放弃了八股，转而研究新学，常常奔走于戊戌六君子及讲求新学的京官之门，讨论变法事宜。
1898年6月11日，戊戌变法开始，黄乃裳四处奔走，积极拥护和参与变法。此后的历史进程正如大家所熟知的：康有为和梁启超流亡海外，戊戌六君子血洒菜市口，成为历史永远的痛。
慈禧太后下令捕杀维新派人士，黄乃裳位列通缉名单第11位，在友人的帮助下，仓皇逃回福建。
“三十年的热肠渴望，一旦飘荡于罡风”。黄乃裳悲愤交加，却迎来了人生的又一次转折。没有这次转折，他或许未必会在史册上留下名字。
1900年，黄乃裳走上了一条独树一帜的救国之路。
黄乃裳熟知西方历史，非常佩服哥伦布开辟新大陆的探索精神。与其在国内等死，不如出海，找一地旷人稀之处，可容数百万同胞安身立命，让他们不至槁饿而死。
黄乃裳最终选择的地方，是如今马来西亚沙捞越州的诗巫。
1900年4月，51岁的黄乃裳来到诗巫。这里位于江河交汇处的平原上，地势宽广平坦，一望无垠，水上交通方便。此后两年多时间里，黄乃裳先后从福州招募了1100多人来到诗巫。他思念故国，将这里命名为新福州，黄乃裳也成为新福州的“港主”。
不知黄乃裳是以何种理由说服乡民远渡重洋，但可以肯定的是，这1000多乡民都是抱着希望而来。来了后才发现，诗巫并不是理想中的桃花源。
这里的土地虽然还算肥沃，但灌木丛生，土中遍布植物根茎，而且石子太多，开垦起来十分困难。雪上加霜的是，当时的沙捞越还停留在传统的刀耕火种阶段，没有农业工具。
垦农们只能用当地铁匠打的粗苯斧头和简易的锯劳作。好不容易清理了一块土地，种上水稻，一场大雨过后，稻谷荡然无存。
垦荒艰难，垦农还要被迫适应当地的气候环境。诗巫终年炎热潮湿，毒蝎、毒蝇时时扰人，野猪、毒蛇更是经常在垦场出没。希望变失望，垦农们怨声载道，谩骂不绝于耳。
由此，黄乃裳开始了一生中最为艰难的日子。
这是一段真正的筚路蓝缕的过程。
黄乃裳亲自下田，和垦农们一起垦荒，吃住都在一起。用他自己的话说，在诗巫的几年，尝尽了平生所未尝之苦，却“不敢稍露于辞色”，还差点丢了性命。
1901年，在巨大的心理负担和艰苦的生活条件的双重压力下，黄乃裳得了胃病，一直没有得到有效的治疗。每日里，他只能靠几片面包、少许牛奶，以及两三个香蕉度活。胃病缠绕着他，到1903年秋天，竟一病不起。
奄奄一息之际，黄乃裳回顾平生，感慨万千。自知时日无多，他想记录下当时的心境，就差人取来纸笔。
垦农们以为他要写遗书，黄乃裳苦笑说：我这一生，奉行“三不主义”，一不买田，二不存款，三不盖房，遗产全无，写何遗嘱？要说遗嘱，我的遗产就是这些垦地，都是大家的。
在这样艰难的情况下，黄乃裳熬过了这场生死劫难，“新福州”也渐渐有了生活的样子。
家畜家禽成群的漫步，蔬菜和粮食作物郁郁葱葱。垦区修起了路、架起了桥，有了学校、商店、医院等等生活设施。这里终于从一片荒芜，成为人人向往的田园之所。
就在形势一片大好之时，1904年，黄乃裳却突然离开了诗巫。
一直以来，开赌馆和卖鸦片都是沙捞越州重要的财政来源。但是，黄乃裳一直拒绝在诗巫开赌馆和卖鸦片，沙捞越王对此很不满。随着“新福州”发展壮大，这种不满日盛，沙捞越王甚至逼迫黄乃裳偿还当初建设“新福州”的贷款。
而黄乃裳离开诗巫，更多的是另一个原因。这一时期，黄乃裳结识了一人，再次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这个人，就是孙中山。
1900年6月，黄乃裳在新加坡遇到了孙中山。三民主义和革命思想给黄乃裳打开了新世界，那就是：非革命不足以救亡拯毙也！
但当时“新福州”初成，他无法马上投身革命。1904年，黄乃裳见垦务已成，垦农们也能各自谋生，终下定决心回国。
回到福州，黄乃裳做得很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办教育。因为，他认为，教育才是“开民智之本”。
早在教会时期，黄乃裳就在福州创办了福音、培元、英华三所学校，这是福州的第一批新式学校。
与传统的私塾教育不同，黄乃裳主张学英文、学科学。来到“新福州”第二年，在各方面基础设施都欠缺的情况下，他依然排除万难，创办了英汉兼授的英华学堂。及至他离开新福州，垦区已有两所小学。
1907年初，黄乃裳在故乡闽清创办了闽清教育会。一年多的时间里，他在闽清县办了高中、初中、小学，一共34所。
黄乃裳办学有一大特色，那就是把教育与民族振兴紧密联系起来。历史证明，他的理念是对的，教育确实是国家振兴的根本大计。
1905年初，黄乃裳刚回国数月，就被厦门同文书院聘为教师。曾任同盟会福建支会会长的郑祖荫曾说：“厦门革命种子之散播，实由黄乃裳先生主教同文书院始。”
此话并非过誉。黄乃裳受孙中山的影响，对学生讲了大量的革命道理。后来的黄花岗起义中，牺牲的福建籍革命党人有20位，半数都是黄门弟子。
但黄乃裳想要做的，还不止这些。
黄乃裳的梦想，是“为国家谋幸福喜乐”。
武昌起义以后，革命的烈火烧到福州。福州起义前夕，黄乃裳组织了一个30多人的学生队伍，作为炸弹队，参加辛亥革命福州起义。他力排众议，坚持要做旗手。
1911年11月9日，福州起义开始。黄乃裳以63岁高龄，亲举十八星红方大旗，身先士卒，杀进了清军指挥部。这面旗帜，是由黄花岗起义牺牲的林觉民等烈士遗孀亲手绣制。
福州光复后，百废待兴，黄乃裳身兼数职，殚精竭虑。临时政府财政困难，他以个人名义，通电南洋各地请求捐助。新加坡、马来西亚各地闽侨纷纷响应，共汇款70万元。他呕心沥血，只短短两个月时间，黄乃裳鬓发就皓然如雪。
花甲之年的黄乃裳，此时在社会上已颇具声望，而他日常的午餐只是芥菜、蚬仔、闽清糟菜汤配白米饭。
1916年，袁世凯复辟称帝。黄乃裳为反袁终日奔走，遭到迫害，以莫须有的罪名遭到逮捕。消息传出，海内外各界群情激奋，争相营救。
国内及南洋各地稍有名望和民族大义之人，纷纷来电质问袁世凯，要求释放黄乃裳。袁世凯扛不住巨大的压力，不得不释放关押三个月之久的黄乃裳。出狱后，黄乃裳得知大家的义举，百感交集，写下一句话：愿矢志尽余生，把利他主义置于入墓之日。
他真的做到了，从生到死。
70岁高龄时，他支援家乡建了两座水坝；
72岁时，又应孙中山之邀，远赴广州，出任广州国民政府高等顾问；
隔年，他因病返回福建休养，却仍应福建省长之邀，出任省长公署高等顾问。直至1924年9月22日不幸病逝，终年76岁。他一生清贫，没有一分遗产。
当年在诗巫，黄乃裳无房无田无存款，因胃病生死徘徊间，曾给自己留下一副挽联，其中有这么一句话：我虽撒手，仍留余地后来人。
黄乃裳的大女婿林文庆弃商从教，应陈嘉庚之邀，毅然放弃在海外的一切，到厦门大学任校长。在厦大耕耘十六载，三次到东南亚募捐，多次为学校捐款，甚至捐出了妻子的私房钱。
黄乃裳的二女婿伍连德，是马来西亚侨商的后代。他三次临危受命，北上东北抗击鼠疫，堪称中国抗疫先锋。而中国开始有系统地建立起公共卫生体制，自伍连德始。
黄乃裳的外孙林可胜，被称为“中国生命科学之父”，自小长在国外。抗战爆发后，他放下医学研究工作，投身战场，组建了中国最大的医疗救护中心，纵横千里，救死扶伤。而在同行眼里，他本是有机会获得诺贝尔奖的。
黄乃裳一句“仍留余地后来人”，给后世带来了太多的红利。
如今的诗巫，是沙捞越第三大城市，交通发达，商业繁荣。诗巫有约30万人口，其中华人就有11万，大多是当年新福州垦农的后代。
这里有黄乃裳路，黄乃裳中学，在当地人心里，黄乃裳依然是“港主”。他们纪念黄乃裳，也是纪念一种精神。
抗战时期，许多南洋华侨省吃俭用，把钱捐给祖国支援抗战。从1937年至1940年，南洋华侨的捐款将近3亿元。他们共捐献了217架飞机、500辆汽车、27辆坦克、1万包大米、5000万粒奎宁丸，以及许多军需医疗器械等。
人这一生，重要的不是走得有多远，而是要始终记住自己从哪儿来。
慎终追远，不忘炎黄子孙，足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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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南塘旧事
编辑：丹尼尔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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