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钟表第一城地位不能动摇

从九龙到港岛，繁华商业街边，劳力士、欧米茄、百达翡丽、爱彼等名表招牌几乎随处可见，英皇、东方、太子、三宝、誉一、艺林等大大小小的钟表商行林立。

有品牌专卖店，也有多品牌集合店，大部分都是由本港钟表商行开设，它们是瑞士钟表在香港的重要销售通路，也是内地游客到港买表的主要渠道。

香港是瑞士钟表商业版图上非常重要的一座城，特别是2005年以后，香港更是取代了美国成为瑞士钟表出口第一大目的地，无疑是亚洲市场的核心。

但香港过去近三个月的混乱局面，严重影响了香港的旅游经济，香港零售业遭受巨大冲击，香港钟表商行下半年业绩，也将不可避免出现下跌。

2019年8月20日，英皇钟表珠宝集团公布了2019上半年财报，总收入比去年同期减少了5千多万港币，但占七成以上的本港销售部分，却是大幅减少了2亿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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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表行的2019本来可以很好

事实上，各家表行在2018年刚刚获得了还算不错的业绩，2019开年也表现出了持续向好的势头，大家本来对下一个好年景还是充满了期待的。

我们查询了6家上市表行2018年财报，有的是自然年，有的是从2018年二季度到2019年一季度，除了东方表行是下跌的，其他5家均增长明显，总体而言，2018年香港钟表零售行业很繁荣。

以自然年为周期的有两家，英皇钟表珠宝集团和亨得利控股，两家也是非常重要本港表行，都有七八成的零售业务在本港。

英皇2018年获得了超过47亿港币收入，其中来自本港收入超过36亿，占比七成半，尽管本港店铺数量还不到其店铺总数的三分之一。

亨得利控股在2017年进行了一次重大的资产重组，大股东将原本纳入上市公司的内地部分回购私有化，如今亨得利控股的业务主要是港澳台地区的钟表零售，以及部分钟表相关工业。

2018年亨得利控股收入近27亿人民币，其中钟表零售部分超过20亿，香港店铺贡献近19亿，接近零售部分的九成。

周大福、东方表行、景福钟表和迪生创建四家公司，财报统计周期是从2018年4月1日到2019年3月31日。

国人最熟悉周大福，尤以黄金首饰闻名。但周大福也卖钟表，其销售额在集团660多亿港币总收入中只占个位数百分比，但数值一点也不小，近37亿港币与英皇钟表业务是一个体量。

周大福在港、澳和东南亚地区的门店数量只是其全部三千多家店铺的零头，但销售额却贡献了三分之一以上，本港近百家店铺是大头。

相对好一些的是，内地在周大福业绩中所占比重逐年增加，而且过去五年里周大福在内地净增店铺近千家，对香港市场风险抵抗能力比其他5家相对高一些。

迪生创建，是有“名牌潘”之称的潘迪生的零售企业，其三分之一业务是销售瑞士名表，收入超过13亿港币。本港零售店铺不足其店铺总数的五分之一，收入占到公司总收入八成。

景福集团对香港依赖更严重，其珠宝钟表店铺都在香港。

景福集团虽小，但也是香港钟表珠宝商行老字号，自创始人杨志云上个世纪中叶开出首间景福金行至今已有七十年历史，与百达翡丽、江诗丹顿、劳力士等品牌关系密切。

东方表行本港业务也占了六成，没能搭上2018年香港零售市场的上行风潮，它把原因归结为“消费者行为改变的影响”，不过这解释也很牵强。

年度报告里，各家都有风险预告，也都有对2019的美好憧憬，但谁也没有预想到这场风波，对香港旅游经济负面影响深远，有多深有多远？还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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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香港进口数据还在跌

8月20日同一天，瑞士钟表工业联合会，公布了2019年7月份瑞士钟表的出口情况，得益于贵金属腕表比例增加，7月整体出口金额恢复了增长，近19亿瑞郎，增速超过4个百分点。

没有太大意外，香港与去年同期相比又是下跌的，好在与6月份比起来，跌幅收窄了。不过在前五大其他市场都上涨的背景中，下跌还是显得有点扎眼。

但去年基数够大，香港还是夺回了上个月被美国抢走的第一市场位置，美国重回老二，中国内地、日本和新加坡分列第三、四、五位。

看到这份数据，钟表品牌们可以从6月份出口数量和金额齐跌的阴影里走出来，稍微松那么一口气，但香港各大钟表商行却要继续双眉紧皱。

按照以往，各大品牌的新表都会从年中开始陆续交货上市，下半年又有传统圣诞节假日需求，接下来几个月是表行进货备库存的重要时机。

持续近三个月的风波对香港旅游经济的打击显而易见，钟表销售受阻，影响已在半年报里被数据反映出来，港商们对未来预期变得更加谨慎。

英皇回顾上半年业绩如是说，“本港社会议题加剧社会的不稳定性，面对充满挑战的外围环境和不明朗的经济前景，消费者仍保持审慎态度。”

在英皇之前四天，亨得利控股也发布了上半年财报，比英皇稍好一点，整体业绩比去年同期微涨2千万人民币；但是本港钟表零售部分与英皇一样惨烈，比去年同期减少了1个多亿，跌幅超过13%。

“香港政治与经济形势较为严峻……本地消费者及访港人士均保持着较为谨慎的消费态度。”亨得利控股这样写。

东方、景福和迪生创建的半年报要到2019年第四季度才会公布，可想而知，他们的业绩比英皇和亨得利控股还要惨烈。

亚洲钟表第一城的地位暂时还不会动摇，但是这场保卫战要打很久，可能需要无数香港人多年努力才能恢复往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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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钟表第一城之争

今年9月底到10月中，百达翡丽将在新加坡举办一场重要的展览，在地标建筑滨海湾金沙大剧院1800平方米的空间里，分10个主题展厅，分别展示欧洲钟表重要历史和百达翡丽的技术与工艺。

继2012年迪拜、2013年慕尼黑、2015年伦敦和2017年纽约之后，“百达翡丽钟表艺术大展”的第五座城市选择了新加坡。

在瑞士钟表工业联合会统计的出口数据中，过去十年间新加坡一直以10亿瑞郎规模位列前十大市场，其重要性可见一斑，而且在百达翡丽的市场版图里，新加坡也是其进入亚洲的重要一站。

与香港市场很相似，新加坡本地钟表文化厚重，有一定的消费能力，但同样道理，数百万人每年“吃不下”数十亿的钟表市场，来自周边地区的游客买走了更多的瑞士腕表。

对瑞士钟表行业来说，如果新加坡是东南亚地区的核心城市，那么香港应该是亚洲的中心城，辐射范围更广，重要性更高。

从这个角度去看，百达翡丽钟表艺术大展亚洲第一站，选择香港可能更合理。

而且百达翡丽与香港也是渊源久远，内地市场只有北京和上海两家百达翡丽源邸，而香港却有很多经销商，如英皇、景福、苏丽等老牌港商，甚至还有从新加坡远道而来的高登和欧佳时。

虽然百达翡丽新加坡站的决定是老早就做出的，香港也可能计划在下一站，但如今这样的情况在香港办展效果并不好，未来也变得不可预期。

2020年1月，LVMH集团将在迪拜办一场新表发布会，这是最近几年来瑞士巴塞尔展“退展”风潮中的又一个新动向。

互联网让世界变得越来越平之后，时间和空间上集中在一起办大事的效率变低，现在的趋势是在区域市场上频繁地办“小事”。

中东也是瑞士钟表重要的市场之一，石油富豪们向来出手大方，“酋长”们一个高兴买上一批名表送亲朋好友是常事，他们也经常出手定上几块天价大复杂和工艺精品。

LVMH集团将离开瑞士本土之后的第一站选择了中东地区核心城市迪拜，也许2021年，LVMH集团的下一站可能是亚太远东地区，城市选择上，是香港还是新加坡？

香港从上个世纪中叶开始成为瑞士钟表重要市场之一，有地理优势，有税费政策优势，更与港人过去几十年的努力拼搏分不开。

英皇钟表珠宝集团创始人杨受成，在其自传《争气》里曾讲述他和父亲杨成如何把一家二手小钟表店做大的故事，有两个细节记忆犹新。

杨受成十二岁时，负上两百余只手表坐着小舢板颠簸出海，帮父亲“走私”给远洋货轮上的海员带到非洲去卖。

1960年代，不到二十岁的杨受成每天到启德机场去做“带街”，拉上一车来自澳洲、或者东南亚、或者日本的游客，回到自己家的钟表店里买梅花表。

亚洲钟表第一城之外，香港还有很多厉害的名头，亚洲金融中心、香港荷里活……得来皆不易，希望香港尽早恢复安宁，还给世人那颗明亮的“东方之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