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族如何成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民族

汉族是我国乃至全世界人口最多的民族，也是是一个拥有从未中断过的悠久历史的民族：在中国大陆汉族占总人口的92%；在台湾汉族占总人口的98%；在香港和澳门汉族分别占总人口的95%和97%。除中国两岸三地外汉族在东南亚、北美洲和西欧也有较多分布，如今全世界的汉族人口已接近14亿左右，占全世界总人口的五分之一。其实汉族的族源血统并非单一，事实上中华民族的历史从来不是单一民族的历史，甚至作为主体民族的汉族本身就是多民族融合的产物。根据先秦文献的记载：汉族的远古先民主要以中原地区为活动范围，分布于这一地区的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这两个类型的新石器文化一般被视为是汉族远古先民的文化遗存。

汉民族兴起的黄河、长江中下游冲击平原可谓得天独厚——相比古埃及和两河流域那种四周多沙漠和古希腊的多山地形而言：能与黄河、长江中下游冲击平原这样大面积的冲击平原相提并论的只有印度的印度河、恒河冲击平原，这两大冲击平原是当时难得的适宜农耕之地，因此孕育了大量人口。在持续数千年的农耕文明时代我国很早就形成了独特的家庭伦理风俗——所谓“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观念在相当漫长的时间内可谓根深蒂固。这种观念的形成和古代中国的国情密不可分：一个农业国家需要充足的壮劳力维持生产，只有多生育人口才能维持家庭生计，进而实现老有所依的目标，这就很自然地形成了多子多福的观念。与此同时朝廷的日常行政运作以及应对战事也必须消耗大量钱粮，因此朝廷会千方百计出台各种优惠措施鼓励人们生育：越王勾践对大龄男女的父母征收重税、秦献公嬴师隰废除活人殉葬制度无不是出于充实国家人口的目的。

这种地理结构和农业社会形态还使汉民族很早就催生出大一统思想意识。相比西方政治版图长期的四分五裂状态而言：中国在绝大部分时期都得以维持一个大一统帝国。中国人的这种大一统思维其实由来已久——尽管缔造中华大一统帝国的人是秦始皇嬴政，然而在此之前战国七雄连年征战、诸子百家纵横争辩所要解决的就是将天下定于一的问题。正因为大一统思想是华夏民族早就孕育出来的全民共识，所以秦始皇嬴政可以较为顺利地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废分封行郡县并统一帝国的文字、货币、度量衡，实现了”车同轨、书同文“，从此以后中华大地各地区之间就形成了紧密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种联系。秦王朝在300万平方公里的疆域内缔造了一个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领域高度统一的共同体。秦朝之后的历代王朝在秦朝的疆域基础之上不断向四周扩张并最终形成今天的中国版图。在秦朝建立后的2000多年时间里除魏晋南北朝以及五代两宋共计600多年时间之外这片土地都保持着统一的状态。相比欧洲长期以来的小国林立状态而言：我国可以说自古以来就是一个领土大国。尽管人口不一定和领土成正比，但不能否认庞大的领土是孕育庞大人口规模的基础：没充足的土地资源作为依托就无法供养庞大的人口。当今世界的确有像加拿大这样的地广人稀的国家，可话说回来像科威特、卡塔尔这种国土面积有限的国家是绝不可能发展成为人口大国的。

中国的大一统政体不仅使国家得以保持庞大的疆域，同时也使国家在生产力上保持相对的高效率。在古代的农耕社会水利设施无疑是对农业生产极其重要的，而在水利工程的建设上就能充分体现大一统帝国与封建采邑制国家的效率差距。都江堰、郑国渠等水利工程极大促进了农业生产，使帝国得以供养更多人口。大一统帝国的高效率不仅体现在农业生产上，在商业活动上同样能体现大一统帝国的高效：大一统的古代中国尽管实行重农抑商政策，然而却构建了庞大的商业贸易网——这一贸易网络不仅涵盖了帝国的疆域，甚至通过丝绸之路得以延伸到帝国疆域之外。反观欧洲和中东在统一的罗马帝国、阿拉伯帝国时代是可以参与丝绸之路贸易的，然而中世纪欧洲的封建采邑制国家显然就无法参与如此广袤范围内的贸易运作了。由此可见古代中国无论是在农业生产或是商业活动上都能创造出高于世界其他地区的利润，从而得以供养更为庞大规模的人口。中国这种高效的大一统体系是如此强大，以致于即使是异族入主中原也必须接纳这一体系。历史上作为中国主体民族的汉民族以其独特的开放包容特性使匈奴、鲜卑、契丹、党项等民族相继被融合到中华民族大家庭中，这些民族的加入进一步充实了汉民族的人口。汉民族之所以能发展成为世界第一大民族在相当程度得益于历史上的民族融合：当秦始皇混一华夏时如今的江南、岭南地区仍是山越民族出没的蛮荒之地，然而如今这些地区和其他地区都使用着同样的方块字。可以说历史上汉民族的几次大规模迁徙以及与当地民族的融合是汉民族发展成为世界第一大民族的重要原因。

汉族的祖先是原称“华夏”的中原居民。距今大约4600年前黄帝部落联合炎帝部落与蚩尤部落大战与涿鹿，正是这一战奠定了以炎黄部族为核心的华夏民族的形成。战败的蚩尤部落分化为两部分：一部分向南迁徙成为今天苗族的祖先，另一部分在被华夏部落联盟征服后日渐同化。华夏部落又进一步吸收了以东夷为代表的周边部落，事实上汉族远古先民在相当一部分来自于羌、夷、苗、黎等氏族部落集团。自古以来就流传着虞舜出自东夷，夏禹出自羌、戎等说法。华夏民族早期历史阶段的神话传说从侧面间接证明：汉民族是由来自不同氏族部落的成员经过长期融合而形成的。大约在公元前21世纪左右华夏民族在经历早期的三皇五帝时代后进入到世袭制王朝阶段：历经夏、商、周三代共计千余年的演变后华夏民族的活动区域从内陆扩展到大海。事实上夏、商、周三代本身就出自于不同的始祖部落：夏王朝是大禹之后；商王朝的祖先出自东夷；周王朝自称其先民为夏人的一支，杂居于戎、狄之间，与羌人关系密切。夏、商、周三代的演变就像是摊大饼一样不断吸收融合周边的鬼方、东夷、淮夷、赤狄、白狄、鲜虞等诸多民族，就这样华夏民族的活动区域由最初位于黄河中游的中原地区逐渐拓展到包括华北、东海、长江流域等地，然而广大的南方地区此时依然处于华夏文明覆盖范围之外：当时生活在今天江南、岭南等地的是百越民族，而在今天的四川盆地则生活着古蜀人、古巴人等远古民族，然而我们知道这些地区如今早已成为以汉族人口居多的地区。

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各国在争霸的同时也都不同程度开拓了华夏文明所覆盖的版图：秦霸西戎、灭巴蜀；赵灭中山、征楼烦；楚伐三苗、平山越；燕伐东胡、征朝鲜......这一系列军事行动拓展了华夏文明所覆盖的版图范围，而在此之后随着经济和文化联系的日益密切使这些新开拓的地区日渐同化于中原的华夏文明。随着战国七雄之间的合纵、连横、兼并、争战已形成诸夏统一的趋势，进至中原的戎、狄、夷、蛮也逐渐与华夏融化，于是华夏成为稳定的族体，分布区域也已达东北辽河中下游、西北洮河流域、西南巴蜀黔中、东南湖湘吴越等广大地区。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嬴政兼并东方六国，随后秦王朝废分封行郡县，统一文字、货币、度量衡，实现了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至此在大一统政体之下诸夏开始形成为统一民族。当时在今天的江南、岭南地区生活的是古越民族，他们分布在今天的江苏、上海、浙江、广东、海南、广西及越南北部这一长达七八千里的半月圈内。越族内部又分为于越、扬越、瓯越、闽越、南越、骆越等不同支系，合称百越。如今其他越族分支大多已融合在中华民族的血脉之中，而且绝大多数就是融合在了中华主体民族汉族的血脉基因之中，事实上广东省的简称粤在古汉语中和越就是通用的，而今天的广东显然是以汉族人口居多的，这有两方面的原因：一则因为中原人口的南迁；二则因为当地越族的汉化。公元214年秦始皇嬴政遣将任嚣征服了岭南地区的百越部族，随后秦王朝在岭南设南海、桂林、象郡三郡从此以后岭南两广地区就成为中华版图的一部分，这其中的象郡所辖之地甚至已延伸到越南北部地区。公元前203年秦朝的南海尉赵佗自立为南越武王，今天的越南中北部地区成为南越国的一部分。公元前111年汉武帝灭南越国，此后岭南地区的汉化程度日益加深。

秦王朝的国祚实在过于短促，而在秦朝之后的汉朝前后历经四百余年且国力强盛：在通西域、伐匈奴、平西羌、征朝鲜、服西南夷、收南越的过程中，在与周边少数民族进行空前频繁的各种交往活动中，在通过丝绸之路与安息、罗马等国的贸易文化交往中，汉朝之名逐渐被他族用作称呼华夏民族之名。汉朝灭亡后中原大地历经了魏晋南北朝持续三百余年大分裂大动荡的局面，在这一过程中以匈奴、鲜卑、羯、氐、羌为代表的五胡涌入中原，同时大批汉族百姓迁徙到南方。南迁后的汉族百姓与长江及珠江流域的蛮、俚、僚等南方民族日渐融合，由此促成了江南、岭南等地的汉化，如今这些地区的人口已基本以汉族为主。南迁的汉人与南方民族的融合造就了南方地区的汉化，而北方由拓跋鲜卑建立的北魏王朝在孝文帝时代进行了全面的汉化改革，尽管在后来的北齐和北周统治时期主张恢复鲜卑旧俗的声音压制了主张汉化的声音，但在隋唐之后鲜卑民族还是几乎完全融入到汉民族之中。事实上隋、唐两代的皇室均有鲜卑血统：唐高祖李渊和隋炀帝杨广的母亲就是出自鲜卑独孤氏的亲姐妹，唐太宗李世民的母亲出自鲜卑纥豆陵氏（后改汉姓窦氏），唐高宗李治的母亲出自鲜卑长孙氏。

李唐开国之初就经历了玄武门之变——太宗李世民杀死兄长李建成、弟弟李元吉，逼迫父亲李渊让位于自己。然而就在他即位刚十二天的时候东突厥十万大军由颉利可汗亲率一直进击到大唐王朝的都城长安城下饮马渭水。这时的李世民选择了忍辱负重——拿出国库所有积蓄贿赂颉利可汗，与此同时自己亲赴突厥大营求和，然而即使在此时他也依然坚持绝不放弃长安城。尽管是前来求和，但当他单枪匹马步入突厥营帐和颉利面对面谈判时颉利被震慑住了，不久突厥退兵，但这件事被李世民和他的臣民视为国耻牢牢铭记。仅仅只过去了三年李唐王朝就联合反对颉利可汗的各部族向其发起全面的战略报复：唐军深入突厥腹地俘虏颉利可汗灭东突厥。唐太宗李世民灭东突厥后保存其部落风俗，此后大量突厥人开始自动内附，突厥血统从此逐渐融合到中华民族大家庭的血脉之中。盛唐时期五品以上的突厥籍武官多达一百多人，几乎占到五品以上武官的一半。公元630年东北和西域各部族纷纷要求内属大唐王朝，各族首领齐聚长安，共同尊奉唐太宗为天可汗。事实上在唐朝获得重用的外族名臣不只有突厥人，还有铁勒人契必何力、靺鞨人李多祚、高句丽人高仙芝、百济人黑齿常之、突骑施人哥舒翰、契丹人李光弼、沙陀人李克用、日本人阿倍仲麻吕、波斯人李元谅、天竺人瞿昙悉达等等。长安城中汇聚着突厥人、波斯人、吐蕃人、新罗人、日本人，甚至还有皮肤黝黑的昆仑奴，这些人中不乏在中国定居者，其中有相当一部分也融入到汉族血脉中。

安史之乱和黄巢起义两次变乱再次导致大量中原人口南迁，这进一步促进了南方地区的汉化程度。同时南迁汉人还形成了汉族内部的一个族群分支——客家人。由南迁汉人形成的客家人群体进一步向东南亚等地迁徙构成了我国历史上名为下南洋的大规模人口迁徙，成为了海外华人中一个重要群体。目前全球约有八千万客家人。其中约五千万人分布在中国的广东、江西、福建、广西、四川、海南等19个省的 180多个市县，广东省本地客家人数达到2500万左右，占到广东本地族群的三分之一，广东的三大方言就是粤语、潮汕语和客家话。约600万人分布在香港、澳门、台湾地区，约1500万人分布在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新加坡、越南、美国、秘鲁、毛里求斯等80余个国家和地区，客家语也是当地语言的重要组成部分。惠州、梅州、深圳、赣州、龙岩、河源、韶关、贺州、沙巴州、新竹是客家人重要的聚居城市，梅州、惠州、赣州、汀州被誉为“客家四州”。当客家人活跃于中国南方和东南亚地区之时北宋王朝从晚唐五代的废墟之上崛起，然而终结了晚唐五代乱局的宋王朝执行守内虚外的国策，北方的契丹、党项、女真等族建立起自己的政权并于宋朝对峙，而在宋朝与女真人建立的金国的战争中又一次导致大规模的中原百姓南迁。建立后把治下人民划分为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四等，在这一划分标准之下那些久居中原汉化已深的契丹人、女真人逐渐被视为汉人的一部分。

1624年生于福建海澄县（今厦门海沧青礁村）的海商颜思齐率船队在笨港（今台湾北港）靠岸。台湾岛地肥水美、大片荒野等待开垦。颜思齐决意在此干一番事业：他先率领大家伐木辟土，构筑寮寨，同时对岛上的少数民族加以安抚，商定疆界，互不侵扰。大局初定后颜思齐派下属率船队赴漳、泉故里招募移民，前后到台超三千人。颜思齐将垦民分成十寨，发给银两和耕牛、农具等，开始了台湾最早的大规模拓垦活动。垦荒需要资金投入，于是颜思齐挑选了一批有航海经验的漳、泉人士，以原有的十三艘大船，利用海上交通之便开展和大陆的海上贸易；同时组织海上捕鱼和岛上捕猎，发展山海经济，以解决移民生产和生活的物质需要。1625年台湾粮食大丰收，兴奋的颜思齐拉着弟兄们进入诸罗山中打猎。归来后的颜思齐一病不起，数日后病逝，时年37岁。颜思齐的一生仿佛一颗流星，然而他的壮举开启了台湾一个新的时代。从那时起大规模的移民高潮到来：每年都有大批百姓跨越海峡进入台湾岛，在岛上屯垦耕种、繁衍生息。这些奔赴台湾的大陆汉族先民们以坚忍不拔、荜路蓝缕、前赴后继、勇往直前的优秀族性，以辛勤血汗为后代子孙开拓美丽的宝岛台湾，从而开创了300多年以来“唐山过台湾”的历史……近代著名的爱国史志学家连横在《台湾通史》自序曰：“洪维我祖宗，渡大海，入荒陬，以拓殖斯土，为子孙万年之业者，其功伟矣。”大约与”过台湾“同一时期闯关东、走西口等人口迁徙活动也逐渐进入高潮时期。

广义上的闯关东包括有史以来山海关以内地区的民众出关谋生的历次迁徙。事实上早在清王朝入关前辽东地区已有中原内地迁徙去的汉族移民定居了，清军入关前的汉军八旗主要就由这些土生土长的辽东汉人组成。《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的出身就是中华先民闯关东的见证：曹家本是汉人，世居辽宁铁岭，后金立国后被编入满洲正白旗。早在明代就在东北设有辽东都司和奴儿干都司两大行政管辖机构，而中原百姓也不断有出关谋生者，那时东北各民族就已开始了早期的融合，共同开拓着中华文明的东北边陲。清王朝入关后相当一段时期内将山海关外的白山黑水视为自家保留地，因此禁止关内汉人向东北迁徙。这其实是为了以备有朝一日被中原人民推翻后还能返回东北老家落脚，为此从顺治朝开始旨在阻止中原汉人进入东北的柳条边篱笆墙就开始动工。鸦片战争后清政府积贫积弱，东北日渐沦为俄、日两国争夺的对象，眼看自家老巢有陷落于俄、日之手的风险，加之此时满族也已在相当程度上融入了中华文明，于是禁止中原汉人移民东北的限制被逐渐放宽。这一时期黄河下游连年遭灾，一时间河北、山东等地的农民迫于生计掀起了大规模向东北迁徙的浪潮。这时朝廷只是放宽了对中原汉人移民东北的限制，但并未完全取消禁令，然而求生意志最终战胜了朝廷的禁令：一批又一批中原内地百姓冲破朝廷的禁令出关讨生活。1897年清政府在”闯关东“的浪潮冲击下完全放开中原内地百姓移民关外的禁令，到1910年关东总人口增至1800万人。来自关内的河北、山东等地的汉族移民从老家带来了诸多习俗，这些习俗和关东本土文化逐渐融合形成了今天东北独特的人文风貌。

独特的地理结构、农业社会、人口迁徙、民族融合以及延续上千年的大一统政体为汉族的人口增长奠定了基础，而历朝历代的战争则成为了汉族人口增长的制约因素：秦末农民战争、汉武帝伐匈奴、两汉之交的战乱、汉末三国混战、西晋八王之乱、五胡乱华、隋末暴政、安史之乱、黄巢起义、靖康之变......在这一次次战乱中人口大量凋敝：秦末汉初的战争导致人口锐减70%；汉武帝伐匈奴的战争导致人口减少50%；两汉之交的战争造成了65%的人口损失率；东汉末年以及三国时期的战争更是使人口损失率达到了95%，一时间中华大地出现了“白骨露於野，千里无鸡鸣”的惨象；西晋八王之乱导致了38%的人口损失率；五胡乱华以及后来的南北朝割据混战造成了60%的人口损失率；隋末的战乱使中国人口由公元606年的4602万人减少到公元639年的1235万人，损失率高达73%；安史之乱使中国人口由公元755年的5292万人口减少到760年的1699万，损失率高达68%。需要指出的是：这些动乱之所以动辄使人口减少过半除了直接死亡的人口之外还有就是有相当多的人口成为了脱离国家户籍统计的流民。在经历一次次动乱之后中国人口在明代首次突破1亿：明初人口约为6500万~8000万人之间，然而到万历年间就已增长到1.97亿，即使在经历明末清初的战乱后仍有上亿人口。进入清代以后中国人口的增速进一步加快，到了新中国成立后的1953年全国人口已达到5.83亿，这还是在经历了惨烈的抗日战争和内战之后的数字。当然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不过汉族无疑占了总人口中相当一部分。

尽管汉族自古以来就是一个人口规模庞大的民族，然而在明清以来的六百余年间其人口增长超过了此前数千年的积累。在这六百余年间明末清初的战乱、清末的动乱、惨烈的抗日战争均曾导致包括汉族在内的中国人口的大规模减少，那么为什么在经历一系列动乱后汉族人口仍在这六百余年间呈现如此急速的增长呢？明代的郑和下西洋以及此后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等早期殖民主义国家的海外扩张推动了一个世界范围内的大航海时代的到来，尽管此后中国的明、清两朝日益走向闭关锁国，但中国还是在大航海时代中有所收获。对中国这个农业大国而言：来自美洲新大陆的农作物的引入极大改变了中国的面貌，而这也恰恰是导致中国人口急剧增长的一大重要因素：玉米、番薯、马铃薯、花生、向日葵、辣椒、南瓜、番茄等近30种作物都是在明弘治十二年（1499）至清末之间传入我国的。玉米、番薯、马铃薯都是耐旱、耐贫瘠的高产作物，于是这些作物就在一般的粮食作物难以生存的贫瘠土壤上大量种植。高产作物的引进使单位面积的耕地实现的粮食产量大幅增加，足以供养相对更多的人口。进入清代以后随着耕地面积的进一步扩大就使这些高产作物的优势进一步凸显。清朝的疆域是不是比此前的朝代大的问题一直存在各种各样的争议，我们姑且不去讨论这些争议，但我们至少可以肯定的一点是：清朝对边疆领土的控制力度是超过了此前历代王朝的。东北、新疆、西藏等地的确不是清朝最早纳入版图的，但在此之前的历代王朝对这些地区的控制力度如何呢？事实上在清军入关之前肥沃的东北黑土地几乎处于未开发状态，随着清代的闯关东、走西口、过台湾等几次大规模的人口迁徙使原来很多未开垦的荒地得到大规模的开发。雍正继位后甚至把开荒作为考核官员政绩的指标，因此清代的耕地面积比起此前的朝代其实是有较大规模的扩张的。

如果说明清时代是包括汉族在内的中国人口急速增长的一个高峰，那么新中国成立后则是又一个高峰：明清以来六百余年的人口增长超过了此前数千年的积累，而在这六百余年中绝大多数人口增长又是发生在新中国成立后。新中国成立后于1953年的人口统计数据为5.3亿人，而如今的中国人口比这翻了可不止一倍。这首先是因为新中国结束了旧中国长期的动乱，而和平安定的环境恰恰是人口增长的基础。事实上清朝的人口在鸦片战争前就已增长到4亿——这也就是中国近代史上所谓“四万万同胞”这一说法的出处。然而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的百余年间四万万同胞的说法就没变过，当然由于长期的战乱实际上无法确切统计人口，所谓四万万同胞不过是一种约定俗成的说法，然而根据新中国在1953年的人口统计数据可以看出：四万万同胞这一估计其实差得并不算离谱。这么说来长达百余年的中国近代史几乎就没什么人口增长，这主要是因为长期的动乱使人口大量死亡从而抵销掉了增长的部分，所以随着新中国的成立后所创造的安定和平环境的出现就使中国人口开始呈加速增长。与此同时随着医疗技术的稳步提升也使婴儿夭折的现象越来越少，这些因素综合作用在一起促成了人口的大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