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俊刚就美国问题高谈：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

美国资本主义有难了。突如其来的冠状病毒疫情，加上警察暴力执法闹出的命案，几乎暴露了当今所有美国社会的沉疴：社会不平等、种族歧视、族群撕裂、政治僵局、治理紊乱。美国民主失灵了。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兼执行主席克劳斯·施瓦布（Klaus Schwab）说，资本主义需要“大重设”的时刻到了。

吴俊刚：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

所谓大重设，英文原文是Great Reset，有重新设定，重新组合，重新安排的意思，就是说不能再“照常营业”，必须改弦易辙了。但美国社会断层线深沉，原因复杂，而且都已旷日持久，政治和社会制度要重设谈何容易。

就以最突出的社会不平等问题来说，它表现在很多方面：贫富悬殊，分配不均，大多数非洲裔黑人始终处于社会底层，富有阶层把持政治，钱权勾结，一般选民已无力影响政治。贫富鸿沟扩大，因此有99%对1%的占领华尔街示威。占人口1%的精英和企业高管薪金不断飙升，而底层50%的人薪金过去30年来却停滞不前。一个中等收入员工即使工作500年，薪水只顶得过一个财富百强企业高管一年的薪酬。

这种现象在经济持续好景的时候，或许可以被漠视，因为多数人还能找到工作糊口；但一遇上如现在冠病疫情所导致的衰退，两个月内4000万人失业，手停口停，矛盾即刻表面化。疫情也暴露了美国公共医疗体系的不足，大部分穷人买不起医疗保险，负担不起昂贵的检测费用，因此死亡率也特别高。老人院、疗养院等医疗资源不足，同样导致高死亡率。美国的医疗开支世界第一，但医疗体系以私营和利益驱动为主，资本主义和市场主义的弊端突出。

要怎样重设？克劳斯·施瓦布认为，必须真正落实所谓的“利益相关者资本主义”。这是个相对于“股东资本主义”的概念。“股东资本主义”指公司管理层只致力于把股东利益最大化，一旦公司利润出现问题，马上就会采取裁员等措施，随时可以牺牲其他人的利益以保护股东的利益。“利益相关者资本主义”则相反，强调必须照顾公司员工等利益相关者的长期利益。

新加坡政府在这次疫情中连续出台四个预算案，总预算近千亿元，前所未有，用意就是要保企业、保工作，希望公司能和员工同舟共济，共渡难关，尽可能避免裁员。政府领导人也一再保证，任何人跌倒了，都会得到扶持。这是社群主义的具体表现。

政府的大规模介入，说明单靠资本主义和市场主义“看不见的手”是不行的。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不可或缺。美国资本主义的弊端，也许正在于它允许看不见的手控制一切，而政府则显得无能和无力。一方面是囿于意识形态，另一方面则是社会严重分裂和对立。那些要政府大力出手干预市场的人，都被视为左倾的社会主义者，是自由民主的大敌。所以共和党和民主党形同水火，根本无法在任何重大社会议题上达到共识。

一个自由民主的社会就该是这个样子吗？迷信股东资本主义的人认为，确实就该如此。自由丝毫不能受到限制，优胜劣汰是自然的法则。但这肯定不是我们可以接受的理念，丛林法则造就的是森林，不可能是花园。从主义层面说，这就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争，也是个人主义和社群主义之争。

历史告诉我们，迷信任何主义都要出问题，甚至上演悲剧，因为每一种主义都有其盲点和时代局限性，只有实事求是，才能解决问题。

反之，美国的精英阶层却把市场主义推向极致；近年来，更推出了“新自由主义”，为市场主义护航，美国的政治安排已发生根本性变化，像定期选举之类的表面形式固然还存在，但主要的政治和社会决策权，都已操控在有钱阶层手中。

美国的社会契约渐渐的只是基于自由这一意识形态，而不再是传统上的自由和平等。美国社会向“自由”高度倾斜，当然是精英阶层之所欲，美其名为小政府大社会，实际上就是要减少政府的约束与干预。这一来自然大大牺牲了平等。

美国已故著名历史学家威廉·詹姆斯·杜兰特夫妇，在1968年出版的《历史的教训》一书中谈到自由和平等时说，自由和平等是天生一对永久的敌人。若其中一个完全胜出，另一个必定宣告死亡。如果让人们完全自由，他们与生俱来的不平等将会以几何级数增加，情况就像19世纪实行放任主义的英国和美国一样。

他们说，要遏制不平等的增加，就必须牺牲自由。但即使像1917年后的苏联那样压制自由，不平等还是继续存在。结论是，从生物学角度看，平等只是乌托邦，事实上，人人生而不平等。经济能力差的人希求平等，而那些自觉能力比人强的则渴望自由。和气的哲学家顶多只能期望，做到近乎平等的法律正义和教育机会。

历史学者把事实摊开来说，与美国独立宣言和法国革命人权宣言所说的“人人生而平等”完全相反。这也即是说，不管是什么社会，都须有政府适当的干预，才能取得某种平等。就此推论，不平等现象越严重，就必须有越大的干预力度；否则，终极发展就是一个人吃人的丛林社会。

杜兰特认为辩证逻辑应该是这样的：工业革命后有了资本主义（正），又有了社会主义（反），结果应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融合（合）。用书中的话说，“社会主义因害怕资本主义而不得不扩大自由，资本主义则因为害怕社会主义而不得不增加平等”。睿智的历史学家还说：“一个所有人的潜能都能得到发挥的社会，在不同群体竞争中将拥有一种生存的优势。”

新加坡的公共建屋、公共卫生、公共教育都带有社会主义成分，政府通过各种行政措施和财政转移帮助低收入阶层，又通过技能培训或提升，帮助贫困家庭脱贫。今天的新加坡，不正是上述正反合的思辨结果吗？而令人惊讶的是，政府现在大力推行的教育政策（旨在发挥每个人的潜能），和杜兰特半个世纪前所总结的历史经验，又何其神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