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的航海，不一样的事业——“三宝”太监与亨利王子

◆文 / 张国刚

明初三宝太监郑和（1371—1433年）七下西洋的时候，有一个欧洲的同道——葡萄牙王子亨利（1394—1460年），一位比郑和年轻20岁的“航海王子”，郑和首航的时候，他只有11岁。明朝政府终止下西洋的时候，亨利王子的航海探险正是如日中天。郑和到达过非洲东岸，亨利王子一直沿着非洲西海岸探索。同样的航海，不一样的事业，也有不一样的结局。

郑和的航海

郑和是云南昆明人，本姓马，小名三保（也作三宝），回族，其先西域人，元初移居云南。 明初以元朝云南梁王府（云南梁王为忽必烈所封，是元世祖的后裔）的俘虏身份，被阉割进宫成为小太监，年仅10来岁，拨入燕王朱棣府使用。 在朱棣发动的“靖难之役”中，30岁左右的郑和正当年富力强，“出入战阵，多建奇功”，因而受到朱棣赏识，赐姓郑，选为内宫监太监，习称三保太监。

郑 和

郑和家族世奉伊斯兰教，但他本人后来又接受了菩萨戒，至少名义上成为一名佛家弟子，为便于在明朝宫廷生存。因其祖父与父亲均曾赴麦加朝圣，郑和幼时对海外情况就有所了解，因此也成为执行朱棣海外扬威计划的当然人选。所谓“西洋”，当时并没有严格界说，大体是以今加里曼丹岛为界，即今南海和印度洋及其沿岸国家和地区，与后来所说的“大西洋”没有关系，如明人张燮《东西洋考》所说：“汶莱，即婆罗国，东洋尽处，西洋所自起也。”郑和七下西洋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前三次行迹限于东南亚和南亚一带，后四次航程远及阿拉伯半岛和非洲东海岸。

永乐三年（1405年）郑和第一次出航西洋，率宝船62艘，士卒27800多人，自苏州刘家河（江苏太仓浏河）出发，出长江口泛海至福建，同年冬乘北风经占城、爪哇、旧港（Palembang，今苏门达腊巨港）、锡兰山（Sirandib，斯里兰卡），最后到达古里（Calicut，印度半岛南端之卡利卡特），永乐五年返回中国。1407—1409年和1409—1411年间，郑和又分别完成第二次和第三次西洋之航，路线和行程都与第一次接近，并也都以古里为终点。郑和在这三次航行中访问的国家有满剌加（Melaka，马六甲）、榜葛剌（Bengal，孟加拉邦）、锡兰山、溜山（Divehi，马尔代夫）、苏门达腊、古里、小葛蓝（印度奎隆）、阿鲁（苏门达腊岛西部）、占城、暹罗、加异勒（印度南端纳加尔考耳一带）、甘巴里（Cape Comorin，印度南端科摩林角）、柯枝（Cocchi，今印度柯钦）等。而朱棣招揽诸国的目标也进展顺利，郑和第一次下西洋返回途中，苏门达腊、古里、满剌加、小葛蓝、阿鲁等国就派使者随船队入华朝贡。当然，招徕入贡的代价并不低，若无足够的物质利益可图，以和平方式怀来远人是不易实现的。如第二次下西洋路经锡兰山时，郑和除以汉文、波斯文和泰米尔文三种文字勒石留念外（此碑已在斯里兰卡被发现，现藏于科伦坡国家博物馆），还向当地佛寺布施了大量钱财，计有金一千钱、银五千钱，外加大量的纺织品、香炉、花瓶、烛台、灯盏、香盒等物。对一家佛寺尚且如此，对所访问诸国政府的赐赠当然更加丰厚。

郑和第一次下西洋返回途中，苏门达腊、古里、满剌加、小葛蓝、阿鲁等国就派使者随船队入华朝贡。

郑和在东南亚和南亚的三次远航已经圆满完成了在这一地区帮明朝政府恢复外交声誉的任务，然而雄心勃勃的明成祖意犹未尽，认为“远者犹未宾服”，于是在永乐十年（1412年）再次派遣郑和出洋并要求扩大航行范围。这次郑和船队在沿前三次航线到达古里后，继续向西北航行，到达了波斯湾口的忽鲁谟斯（Ormuz，可指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也可指波斯湾头的阿巴斯港），向忽鲁谟斯王颁赐了锦绮、彩帛等物，忽鲁谟斯王遂于次年朝贡中国。随后，郑和又访问了阿拉伯半岛南端的阿丹（Aden，也门亚丁）、东非的木骨都束（Mogadishu，索马里摩加迪沙）、不剌哇（Brawa，索马里巴拉韦）、麻林（Malindi，肯雅马林迪）等地，于永乐十三年归国。1417—1419年、1421—1422年、1430—1433年间，郑和又完成了三次远洋航行，路线大致与第四次相同。郑和的后四次下西洋，活动范围扩展到阿拉伯海和印度洋周边地区，并同东非地区建立联系，而这些国家也大都派出使团，随郑和来中国朝贡。如木骨都束和不剌哇在永乐十四年至二十一年（1416—1423年）间，曾四次派使者来中国访问，麻林国也于1415年、1416年和1420年三次派遣使者前来中国，各自都曾献给明廷一些中国罕见的动物，如花福鹿（斑马）、狮子、千里骆驼、鸵鸡（鸵鸟）、“麒麟”（长颈鹿）。而麻林国1415年献的长颈鹿被当时的中国人认作“麒麟”。麒麟一向被视为瑞兽，只有政通人和、国家繁荣昌盛时才会出现，看来麻林国的这次贡献颇合明成祖制造“万邦臣服”局面的意图。明成祖对这长颈鹿也高度重视，礼物送到时在奉天门接收，同时百官稽首称贺。

1433年第七次下西洋，当船队从忽鲁谟斯回航至古里时，郑和病逝于当地，遗体按惯例葬于大海，船队于同年回到中国。明朝在南京牛首山下为郑和设衣冠冢，至今此墓犹存。郑和七下西洋，历时28年，访问国家三十多个，为发展中西海路交通和友好往来贡献了毕生精力，也为明朝政府带来了积极效果。具体而言，即促进了明朝与亚非诸国的交往关系，确立了明朝友好和平的外交形象，加强了亚非国家间的经济文化交流。

郑和远航的组织与意义

郑和的船队，人员超过27000人，随行的船舰多达200余艘，最大航程1500海里。 如此庞大的海军队伍，如何组织有序、保证安全、不辱使命，都考验着郑和的组织领导能力，也反映了明初国家能力所达到的高度。

郑和船队组织严密，27000多人的队伍，据《郑和家谱》“随使官军员名”记载，领导管理团队中，有“钦差正使太监七员”，首席钦差正使自然是郑和，《明史》卷304《郑和传》说，“永乐三年六月，命和及其侪王景弘等通使西洋”。这里的“其侪王景弘等”，应该就是太监7人中的其余6人。此外，还有副使监丞10员，少监10员，内监53员。这是一个80人的领导团队，分为四个层级，其中正使、副使（监丞）、少监等27人构成核心领导层，内监53人是执行领导层。

专业执行团队中，有负责对外交涉采办的官吏，有鸿胪寺班序二员，以及买办、通事等；负责内部财务管理、文书账簿的有户部郎中、舍人；负责医疗治理的有医官、医士等。

各条船只有负责海航和船务工作的专业团队，有火长（船长）、舵工（操舵手）、班碇手（起落船锚）、民梢（升降帆蓬）、水手（划桨）等。阴阳官、阴阳生则负责观察和预报天文气象工作。护航军事工作的有都指挥2员、指挥93员、千户104员、百户103员。其余则是多达2万多人的旗校、勇士、力士、军士等。

郑和船队的七次航行，前三次最远到达印度卡利卡特（即中国史书上的古里），后四次则远至波斯湾、红海，最远到了非洲东部海岸。我们从《郑和航海图》中可以发现，许多今天熟悉的地方，却被冠以不熟悉的古老名字，比如他们去过旧港（Balenbang），今天的印尼苏门答腊南部城市；去过淡马锡（Temasek），这是新加坡的古称；去过官屿，即马尔代夫首都马累；去过忽鲁谟斯，即霍乐木兹（Hormuz）。此外还有满剌加（马六甲海峡）、苏门答腊（马六甲海峡西侧）、锡兰山（斯里兰卡）、柯枝（即今印度西南部的的柯钦Cochin，古称盘盘国）、古里（即今印度南部喀拉拉邦的第三大城市卡利卡特，郑和在此逝世）、撒地港（孟加拉国吉大港）。到过的非洲东岸地区，则有木骨都束（索马里的摩加迪沙一带）、慢八撒（肯雅第二大城市蒙巴萨）、孙剌（莫桑比克索法拉河口）、比剌（今莫桑比克港）。这些地区大多见于《明史•外国传》，该书卷326《外国七》记载往来各国时说，“又有国曰比剌，曰孙剌。郑和亦尝赍敕往赐。以去中华绝远，二国贡使竟不至。”说明郑和船队远到莫桑比克海峡，东非莫桑比克索拉法省及其河口，大约是郑和航行最远之地了。再往前进一步，就是南非海岸了。

郑和下西洋的政治目标，是为执行明成祖“宣德化而柔远人”的传统型对外政策服务

郑和远航，声势浩大，耗费好大，影响亦十分深远，可惜竟然是中国历史上的绝响，其原因何在？

郑和下西洋的政治目标，是为执行明成祖“宣德化而柔远人”的传统型对外政策服务的，而非像其后的欧洲大航海那样为资本原始积累事业服务。当帝王在经济上足以应付其巨大开支时，为了实现其政治抱负，就会产生积极向海外拓展的雄心伟志。而当这种政治目的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满足，或经济上因开支浩繁而难以承担时，帝王自然会缺乏积极进取的热情。因此，郑和航海事业的兴废主要取决于皇帝的个人意志，而在中国传统社会从总体上趋向保守的明代后期，大规模的航海运动显然缺乏必要的政治基础。如果郑和航海也如欧洲那样，不单纯是以统治者的个人意志为转移，而是为一个有足够独立性的资产阶级开辟广阔的海外市场，那么这样的远航行动就会有持续的动力和经济援助支持它继续发展下去。可以说，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走向决定了郑和下西洋这样的事业只能是昙花一现。

从经济上看，郑和下西洋根本无法作为常规航海活动维持。郑和与海外各国的贸易关系主要是朝贡贸易形式，遵循“厚往薄来”的政策，完全违反商业规则，导致朝贡贸易的规模越大，明朝政府的负担就越重，终至于不能承受。朝贡贸易或贡赐贸易，是国家与国家之间发生贸易关系，伴随着政治性的朝贡行为进行，贡品直接收归朝廷或者赏赐贵族、官僚，回赐往往大大超过贡品本身的价值。这种贸易形式的政治利益远大于经济利益，属于传统中国外交政策的一部分，但也是古代对外贸易的重要形式。郑和下西洋拓展了朝贡贸易的范围，从坐在家中等外国使团来贸易变为主动出门去赐赠，但朝贡贸易的性质如故。

葡萄牙亨利王子的航海事业

如果说郑和的奉命出使，更像一个政治外交家，那么葡萄牙王子亨利自主开展活动，更像是一个技术专家。 同样是皇家资助的航海事业，郑和是在完成天子的政治外交使命，亨利王子则于宗教狂热、经济利益追求之外，还痴迷于对航海科学、技术和知识的探求，后者甚至是他热衷于航海探险事业的重要原因。

亨利王子

亨利王子终身未婚，一生中绝大部分时间远离首都里斯本的尘嚣，在葡萄牙西南海角的边陲小镇萨格里什（Sagres）度过。在这里，他创建了地理研究院、航海学院、天文台以及收藏地图和手稿的图书档案馆。他不仅广泛搜集了地理、造船、航海等各种文献资料，而且极其包容地网罗了具有不同信仰的学者，这些学者都是地理、天文、制图、数学方面的专家。亨利自任航海学院的校长，学校开设地理、天文和航海方面的课程。他们孜孜以求地探讨，能够沿非洲海岸向南航行到香料群岛吗？人类能在赤道地区居住吗？地球究竟有多大？为此，亨利王子组织了一次次西非海岸的航海探险，不断搜集航海资料，改进造船、制图和航海技术。有西方史家把亨利王子对航海事业的热情，称之为一种“前科学的好奇”。把对航海科学和海洋知识的探求本身当作目的，这是郑和的航海活动所不具备的。

亨利王子要求派出的探险队，把新发现地区的地理概况和资源情况详加记录，比如有关海潮、风向、鱼和海鸟运动的报告，把这些资料搜集在一起，加以比较研究。1434年，他的探险队成功地越过博哈多尔角（Cape Bojador，过去人们认为人到此就会变黑），了解到北大西洋的风向和洋流规律，发现只要离西非海岸向西北航行，就会遇到能把他们带回葡萄牙的西风。这一经验大大鼓励了葡萄牙人穿过赤道、绕过非洲南端的航行勇气。哥伦布的西行，也得益于这种关于大西洋风向和洋流的知识。

亨利王子的探险队沿西非海岸向南航行的同时，就在绘制关于非洲海岸的航海图。亨利王子的哥哥佩德罗1428年从威尼斯带回一张世界地图和一本《马可波罗游记》，对亨利王子的航海制图起了积极作用。亨利王子制作的航海地图，以弗拉•莫罗的《世界地图》最为知名。该图的非洲部分，就是在亨利王子的著名探险队长卡达莫斯托的帮助下画出的。葡萄牙人把对航线的探索，变成航海科技；郑和的海航记录只是马欢、费信、巩珍等随笔式的文人游记。

航海纪念碑又名大发现纪念碑， 是为纪念“航海王子”唐•阿方索•亨利逝世500周年而建

郑和的海航结束了，明朝中国的航海事业就结束了。但是，亨利王子去世后，亨利王子开创的葡萄牙航海事业却依然发扬光大。萨格里什的航海学院，西非海岸的探险实践，都培养和训练了一大批富有经验的水手和海员，其中包括迪亚士等著名航海家。通往印度和美洲的蓝图，也是在这里酝酿形成的。15世纪每一个由陆路或海路从事地理发现的人，多少都受惠于亨利王子的航海研究事业。

就郑和航行船队的规模、航行里程的长度而言，可谓世界上空前的壮举，其成就突出显示了“举国体制”的宏伟、高效、壮观。亨利王子的航海活动，则包含着精明的算计、科学的热情和经济的追求。郑和下西洋以政治目标为准，基本上不是为了贸易经营。《明实录》记载明成祖登位不久，在给南洋诸国发布的诏书中是这么说的：太祖高皇帝之时，诸番国来朝，我大明王朝都待之以诚，“其以土物来市易者，悉听其便”；或有不知避忌，误有干犯宪条之事，也皆予以宽宥。诸番国前来“市易”，是朝廷对于诸番国的恩惠，是巩固政治互信的手段。

亨利是航海王子，同时也是贩卖非洲黑奴的先驱。

郑和在南海的行动，总体上是和平使者，每次出行，都撒出大笔的钱，引导南海各国向风慕义，朝觐大国，不搞殖民地，不做人贩子。郑和曾经帮助途中的国家稳定其统治秩序，对于在南洋的华人，则尽力要求其返回中国。亨利王子派遣的葡萄牙船舰，却是殖民行为，1419年占领马德拉维，宣布为殖民地，1427年发现亚速尔群岛，并于5年后宣布为殖民地。1441年，葡萄牙船长贡萨尔斯，从布朗角上岸，带走10个黑奴。1445年，迪亚斯在塞内加尔河口掳掠235名黑人，并带回葡萄牙，进行拍卖。此后，葡萄牙经常派一些人去西非海岸，掠夺黑人为奴。有统计称，十五世纪整个下半世纪，平均每年从非洲掠走的黑奴，大约500—1000人。亨利是航海王子，同时也是贩卖非洲黑奴的先驱。1460年亨利王子逝世时，葡萄牙把从直布罗陀到几内亚的3500公里西非海岸，纳入自己的版图。

这就是历史的悖论。虔诚地追求航海科技，同时也理直气壮地从事黑奴贸易和殖民事业，他们声称是不信仰上帝的异教徒，其土地和财产，都应该由上帝信徒去占领。这就是西方的兴起！以举国之力，花无数的钱财，去宣传国威，换来的却是大明王朝的表面荣光和最终的衰落。同样的航海，不一样的结局。思考其间的许多道理，无论是对西方看东方，还是东方看世界，都是深有裨益的。

（作者系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长江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