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韩领导人会议，为何在成都

每经记者：余蕊均 杨弃非 刘艳美 每经编辑：杜恒峰 官远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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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里逢迎，高朋满座。

12月24日，第八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在成都举行。作为重要配套活动，第七届中日韩工商峰会也首次来到蓉城。

面对台下800余名来自三国政府部门、商协会、企业的代表，12家企业把各自关于“未来”的思考与设想娓娓道来。

他们中，既有三菱、三星、SK这样的“百年老店”，也有滴滴、旷视这样的年轻企业。

他们中，极米科技创始人钟波有些特别，80后，作为成都本地企业的代表畅谈科技创新、全球化合作之于企业发展的重要性，而20年前，他还在读大一，从没想过自己有一天会和日韩企业做生意。

今年恰逢中日韩合作启动20周年，各界都在期盼“升级版”合作模式，共同提升区域经济一体化水平。“工商峰会”作为三国经济界最高层次的交流活动，历来被视为向三国政府建言献策的有效平台，在2个多小时的探讨中，“机会”二字被频频提及。

正如大韩商工会议所会长朴容晚所期望的，中国将于2020年1月1日正式实行外商投资法，对在华外资企业提供和中国企业同等待遇，韩国企业欢迎这些法律和措施，更多韩国企业希望进入中国市场。

中国贸促会会长高燕认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正为三国合作打开新空间。“我们支持三国企业按照市场化原则，发挥互补优势，避免恶性竞争，以‘中日韩+X’合作模式共同开拓第四方乃至多方市场。”高燕还说，欢迎韩日企业扩大对华投资，特别是对中国中西部地区投资。

前两次在北京，第三次为何选成都？

2019年恰逢中日韩合作机制启动20周年，也是中国第三次以轮值主席国身份主办中日韩领导人会议。然而，与前两次均在北京举行不同，此次会议选址成都，这也使得这个中国西南部城市受到了中外媒体的广泛关注。

那么，为什么此次会议选在成都？人民日报海外网给出了三点原因。

首先，成都是历史文化名城，在日韩有广泛知名度。由于《三国演义》《三国志》在日韩两国有极高知名度，对日韩民众而言，作为三国时期蜀国首都的成都并不是一座陌生的城市。比如，12月23日，韩国总统文在寅在与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会见时，就引用了中国唐代诗人杜甫在成都写下的著名诗句“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来期待两国关系再上新台阶；安倍晋三12月24日在中日韩工商峰会上致辞时表示，中日韩三国不是相互斗争的魏蜀吴，希望构建与国际社会共同发展的“新三国时代”。此外，武侯祠、杜甫草堂、都江堰等名胜古迹是日韩游客来华常去的景点，而大熊猫也吸引了无数外国人专程去成都走一走、逛一逛。因此，看似与日韩关联有限的成都，实际上是中日韩文化交流的一个缩影。

其次，通过成都这个窗口向日韩展现中国市场的纵深。2018年，成都GDP超过1.5万亿元，比上一年增长8%；人均地区生产总值94782元，增长6.6%。成都的快速发展反映出中国西部地区所拥有的巨大发展潜力——拥有3.7亿人口的西部地区意味着巨大消费潜力，“一带一路”倡议更是激发了西部地区的经济活力。事实上，近年来日韩与成都的经贸合作越来越紧密。中韩创新创业园已在成都落地，2018年成都专门规划建设了中国（四川）日本合作产业园区。截至2019年9月，日本是成都第四大投资来源地，外商直接投资19.53亿美元，主要集中在工业制造业和商业零售业；韩国是成都第七大投资来源地，FDI达6.22亿美元，主要集中在制造业、房地产、金融、商业零售等。成都与日韩合作的加深，折射出中国沿海内陆协作互动的全方位开放新格局。

最后，在成都举办中日韩领导人会议也凸显中国主场外交的从容与自信。近年来中国主场外交的举办地不再局限于北京，比如2016年中国主办的G20峰会选在了杭州，2018年的上海合作组织峰会选在了青岛，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选在了上海。越来越多中国城市承办大型国际会议、走上外交前台，既是中国城市国际化水平、综合治理水平提升的体现，也彰显了中国主场外交的从容与自信。

截至2019年11月，在成都注册日资企业326家，其中世界500强企业38家；韩国在成都累计投资设立企业331家，其中世界500强企业13家。据统计，2014年1月1日至2019年12月10日，入境成都的外国人中，前五名分别是韩国、马来西亚、美国、新加坡和日本；成都出境热门目的地中，日本列第三，韩国排第八。

三国工商界翘楚齐聚，最关注什么议题？

在前来参会的日方代表中，伊藤洋华堂社长三枝富博可能是最熟悉成都的人。

1997年3月1日，已经在日本伊藤洋华堂工作20年的三枝富博，正式赴成都报到，参与中国首店筹建。自此开始，他在成都一待就是20年，并在这里一手开创“伊藤奇迹”。截至今年1月，伊藤洋华堂在蓉及其周边9家门店，年营业额55亿元，年客流量达3000万人。2017年，已经成为“半个成都人”的三枝富博，荣归日本总部担任社长。

伊藤在成都发展的20年，见证了中国从东南沿海到中西部地区的日益开放，以及中国消费市场的不断崛起。“刚才来的路上，我看到路旁挂起许多中日韩三国的国旗，感受到与我20年前来成都相比，时代发生了巨大变化。”三枝富博昨日在接受《每日经济新闻》记者采访时感叹。

过去20年，也是中日韩合作从启动到深化的20年。

1999年11月，面对亚洲金融危机寒流，时任中日韩领导人在东盟与中日韩（10+3）领导人会议期间举行早餐会，为三国合作按下“启动键”。

2008年12月，中日韩领导人会议首次单独召开，并约定每年在三国轮流举行。是年，三方签署并发表《三国伙伴关系联合声明》，决定建立“面向未来、全方位合作的伙伴关系”。

如今，中日韩合作已形成以领导人会议为核心、21个部长级会议为支撑的全方位合作体系，在30多个领域开展合作。三国贸易额从1999年1300亿美元增至2018年7200多亿美元，经济总量在全球占比从17%提升至24%。

当然，这20年也并非一帆风顺。此前，在外交部举行的中外媒体吹风会上，外交部副部长罗照辉表示：“这次会议是在三国合作迎来20周年、国际地区局势面临深刻复杂变化、三国关系向好发展的大背景下举行，三国领导人高度重视，三国人民高度期待，国际社会高度关注。”而在介绍会议主要内容时，罗照辉也把“对未来合作进行顶层设计，把握好合作方向”列在首位。

此次会议的特殊背景和重要程度，不言而喻。

其中尤为引人注目的议题，是中日韩自贸区（FTA）谈判。这个涵盖15亿人口、经济总量接近21万亿美元的“超级市场”，一旦成为现实，将对国际经济和贸易格局产生巨大影响。

早在2002年，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就首次提出这一设想，并于2012年正式启动谈判。截至目前，三方已签署被视为FTA“前奏”的中日韩投资协定，并举行16轮自贸谈判。

上月初，历时7年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谈判取得重大突破，正式宣告“15个成员国整体上结束谈判”。这意味着，全球最大自贸区有望明年出炉。

这也令提出打造“RCEP+”自贸协定的中日韩自贸区谈判更令人期待。

24日发表的《中日韩合作未来十年展望》明确写道：“我们将在RCEP谈判成果的基础上，加快中日韩自贸协定谈判，力争达成全面、高质量、互惠且具有自身价值的自贸协定。”

对此，中日韩工商界人士兴奋不已。

“中日韩自贸区谈判目前正在迅速发展的状态，给三国企业带来重大机遇，我认为三国各有优势，如果能将三国企业各自强项联合起来，将创造最大价值。相信中日韩自贸区一旦能够实现，将是三国工商界的福音。”三枝富博昨日在受访时表示。

根据中日韩自贸区民间可行性研究小组早前对三国数千家企业进行的调查显示，三国大多数企业都赞成中日韩自贸区，其中中国企业持这一观点的比重最高，达85.4%；日本和韩国企业也分别达到78.7%和70.9%。

互补性强，如何协作改变全球产业格局？

合作火花在交流中不停迸发。

昨日峰会上，当钟波说起未来驾车场景中屏幕“召之即来、挥之即去”的畅想时，在座的SK创新公司常务理事李存夏和三菱电机株式会社特别顾问山西健一郎为之触动——他们分别是日韩两国电动车与无人驾驶领域的探索者和代表公司。

创新是全球企业发展的“共同话题”，在中日韩三国内格外如此。来自不同领域的企业家均提及，随着全球迈入第五次工业革命，多个蕴含发展前景的新领域，有望让这个一度处于“追赶”状态的区域展现出引领全球的势头。

创新合作也愈加成为三国之间的“关键词”。去年在中国刮起“垃圾分类”风之时，日本垃圾处理技术再次引发关注；韩国的芯片技术同样引起正在“造芯”的中国的瞩目。山西健一郎在解释日本最新提出的Society5.0时也指出，其与中国“大众创业，万众创新”、韩国以人为本的第四次产业革命一道，均将目光投向“创新发展”的课题上。

尽管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但创新合作却总能常谈常新，也免不了成为三国反复讨论的重点。据中日韩三国合作秘书处秘书长道上尚史介绍，在此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外，中日韩三国还将开展21个部长级会议，涉及环境、专利、灾难管理、保健、科学技术等内容。

更为重要的是，一种新的共识正在形成：在中日韩三国，在提升区域创新能力和发展能级上，协作的重要性愈加突出。

对于被视为三国合作“压舱石”的产经合作，曾有过一番论述：三国能够成为彼此最为重要的经贸伙伴，正是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三国合作不断升级、共同利益持续扩大的结果，其成功得益于三国产业链紧密相连、经济结构高度互补，共同致力于参与全球化进程，积极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

在瑞穗金融集团公司董事长佐藤康博眼中，这种“比较优势”观点有迹可循：以电器产业为例，通过日本向韩国出口原材料、制造设备，韩国制造中间材料，特别是存储、半导体、显示器，中国则进行组装和出口，三国在全球的供应链中形成了紧密的关系。

三星经济研究所副社长朴起舜发现，改变正在发生。“过去是一种单纯的贸易交流的形式，但现在，三国可以进行共同研究开发，共同商业化。”

他提到的一种模式是，三国利用中国的庞大市场发展新型的技术和商品服务进行共同研发。由于新的服务或者商品必须在一定规模的消费市场当中进行测试，中国是人口大国，移动互联网用户数达到七亿以上，对测试非常有利，“而韩国五千万总人口就很难支持”；像这样，三国“可以成为全球合作典范”。

三国比较优势的变化加速了这个过程。他举例说到，5G通信技术的专利情况，中日韩三国在全球占有63%左右，而5G正是佐藤康博心目中未来全球“棋盘”的基础——AI、量子计算机、生物技术、区块链技术分别占据世界围棋的四角，以此为基础，将推动医疗、能源、移动、宇宙产业的发展，各行各业都会发生变化。

移动支付则是另一个“试验场”。佐藤康博指出，日本一些城市仍然是“现金社会”，但中国移动支付已经基本普及，当两国进行人员交流时，难免会出现“文化休克”。“中日韩三国需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能否有统一的二维码标准，二是能否在保障信息安全的情况下能否建立统一的数据库，这都是需要应对的问题。”他指出。

逻辑转换，也是对区域思维的转变。新的合作模式下，区域合作将进一步重塑全球产业格局。

滴滴出行高级副总裁曲越川介绍，公司已和日本300多个出租汽车公司建立了合作，能在20个城市提供叫车服务，“中国用户到日本去也不用下载新的APP，可以很方便地叫到日本的出租车。”

进军跨国市场，如何克服“水土不服”？曲越川认为，把最新的领先科技成果与所在国本地的政策法规，和本地的行业要求、市场需求相结合，“这是特别重要的原则”。

一个例子是，考虑到日本的出租车司机多为六十岁左右的年长者，并且习惯戴手套，滴滴进行了本地化“改造”——把手机屏改为平板屏，便于司机清楚地读取信息，同时通过语音识别接单，以避免戴手套触摸导致的不便。

“结合当地的需求，解决当地的需求端和司机端的痛点，这个业务在本地会非常有生命力地发展。”曲越川说。

相较而言，郑承珉则表露出一丝“急迫”。这位韩国企业家代表昨日表示，全球健康市场的规模非常大，“可能是半导体的5倍左右”，尽管中日韩三国各有优势，但目前缺乏合作，难以实现协同效益。

作为韩国聚杰有限公司海外事业部理事，郑承珉目前负责中国区业务，公司主要业务是向全球40多个国家出售化妆品和美容产品，其中主打产品为肉毒素。他坦言，虽然在中国市场“奔跑”了十年左右，但因为主要是生物制药产品，并没有明显的成果。

适应市场，并非易事。郑承珉表示，由于中国幅员辽阔，各地区之间的差异很大，而且发展速度太快，在这样的迅速变化当中，他们的适应力是不够的；而在日本，因为制药企业的水平非常高，其实是存在“看不见的壁垒”的。

近十年，在韩国政府的支持下，健康医疗产业取得了极大发展。韩国保健产业振兴院院长权德喆透露，除了比重依然很高的美容领域外，到韩国检查内科、外科甚至体检的人也在持续增加。“中日韩三国对美容方面需求很大，但是重度病症方面的需求也很大。”权德喆说。

郑承珉希望，三国能互相了解各自的市场，尽量放缓健康医疗领域的管制，并开展积极合作，“三国地理相近、文化相通，我相信可以得到进一步发展，希望能够看到这样灵活的制度环境。”

视觉：帅灵茜 排版：孙志成

每日经济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