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上记忆」回眸近代上海的公共卫生管理

1932年《申报》上，刊登了上海当时的市政管理机构卫生处招聘华籍练习生的条件：年龄21-23岁，身体强健，会上海话和官话，并从相关学校肄业，拥有证书，或在其他有名大学毕业者；如经录取，须在卫生处实习6年半，也可凭当实习生时的才干与努力，酌量缩短实习时间，实习期满，得任为初级视察员，再服务3年后，可升为视察员。

这表明上海当时市政管理机构对承担传染病防治工作雇员的要求非常严格，不仅要具备理论知识，而且要有丰富的公共卫生实践经验。而卫生处选拔卫生雇员的范围由西人扩大到华人，为传染病防治事业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人力资源上的保障。

公共卫生管理，是伴随近代科学技术发展逐渐兴起和形成的一门新的学科，它以环境卫生学、流行病学、卫生防疫学等学科为基础，为防止各种传染病袭击，构建符合人类居住的生活环境提供理论和实践指导。其最初萌发，源于西方近代城市的管理。近代上海，受西方文化影响及满足西方侨民生活方式的需要，城市公共卫生管理开始起步并逐渐成熟，此后一直走在全国前列。回顾历史，有些管理措施即使今天来看，也不无借鉴意义。

【向西方学习公共卫生管理】

近代上海公共卫生管理体制，最早以英国侨民为主体，移植了当时英国比较先进的公共卫生管理体制，在传染病防疫方面，主要由专业化的公共卫生管理人员来承担。

上海当时市政管理机构的卫生处是专门进行城区公共卫生管理的机构，自其设立以来，主要负责人几乎都是医学博士或专职医生出身，有的还是英国皇家公共卫生研究所、防疫研究所等组织的会员。他们具备专门的医学知识和丰富的工作经历。同时，对于卫生处雇员，工部局采取定期进行考试考核的方法来督促他们熟悉传染病防治工作的业务，以便于开展防疫。

当时的卫生处要求所有的检查员和卫生官每年参加考试，考试内容包括：卫生年度报告、公共卫生通知、地区规则、执照条件、卫生检查员手册、公共卫生实践、区域工作、卫生知识的运用等。20世纪30年代，当局的卫生处开始向社会招选华籍练习生，任用华籍视察员。公共卫生管理人员的专业化，使上海当时市政管理机构在应对传染病流行的防疫方面取得了优势，卫生处专家应对当时天花和霍乱流行采取的措施可谓是典型案例。

1869年天花开始在上海流行，在第一例病人出现的当月底，疾病的流行达到高峰，直到1871年2月底，每月平均发现12例病例。为此时任上海当时市政管理机构卫生顾问的亨德森建议禁止使用在上海本地流行的传统的“痘痂法”，采用西方流行的“种痘法”。经过亨德森多次解释和呼吁，他的建议也得到上海道台的认可，道台在1870年发布告示，指出种痘既经济又安全，愿意种痘的人可直接去城隍庙医院或租界的外国机构进行，在租界内绝对禁止使用本地人预防天花的痘痂方法。按照亨德森的建议，在外侨聚集区域内设立了种痘诊疗所，开始牛痘接种，为了确保接种成功，种痘诊疗站一度采取了奖励措施，即每个接种成功儿童通过验证疱囊确认，可得到300文奖励。由此西式种痘在一些中国儿童中开始进行，1873年有488名儿童进行了天花疫苗接种，1878年为1295名，1879年为1202名，1880年为1472名。新式牛痘疫苗接种使上海避免了天花传染病的流行。

1870年，鉴于福州发生霍乱流行，亨德森提出上海应采取谨慎的预防措施。亨德森后来获得授权，由他来指导大量使用消毒剂以防止霍乱传入租界，亨德森采取的最初措施是定期清除界内污水坑、冲洗阴沟，并使用消毒剂。

1873年8月，外国驻沪领事团报告曼谷和新加坡均已发现霍乱，要求上海当时的市政管理机构采取更多的卫生预防措施，同时建议为外侨聚集区内所有居住区冲洗水沟一事提供方便。上海当即作出定：要求上海道台扩大检疫范围，对那些来自疑似疫区的船只，在它们出示无疹证书之前，不得驶进港口规定的距离，并对来自疫区福州以南中国各海任何地点的船只实施严格的检疫制度。同时，河泊司要求海关严格实施现有的港口章程，一切外来船只在进港前须先行停泊于港口下游线1英里外的滞留地。1874年，为最大限度降低租界内发生疫病的可能性，亨德森提出6点建议：①按相关要求定期冲洗排水沟。②每日打扫外侨聚集区，星期日照常。③为卫生稽查员豪斯增加人手。④将上海的相关区域划分为数区，每区任命一个巡视机构。⑤粪便等污物按规定迅速予以处理。⑥在华人聚居区，用石灰水洗刷房屋，并借用消防车不时冲洗街道和弄堂。对此，上海当时市政管理机构视具体情况将其中的部分建议付诸实施，对预防霍乱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1872年11月，上海港口开始对外来船只实施检疫。1873年，《上海口各国洋船从有传染病症海口来沪章程》规定：“倘船上有许多传染病例，卫生官员可令船舶航行到吴淞口红色浮标之外。”此为上海最早处理染疫船舶地。1974年7月，河泊司颁布检疫条例，为防止曼谷和新加坡发生的霍乱传入租界而制订的港口检疫条例自此成为定则。此后，凡遇传染病爆发，便根据此条例实行检疫，使上海港口的检疫从此有章可循。1879年7月，日本神户因霍乱流行被宣布为传染病港口，外国驻沪领事团批准对从该港口来上海的船只实施1874年的检疫条例。与此同时，卫生稽查员用碳酸和水的混合液冲洗马路以进行消毒。

1886年9月，上海又一次出现霍乱疫情，工部局卫生官在向董事会提交的备忘录中称：虹口吴淞路上的“美国公寓”中已有11人被送入医院，其中3人已死于霍乱。他认为致病原因主要是因公寓极其肮脏，导致对房客和附近居民的健康构成极大威胁。由此该公寓业主花雅各被强令在工部局卫生官的监督下粉刷和清扫房子，对公寓整体环境进行净化，以彻底消除病源。

1889年，因有一名西人和几名华人死于霍乱，卫生官就此致函上海当时市政管理机构，提出4点建议以预防霍乱在界内流行：①应将1888年起草的常年卫生通告广为张贴。②应每隔较短时日作一次本地人死亡情况报告。③自发布公告通知公众之日起，应对所有有碍公共卫生的杂物给予清除。④应尽一切可能将所有霍乱及其传染病病例立即上报，以便采取必要措施，为发生病情的房屋消毒，在必要时焚毁床上用品。这4条建议全部被付诸实施，并在报纸上公布了相关会议记录及卫生通告。

19世纪末，上海的外侨遍用上了自来水，然虹口境内还有众多中国人因用池塘内受污染的水用以烹调或其他用途而染上霍乱致死。为杜绝传染源并进一步改善环境卫生，虹口各污水池被填平。

【疫情报告奖励和消毒】

对于传染病疫情的防治，首先要掌握传染病的来源，这向来是一件令有关部门感到棘手的事情。早期，获得传染病消息的来源，主要靠各注册执业医师的死亡报告和各大医院及各国海陆军部门、驻沪相关领事署等的登记。鉴于这些消息来源十分有限，卫生处采取了跟当时预防接种同样的措施：奖励。

凡在外侨聚集区内（包括越界筑路地区）住户有患传染病向卫生处报告者，每起给酬l元。1931年，此类报告者共计获得酬银1296两。

为加强传染病的防治工作，上海于1904年设立了消毒所。自1906年开始，凡向卫生官提出申请者，消毒所免费提供消毒服务。消毒对象包括房屋和卧具。消毒方式主要使用甲喱消毒液和高压蒸汽两种。

如当时的上海儿童图书馆就向卫生处申请用蒸汽对图书进行消毒。学校、安老院、看守所、监狱等人口密集单位往往申请定期消毒，尤其是患传染病的病人住过的寝室、用过的物品等要反复消毒。房屋消毒主要用“甲喱液泵”喷射，必要时辅以烟熏消毒。对于特殊情况的消毒还使用一种电器蒸发器。

1932年，鉴于“诺丁罕”蒸汽消毒机已经使用三十余年，种种缺点暴露，上海当时的市政管理机构用购自英国的“新式利恩”高压蒸汽消毒机取代了它。1935年下半年又启用新式的消毒泵5台。这些设备的改进提高了消毒的效果和效率。自1933年始，卫生处设立一种应急服务，即周末及放假日各卫生分处停止办公时，倘有紧急的消毒工作和公众指摘事项，必须立即办理。1935年经消毒的衣服卧具共计达146201件。

【密集的公共卫生宣传】

上海当时的市政管理机构卫生处重视公共卫生知识的宣传和普及，此类工作包括印刷和散发含有卫生宣传资料的报纸、传单、小册子等供给公众阅读，在学校及卫生分处举办卫生演讲、卫生展览以及放映宣传卫生的影片等。

1894年，上海向部分区域内的各户主发布垃圾通告31000份，张贴卫生告示106份，使各道路与里弄的清洁卫生工作有了明显的改进。为预防霍乱通过饮食传染，上海当时的市政管理机构于1906年10月3日公布的第1800号布告告诫市民，食物未曾煮透或将秽物除去，切勿饮食，以防霍乱。1923年时，各项公共卫生通告已分别有英文、中文、日文和俄文版本，分送给居住在上海的各国居民。

这些传单和布告，在卫生处专设的宣传橱窗、各卫生分处边的水泥墙、卫生处告示牌以及工部局所建厕所边的水泥墙、电线杆上张贴。1933年，卫生处与上海电气制造公司及英商中国公共汽车公司达成了协议，将公共卫生宣传工作扩展到公共汽车内。

后来几次传染病疫情发生时，卫生处开展各种方式的宣传和普及活动，使民众对传染病的恐惧和对现代防疫手段的排拒心理逐步消淡，开始从迷信和无知走向理性，自我防疫意识增强，使得传染病防治措施得以普遍推行。

（本文资料主要来自中西书局2011年出版的《上海公共租界城市管理研究》）

栏目主编：沈轶伦 文字编辑：沈轶伦 题图来源：视觉中国 图片编辑：徐佳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