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疫情与全球政治危机

现在的问题在于，西方各国有没有能力控制疫情？疫情是否会演变成全球政治危机？

当新型冠状病毒（COVID-19）疫情从武汉扩散到中国各省，也开始扩散到世界其他地方时，中国上上下下把病毒视为“敌人”，进行了一场“举国体制式”的抗疫运动，封城、封路、分格状管理，在短短数天之内建立了两山医院，举措前所未有。与此同时，西方媒体则异口同声谴责中国，在用人权、民主、信息自由等评判中国之余，更多人相信新冠疫情正在导致中国的政治巨变，相信正如“切尔诺贝利时刻”是苏联解体的转折点，新冠疫情也正演变成中共的生存危机，成为其解体的转折点。

现在，中国“举国体制式”的抗疫终于见到了阶段性的成效。在付出了巨大代价之后，新冠疫情在中国基本得到控制，各级政府在继续关切病毒扩散的同时，把恢复经济活动提到了最高的议程。

但现在轮到那些受疫情影响的其他国家的政府和社会疲于应付。在越来越多的国家，民众的批评声音四起。抱怨似乎是媒体和民众的天性。就如中国民众对政府有意见一样，日本、韩国、伊朗、美国、意大利等凡是被疫情威胁到的社会，民众无不抱怨政府，甚至产生相当规模的社会恐惧。

中国政府具有强大的管控能力，使得疫情所导致的恐慌没有爆发出来，没有演变成为西方评论家普遍所认为的“政治危机”。现在的问题在于，西方各国有没有能力控制疫情？疫情是否会演变成全球政治危机？提出这样的问题并非危言耸听。如果人们能够撇开意识形态的有色眼镜，客观地看问题，不难发现，所有国家不管政治体制如何，都面临同样性质的问题、同样严峻的挑战。实际上，西方那些用于批评中国的观点，也可以用来批评西方现在所面临的问题和挑战。说穿了，如果用意识形态和政治立场来看待自己的问题和他国的问题，最终只能是自欺欺人。

全球治理的共同问题

在全球范围内，各国所面临的共同问题有哪些？人们至少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来讨论。

第一，是否存在着一个有效政府和强有力的领导集团？在危机时刻，社会的信心变得极其重要。就这次新型冠状病毒来说，在很大程度上，由疫情所导致的社会恐慌要比疫情本身给社会秩序造成更大的压力。社会恐慌不可避免，所有受疫情影响的国家都出现了抢购潮，只是程度不同罢了。一个有效政府和强有力领导层的存在，对减少甚至遏制社会恐慌至关重要，这不仅关乎社会对政府的信任，也关乎政府是否有能力动员资源来有效抗疫。无论是日本、意大利，还是美国，社会最担心的也是这一点。

很多年来，二战以来建立的西方民主制度和自由资本主义制度受到质疑和挑战，强人政治抬头和民粹主义崛起，内部政治纷争不断，已经大大弱化了政府的有效性。在这种情况下，能否有一个有效政府和强有力的领导集团来应对疫情，是各国精英和民众最为担心的。安倍晋三是日本执政最长的首相，但新冠疫情使得他面临执政以来最严峻的挑战。美国总统特朗普就新冠病毒发表了全国电视讲话，但他对待病毒扩散的态度，几乎受到美国媒体和民众的一致批评和攻击。迄今，似乎还没出现一个民众能够加以信任的政府和领导集体。

第二，是否具备足够的人财物力来应对疫情？无论政治体制如何，无论经济发展水平如何，新冠病毒一扩散到哪里，哪里就出现资源短缺的情况。美国、意大利、日本和韩国都是发达国家，都被视为拥有优质的公共卫生系统，一些国家平常更是他国学习的榜样。但疫情危机来临，没有一个国家有所准备，全都陷入了全方位的物质短缺的困境，连简单的口罩、防护服和洗手液等日用品都不够用，要么是本国早已放弃生产能力，要么是储备不足。不发达国家如伊朗的情况更是严峻，以至于不得不暂时释放大量罪犯来防御疫情的扩散。一些国家更是因为没有足够的资源，而放弃了病毒检测。

第三，中央和地方之间的制度矛盾。中央地方关系是中国所面临的一大问题。早期地方官员隐瞒疫情的情况，显然和中央地方关系有关。这个问题也出现在其他所有国家（除了只有一级政府的新加坡）。美国是联邦制，在公共卫生领域，联邦政府拥有权力，但因为特朗普政府被普遍视为“不作为”，各州政府便自行其是，宣布进入紧急状态。

在意大利，中央政府先是突然宣布封锁部分地区，后又宣布全国封锁，但地方并没有准备好，显得手脚忙乱，不知道如何执行中央的政策。日本安倍政府修法，赋予首相颁布国家紧急状态的权力，一旦首相具有这种权力，日本地方自治就要受到很大的影响，首相扩权的举动因此引出了地方和社会的质疑。所有这一切使得所有这些国家的中央和地方关系出现了乱象，平常运作良好的体制在危机面前表现得极其脆弱。

如何发挥专业人员的作用

第四，专业机构是否有足够的权威和权力？在疫情方面，这里的专业机构主要指疫控专家和医生等。在医疗和公共卫生领域，知识的权力是不言而喻的，无论是对病毒本身和传染性的判断，还是如何有效地遏制病毒，几乎所有环节都涉及非常专门的知识，这些知识是其他群体（包括政治人物）所不具备的。正因如此，专业机构和专业人员拥有很高的社会信任度，社会对他们的信任要远远高于对政治人物的信任。新冠病毒发生和传播以来，这个群体在各方面都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

专业机构和专业人员拥有很高的社会信任，社会对他们的信任要远高于对政治人物的信任。

但这个领域也面临两个主要的问题。其一是专业人员之间的共识问题。在病毒问题上，从病毒的来源和产生，到病毒的演变和扩散，即使专业人员的认识也有一个很长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的很多时间里，专业人员之间的共识并不多。在知识界，这是非常正常的现象，因为知识体是多元和开放的。不过，在疫情领域，这种观点和判断的多元性，无疑对社会产生很大的影响。如果专业人员众说纷纭，民众就不知道要听谁的。

其二也是更为重要的，是专业知识经常和政治发生严重的冲突。专业人员和政治人物之间对事物的考量很不相同。例如专业人员强调以及时和公开透明的方式公布疫情信息，这样民众才会产生安全感；政治人物则不然，他们要么需要考量疫情对自己权力的影响，要么需要考虑其他因素（即所谓的“大局”）。这使得专业机构、专业人员经常和政治人物发生矛盾。

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DC）和总统之间的矛盾即是如此。美国行政部门规定，医院和医生不得随意公布有关疫情的信息，所有信息先要集中到联邦政府来公布。当英国当局宣布不是每天更新疫情数据，而是一周更新一次的时候，社会就哗然了。人们原来都以为，所有这些事情只会发生在中国的威权主义体系里，却发现各国都是如此。尽管专业机构和政治机构都可以找到有利于自己的理由，但这无疑损害了专业机构和人员的权威和权力。

第五，媒体能够发挥怎样的权力？在西方，媒体一直以报道真相为己任，被视为独立的权力。的确，自由的媒体无论对政治人物和老百姓都可以产生巨大的影响。武汉早期隐瞒疫情就被视为没有言论自由和信息自由流通的结果。在疫情期，西方媒体又是否有完全的言论自由呢？实际上，一旦行政当局规定疫情信息要集中起来公布（如美国），媒体就很难像平常那样享受言论自由了。这倒不是因为媒体失去了言论自由，而是因为媒体缺失了新闻的来源。很多政府像对待战争那样来对待新冠疫情，这样的政府获得了一种特殊时期的权力来限制媒体的自由。尽管人们会质疑政府的这种特殊权力，但在这个时候，民众愿意暂时放弃自己的一些权利来赋权政府。今天的意大利就是这种情况。在美国，媒体和行政当局（总统）之间上演着互称对方制造假新闻、互相指责的大戏。

社会的消极参与积极参与

第六，社会力量扮演一个怎样的角色？新冠疫情的扩散使得病毒获得了“全社会性”，全政府抗疫已经远远不够，只有全社会抗疫才会取得成功。也就是说，社会力量扮演一个怎样的角色，对抗疫是否成功至关重要。

社会的角色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消极的参与，另一方面是积极的参与。消极的参与指的是社会是否配合抗疫。社会是否配合？这个问题的答案实际上并不明确。今天不管哪个国家，人们总是把目标针对政府，但忘了社会是否配合政府抗疫，是政府抗疫是否成功的前提。韩国的情况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大部分的案例都来自大规模的宗教活动。即使在新加坡这样被视为是有效管控的社会，很多案例也来自群聚活动。

亚洲国家的社会成员往往抱着现实主义的态度，他们很容易在安全和自由之间作出选择。

一个社会所持有的价值观，影响社会是否配合。在亚洲，无论是儒家文化国家还是威权主义国家，社会成员往往抱着现实主义的态度，他们很容易在安全和自由之间作一选择，即选择安全而非自由。对他们来说，道理很简单，没有安全，哪来的自由？但在民主国家，要人们在自由和安全之间作一选择，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人们既要安全，也要保持自由。现实情况是，这两者并不总是可以同时获得的。在意大利，人们看到，一方面是政府封城封国，另一方面是封城封国形同虚设，人民照样不戴口罩，照常生活。对政治权力感到深度恐惧的人来说，他们宁愿选择在家里孤独地死亡，也不愿看到一个高度集权政府的出现。

一些社会文化因素也妨碍一些国家的有效抗疫。例如不同文化对戴口罩就有不同的理解。在亚洲（尤其在日本），戴口罩往往是表示对人家的尊敬，让人家放心；但在西方，戴口罩的人往往被视为病人，所以经常受到人们歧视。

社会积极的参与方面在中国已经表达出来。尽管中国的治理体制并没有充分考量社会力量的参与，但在这次抗疫过程中，各个社会群体显示了自己的力量。倒是平常被视为拥有强有力社会力量的西方（包括日本），到现在为止，还没看到社会如何组织起来对抗疫情。这或许和西方人把疾病视为私人事务有关。在很多国家，人们所看到的大多是社会的恐慌状态。新冠疫情已经迅速扩散到100多个国家和地区。

这里讨论的所有因素都在影响各国应对疫情的方法和方法的有效性。尽管各国都面临所有这些问题，但因为各国的政治制度、意识形态、文化、价值观、生活方式等的不同，人们并没有一个统一有效的抗疫模式可以模仿和参照。如果用眼下流行的网络用语来说，就是人家的作业自己没办法抄。因此，尽管中国的方法在中国有效，新加坡的方法在新加坡有效，但没有一个国家可以照抄照搬中国的模式、新加坡的模式。最终，各国都必须找到适合自己社会的有效模式。

所有国家都在和时间赛跑。快速疯狂扩散的病毒不仅威胁人民的生命，也威胁各个社会正常的经济生活。病毒所及的国家，经济活动（无论是内部还是国际层面）都受到极其负面的影响。各国政府针对疫情所采取的必要极端举措（例如封城、封市、封国界等），使得内外经济活动停摆，各国股市震荡，经济危机一触即发。

如果疫情不能在短时间内控制住，如果疫情持续导致全球经济危机，我们距离一场全球范围的政治危机也不远了。

不管人们喜欢与否，病毒是人类全球化的一部分。这也决定了没有一个国家、没有一个政府可以独善其身；要战胜病毒的扩散，就需要国家间的通力合作，而非互相嘲笑，妖魔化对方。

本文作者：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教授郑永年。

文章原载于《联合早报》2020年3月17日，经作者授权发布。

编辑：IPP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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