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院千年流变，走在复兴路上

新华每日电讯记者李晓玲

书院之名，最早见于唐代，是中国古代士人的文化教育交流组织，也是中国传统儒家传道授业解惑的“大学”之地。书院历经千年，遍及华夏，在源远流长的中国文化与教育史中居于重要地位，是中华文化宝库中的璀璨明珠。

为进一步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书院文化，解读传统书院对现代教育、现代书院的启示意义，去年，海天出版社联合湖南大学岳麓书院精心策划出版了“中国书院文化建设丛书”。该丛书从书院历史切入，围绕“书院教育、书院精神、书院建筑、书院经费”4个主题，系统梳理了书院文化的精华，掀起了新一波“书院热”。

丛书主编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教授、中国书院研究中心主任邓洪波在接受新华每日电讯记者专访时表示，书院在中国有千年发展历程，是一段“有意思更有意义”的历史。知晓千年书院的创办历史、倡导的精神、存在的空间、经费等运营模式，可以为老书院的修复和新书院的创建提供历史借鉴。

自上世纪80年代中期始，邓洪波就一直在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潜心研究书院文化。他主编的《中国书院文献丛刊》作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书院文献整理与研究”的阶段性成果，推进了中国书院学的发展，受到中外学术界的高度重视与广泛认可。

书院的千年流变史

自唐始至1901年清朝宣布实施新政，1200多年间，我国历代创建的书院共有7525所，涌现出不少知名书院，大多数书院都是由最初的私人隐居读书逐渐发展为辟舍建院、聚书收徒，讲学传道。设置的地点也多在依山靠林僻静之处，像江西庐山的白鹿洞书院、河南嵩山南麓的嵩阳书院等，其中“弦歌不绝，学脉延绵”的岳麓书院作为跨越千年还“活着”的古老书院，至今仍办学不辍，文脉不断。

书院始于唐，盛于宋初。宋人吕祖谦在《白鹿洞书院记》中说：“国初斯民，新脱五季锋镝之阨，学者尚寡。海内向平，文风日起，儒先往往依山林即闲旷以讲授，大师多至数百人。嵩阳、岳麓、睢阳及是洞为尤著，天下所谓四书院者也。”

南宋时期书院成为研究和传播理学的重要基地，朱熹为书院确定了条规，对书院的宗旨，为学之序以及修身、处事、接物之要做了系统而详细的规定，名曰《白鹿洞书院学规》，后世书院大都仿此办理，对书院的复兴起了重要作用。

明时论辩之风兴盛。王阳明讲学，“流风所被，倾动朝野，于是搢绅之士，遗佚之老，联讲会，立书院，相望于远近”，书院把学术研究和讲学活动紧密地结合起来，不同学派各标其旨，各张其论，往往超出书院讲坛的范围，发展成为规模很大的地区性学术活动，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书院“讲会”制度。

清时开建省会书院，雍正十一年（1733年）18行省建立了23个省会书院，除了每个省重点建设一两个书院，府州县书院也立起来了，形成了官方书院系统。再加上民间书院，清朝繁荣时期有5800多所书院，书院得到了大发展。

经过千年流变，书院逐渐成为研究学问、教化民众的文化教育机构，具有文化传播和学校教育的多重功能。

书院走在复兴之路上

近年来，许多传承数百上千年的老书院得以整修和复原，传统书院开始与现代教育、旅游等产业有机结合，并积极参与国内外学术研究与交流，一些书院还“触网”兴办国学频道，让传统文化的传播真正“活”起来。许多书院被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白鹿洞书院、嵩阳书院还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

与此同时，随着“国学热”的日益升温，社会上还涌现出越来越多的新式书院，有大学自建的如清华大学、同济大学、上海交大等跟通识教育结合起来办的书院；机构或企业自办的，还有个人开办的，像著名作家刘亮程在天山脚下兴办的木垒书院……其实，在抗战时期，我国就兴起了许多民间书院。上世纪40年代末，历史学家钱穆就在香港创办了新亚书院，后来成为香港中文大学的创始书院之一。改革开放后，为了重振岳麓书院，湖南省开始对书院进行多次修复。2021年，广东还在政府工作报告中专门提出，要建设10个岭南书院作为公共文化惠民举措。

文旅事业的兴盛发展也催生出书院与旅游发展的结合。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20年底，我国共有新建实体书院、网络虚拟书院、修复重建的传统书院等各种形式的书院总数在3000所以上。

深圳大学特聘研究员黄伟才在惠州创办了东江书院，定院训为“明德悟道、居宽行仁”。“我一直以来都喜欢传统文化，想找一个安放读书人心灵的地方，希望能够在忙碌的世俗生活之外拥有一个学习、思考的净土，搭建一方文化交流平台，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他说。

新时代书院的复兴，与中国文化与教育的创新发展深刻相关，是现代教育的有益补充和探索尝试。“书院是东方精神资源的宝库，可以为当代学术建设提供经验。”邓洪波认为，“其中，学术创新、文化传承、社会担当这三点尤其值得重视。学术创新既是书院的精神内核，也是书院千年不衰的根本原因。我们还要进一步系统梳理书院的传统文化资源，让收藏在书院里的文物、陈列在书院里的遗产、书写在书院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并积极发掘传统书院里的教育资源，将其价值取向、教育理念、培养方式、精神传统等应用到今天的人才培养中。”

走出国门向世界“发声”

作为中国历史上极具特色的一种文化和教育体系，书院在历史的流转中逐渐走出国门，传播到东亚、东南亚不少国家。

明永乐年间，中国书院就曾“走出”国门，成为东亚独特的教育组织模式。书院在海外的分布，主要集中在儒家文化圈和东方文化圈内。

朝鲜半岛历史上就曾有过903所书院，日本也有书院百余所。越南的富江书院，印度尼西亚巴达维亚（今雅加达）的明诚书院，马来西亚的五福书院、南华书院、陈氏书院，新加坡的萃英书院、养正书院等，都很有名。此外，即使在西方文化圈，书院也有强大的生命力，意大利那不勒斯城有圣家书院，美国旧金山也有大清书院。

在中国书院走向世界的过程中，朝鲜半岛和日本处于特殊的地位。书院制度的移植，第一站就是朝鲜半岛。朝鲜的书院在发展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特色，负有教学与奉祀先贤的双重使命，甚至奉祀先贤比教学更为重要。

书院也传到了与中国一衣带水的日本。最初，日本的“书院”是指一种建筑样式，又叫作“书院造”。到江户时代，随着朱子学、阳明学的传入，中国“书院”的概念才在当地学者中流传。明治维新之后，书院作为学校淡出历史，但此前出现的作为出版机构的20余所书院活跃起来，成为传播新知识的重要机构，很多书院至今还在出版图书。

走出国门的书院，和中国本土的书院血脉相承，基本的文化教化功效保持不变，但又和中国本土书院有着很多区别，如韩国书院注重祭祀，日本书院强调刻书出版等。

而在西方国家由西方人建立的书院，如意大利圣家书院的建立就是为学习西方文化的中国人提供服务，其内容和形式同中国本土书院的差别更大一些。邓洪波认为：“从这些传承和演变，可以看出中国书院与儒家文化在传入地生根，实现了本地化，变成了在地文化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