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颖：在堤岸寻找杜拉斯

上世纪八十年代，法国著名作家玛格丽特·杜拉斯的小说《情人》横空出世，风格强烈的叙述文体风靡文学界，将读者带往上世纪初的越南：在泥浆翻滚的湄公河边，在轮渡上，戴宽檐帽的法国少女邂逅中国男子。比起九十年代的同名电影，胡志明市中国城的堤岸公寓，在作家富于魔力的笔下更具象征意味：“窗外是堤岸的嘈杂街市，熙熙攘攘的行人人影，规则地被百叶窗横条木划成一条条。”

电影《情人》剧照

不仅堤岸，还有湄公河、沙沥、伊甸影院，这已经不是一个个地点，而是有着杜拉斯踪影的场景，我们的越南行，是受到杜拉斯的召唤。

对于背包客，越南是自助游的天堂，在当地旅行社花二十七美元（当然，这是2007年的票价），买一张“open tour bus ”的票子，便可以从河内坐到胡志明市，总行程四十八小时，乘客可在不同城市自由上下。

当我们从高原城市大勒进入胡志明市的刹那，就像电视换了频道，画面骤然强烈纷乱，声音更是震耳欲聋，犹如失手把音量调到最高度，车上所有的乘客都从瞌睡中惊醒,我们扑向车窗:比河内远为宽阔的街道车阵潮涌，越南特有的摩托车更是壮观，密集铺满整条大街！

次日早上八点，我们已坐上人力车直奔第一区的堤岸，寻找那间已经是文学符号的公寓——“这床与那城市，只隔着这透光的百叶窗。”

同行的新加坡友人手里拿着纸片，前一晚她上英文网找有关信息，读到《纽约时报》上一篇名为《杜拉斯的西贡》的文章，作者把杜拉斯当年留足的地方都走了一遍，堤岸、沙沥、湄公河，以及“中国情人”的大屋和死后的墓地，在其捐助的庙宇甚至有“情人”和他妻子的照片。

由于夜深，酒店老板急着关闭商务中心电脑，友人走笔如飞把有关信息抄在纸上。文章长达三页，匆忙记下的也就一小片纸，是一系列的地址。

按照她的记录，公寓是在今“凤凰酒店”的地址。人力车夫把我们从旅馆所在的第五行政区运到第一区的堤岸。我们下车的地方是堤岸的开端部分，马路空阔商店稀落行人稀少。

我们至少又步行了三刻钟，才进入堤岸腹地，此时的堤岸有些清寂，并非我们想象中的嘈杂拥挤。凤凰酒店就站立在面前，这是一栋水泥外墙的大楼，远不是杜拉斯描绘的公寓格局。

站在街头眺望，看不到有百叶窗的旧公寓楼。酒店对面大楼挂着一块华文招牌“堤岸都市人事社”，它带出了早年堤岸是个独立城市的历史遗痕。

时间已近午后，唯有阳光和八十年前一样炽热，一月的胡志明市气温已高达三十度以上。

我们招来出租车，去纸片上另一个地址，“中国情人”募捐的中国庙宇，路名号码都对，却是一家煤球店。这条街倒是有中国庙宇，庙里有华人，虽能说华文却不懂我们在说什么，杜拉斯是谁？情人又是谁？

我们又找到“中国情人”老家的Nguyen Hue街，这条街在胡志明市最繁华的第五区，按照文章描写，“老家”是今日警局所辖的缉毒所。这条街倒是有警察局，但既没有缉毒所也不见老屋痕迹。

下午太阳更炽热，我们满头大汗头晕目眩，走到卡迪纳街角见到餐厅，像见到清凉的水池便一头扎了进去。

是否地址抄错？中国情人的家该在沙沥，沙沥在湄公河三角洲，离开胡志明市有几小时车程。午餐后的冰咖啡让我们的头脑忽然清醒。友人的纸片上沙沥、胡志明市和街名一片混杂。

算了，忘记堤岸吧，现在我们是在卡迪纳街啊！同行的上海老友已经拿出一叠从地摊上买来的二十年代的原西贡卡迪纳街的黑白照片，与餐厅落地窗外的卡迪那街对照着。

殖民地式直角状路口，Continent酒店外的罗望子树，街口的丽池酒店……她嘀咕着好像在清点遗迹。

卡迪纳街的伊甸影院已成为商厦的一部分，能从外墙看到传统西方电影院的特征，门楣上方水泥墙上细致的浮雕顶端中央耸起的尖塔。伊甸影院是杜拉斯童年往事的场景，她母亲曾在此为默片弹奏钢琴谋生。1977年杜拉斯以剧本形式发表的作品，取名《伊甸影院》。

回到酒店，友人去楼下大堂上网，证实情人大屋和那间庙宇是在沙沥，而凤凰酒店则是作者逗留胡志明市时下榻的酒店。

是的，我们错得离谱，竟在胡志明市拼命寻找作家留足沙沥的地址，有趣的是，沙沥的街名竟和胡志明市相同。（唐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