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光耀这番话让人警醒：如果全盘抄袭美国，新加坡到不了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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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政府的哪些方面最让人感到忧虑？

当你实行大众民主时，要赢得选票，你就不得不给选民提供更多的好处。而且如果你想在下一届选举中打败对手，承诺给选民的好处比以前还要多。因此，这就类似于拍卖过程中不断加价，而这样做的代价、债务却留给了下一代人，让他们承担。

如果总统给他的人民开出的是一剂苦药，那么他就不会再次当选。因此，为了赢得总统选举，候选人往往倾向于拖延问题，推迟实施不受欢迎的政策。结果就导致预算赤字、债务以及高失业率等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因为要解决这些问题往往需要选民牺牲一部分福利，结果就被击鼓传花式地留给了下一届政府。

如果总统与国会受制于民众情绪，那么他们通常处于被动地位。美国的领导人必须知道如何领导国家，知道什么符合美国的真正利益并愿意为之努力，即便无法再次当选也在所不惜，而不应该一味受制于民众情绪。如果他们发现了问题，却因为治理体制的原因而无法加以解决，那么这种体制可以说是运转不灵的。

美国的政治家们似乎有点儿腼腆或羞怯，因为美国的学者们和记者们总是在自由地谈论美国的问题和缺陷，而自从越南战争结束以来，美国的选民似乎不愿意听他们的政治领导人谈论美国的棘手问题。也许是出于这个原因，民主党与共和党都没有集中精力探讨如何解决迫在眉睫的赤字问题，尤其是如何削减福利、增加储蓄和投资或者强化美国的教育体系，以培养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工人。最后一点或许是最重要的。

与议会制相比，总统制下诞生好政府的可能性比较低。因为在总统制下，你出现在电视上的个人形象起到了决定性作用，而在议会制下，比如英国，首相在当选之前是议会成员，也许是一位部长，民众对他了解的时间比较长，了解得比较充分……他们对于候选人是什么类型的人、是否具有内涵、讲话是否真诚已经得出了一些结论……而在总统制下，一些总统，比如吉米· 卡特在竞选期间频频出镜，告诉选民我叫吉米· 卡特，我是一位“种花生的农民”，我在竞选总统。还没有充分了解他，紧接着你所知道的事情就是他已经当选总统了。

（图片来源于新华网）

如果一个人能够以巧妙圆滑的方式把自己和自己的计划展现出来，向选民承诺创造安全且繁荣的消费社会，再充分利用大众传媒，就很容易鼓动民众选举其为领导人……令我感到很惊讶的一件事就是，媒体顾问 居然能为候选人塑造一种全新的形象，并且至少在表面上把他的性格转变为另外一种性格影响选民。在很大程度上，竞选已经成为一场形象包装和宣传的竞赛……媒体顾问居然是高收入的专业人士，而且需求量很大。如果丘吉尔、罗斯福或戴高乐参加这种选举，我甚至怀疑他们能否脱颖而出。

我认为民主制度不会自然而然地带来发展，这个观点与美国政治评论家们所说的恰恰相反。我相信，一个国家如果要发展自己，更需要纪律，而不是民主。民主过于兴旺，就会催生无纪律、无秩序的环境，这是不利于发展的。要检验一套政治体制的价值，最终还是要看它能否建立稳定的社会环境，是否有助于改善大多数民众的生活标准，能否在确保人民和平共处的前提下享有最大限度的自由。

菲律宾采用的是美式宪法，而这是世界上实行难度极大的宪法之一。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行政、立法与司法完全分离了……但对于菲律宾这种社会秩序混乱、发展水平低下的国家而言，它需要的是一个强有力的、诚信的政府……这种宪法之下，在重大问题上常常会陷入僵局，我相信，如果亚洲四小龙也采用了这种宪法，不一定会成功。而且你也看到了，自从越南战争和“伟大社会” 以来，美国的制度在本国也无法良性运作了。

美国人似乎认为亚洲很容易改变，只要把注意力放在世界其他地方，就能遏制亚洲的发展。其实并非如此，如果美国想深度影响亚洲的战略演变，就不能来了之后很快又离开。

我认为，美国应该冷静地思考一下亚洲对自身利益的影响，不能因为在越南遭遇了挫折就把重心移出亚洲，我接受这个世界本来的样子。在当代美国，我发现美国人对自己蒙受的损失感到很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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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文化最让人感到忧虑之处是什么？

我发现美国文化的某些部分是令人完全无法接受的，比如枪支、毒品、暴力犯罪、流浪、公共场所行为不得体，总而言之，这都体现了公民社会的堕落。美国文化过于注重个人权利，个人有权根据自己的喜好采取各种行为，但这种个人权利的膨胀是以牺牲社会秩序为代价的……社会的道德基础被侵蚀以及个人责任心的丧失都与之有着莫大的关系。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自由主义思潮开始在知识分子群体中勃兴。这种思潮认为，如果给予个人充分的自由，任由他们做自己的事情，每个人都会变得越来越好，并且认为人类已经达到这种完美的状态。美国的很多社会政策是失败的，催生了很多不雅行为，比如在公共场所小便、在大街上强行乞讨，美国的社会政策已经开始引发民众的抵制。社会必须有序运行，枪支、毒品以及暴力犯罪形影相随，这都对社会秩序构成了威胁。

如果过于强调个人至上的理念，就行不通了，这使得美国社会难以保持凝聚力。亚洲能看到这是行不通的，那些想建立健全社会的人也不会遵循美国模式。在健全社会里，年轻的女孩和年老的妇人能够在夜晚安全出行，年轻人不会再被毒贩利用……在美国这个社会中，处在最顶层的3%~5%的人才有能力应对这种混乱无序的状态，才能应对各种思潮的激烈碰撞。要应对这些问题，你就会把情况搞得一团糟……如果你让暴力场景和色情画面日复一日地出现在电视机上，终将毁掉整个社会。

亚洲人到美国后，很多人都会对美国的社会状况感到困惑和不安，例如：法律和秩序失去了控制；骚乱、毒品、枪支、抢劫、强奸和犯罪非常普遍；贫富差距显著；个人权利过度膨胀，对整个社会造成了损害；美国法律疑罪从无的理念过度保护人权，导致罪犯经常逃脱法律制裁……美国对贩毒者和吸毒者的人权的过度保护危害了整个社会的利益，涉毒犯罪猖獗。学校也受到了影响，在学生群体中，未成年人犯罪率很高，暴力行为普遍，辍学率高，纪律性和教学质量低下，结果培养了一大批没有竞争力的人。因此，这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

如果你所处的社会崇尚自由主义，充斥着多样化的意见和不同的思想，充斥着各种噪声和骚动，我也不认为这种自由主义能自然而然地推动你成功。

当美国媒体表扬韩国、菲律宾或泰国成为民主国家、践行了新闻自由时，美国人的文化优越感再一次得到了明显的体现，这是一种带有傲慢情绪的表扬，就像优势文化拍着劣势文化的头表扬它一般。正是这种文化优越感导致美国媒体揪着新加坡不放，指责我们是威权主义、专制主义，说新加坡社会是一个管理过严、约束过多、令人窒息、缺乏生机的社会。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没有遵循美国的社会管理理念。但我们不能让其他人拿我们新加坡人的社会搞试验，万一失败，我们承担不起后果。他们的理念都是理论，都是没有经过证实的理论，没有在东亚得到证实，甚至没有在菲律宾得到证实，要知道，美国殖民统治菲律宾长达50 年。此外，他们的理念也没有在泰国或韩国得到验证。

多元文化会毁掉美国。大批墨西哥人以及其他国家的人会继续从南美洲和中美洲涌入美国，在美国的土地上传播他们自己的文化。如果这种文化比新教徒的盎格鲁– 撒克逊裔美国人（WASP）的文化传播得更快，那么最终占据上风的是谁的文化呢？是新教徒的文化打败移民的文化，还是移民的文化改变现有文化呢？他们肯定会相互影响并改变对方，但美国文化即便有一部分被改变了也是很悲哀的事。

从长远来看，比如100 年或150 年以后，到22 世纪，美国能否保持顶尖地位取决于美国社会将变成什么样的社会，因为如果当前的问题继续存在，那么美国社会中就会掺杂进其他种族的成分，比如西班牙人的成分在美国社会中所占的比重有可能达到百分之三四十的水平。因此产生了这样一个问题：在文化方面，你是把西班牙人改造成盎格鲁– 撒克逊人，还是把盎格鲁– 撒克逊人改造成西班牙人呢？如果他们是陆续地来到美国且居住得比较分散，那么美国人就会改变西班牙人的文化，但如果他们是大批涌入美国，就像在迈阿密那样，而且居住得比较集中，就像在加利福尼亚州那样，那么他们就很有可能深刻影响周围的盎格鲁– 撒克逊人的文化。 这才是美国文化面临的真正挑战。

我不赞成美国或英国的竞选模式。我不确定欧洲现在是否还会在选举过程中曝光竞选者的家庭琐事，但在美国的确会这样。因此，在奥巴马竞选期间，为了引导舆论，便大肆渲染奥巴马的妻子米歇尔· 奥巴马及其孩子，甚至连奥巴马家里养的狗都被当作炒作题材。也许这会让选民觉得候选人具备很强的家庭责任感，但这又如何帮助选民判断奥巴马能否成为一位好总统，是否会集中精力采取正确措施推动美国经济复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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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的政府需要“守护者”吗？

对新加坡而言，基本的挑战依然未变：如果我们无法源源不断地培养高素质人才担任总理和部长，那么新加坡这个世界地图上的小红点终将变成一个小黑点……要想找到能力超群、敬业奉献、正直廉洁以及愿意把年富力强的人生阶段奉献给国家的人，并且让他们参与风险系数很高的选举过程，那么我们给我们的部长提供的待遇就不能太低，我们不能告诉他们：他们唯一的回报就是社会对他们所做贡献的赞誉。

新加坡从第三世界国家跻身第一世界国家之列，靠的不是物色那些愿意在担任公职期间牺牲子女未来的部长。我们的方法很务实，不需要高素质人才为了公共利益放弃太多个人利益。新加坡的部长们待遇很高，我们要敢于直面这一点，不能为了回避外界对高薪的质疑而降低人才的待遇，那样做只会让新加坡重返第三世界。

美国或英国的政治制度认为人都会为自己着想。实际上呢？你真的相信那些连小学都没毕业的人在回答关于语言、文化和宗教方面的问题时明白自己的抉择引发的后果吗？但我们知道这些后果，我们将会挨饿，我们将会爆发种族骚乱，我们将会解体。要想建立高效的政府，你必须选择优秀的人担任政府职务。在过去40 年间，我观察到即便一个国家的政体落后，但如果由优秀的、强有力的领导人掌舵，政府还是令人满意的，能取得相当大的进步。另外，我还见过很多非常理想的政体都以失败告终。英国和法国曾经为其殖民地制定过80 多部宪法，这些宪法、制度、权力制约与平衡都没有什么问题，但这些社会没有出现有能力运作这些制度的优秀领导人，而且这些社会的成员也不尊重这些制度……继承了这些制度的领导人是不称职的，结果爆发了骚乱、政变或革命，他们的国家失败了，政体也崩溃了。

如果一个民族因为找不到合适的人才运作民主制度而丧失信念，那么无论这个制度多么完美，终将消亡。归根结底，一个国家的制度能否产生效力，取决于本国人民。

有必要在社会顶层培养这样一批人，他们具有优秀领导人的所有品质，能给其人民带来启发和动力，领导本国人民取得成功。简言之，这样一批人就是所谓的精英……所有具有发展潜力的人都必须得到培养机会。这些人是社会的先导，国家的进步就取决于他们。

总体来讲，无论是跟从传统型领导人，还是跟从代议制下的领导人，人们只能管理自己，只能满足自身需求。一个秩序良好、历史没有出现中断的社会，比如英国或日本，其民族团结和国家制度赖以建立的根基是皇室、宗教及宗教领导人、轮流掌权的执政党的精英、公共服务领域的精英、武装部队，以及商业、工业和技术领域的精英。

要治理好一个国家，最佳方法就是让最优秀的人做难度最大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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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有欧洲化的风险吗？

如果美国继续追随欧洲的意识形态导向，那么美国肯定逐渐欧洲化。社会冲突也会越来越多，因为弱势群体将要求更多的政府援助，但要满足他们的需求，必须避免损伤其他人工作的积极性。

美国和欧洲国家的政府认为自己总是有能力救助那些贫困的人群，比如寡妇、孤儿、老人、无家可归者、弱势群体和未婚妈妈。这些国家的社会学家提出的理论认为，个人的不幸与失败不是由个人性格造成的，而是由经济制度的缺陷导致的。因此，慈善就变成了“津贴”，依靠慈善生活本应带来耻辱，但在西方，这种耻辱感却消失了。不幸的是，福利成本的增长速度比政府筹措税款以支付福利的速度还要快，而增税的政治成本又很高。政府为了避免自找麻烦，为了拉选票，索性通过借债向现有的选民提供更优厚的福利，却把恶果留给了还没有成为选民的下一代人。这导致政府预算赤字和公共债务居高不下。

我不希望新加坡人效仿美国人心安理得地依赖救济过日子，而是希望新加坡人学习美国的自强文化。这种文化特质使美国诞生了很多伟大的企业家，他们有魄力、有活力、有勇气创立和调整他们的企业，因此也就改变了美国经济，在这一点上，美国人比欧洲人和日本人做得好。

如果美国的欧洲化特征再多一点儿，也就是说建立广泛的社会保障网络、给失业人员提供救济金和医疗保险，将在未来十年内给美国政府增加1.2 万亿美元的成本，我不知道这些钱从哪里来，如果美国走上了这条路，即便私营企业接管美国经济，美国经济的增长速度也会放缓许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