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读系列第九十五篇：艰难曲折的“革命路”

上篇我们分享了孙文的成长，以及第一次反清起义——广州起义筹划概况。本周我们继续沿着时间轴，了解孙文的革命之路。

1.广州起义的失败

1895年9月初九在预定起义时间即将到来之际，杨衢云和谢缵泰联络的三合会各大堂口中那些承诺参加革命的人，纷纷撂挑子了。眼看人难以集齐，他们俩立刻给孙文发电报：“货不能来”。

此时在广州起义指挥部里焦急等待大军的孙文，在接到电报后，内心除了悲愤也毫无办法，只得提前分发赏钱，从而安抚广州总指挥部里熙熙攘攘等着分钱的杂牌军。并随即回复了电报“货不要来，以后待命”。

初十的早上，孙文化妆后在教民的掩护下离开广州，返回了香港。由于当时电报在发送和接收上存在两天以内的误差，当他抵达香港时，

于是杨衢云和谢缵泰在未收到孙文“停止发货”电文的情况下，杨衢云和谢缵泰东挪西凑搞定了600名苦力和帮派分子，当听说要远赴广州市“应招入伍”时，最终只有400人同意前往。于是，在广州起义风声已经泄露的情况下，杨衢云和谢缵泰就令三合会的两位大哥朱贵全和邱四率领着这群临时组建的部队，向广州“发货”了！

九月十一清晨，就在船即将停靠广州码头之时，船上人突然发现岸上正有大批清军严阵以待。等船一靠岸，400人趁乱一哄而散。

清军通过香港兴中会的间谍提前得到了朱贵全和邱四的相片和起义相关等情报，并在几百人中准确地抓捕了朱、邱等四十多人。三合会两位大哥被杀。

起义的失败让杨衢云、谢缵泰等人无法在香港立足，开始亡命天涯。杨衢云先后逃往新加坡、南非等地，谢缵泰避居澳门。同时“杨派”和“孙派”的矛盾进一步被激化了，都说对方背叛了起义。香港兴中会总会终于因长久无人打理，继檀香山兴中会之后名存实亡了。

2.起义失败的原因

广州起义在年轻、缺乏政治军事素养的组织者们统帅下一枪未发，就失败了。究其原因最主要的还是缺乏广泛的群众基础和普遍的群众认同感。

相对于纯粹的革命队伍，花钱买来的人，从根本上来讲就非常不靠谱。因为他们理想和目标就是想靠着人多势众吆喝吆喝，挣一笔大钱养家糊口或者挥霍享乐。

除此之外，还有两项重要的原因直接导致了起义的失败和流血牺牲。

首先就是负责起草起义檄文的兴中会总会会员朱淇，在起义前一天他被哥哥揭发。怕被诛九族的哥哥，以弟弟的口吻将起义的事情上报给了广州捕快。

捕快迅速上报给了两广总督谭钟麟（谭嗣同的父亲）。总督大人深知孙文是教民，更是与前任总督以及各大官商都有密切关系的重要人物，在没有确凿的证据前，谭总督根本不想抓他。他和大多数清政府高层一样，都认为孙文和香港渊源极深，在广州抓捕就不如先放回香港，让他们去抓。

谭总督一方面令捕快严格监视所谓指挥部和孙文的动向，另一方面加强了香港和汕头方面的巡逻和防守。这也是在广州汕头郑士良部无法正常向广东进军的缘由。

除此之外，在香港的兴中会总部还潜伏着一位重量级的间谍——韦廷俊。他是兴中会总会资深会员，以及最大投资者黄咏商的姐夫。是香港银行买办，除此之外还拥有太平绅士、团防局局绅、东华医院总理、保良局终身总理等多种显赫身份。与此同时他还是与广东官商刘学询同级别的大清朝廷候补道。

他知道黄咏商加入了兴中会总会，甚至起义的很多密会就在韦廷俊家召开。显然，他是支持起义的。但作为出色的官商，无论是参与起义还是同大清合作，利益永远排在第一位。

当广州朱湘代弟弟自首后，受《南京条约》限制，两广的谭总督只得通过在港官商了解香港内部的情况，而韦廷俊就是不二人选。

当韦廷俊得知广州起义的消息泄漏后，他一方面向兴中会封锁消息，极力阻止杨衢云和黄咏商亲自去往广州；另一方面将消息通报给港英政府，将带队领军大哥的信息通过港英政府交给了两广总督。

而港英政府得到情报后，也是典型的踢皮球，一方面坚决不得罪本地的富商，另一方面也作出搜查的行动，不在明面上得罪大清，但只搜查不扣留。

正是这些多重的因素，才导致了广州起义未发一枪和革命党人被血腥屠杀的结果。

九月十五，谭总督正式照会英国驻广州领事，要求香港交出孙文、杨衢云等人。而港英政府并没有抓捕他们，只是下达驱逐令，禁止他们五年内入境。

1895年11月，孙文乘船前往日本，并在日本剪掉了象征清国身份的“辫子”，脱去了长衫，穿起了和服、西服。史称“断发改装”。孙文正式彻底地和清朝决裂，成了“职业革命家”。

“断发改装”后，孙文暂时放松了警惕，去照相馆拍了一些照片，留下了底片。这些底片迅速落入了大清海外密探手里。清政府高层判定孙文极度危险，势要全球缉捕。

3.孙文的一夜成名

1896年1月，孙文抵达檀香山。檀香山兴中会早已人去楼空，先前捐款的人做梦也没想到孙文竟把他们的辛苦钱用来反朝廷。于是在接下来的半年里，既没人来听他的演讲，也没人向他捐款。

开弓没有回头箭的孙文，只好进入美国本土到处发表演讲，发动华人捐款。然而几乎没人搭理他。无奈的孙文只得在1896年9月前往英国伦敦，拜访他香港医学书院的老师——康德黎，希望在英国获得支持。

而与此同时，清国派遣的海外密探也通过照片找到了孙文。密探假装孙文的老乡，让病急乱投医的孙文十分感兴趣，他极力劝说老乡们捐款支持反清的起义斗争，演讲激动之余毫无防备的进入了大清的使馆。

被抓住的孙文瞬间陷入了险境，倘若被引渡回大清，必死无疑。急中生智的他，对看管他的、公使馆雇佣的仆人柯尔展开思想攻势。

终于在10月17日，被囚禁的第7天打开了突破口。孙文通过柯尔联系上了他的老师康德黎。为了营救孙文，康德黎大造舆论攻势，将孙文打造成了“伟大的反政府分子”，让英国舆论和媒体全都倒向了孙文。

迫于国内舆论压力，英国外交部被迫向清使馆发出了外交照会，声明把孙文强行拘禁在使馆内的行为违反了英国法律，要求立即释放孙文。10月23日，在被扣押的第13天，孙文被无条件释放。

通过路透社的电讯和报道，孙文（孙逸仙）登上巴黎、纽约等世界主要城市报纸的版面，成为了“古老中国改革运动”的代言人，他的名字响彻了西方世界。有个叫摩根的英国退伍士兵甚至从此一直追随孙文，还参加了1900年的三洲田起义（惠州起义）！

孙文则在其恩师的帮助下趁热打铁，把这段经历和被捕之前的历程用英文写成了著名的《伦敦蒙难记》。该书出版后， “轰动一时，威慑大清”，甚至成功登上了伦敦畅销书排行榜，被翻译成俄文、德文等多种文字。在这众多读者中有一个流放西伯利亚的俄国人，从此对“孙逸仙”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个人就是之后赫赫有名的“列宁”！

获得威望的孙文，在旅居日本的陈少白介绍下，走入了日本高层的视野之中。日本政府为了颠覆大清，在未来把控中国大陆的政治走向，获得更多的利益，于是孙文得到了日本政府的暗中支持。他来到日本，开始谋划新的革命事业。

4.三洲田起义

1900年6月21日，慈禧代表大清向“万国宣战”，东南互保成为定局。这给了孙文再次起事的机会。

为了赢得列强们的支持，孙文通过官商刘学询联系到了李鸿章，声称只要李鸿章支持革命起义，兴中会就以李鸿章为旗帜，先谋取两广，再以南方为据点割裂大清，建立亚洲第一个共和国，并奉李鸿章为第一任总统。

李鸿章没有否决也未答应，作为大清第一重臣，他的政治和军事经验要远远高于孙文。他在等待朝廷的局势和英国人的态度。

很快刘学询主动找到港英总督卜力，以建国后允许英国享有协定关税、铁路、矿产等诸多权力为代价，得到了英国人的支持。

7月8日，八国联军即将攻入天津，慈禧再一次拉拢李鸿章，任命李鸿章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并令他北上开启“和谈”。

而此时，北京还在端王集团的控制之下，北上无异于自绝于满党。再者，八国联军尚未获得最大利益，赴天津谈判注定会失败。于是李鸿章以身体伤病为由，委婉拒绝了慈禧的命令。

7月17日，在迟迟没有接到慈禧下一步命令的他，起身前往香港，同卜力会谈了革命党起义和建立“两广共和国”的事宜。

此时英国政府令卜力不得再同革命党人接触，要保证李鸿章安全北上，促进清朝和八国联军的和谈。英国人的撤出，让李鸿章也打消了直接加入起义军的念头，他同刘学询一起抵达上海静观朝廷的局势变化。

此时白忙活一场的孙文，内心五味陈杂，有所不出的愤懑。但作为革命家，他不会因为面对困难，就打退堂鼓。

9月25日，在日本的帮助下，孙文化名“吴仲”赴台湾成立起义总指挥部。兴中会会长杨衢云在香港筹款，郑士良在广东沿海收买帮会好汉。

起义计划先在海边惠州归善县的三洲田（今属深圳）一带开始，向西夺取广州。在必要的时候，孙文再离开总指挥部潜入内地，亲自指挥，直到攻下广州，建立“两广共和国”。

但关键时刻，日本官方却不提任何钱和军火的支持。最终孙文只得向流亡日本的菲律宾革命党人彭西借来了军火。

就在此时，郑士良在三洲田一带的招兵买马，引起了清朝的警觉。10月8日，在军火和起义资金尚未抵达的情况下，起义不得不提前开始了。

600名用钱收买的“杂牌军”，头上和腰部缠着红带，裤头上插着红旗，头领们头上插着雉鸡翎。有的拿土枪、有的拿大刀、梭镖，甚至还有拿锄头、扁担和木棍。百姓们惊慌中奔走相告，都以为是太平军又打回来了。他们打着“保洋灭满”的旗帜，向清军发动了猛烈攻击。

然而，就在军火还未到位的情况下，起义军坚持了十几天，四战四捷。期间还不断有老百姓的加入，队伍迅速从600人扩充到了20000人！

面对迅速扩张的局势，前线的郑士良急得团团转。因为人数越多，就需要越多的粮饷和军火。他不得不向台北指挥部里的孙文求援。

孙文心急火燎，眼看借来的那批军火还没运到，10月15日他给刘学询写了一封亲笔信，想从刘学询那里借钱从黑市购买军火。

只可惜信还没有送到，前线的郑士良就报告，无钱无粮的起义军已经坚持不下去了。孙文只好派日本朋友山田良政潜往前线告诉郑士良“司令自决进止”。无奈的郑士良只得宣布起义军就地解散。

起义失败后，孙文革命党遭受了沉重的打击。几个月后，郑士良在香港被清朝密探毒杀；三合会首领、革命党主力成员毕永年被其亲戚出卖后惨遭杀害；1901年，兴中会首任会长杨衢云被清朝雇佣的杀手刺杀身亡。

革命陷入了低谷，直到1905年7月，40岁的孙文从欧洲各国宣传革命后重回日本，一个湖南籍的留日学生来到他身边，成为了孙文一生中最得力的帮手和伙伴，他就是黄克强。他的另一个名字更加著名，这就是“黄兴”。

在他的引领下，越来越多的留日学生加入革命阵容，以黄兴、宋教仁为核心的留日学生与孙文联合起来，在1905年8月20日，形成了一股新兴革命力量——“同盟会”，即将掀起新的革命高潮。

好的，本篇的分享就到这里，下篇我们走进同盟会，回看它的兴衰，以及辛亥革命前夕的社会格局。这是与您分享的第592篇文章，欢迎您的阅读，我们下周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