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代际冲突演绎文化冲突

作者：北京电影学院教授 杜庆春

《摘金奇缘》在北美连续三周获得票房冠军，而在中国市场上显得反应冷淡，估计这种北美票房“奇迹”对于中国一般观影人群并没有招来强烈的好奇心。

电影根据新加坡出生的华人作家关凯文的小说《疯狂的亚洲富豪》改编而来，片名改成了《摘金奇缘》，巧妙地将原著中的东西方文化冲突扭转为围绕婚礼展开的、发生在新加坡华人家族中的代际冲突。

《摘金奇缘》这部谈不上有更大的艺术成就的电影，充分印证了喜剧本身就是那个最具文化关系的戏剧躯体上的噱头翻新艺术。

其实，以一场婚礼来构建一出喜剧，对于电影而言是一个经久不衰的套路。大抵婚礼的喜庆背后总是有一些啼笑皆非的人间喜剧。构成喜剧的一个非常关键的戏剧情境在于“异质”的绑定，比如“没头脑和不高兴”，“猫和老鼠”，彼此矛盾甚至敌对的双方产生了不可拆解又不能消灭一方的关联，这种关系就能够构成一种天然的喜剧性。这么来看，文化冲突加上婚礼肯定就是天然的喜剧性，这在中国的叙事市场里也是长盛不衰的“化学反应”定式，比如《唐伯虎点秋香》。

从《疯狂的亚洲富豪》到《摘金奇缘》，其实就是从强调文化冲突变为强调婚礼喜剧。但是这个电影本质上就是用“爱情”来绑定“异质”，或者说“爱情”本身就是强调超越“异质”。在这里，“异质”就是“文化冲突”，而这部在北美市场被视为少数族裔电影的新意，就在于这种“文化冲突”的异质性已经变成看似由家庭内部的代际冲突来演绎了。

在2002年，投资才500万美元的《我的盛大希腊婚礼》就创造过北美乃至全球的票房奇迹，这部电影在北美创下2.41亿美元的票房，全球票房近3.69亿美元，而且打破了北美有史以来的最卖座爱情喜剧的票房纪录。可见在被看成民族熔炉的美国，做这类书写从来就可能制造出“爆款”。《摘金奇缘》将故事背景设在新加坡的华人家庭，将这种书写从“希腊文化”（自然所有人都知道这对于西方文化意味着什么）进入到“亚洲”，进入到“华人文化”，这也可以看出从2002年到2018年里整个世界文化格局的改变。

在美国看《摘金奇缘》，最为有趣的除去亚洲美食、包饺子、看昙花一现等等这些文化景观的猎奇，更有一种内在的慰藉感，在美国长大的华人最终改变了在新加坡的观念传统的家人，爱情超越了门第。当然，这一“刺激-兴奋模型”在中国内地市场应该起不到什么作用了。

《摘金奇缘》这部电影具有非常典型的华人文化的特征，并且将文化异质性的冲突落实在一个女性的世界里。片中代际冲突的核心完全由女性来构建。这个女性世界如同《红楼梦》里大观园的女性世界，只是在这里，女性所承担的维持谱系的作用是这部电影真正的“符号化”的图景。祖母是纯粹的老派代表；一位母亲在剑桥读书，最终因为婚姻而妥协成了家族传统的一部分；另一位母亲则因为逃避糟糕的婚姻，带着腹中因婚外恋而来的胎儿远走美国；还有这位已经是“ABC”的在美国纽约大学教授经济学的女儿；以及对应性的、戏份或多或少的群芳图。这部电影用如此庞大的女性世界来构建这个“疯狂的亚洲富豪”世界里的价值观万花筒，以及这个万花筒里的最终要盛开的“世人皆醉的纯粹爱情”。

影片真正的喜剧趣味，其实又完全不在上述“文化冲突中的爱情演绎”。这里面的喜剧性，恰恰是由那些很难纳入到这个冲突谱系里的“滑动分子”构建，这些“滑动分子”，一些是亚洲疯狂富人的奢华生活的景观性人物，单身派对的组织者，以及参与者；还有一些则是代表着片中所表现的“华人”这个群体现代演进的更为“自然”的元素——我是指在这部戏里他们不是被创作者制定的各种观念的“代言人”，但是他们却构建了新一代华人的更丰富的土壤，比如，女主角的大学女同学，还有那位时尚男士等等。这两类人物承担了最为喜剧的“噱头”演出，这些演出中挤进了一个爱情故事，让这部电影成为一场信息量饱和的叙事，让我们不会因为带有如此强烈冲突的叙事产生某种压抑感。

对于在美国的包括华人在内的少数族裔而言，这些喜剧噱头其实是一方解药，能够消解观众自己身上的文化冲突——这种文化冲突带出的撕裂感，以及每个人内在的暧昧性，可以在这些“滑动分子”构成的喜剧噱头中消解，或者投射他们每个人在价值观上此一时也彼一时也的滑动性。从这个角度看，将纯粹的“嫁入豪门的爱情戏码”作为这部电影的招牌的做法，也就牺牲了大量潜在的喜剧观众。

《摘金奇缘》这部谈不上有更大的艺术成就的电影，其实充分印证了喜剧本身就是那个最具文化关系的戏剧躯体上的噱头翻新艺术，噱头翻新的本质就是“此时此刻的”文化感觉。当然，“疯狂的亚洲富豪”的“炫富”作为一个关键噱头，也会给某些人群带来一点点刺痛感。（杜庆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