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的东亚漫游：在中国之外，成为“国民作家”

1904年9月，鲁迅作为首位中国留学生入学日本仙台医学专门学校(今日本东北大学医学部)，如今校园里竖立着他的铜像。 （仙台政府旅游网资料图/图）

“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这是鲁迅短篇小说《故乡》的结尾。中国的语文教科书收录了这篇小说，“闰土”“圆规”的形象深深印入几代中国人的脑海。

远在日本的中学生，也共享着这样的文学记忆。早在1953年，日本教育出版社的教科书，就首次将《故乡》收录到初中国语教科书，“光村图书”“三省堂”和“筑摩书房”等出版社紧随其后。中日邦交恢复后的1972年，又有“学校图书”和“东京书籍”等出版社的教科书收录了《故乡》，并一直持续到今天。由于日本中学国语教科书全部出自这几家出版社，这意味着多年来，几乎所有的日本人都在中学阶段读过《故乡》。

“可以说，在世界范围内，很少有人像鲁迅这样在自己的祖国之外，成为近于国民作家的存在。”名古屋大学名誉教授、中国现代文学和鲁迅研究专家藤井省三说。

1994年，大江健三郎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时，他的母亲对他讲了下面这些话：“亚洲作家中最有资格拿诺贝尔文学奖的是泰戈尔和鲁迅，和他们两位相比，健三郎你还差得远呢。”大江健三郎的母亲懂中文，是一位鲁迅迷。1934年，大江的母亲和父亲从四国的小山村出发，前往上海旅行，在上海他们买到了鲁迅创办的《译文》杂志，回去后爱不释手，读了很久。1947年，大江考入一所新建的新式中学，母亲送给他的礼物，就是一本佐藤春夫和增田涉合译的《鲁迅选集》。从此，大江健三郎便喜欢上了鲁迅的作品。

2007年，大江健三郎在东京大学作了一场题为《如何成为一个知识人》的演讲。演讲后观众向他提问，“你从鲁迅那里接受了怎样的影响？”藤井省三记得大江这样回答：“鲁迅自由地写作小说，创造了属于自己的小说形式。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他对世界发出了自己真诚的声音和无畏的控诉，这就是他所创造的文体。我在写短篇小说的时候，每每会想起这样的鲁迅。”

在藤井省三看来，不论是生前所受到的文学影响，还是其作品对其他亚洲作家的影响，鲁迅都不应该仅仅被看作一个中国作家。鲁迅生前的足迹，以及他的作品在东亚的阅读史，成了东亚各城市之间的文化纽带。

藤井省三的新书《鲁迅的都市漫游》，以鲁迅的东亚都市经历为轴线，通过梳理日本乃至东亚对鲁迅的接受史，勾勒出东亚文学的交流史和多样性。

鲁迅在留日时期以及居住北京、上海时期，通过阅读大量日文书籍，接触并学习了日本文学以及日译的世界文学。“1930年代之前，鲁迅及其小说、散文诗创作，受到过夏目漱石、森鸥外、芥川龙之介等人的影响。”藤井省三说。

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这篇文章中，鲁迅称夏目漱石是当时自己最爱读的作家之一。1923年，鲁迅与周作人合作，出版了《现代日本小说集》，其中收录了夏目漱石的《克莱喀先生》。“曾有学者提出鲁迅的《藤野先生》受到过夏目漱石的《克莱喀先生》的影响。”虽然《藤野先生》并不是小说，藤野先生也非虚构人物，但是在文风与写作技巧上，《藤野先生》都与《克莱喀先生》有着些许相似性。

影响脉络更明显的是鲁迅的《孔乙己》和芥川龙之介1919年的小说《毛利先生》。比较两篇小说中的主人公形象，“无论在穿着、表情还是奇怪的话语上都颇相似”。鲁迅比芥川年长十岁左右，他对日本文坛的追踪关注，使其能第一时间注意到新一辈的作家。

1921年4月到7月，芥川龙之介以《大阪每日新闻》特派员的身份来到中国，走访了上海、北京等许多地方。在芥川访华期间的4、5月，鲁迅翻译了芥川的《鼻子》《罗生门》等短篇小说，刊载于北京的《晨报》。芥川在逗留北京期间看到了鲁迅的翻译，并明确地表达出了自己惊喜的心情。

鲁迅的创作既受到日本作家的滋养，也对后世的日本作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当代日本作家中，最受鲁迅影响的，非村上春树莫属。

村上春树在高中时代便爱读鲁迅作品，藤井省三指出《且听风吟》开头一段话：“所谓完美的文章是不存在的，正如完美的绝望并不存在一样”，是受到了鲁迅的散文诗集《野草》中“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的触发。

村上与鲁迅深刻的相通之处，更表现在对阿Q形象的继承。“鲁迅通过阿Q这一人物形象的塑造，对国民性问题进行了探索。村上春树继承阿Q这一人物形象，对战后日本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市民社会，以及精英白领为核心的后现代社会进行了激烈批判。”

村上在《青年读者短篇小说指南》中指出，自己在尝试进行严肃的文艺批评时，接触到了《阿Q正传》，“作者出色地描写了那个与自己此前所创造的人物完全不同的阿Q形象，浮现出鲁迅自身的痛苦和哀愁。这种二重性深深浸润到作品的内部。”村上自己也写过以“Q氏”为主人公的短篇小说《没落的王国》（1982年），之后仍继续描写了Q氏的兄弟们。

在村上的《1Q84》Book3奇数章出场的女主人公、一个受人雇用的杀手“青豆”的形象也引人遐思。青豆读“有关1930年代满洲铁路的书”，在杀死那个家暴妻子的男人后，为了缓解杀人后的兴奋，在高级酒店的酒吧诱惑一个中年白领，在与他媾和时嗫嗫私语：“我呀，只是喜欢你的秃头！”

《阿Q正传》中，怀有秃头自卑情结的阿Q调戏小尼姑，摸人家的头捏人家的脸，将自己所受的屈辱转嫁到弱者尼姑身上。“而《1Q84》的主人公青豆接二连三地向那些家暴男子们复仇，两相比较，令人忍不住猜想青豆简直就是《阿Q正传》中小尼姑的亡灵。”藤井省三分析道。

除了大江与村上，其他日本作家，如太宰治、松本清张、寺山修司等都不同程度地受到鲁迅影响，更不用说数量众多的日本鲁迅研究者了。藤井省三本身就是目前日本鲁迅研究者的中坚力量。国民的普及、作家创作的影响和众多的研究者，奠定了鲁迅作为日本的“国民作家”的地位。

除了日本之外，在东亚各个社会之中，今天的鲁迅依然被阅读、被理解、被赋予新的意义。藤井省三对于鲁迅在现代社会中的意义有着自己的理解。“尽管比日本晚了二三十年，东亚各地也同样迎来了现代以及后现代时期，甚至来不及等待市民社会和信息社会的成熟，便开始迎接一个又一个的转折。对于直面危机时代的日本人以及中国人而言，对阿Q形象谱系的审查，或许会帮助他们获得深邃的智慧。”

在新书发布之际，藤井省三接受了南方周末记者专访。

“最近又想起了《故乡》”

南方周末：你从1980年代到2010年，多次到过鲁迅的故乡绍兴，见证了绍兴的巨变，你对这种巨变有什么感想？

藤井省三：我第一次到访绍兴，是1979年10月。这年9月，我作为第一批中日两国政府交换留学生来到中国。绍兴竟基本保留了与鲁迅时代相同的城市风光，令我感慨万千。就这样，在我心中绍兴已然成为研究现代中国文学之圣地。在那一年里，我又一个人三次去了绍兴进行“圣地巡礼”。1981年正值鲁迅诞辰一百周年，中国大陆制作了由陈白尘改编的电影《阿Q正传》，在绍兴取景而成。而我有幸比电影《阿Q正传》的主演们先一步领略了绍兴的四季风光。在当时的绍兴，与巴士一样，轮船也是重要的交通工具，我搭乘轮船到访了鲁迅母亲鲁瑞的故乡安桥头。在运河里，亦穿行着许多需手脚并摇的双橹乌篷船。1995年，我第五次到访绍兴。彼时的绍兴，半数的老式房屋消失殆尽，汽车开始增多，超高层建筑逐步拔地而起。即便如此，值得欣慰的是，咸亨酒店得以重建，美味的坛装绍兴酒以及名作《在酒楼上》中常见的茴香豆、冻肉、油豆腐、青鱼干等小菜亦能随时得以品尝。又过了十五年，2010年我到访绍兴时，绍兴鲁迅纪念馆已扩大规模，展览品亦更加充实，非常值得一游。然而，绍兴街道宽畅、高楼林立，鲁迅文学的气息仅在鲁迅纪念馆这一隅得以保存。

在中国，对于如绍兴这种规模中等的城市而言，注重工商业发展无可非议，倘若能保存更多的传统街道或许会更好吧。与湖州南浔古镇、乌镇等保存完好的传统建筑群及其兴旺的旅游业相比，绍兴的“小型上海浦西化”实为一大憾事。

南方周末：《故乡》几十年来一直存在于日本义务教育阶段的教科书中，日本的年青一代是如何看待鲁迅的呢？

藤井省三：有着十分深厚的亲切感。比如我在早稻田大学法学部担任特约讲师期间，收到了一位学生的提问邮件，其中谈到她非常喜欢鲁迅，高中时代开始就独自对鲁迅进行调查，甚至还去了上海鲁迅纪念馆。该学生对鲁迅的兴趣大概就是从中学时代在语文课本上学习《故乡》开始的吧。

南方周末：中国大陆中小学教科书中收录的鲁迅文章，在近几年调整和删减，你是如何看待这种现象的？

藤井省三：1990年代，初高中每一学年两册的《语文》教科书都收录了鲁迅的小说和随笔各一篇。也就是说学生应该在六年初高中期间从共计十二册的《语文》课本中学习24篇鲁迅的作品。鲁迅堪称中国现代文学之父，但收录其24篇作品是否太多了呢？除了鲁迅以外还有很多优秀的五四文学作品，1980年代后也诞生了很多名作，因此我认为有必要减少鲁迅的作品而增加其他作家的作品。至于具体要减少几篇，我认为这是教科书编委会慎重讨论后的决定。背诵是中国语文教育的一大特点。对鲁迅的作品来说，我认为背诵《故乡》的结尾一段和《阿Q正传》的开头一节是很好的，但是如果让学生背诵《故乡》的全文，会让他们感到痛苦，可能造成他们对鲁迅的厌恶。

南方周末：近两年鲁迅和他的文章在中国网络上重新流行，你如何理解更年青一代对鲁迅的喜爱？日本有类似的现象吗？作为二次元的发源地，鲁迅和他的作品在日本被二次元化了吗？

藤井省三：正如此前在比较鲁迅《故乡》和契里珂夫《省会》时所谈的那样，鲁迅在收录于《呐喊》《彷徨》中的作品中描写的是辛亥革命前后到1920年代江南的城市村庄以及北京的情况，但彼时他对国民性批判、对弱者的共鸣等进行了深度哲学性思索。因此即使时代和地点变化了，换句话说就算是当代日本年轻人，也能从鲁迅的文章中获得深切的共鸣。譬如在日本亚马逊上，登载了这样一篇关于拙译鲁迅短篇集《故乡·阿Q正传》的评论：“我在义务教育的国语教科书上学到了鲁迅的作品。初读《故乡》之时我的情绪十分低落抑郁，这种情绪在往后的人生中我也曾多次经历过。这基于我10岁、20岁、30岁时的经验而来，现在想起来或许这是一个具有普遍性的主题。过了20岁之后我一直在考虑《阿Q正传》的主题，但最近又想起了《故乡》的故事，这大约是一种必然吧。鲁迅是我尊重的一位作家。我个人认为鲁迅面对看起来令常人无比绝望的问题也不言弃，一直试图通过文学进行思考诉说、谋求改变。从文章中也能感到他对温柔的人的关怀和高尚的人格。”这位读者在中学时代，由国语教科书获得的鲁迅体验，随着人生进程逐渐加深。

在日本与《阿Q正传》有关的漫画仅有一册《漫画阿Q正传》，比不上丰子恺的《漫画阿Q正传》。鲁迅的小说也曾几度被改编为戏曲。

1979年，藤井省三作为第一批中日两国政府交换留学生来到中国，并造访鲁迅故乡绍兴。 （受访者供图/图）

《狂人日记》与村上春树

南方周末：鲁迅接触过大量的日本文学，你认为对鲁迅影响最大的日本作家是谁？

藤井省三：在对鲁迅产生影响的日本作家中，在人格形成方面，夏目漱石对鲁迅的影响应该是最大的；而在创作题材、技法方面，芥川龙之介的影响则是最大的。鲁迅的国民性批判，对近代化、欧化的怀疑，以及通过小说与国民进行对话等作家基本素养多是受夏目漱石影响。另外，鲁迅辞去教授职务而选择职业作家，或许是对夏目漱石的效仿吧。另一方面，《孔乙己》《故事新编》等作品的题材和技法则应该是源自芥川龙之介吧。

南方周末：你在书中谈到阿Q形象对村上春树小说人物的影响，除了人物的塑造，鲁迅的精神内核对村上有怎样的影响？

藤井省三：在村上春树文学中，自其处女作《且听风吟》以来，日本侵华战争逐渐成为一个沉重的主题。村上的父亲就读于京都大学国文科，但其在校期间就被征兵入伍，随后被送往中国战场。或许村上将父亲参与到令其痛苦的侵略战争之中的罪恶感当作自身的原罪一样时刻背负着吧。鲁迅在《狂人日记》中描写了吃人的罪过，并且对这样的病症是否会遗传一事抱有深深的担忧。村上可能从小就认为父亲将参与侵略战争的罪过遗传给了自己吧。此外，鲁迅在《父亲的病》《风筝》中描写的希望父亲死去之罪及阻碍弟弟成长之罪，对无意识中犯罪的赎罪意识，村上对此也许有着深切的共鸣吧。

南方周末：竹内好对太宰治关于鲁迅的小说《惜别》评价不高，但你的评价似乎比较高，为什么？

藤井省三：太宰治（1909-1948）对鲁迅各方面都进行了细致的调查研究。他在读完日文版《大鲁迅全集》后，去仙台进行实地调查，阅读了鲁迅留日期间当地发行的报纸要闻，在对其仙台医学院的同级生进行采访的基础上，怀着对青年鲁迅的敬爱和共鸣写成的这篇可称鲁迅传记小说的《惜别》，无疑是一篇佳作。竹内好（1910-1977）虽对鲁迅思想做出了高度评价，但对其文学作品则于1944年在《鲁迅》（日本评论社）下过诸如“《肥皂》乃愚劣之作，《药》是失败之作”“我认为《伤逝》是恶劣的作品”之类的断言，基本没有真正地理解鲁迅文学。对于竹内好对鲁迅名不副实的独断评价，太宰治以一句“如秋霜般严峻”委婉地提出了驳斥。虽然太宰同竹内的意见相左，但或许他对中国研究者竹内好因征兵被派往中国前线的悲惨遭遇颇为同情，因而回避了激烈的驳斥吧。

南方周末：日本的几代鲁迅研究者，从竹内好，到丸山昇，再到你这一代，各自时代的研究者，都在哪些方面比前代有所突破呢？

藤井省三：以竹内好来说，他在日中战争期间，以鲁迅一生的政治活动为参考，在帝国主义侵略战争下挣扎生存，并致力于形成自己的思想体系。竹内好最大的功绩，应该就在于翻译了诸多鲁迅作品，并在日本国内倾力推广鲁迅文学这一点吧。

丸山昇（1931-2006）从东京大学中文系的仓石武四郎和小野忍两位恩师那里学习了用于古典文学研究的考证学和近代中国文学史观，以文学作品为线索对革命家鲁迅进行了追踪研究。丸山昇从1950年代开始就持续探索社会主义革命在日本的可行性，他对同时代中国的政治性问题，如对“文革”提出疑问。将丸山昇的鲁迅研究中革命和文学这一主题继承得最好的，应是庆应义塾大学的长堀祐造教授了。

1952年出生的我，学习了小野忍先生世界文学史的视点和丸山昇先生考证学的方法，从比较文学的视点对鲁迅进行了研究。如果立足于世界文学史和比较文学的视点，采用文献考证及文本分析进行研究，我们不仅可以探知鲁迅和外国作家之间的影响关系，亦将使鲁迅和张爱玲、莫言等中国作家之间的系谱关系清楚地浮现出来。

南方周末：您推断鲁迅在中日间的文学现象也适用于整个东亚地区，并开展了“20世纪东亚文学史中的村上春树”这一国际研究，研究结果印证了你的推断吗？

藤井省三：东亚皆有从传统的汉字文化、儒教文化向欧洲化、近代化发展的历史。以世界文学史、比较文学的文化视角和方法来研究东亚各地、各时代、各阶层的人们的情感和逻辑,是极具意义的。其中,鲁迅和莫言、也斯、李昂、村上春树等的文学,韩国导演李沧东、新加坡导演邱金海等的电影，在展望东亚文学文化之际发挥着标志性的作用。

想象鲁迅还活着，就能再燃希望

南方周末：日本近代文学在“民族国家”的形成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方面的话，到“抗日战争”为止，中国文学在塑造“民族国家”方面，和日本文学存在着哪些异同呢？

藤井省三：中国经历了许多苦难，才实现了从清末到民国，从民国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进步。其主要原因是欧美和日本等帝国主义国家的干涉和侵略，以及中国广阔的国土和庞大的人口基数导致了国民意识塑造的困难。日本从清末中国遭遇“西方的冲击”的经历中学到了很多，也庆幸国土和人口规模相对较小，因此比较顺利地实现了从江户时代（1603-1867）向明治维新的过渡，在20世纪初基本建成了民族国家。与此同时，文学所带来的民族国家想象的力量也越来越稀薄。尽管如此，日本文学向日俄战争后日本的帝国主义化和对中国台湾、朝鲜半岛的殖民统治，以及1931年到1945年对中国的侵略战争表示质疑，却无法改变帝国主义化的潮流，从而目睹了1945年日本被美军占领。战败后的日本文学描述了过去的东亚侵略战争和与美国、英国、荷兰等的帝国主义战争经历，也对在战后持续膨胀的美国帝国主义进行了批判。但是，伴随着1955年左右开始的高度经济增长，基于文学所产生的民族国家想象的力量再次逐渐稀薄。

南方周末：你曾在回答“对今天的我们来说鲁迅意味着什么”这个问题时，说过这意味着“对欧美近代要既接受又抵抗的主体性立场”。你能否详细阐述一下，这样的立场在鲁迅身上是如何具体呈现出来的？

藤井省三：鲁迅最典型地谈论自己的“对欧美近代要既接受又抵抗的主体性立场”，大概是在《藤野先生》中“幻灯片事件”这一节吧。在这里鲁迅最深切地贴近了在日俄两国的帝国主义战争中牺牲的中国底层社会，就像讲述阿Q的悲惨一生的“我”“仿佛思想里有鬼似的”那样，曾一度否决了近代欧美的技术精华——西方医学，并通过近代欧美的脊骨——文学，试图从根源上重新追问欧美的近代和效仿近代欧美的日本的近代，这体现了鲁迅的独特精神。

南方周末：在像日本这样的后现代社会中，文化主体性的议题似乎变得比较重要。但在其他社会中，鲁迅的批判力量是否主要仍在于对“既接受又抵抗”的文化主体性的捍卫呢？

藤井省三：作为近代欧美最大发明之一的民族国家，隐藏着向帝国主义国家发展的危险性。鲁迅文学是从根源上对各个不同层面的社会发展提出质疑的文学。我们不时阅读鲁迅的文学，想象一下如果鲁迅还活着，就能再燃希望。

南方周末记者 王华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