鳌江镇上走出的“罗密欧与朱丽叶”

0:38

巍巍雁山，滚滚鳌江。奔腾向海的鳌江水，哺育了一代又一代豪爽开放且富有创新精神的鳌江人，留下了许多动人的故事。

民国时期，鳌江出现经济大繁荣。那时，镇上有两个大户人家，一个是鳌江开埠先锋王理孚家族，另一个是后来出现两位共和国将军的宋上楠红色家族。然而，极富民族气节办实业的王宋两家，却打起了官司。

可是，谁也没有想到，王家六子王载紘先生和宋家大女儿宋爱兰女士却“罗密欧与朱丽叶”般浪漫相爱！他们在西南联大彼此扶持完成学业，又冲破重重阻力，最终化解了两家的矛盾。两人相濡以沫，走过六十余个春秋。

本文由宋廷铭大女儿宋晓雁女士，根据王载紘先生生前回忆录，并结合自己与他们之间的交往经历写就。王、宋两家许多后人亦对此文有贡献。

——金智宽

浙江省有五条江，最南边的是鳌江。这条江的源头，是奔向东洋大海的南雁荡山山脉九溪汇流。这条江的入海口，就是我的家乡——浙江温州鳌江镇。

听爸爸说，他每每梦回，总见那鳌江的水面上，布满了归帆，随着潮涌，乘风东来。东来的大船是从海上捕满鱼蟹回来，人称之为“舮艚”，有两桅的，或三桅的。涨潮之后的江面，又宽又似平静。成队的舮艚，先后降帆下锚。而那些鱼贩的小舢板呀，蜂拥而上，评货论价。也有鱼行收购，装鲜货上岸。岸边上有好多条宽宽的石板大道，直没入江底，这是江边的埠头，人称之为“舮艚头”，即舮艚的停泊地、避风港。埠头上挤满了搬运工、鱼贩，一派嚣闹繁忙景象。此地还是浙南闽北运载稻米、桐油、明矾等物资的集散地，一度被誉为浙南“小上海”。

鳌江镇原名“古鳌头”，分上埠和下埠。上埠的大户是王家，下埠的大户是我们宋家。说起王家，王家老爷王理孚不愧是我们鳌江镇的开埠先驱。他早年深受维新运动思潮影响，辛亥革命后，曾任浙江省都府秘书、鄞县知县。因对当时的官场深感失望，后弃官返乡，仿效江苏南通张謇在家乡创办实业、开办学校，造福乡里。鳌江第一所新式学校——鳌江公学（即鳌江小学）是他创办，鳌江的码头是他兴建，南麂岛是他最先开发，他创建经营“王广源”商号，将小小的南北货行发展成名震东瓯的综合性大企业，他家的明矾产品“王广源虎牌大明珠”在巴拿马国际博览会上获奖……半个多世纪前，王家，不光在上埠，在整个鳌江镇也是当仁不让的大家。

再说我们宋家，宋家老祖，就是我爷爷的爸爸宋绍霖，是开设盐行发的家，不过，后来被清朝政府下令禁营私盐而关闭。东山再起是我的爷爷宋上楠。民国后，我爷爷在鳌江开“宋元春酒坊”，受污吏酒税欺压，负气停业。时值第一次土地革命，他参加过共产党领导的农会组织，闹土地革命。1927年，国民党“清党”，拘捕、杀戮共产党人，他也不得不远离故土，到新加坡避难。在那里，他第一次看到中国的外部世界，见了世面，决心回乡搞实业，振兴家乡经济。两年后，回国从事工商业，设“宋元春砺壳行”，创砺壳“舮艚”船队，修蛎灰烧窑，创建了浙南建材砺壳砺灰业。

1938 年，日寇敌机轰炸鳌江。面临敌舰进犯的态势，当时政府决定封锁鳌江口。为了筑“水下封锁坝”，我爷爷慨然献出自家砺壳舮艚船队的十来艘三桅大船，装上石头，自沉鳌江口——狮子口主航道，御敌进港。爷爷的砺壳行就此歇业。他这舍小家为大家的义举，一时间传为佳话。

就如我们在小说、影视剧里常见的，同处一地的俩大户，总免不了相互竞争、明争暗斗。有说是源起清末宋家盐行被告查封，也有说是生意竞争上的其他原由，我可是到今天也没有真搞明白，鳌江镇上，都是极富民族气节办实业的王宋两家，究竟祖上是为的什么事，竟打起了旷日许久的官司。

可是，可是呀，谁也没想到，王家的六少爷竟然与宋家的大小姐相爱了！

——这，就是我的姑妈宋爱兰和姑父王载纮、古鳌头镇上“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故事……

——宋晓雁

我的姑妈宋爱兰和姑父王载纮都出生在1918年，姑妈在年初，姑父在岁尾，所以姑父尊我姑妈为“兰姐”。祖上是冤家，无碍两个孩子竟然从小学就发出了爱的萌芽。

1929年，王家小儿子载纮就读鳌江小学，班上从女学转过来一位同学，名叫宋爱兰——这，就是我的姑妈、宋家的大女儿。是毕业班，同班的还有载纮姑父他大哥的女儿王来苏。

宋爱兰

这一年，鳌小新来了几位很有朝气的教师。毕业班的级任老师旭东先生是福建集美学校毕业的，有很强的改革精神。说：既然男女学生同在一班，就应该男女一律按身高排列座位。于是，小爱兰恰巧坐在小载纮的前边，小来苏又恰在小爱兰的前边。原来男女同学不相交谈，旭东先生要求打破这种陈规旧习，而且还让男女同学一起踢小足球。载纮、来苏原来叔姪俩就亲密，爱兰来后与来苏又交了好朋友，再加旭东老师又布置他们一块儿出壁报，于是，小载纮和小爱兰原来男女生之间的疏远关系便很自然地消失了。

童年的王载纮和宋爱兰，是班上读书成绩最好的两个，他们两个总在竞第一。一般说，月考榜上都是王载纮第一名，宋爱兰第二名。为此，小爱兰很不服气。有一次，小载纮伤风感冒，缺课几天。这个月榜上，宋爱兰第一名，王载纮第二名。小爱兰高兴极了，笑嘻嘻地回家告诉父母亲，父母亲也为之高兴。

谁知第二天上学进教室，却看见黑板上写着“王载纮和宋爱兰是俩公婆”。小爱兰气坏了，擦了字回家哭诉。母亲（即我的奶奶）拉起她，小脚跺跺地去找老师。同学们受了老师批评，一个个低头不吭声。

过了不久，又发生了一件事。这一天，小来苏不知为什么写了一张纸条给小爱兰， “兰：你如果不立刻回到你的座位上，我便和你反脸，以后各顾自己吧！”还忽发奇想地加了一个简易信封，抬头写“宋爱兰女士收”，落款写“王寄”。信，被老师捡去。全班姓王的就是王载纮和王来苏，而同学们只猜想王载纮，霎时间传了个满城风雨。天下许多事都是弄假成真的，更何况此误会还不好说就是假。

若干年后，载纮姑父写起这段往事时说：“这虽是一次小玩笑，但我俩的名声却传开了。我俩以后的漫长生活中，似乎就此定了局，根本没有第三者涉足其间。”“爱兰从女学转到我们班来，是一个极为偶然的机会，这是命运安排的吧！”“毕业时，我们都在一个班上，我和爱兰在鳌小虽只短短的一年，但这一年对我俩的终生生活却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王载纮

初中时期，两个小朋友不在一个学校，见面的机会不多。但寒暑假期间，略窥端倪的小来苏会去宋家邀好朋友爱兰去王家玩耍。有时候我爱兰姑妈也会差小她十岁的妹妹、我的小姑妈宋爱娥偷偷送张纸条给他的载纮同学。晚年忆起，姑父曾笑对我说：“那时呀，你姑妈来我家的胆量可比我去她家的要大……”

宋家信奉耶稣教，有时我爱兰姑妈跟母亲去礼拜堂做礼拜，半途就溜到王家来。机灵的小来苏一到礼拜天的下午就会在自家的水门头（挑水进出的后门）等着，见她爱兰同学从礼拜堂出来，便半途出击，把她从水门拉入到家里来。家中下午要挑水，水门经常是开着的。

王家是大户，水门进去就是有假山有池塘有亭子有花草的后花园。花园里有好多花，特别是有很大的绣球花，开得很好看。有时我的爱兰姑妈还会跟家里说带妹妹去做礼拜，其实只到教堂坐一会儿，就拽着妹妹去了王家。那边的水门头，来苏自在等候。进王家，来苏的小妹妹拉小爱娥花园里赏花，而大同学们呢？不论辈分，都去书厅说话。

爱兰同学到，还有个王家小妹也必来一起说笑。她会特别用盖碗为哥哥的女同学泡一碗茶，盖碗是单独洗净的。送走宋家大小姐，王家六少爷载纮会悄悄地将爱兰同学留下的一碗茶端到自己书桌上，继续饮用两三天，让一种美好的享受从唇齿绵绵到心头……

1934年夏，爱兰姑妈考入杭州高中，她的载纮同学考入天津南开高中。分在两地，鸿雁传书却更密更正规了。

南开高中，传达室的窗口上有一个木盒。每天午前都有送信的绿衣使者，公信和老师的信由传达室捡走，其余信件都放进木盒。每个星期五的午间，载纮同学都会迫不及待地在那里找到一封“杭高宋寄”的信。当晚做完作业，他一定仍是趴在课桌上，右手握笔疾书，左臂拦在信纸上，即刻给“杭高的宋”写回信，从不耽误。同学们前后左右围上来，有人酸溜溜：“别捂了，我们都看见了！”

南开高中，教室离日本军营很近，学生上课时都能听到日军演习震耳欲聋的枪炮声。1935年初，一年级学生去保定集中军训，结果被日军所迫，解散放下枪支，在哭泣声中回到天津。1935年下半年，日军扶植汉奸殷汝耕成立冀东傀儡政权，平津学生发动了著名的“一二·九”运动，上街示威游行。这些都是高中学生王载纮的亲身经历，无不深深影响着他。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爆发。正是毕业班的王载纮，在慌乱中和两个同学跑到车站，扒上一辆南下的货车，匆匆南归。车上装着许多走私的白糖，同学们在糖包上坐着。车开时上来一批押货的朝鲜浪人，故意在他们对面坐下，两腿竟放到他们肩上呼呼大睡……

离津前一天，在南开校门口走过，迎面来了一队日本兵，为首的拿着一柄指挥刀向他问路。载纮同学听不懂日本话，日本兵悻悻地走了，旁边的同学和路人都为他捏了一把汗……

这些事，这些情景，当我的爱兰姑妈在上海见到王载纮，便听他迫不及待义愤填膺地一桩桩一件件地讲来。这段国家、民族、个人都遭受凌辱的亲身经历，对我姑妈和姑父世界观的形成，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抗战声中，一个从天津南开高中，一个从杭州高中毕业的热恋青年，汇聚在上海，决定一起投报北方三大学（清华、北大和南开）的联合招生考试。但“八·一三”上海事变又发生了，上海的联合考试也取消了。时局十分紧张，两人只得搭上“瑞平”轮船匆匆回到鳌江。在此前后，平津沪杭各地的知识青年们也都相继汇集到鳌江来。

这时鳌江青年中已发展了共产党的地下组织，开展了青年抗日救亡工作。先后成立了“平阳青年抗日救亡团”，创办了“平阳日报”，成立了“平阳临时中学”，创立了“青年剧团”，接办了“鳌江小学”，成立了“军训队”、“妇女团”……在当时的浙南，鳌江俨然成为一个引人注目的救亡中心。

回乡的王载纮积极参加了这些工作，还在临时中学当了老师。我的爱兰姑妈却应瑞安某报关行的约请，在那里协助工作，帮助处理报关行一些带英文的文件。

高中时的王家六少爷宋家大小姐，在每周一次的长期通信中，早已私定了恋爱关系。可是，怎样才能得到祖辈为仇的双方家长同意呢？两个年轻人，谁都没有勇气去碰头顶上的这个天。为怕人言可畏，爱兰姑妈这段时期有意避居瑞安。

直到1938年4月，一个星期日的清晨，有人看见，载纮从鳌江搭汽车去瑞安看望爱兰。那一天，只觉日短不觉路长，瑞安城郊，留下了他们迤迤散步的身影……

——宋晓雁

飞云江上，爱兰送郎，情意绵绵。从北岸坐船，送到南岸汽车站，再强忍难以割舍之恋，一人回北岸。

隔不几天，果然听到报关行里传出了可畏的人言。我那倔强的爱兰姑妈生气了，索性回到鳌江，就留在鳌江和她的载纮一起，并参加了妇女团的工作。秋后军训队成立，俩人都参加了军训队。

军训队早上天朦朦亮便开始训练。那时，临时中学的教师宿舍设在茶栈。每天，爱兰姑妈早早就荷枪到茶栈的楼下等她的载纮，然后一同步行到鳌江公学操场集中。军训队晚上还要集训，学唱救亡歌曲，听临中教师们讲国耻史。散会的时候，两人就在教室旁的“三乐亭”和队员们一起谈天，或者去操场外面的秋郊里散步。共同的战斗，使他俩的关系更为亲密。

故乡深秋的郊野是那么美好！一天，他俩相约去鳌江南边的侄女王来苏家。到码头准备渡江时，突然觉得到别家做客，反不如就近在郊野闲坐，畅怀谈心更为自由。于是，俩人便顺江口北折至五板桥一带。朝阳从海上升起，驱散深秋早晨的寒意。晚稻正收毕，稻草整齐地在田间码成垛，透出稻香，并显出爽人而耀眼的金黄色……秋郊是非常宁静的，很少有行人往来。两位热恋中人，打开准备好的点心和水果，靠在稻垛上，边吃边谈……晚年时载纮姑父回忆说：“这是我俩生平最美好的一次郊游，至今记忆犹新。”

军训队是鳌江分团组织的，王载纮是鳌江分团的团长，兼军训队的队长。王于东是教官，具体负责队里的工作。上级要他们代表总团去北港分团帮助建立军训队。于是，各人自费做了一套粗布军服，买了一顶箬笠，一双草鞋，自县政府借到一批旧枪，浩浩荡荡开入北港。宣传工作完成后，一帮人就在南雁北港仙姑洞附近露营。大家坐在岩石上借清澈透底的溪水涤足，爱兰姑妈也脱了鞋乐在其中。这情景有人悄悄用相机记录了下来，今天看到这张相片都能感受这帮热血青年那日的快乐。只是照片中我没有找到载纮姑父，想必他就是镜头后面的拍照人。

晚上，打开帐篷，男女各占一篷。需派两人在营地周围巡逻值班。王于东教官有意，特派王载纮和宋爱兰一起值班。那夜，月色正好，清风带着远处的溪水声，徐徐吹进山坳里。两人一边巡逻，一边谈天，又是一次美好的回忆……

日寇侵华。华北之大，已然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北方的清华、北大和南开三大学已南迁长沙成立临时大学。因战事突变，又决定于1938年2月西迁入滇，在昆明成立国立西南联合大学，通知各地学生尽快前往昆明报到。于是这批在鳌江从事救亡活动的学生立即准备出发，同行共七人，其中有我姑妈宋爱兰和王载纮。就此，这对鳌江镇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告别家乡，西行入滇。

当年鳌江镇上，女子上高中、读大学是从来没有的，唯有宋家在培养女儿。我姑妈是鳌江镇第一个女子上大学的，旁人视为“奇事”。女儿远行求学，父亲依依不舍。姑妈走时，爷爷亲自送她到温州。到集合地，看到一位帅气青年过来帮着提行李。回来后告诉奶奶说有一位俊秀后生与爱兰结伴同行，女儿一路上有照应，放心了。那时，他哪里会想到这后生就是王家小儿子，是他未来的女婿？

那时去云南，哪有今天的交通？只有在温州搭轮船去香港，然后绕越南的海防、河内到昆明。在此之前，温州的海运已中断很久。直通香港的海轮原先就很少有，所以非常拥挤。开船的那天，闻讯赶到码头送行的只有爱兰姑妈的弟弟——我爸爸宋廷铭和他表哥春祺。当时我爸爸他们温州三个中学的同学发起成立了“温州抗日学联”。晚上，他们抗日宣传队正在街头演出，爸爸的表哥找到他，他将工作交给同学，两人急急去了码头。码头无比拥挤和混乱，我爸爸和他表哥费了很大气力才把他们一行人送入舱内。安顿下来，时间已紧，爸爸他们匆匆挤下船，淹没在码头人流之中，以至于相互之间都未来得及挥手告别。

这是1938年的11月初，颠沛流离，这帮人路上走了近一个月。且不说一路海轮的颠簸呕吐，也不说滇越铁路的老牛慢行，更不说河内换车时千防万防也没防住盘缠全部被偷，终还算是平安到了昆明。

我国的西南边城昆明，成了大后方科学和民主的中心。西南联大集清华、北大、南开三校名师于一堂，教师基本上都是清华先后留美的学生。在抗日救亡的旗帜下，师生们团结协作在一起。虽然师生们的生活都比较凌乱，但对功课的要求还是非常严格的。爱兰姑妈和王载纮一起入了理学院的化学系。

联大的学生每人一个学号，原来是清华的学生，学号前冠以T字（代表TsingHua），北大的冠以P字（Peiking），南开的冠以N字（Nankai），新进入或转入的冠以A字（代表联合As-sociated）。王载纮是南开高中保送入学，在天津就报了名，学号是N2223。爱兰姑妈在上海时考取了南方三大学（浙大、中大、武汉），持报纸上发表的录取公告，在联大办理借读手续，后转正而获得A字学号。

一行人绕道抵达昆明是1938年的12月1日，学校已正式开课将近一个月了。一对恋人安顿了生活，办理了入学手续，参加学习已经晚了一大截。俩人一起赶功课，要赶新的，又要补旧的，忙得不可开交。

在小学时，童年的小爱兰紧坐在载纮的前边，要讨论功课，小爱兰就回头和小载纮说话，耳鬓厮磨，默默地开始有了感情。现在，经过将近十年的成长，两个青年一起来到昆明。虽然中国大地上炮火连天，恶浪滔滔，抗战初期的昆明，终究还是一座四季如春，鸟语花香的可爱城市。在这样的环境下，生活在一起，学习在一起，耳鬓又厮磨在一起，渐变了十年的感情，自是发生了质的变化。一个星期日的早晨，他俩去近郊的大观楼游览，用自己的相机拍摄下值得纪念的相片。

晚年，载纮姑父在回忆录中写道——不久，照片中的两青年便结婚了。命运很早就把他俩拴在一起。十年来的发展道路上，他俩两颗纯洁的心，丝毫没有污染于外界的风尘，一直在健康地发展着，这个世界好象根本不存在什么风尘会损坏这两颗纯真而清洁的心！

——宋晓雁

来源：古鳌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