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PISA十余年的朱小虎博士：我们的教育，亟需培养孩子的“问题解决力”

看点 面对蔓延到未来的不确定性，如何适应所处情况并解决问题，成为孩子必不可少的核心能力。为此，外滩君请教研究PISA十余年，聚焦“问题解决”主题的朱小虎博士。在他看来，现行的教育，缺乏对问题解决能力的培养。因此，学校教育中要让孩子接触更多基于真实情景的问题，同时，家长要给孩子创造更多接触社会、自然、他人的非正式学习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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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丨享耳 编丨Zemira

2021年倒计时。

回顾这一年，用“不确定”这个关键词总结，非常贴切。

人口问题，疫情肆虐，经济下行，裁员失业……所有人都觉得，未来变得越来越朦胧，越来越不可控。

正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祖莱，近日在该组织第41届大会上表示：“如果有什么东西将我们聚集起来的话，那就是我们当下的脆弱感和对未来的不确定感。”

面对充满变数的未来，如何让孩子能更好地适应未来生活呢？如何判断孩子，是否具有适应不确定性的能力呢？

基于这样的目的，旨在评价学生应用知识与技能，适应未来生活能力的PISA（国际学生评估项目），应运而生。

而“问题解决”，是PISA当中关键评估的核心能力，也是朱小虎博士10多年来的研究方向。

朱小虎，是上海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副教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教师教育中心研究人员，他曾以数据主管的身份，参与了上海两个周期的PISA研究，目前致力于上海TALIS（教师教学国际调查）的实施和研究。

朱小虎博士

经过多年对“问题解决”的研究和观察，朱小虎发现令人担忧的现象：我国目前的教育，缺乏对孩子真实世界问题解决能力的培养。

真实生活中，遇到的问题大多基于陌生而复杂的情景，需借助多种领域知识和经验，不断调整并探索出解决方案。而这一过程是否顺利，反映了问题解决能力的高低。

在未来，可以预想到孩子将会面对更加频发的不确定性。因此，现如今问题解决能力的培养，更应从学校和家庭两方面，引起足够的重视。

那么，家校如何提升孩子的问题解决能力？为此，12月上旬，外滩君与朱小虎进行了一次面谈。

中国教育：

亟需培养问题解决能力

2016年，世界教育创新峰会WISE公布了《面向未来：21世纪核心素养教育的全球经验》的报告，将“创造性与问题解决能力”列为通用素养中的高阶认知。

为什么要重视问题解决能力？对此，朱小虎有自己的见解。

学校教育很多时候过分强调知识积累、技能练习，反倒把教育初衷忘记了，本该是手段，最后却成为了目标。“教育的本质是教人解决问题，让个体的问题解决能力提升。”

所以，更应强调个体创造性地问题解决，而不是反复操练同一类问题。

与此同时，学校课堂多采用“教师主导”的教学模式，老师把控了课堂的个个环节：

课前：制定清晰的教学目标、教学过程；

课中：设想每个提问，学生可能会有哪些反应；

课后：如何进行总结引导。

朱小虎认为，这种教学模式适合大班制，使绝大部分孩子高效地学习知识、掌握技能。从这点上讲，我们的教师很专业。

但是，人才批量生产的“工业化”教学模式，已经越来越不适应人才的培养方向。

“工业化强调的是标准化、高效率，而如今社会所需要的是创新型人才，具有优秀分析能力、人际交互能力去解决实际问题。在未来更是如此，问题情境根本无法预知，更需创造性地解决问题。”

因此，培养适应现在与未来的人才，亟需提升孩子的问题解决能力。

那么，在学校教学中，如何培养问题解决能力？

作为资深比较教育学学者，朱小虎认为新加坡是值得借鉴学习的对象。

先来看下新加坡近年的PISA结果：

2018年，学科素养排名仅次于中国（B-S-J-Z），均位居第二，全球胜任力排名第一；

2015年，学科素养及合作问题解决能力，均为第一名；

2012年，学科素养排名仅次于中国（B-S-J-G），均位居第二；基于计算机的问题解决排名第一。

如此稳定的优异，缘于新加坡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东西文化交融的国家。

在教育理念上，新加坡受西方影响较大。新加坡政府倡导“少教多学”（Teach Less，Learn More）的教育理念，引导教师认识到学生是学习主体，而老师更多充当“学习支持者”的角色。这一点与建构主义理论，不谋而合。

建构主义理念：是一种关于知识和学习的理论，强调学习者的主动性，认为学习是学习者基于原有的知识经验生成意义、建构理解的过程，而这一过程常常是在社会文化互动中完成的。

另一方面，从PISA的各国数学成绩可以看出，整体而言，东亚数学普遍靠前。

值得一提的是，不论在中国、日本、韩国，学生在学习过程中，主要接触的是纯数学任务，但新加坡不仅有纯数学任务，还有与现实相接触的应用型数学任务。其将东西方的教学优势进行了课程融合，做到了既兼顾应试，又兼顾应用。

与此同时，新加坡很早就实现了电子化教材，计算机应用能力很强，这对问题解决能力的提升，有进一步的促进作用。

“新加坡对教学的启发，很重要的一点，是增加与现实相接触的应用型数学任务，从教学角度来说，就是重视题目的真实情境。”朱小虎说。

作业不能仅停留“纸面”，

更应基于“地面”的真实情境

日前，教育部要求暂时下架“拍照搜题”类App，引起刷屏。

暂且抛开其他视角，为什么“搜题”能找到正确答案呢？因为重复。

朱小虎观察到小学三年级的女儿，不少作业都是重复性的，这与他的研究结果相符，作业中多是结构良好，答案相对明确的题目。

另外，他发现作业里还存在一个问题，即很多题目脱离真实情境，是编造出来的假情境。比如：

实验小学要把200名少先队员平均分成5个分队，每个分队分成8个小组进行活动，平均每个小组有多少名少先队员？

小明有40元钱，比小强多5元，小强的钱比小红的钱多7元，三个人一共有多少元钱？

“这类日常做的数学应用题，在PISA里叫文字题（Word problem），用文字组成的纯数学题目，并不是真正意义上基于真实情境的应用题。”

PISA问题解决样题：“车票”问题

这两处症结，实际上局限了孩子创造力，以及问题解决能力的发展。

那么，如何改变作业内容的现状？

朱小虎深知教育是慢的艺术，因此改变也绝非一蹴而就的事，需要慢慢来。

“题目的设计本身对老师要求很高，因此特别讲究灵感，只有在生活中时刻思考，才会有灵感火花的迸发的可能。”朱小虎向外滩君分享了自己最近的一个灵感：

他看到女儿同学过生日时，点燃了两个不同形状的烟花棒来庆祝，一个是心形，一个是五角星形。

他脑海闪现出基于此情境的题目：同时点燃心形和五角星形的一端，哪个先燃烧完？

这道题涉及周长的理解与计算过程。不仅如此，情境还可以进一步延伸出更多的问题：

为什么先燃烧完的烟花棒，就表示其周长短呢？如何测量出，两个烟花棒的实际周长？等等

从真实情境的事件中，发现其背后的教育价值，引导孩子作为学习的主体，更深层次地思考问题、解决问题。

“这也提醒着我们，要给学生创造更多机会，让其把脑子里构想的设计方案付诸实践，而不仅仅停留在纸面上，只有真正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才能在摸索中知道如何去解决问题。”

除了作业需要增加真实情景下的命题之外，朱小虎了解到国内开展了一系列从微观到宏观，培养学生问题解决能力的教学尝试：

1. 项目学习课程

它聚焦的是学生在问题情境下，综合利用各个学科知识和技能去解决问题，从而不断优化问题解决能力。某种程度上来说，项目学习是对我国传统重视分科的教学模式很重要的补充手段，甚至是矫正手段。

2. 主题综合活动

学校举行的月度、学期性主题教育活动。某种程度上来说，它是学校层面的大型项目学习，把学生在学校的生活和课程内容（如班会）结合起来。

3. 特色学校建设

比如，华东师范大学附属东昌中学，经过十几年的摸索，创建了金融教育特色高中。

学校不仅在基本课程中融合金融素养教育，而且每学年还要策划金融主题活动，纵深综合地提升学生的金融素养。

以上分层次落地的教学模式，在朱小虎看来，既是培养学生问题解决能力的新尝试，也是对现有教学模式的强有力补充。

舍弃精细化养育，

“深度参与”孩子成长

“城市里的孩子，被家长养育得过分精细了。”

回想下，孩子从早晨起床到晚上睡觉，日常所做事情、所处环境有哪些？

仔细分析会发现，孩子的生活其实非常单调：周一至周五去学校上学、回家写作业；周末父母接送去兴趣班。

“孩子实际上和被‘圈养’没什么区别，生活范围就那么大”朱小虎感叹道。

更何况，孩子所接受的信息，还都是“二手”的，比如：有的孩子从小一直由爸爸开车接送，问公交怎么运行，有多少条地铁，地铁票价多少，他只能是听说，并没有真实体验。

而在PISA中，就涉及类似真实场景的题目：坐地铁、看公交站牌，判断被试问题解决能力的高低。

倘若缺乏鲜活体验，谈何提升问题解决能力？

虽然，绝大多数家长做到了“浅层参与”——接送孩子上下学、照顾日常起居等。

但培养孩子的问题解决能力，需要家长的“深度参与”——给孩子创造更多接触社会、自然、他人的非正式学习机会，并和孩子一起探索、交流、成长。

家长如何创造非正式学习机会？朱小虎举了自己和一双儿女的例子：

夜跑途中，他发现附近的河边经常有刺猬出没，出现时间一般在晚上10点左右，路灯全部熄灭之后。

想到自家俩孩子对自然现象很感兴趣，他便萌生了他们寻找刺猬，体验自然探索的念头。

于是，某周六晚10点多，朱小虎在装备好两个孩子后，三人就一起出门寻找刺猬。

面对黑漆漆的环境，第一次深夜外出的孩子们，紧张得不行。女儿两手攥成小拳头，脚步声稍微大一点，儿子就凑过来耳语：“小声一点，不然吵到刺猬，它就跑了。”

期间，三人听到了河边水鸟嘎嘎叫、虫儿鸣，看到了猫打架，还有很多白天被各种视听噪声掩盖，注意不到的新奇体验。

两个孩子也越来越起劲，叽叽喳喳地议论，猜测刺猬究竟会在哪里出现。

女儿说：“刺猬应该在比较高的地方，这样才躲得住。”

儿子说：“爸爸说刺猬晚上出来，是为了找吃的，我们去放猫粮的地方找找。”

最终，虽然没能找到刺猬，但这已经不重要了，因为俩孩子都特别开心，回去以后还说“爸爸，改天我们再去找。”

在正规学习之外，孩子需要的就是这种非正式学习，有新刺激、新体验，同时能感受到乐趣。

而过程中的讨论、交流、推断环节，都是在培养孩子的问题解决能力。

“只有家长在日常生活中创设非正式学习机会，‘深度参与’陪伴成长，孩子的问题解决能力，才会更上一层楼。”

结语

最后，外滩君抛出一个问题：作为比较教育研究学者，您希望孩子出国留学吗？

“就我个人而言，希望他们大学毕业后，再斟酌是否出国留学。”

之所以这样考量，朱小虎一方面认为，大学阶段的个体还没有“定型”。

比如，诸多孩子在国外上初高中、大学，毕业后归来，结果父母发现孩子似乎是一个“崭新”的人，跟自己在观念上有很大的不同。

“在受教育的过程中，潜移默化让孩子有自己是中国人的意识，这一点很关键”。

另一方面，他观察到这样的现象：人们对“置身其中”的教育，更容易看到问题与不足。

尤其比较西方教育后，批判自己国家的教育一无是处。事实上，以客观公允的态度跟发达国家相比，我国教育依然具有显著优势，历年PISA结果也印证了这一点。

“当然，孩子留学的决定权，最终还是握在他们自己手里。”朱小虎说道，“与此同时，对中国的教育现状，以及未来的教育发展，我个人充满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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