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谷合强：“一带一路”与中国—东盟经贸关系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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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合强：“一带一路”与中国—东盟经贸关系的发展
来源：《东南亚研究》2018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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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一带一路”是中国统筹国内经济发展与深化对外开放的重要战略性举措，东南亚是中国周边外交的优先发展方向和“一带一路”涵盖的重要区域之一，东盟则是中国的重要战略合作伙伴与“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参与者。“一带一路”为中国—东盟经贸关系发展注入了“平等协商”“互助共建”“开放共享”新理念，搭建起“系统化工程”“跨国工业园区”“优势产业合作”“多元化创新”与“战略对接”新平台，建立了“决策与对接”“市场化运行”与“跨国联通”新机制。同时，“一带一路”在东南亚的推进面临来自东盟国家内部民族主义滋长和域外大国力量干扰等因素的消极影响。在未来双边经贸合作中，中国需要更加主动承担大国责任，发扬奉献精神和展示必要的宽容胸怀。
［关键词］一带一路； 中国—东盟关系； 经贸关系； 周边外交；
［作者简介］谷合强，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国际关系专业2016级博士研究生。
本文刊载于《东南亚研究》2018年第1期。
近年来，国内学术界在“一带一路”与中国—东盟经贸关系的研究上取得了一些成果，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从宏观视角分析“一带一路”对中国国际贸易、跨国投资、产能合作、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作用的研究（涉及东盟地区）[1]，二是从微观视角分析“一带一路”对东盟或东南亚个别国家（如泰国、马来西亚、越南、缅甸等）在自贸区升级、贸易合作等领域的具体化研究[2]。总体来看，目前尚无关于“一带一路”与中国—东盟经贸关系的系统性重要研究成果。系统分析“一带一路”新理念，总结四年来“一带一路”在中国—东盟经贸合作实践中形成的新平台、新机制，有助于政府相关部门科学引导双边经济发展，企业更加积极参与相关项目建设，广大民众更理性看待经贸关系中出现的多元化合作与竞争现象。因此，本文就“一带一路”与中国—东盟经贸关系新发展这一重要问题进行相关的理论探讨。
一 “一带一路”：中国—东盟经贸关系发展新理念
中国长期奉行对东盟国家睦邻友好政策，视其为“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东南亚地区是中国周边外交的优先发展方向。1991年中国—东盟建立“对话伙伴关系”，中国与东盟各国政府交往频繁，政治互信不断加强，经贸相互依存日益加深。1997年12月，中国—东盟提出建立“面向21世纪的睦邻互信伙伴关系”，2003年10月，双边关系提升为“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伙伴”。2010年1月，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如期建成。2016年7月，双边签署升级自贸区相关协议，目前双边建立有十几个部长级会议机制和二十几个高官级对话机制。中国承诺对东盟最大限度地开放国内市场，鼓励中国企业重点向东南亚地区投资，帮助东盟利用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机遇实现产业结构调整与优化升级。但是，面对中国日益增长的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东盟国家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安全忧虑”，尤其与中国存在岛屿主权争端的国家无形中放大双边之间的一些摩擦、竞争或冲突事件。
中国—东盟经贸关系受制于当前大变革、大发展、大调整的国际环境：其一，世界经济全球化、国际政治多极化和科学技术信息化持续发展，国家与各种非国家行为体如国际组织、跨国公司、公民社会等在不同层次、不同领域频繁互动，形成多元竞争与合作、博弈与共赢关系。其二，2008年金融危机导致欧美发达国家引领的世界经济增长动力持续减弱、全球财富大量缩水和国际贸易总量不断下降，但是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群体性崛起”并日益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二十国集团在全球治理中的影响力日益提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出现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改革，国际社会最终签署了《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和气候变化的《巴黎协定》。其三，世界全球化发展进入新阶段，各种“逆全球化运动”、国内极端保守主义、贸易保护主义在世界各地滋生蔓延，国际治理体系改革面临新的挑战。
国际关系实践证明，友好邻居关系可以带来倍增的国家利益，敌对邻居关系导致国家利益加倍受损[3]，因此夯实中国—东盟“黄金十年”基础，实现“钻石十年”新目标需要合作理念与思路的创新。东南亚是“一带一路”经过的核心区域之一，东盟是“一带一路”的重要合作伙伴，“一带一路”倡导的“平等协商”，“互助共建”，“开放共享”新理念将为中国—东盟经贸发展注入新动力[4]，推动双边经贸合作深入发展和实现国家利益的互利共赢。
（一）“平等协商”理念
人类历史上出现的国际组织或机制多是大国掠夺、剥削小国财富的工具，如拿破仑战争后维也纳体系、一战后凡尔赛—华盛顿体系、二战后雅尔塔体系及后冷战时代美国主导的“亚太新秩序”，传统国际体系或机制无法真正消除国家间的矛盾和冲突，结果是各种矛盾、冲突不断积累，最后导致战争的爆发。当代国际体系一定程度上表现为霸权国美国与崛起国中国的国际规则制定权的博弈，“一带一路”倡议正是中国力图避免传统大国间出现的“修昔底德陷阱”的中国方案：坚持国家地位平等，建立“平等协商、开放包容、互惠互利”的国际合作新机制和实现各国共同分享发展成果[5]。中国是“一带一路”倡议的发起者，但绝不谋求领导权，而是通过友好协商继承或发展既有国际机制，寻找各方合作共赢的切入点与潜力点[6]。中国—东盟经贸合作坚持各国地位平等，通过友好协商解决“一带一路”建设中出现的矛盾与利益冲突：其一，强调各国地位平等。2014年11月8日，中国邀请柬埔寨、老挝、缅甸等东盟国家领导人共同参加“互联互通伙伴关系对话”会议，习近平主席强调“尊重各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照顾各方舒适度，不强人所难，不干涉他国内政，增强彼此战略互信。[7]其二，重视项目协商。2016年7月12日，中国江苏省、安徽省、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与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等政府官员、企业人士、学者与媒体300多人共同参加第二届“中国—东盟产能合作高层论坛”，参会各方借助“高端对话”、“市长论坛”平台对“一带一路”相关议题进行充分讨论，保证项目的规划可以最大限度地照顾各方利益[8]。其三，拓宽协商渠道。2017年5月14、15日，中国举办“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该论坛有138个国家参加，东盟国家有印度尼西亚、老挝、菲律宾、越南、柬埔寨、马来西亚和缅甸等。该论坛为“一带一路”搭建交流协商平台，包括以政策沟通和发展对接为主题的“政策沟通”平行会议、互联互通与共同繁荣为主题的“设施联通”平行会议、畅通高效与共赢发展为主题的“贸易畅通”平行会议、建立多元投融资体系为主题的“资金融通”平行会议、共建民心之桥为主题的“民心相通”平行会议和“携手打造智力丝绸之路”为主题的“智库交流”平行会议。总之，“一带一路”项目建设坚持政策沟通优先，充分尊重东盟国家利益，东盟国家对“一带一路”的认知和支持力度不断提升，如老挝国家主席本扬表示深入参与“一带一路”，缅甸国务资政昂山素季认为“一带一路”有利于密切缅中两国政府高层政治认同和民众相互理解[9]。
（二）“互助共建”理念
近年来，国际金融危机的消极影响依然存在，全球贸易与投资双下降局面尚未根本扭转，各国经济增长压力沉重，东亚长期形成的“区域内生产和区域外消费”产业结构更加受到国际经济宏观环境的影响，“一带一路”正是中国通过深化国内改革助力世界经济增长的“中国方案”。2016年3月，中国公布《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提出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引领国内经济结构调整与产业转型发展，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公共基础设施建设、道路互联互通和产能发展等领域的合作。中共“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新时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未来中国经济发展需要更加重视发展的平衡性和均衡化。“一带一路”正是中国统筹国内改革与对外开放的重要战略举措。目前中国国内大多数工农业产品生产处于“产能过剩”状态，而东盟大多数国家正处于工业化发展初中期阶段，对基础设施类产品需求巨大，亚洲发展银行分析2016—2030年期间东南亚地区每年至少需在基础设施领域投资1.7万亿美元来保持相应发展速度[10]。
中国—东盟“一带一路”合作项目（见表1）重视“互助共建”：
其一，共同制定发展规划。中国与东盟经过多轮友好谈判，在综合各方利益的基础上制定相关的经济发展计划或规划，中国与老挝、缅甸和泰国等国共同编制了《澜沧江—湄公河国际航运发展规划（2015—2025年）》，计划2025年思茅港南得坝至老挝琅勃拉邦航道实现500吨级船舶航道通航，实现“泛亚铁路”中线与东南亚“互联互通”。中国与东盟10国共同发表《中国—东盟产能合作联合声明》，加强“一带一路”框架下的产能合作，中国与湄公河5国发表《澜沧江—湄公河国家产能合作联合声明》，规划湄公河区域国家利用好“一带一路”平台实现产能合作。其二，协力共建重点项目。港口经济是中国—东盟“一带一路”合作的重要内容，近年来双边加强港口的“共建共管”，截至2017年6月，中国福建已建成并投入运营的外资码头包括新加坡7个、印尼4个，在建或规划拟建的码头有新加坡4个、印尼4个。2015年，中国广西北部湾国际港务集团与新加坡国际港务集团签订共同开发北部湾国际集装箱码头合作备忘录，利用“渝桂新”国际联运通道实现货物从新加坡港口借道北部湾港口运往中国内地，实现运输成本、时间的大幅度下降。2017年5月，中国南车集团株洲电力机车有限公司在马来西亚霹雳州投资13，100万美元成立合资企业马来西亚铁路交通分公司，生产具有中国标准、中国技术的各类型轨道交通机车和电力机车并且集中投放东南亚市场[11]。雅加达至万隆高速铁路（“雅万高铁”）由中国与印尼国企联合体组建的中印尼合资公司承建，中国昆明至泰国曼谷高铁建设项目计划由中泰组建合资公司建设[12]。其三，创新合作形式。跨国产业园区是中国—东盟“一带一路”经济合作模式的重要创新，中国与柬埔寨、印度尼西亚、缅甸、老挝、越南等国家开展跨国产业园区合作共建，如重庆互联互通项目是中新（加坡）共建的多元化跨国产业园区，涉及产业、资本、科技、人才等领域。2017年5月，中国广东、广西与东盟国家签署“一带一路”环保与产业合作集聚区共建协议，加强环保技术协同创新、产业合作开发与人力资源共享等方面的合作。其四，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2016年3月，中国—东盟举行首届澜湄合作领导人会议，强调深化双边区域互联互通、产能、跨境经济、水资源、农业和减贫等领域的合作，东盟副秘书长林康宪认为“一带一路”框架下中国—东盟经贸合作不仅有利于双边经贸发展，对东盟经济共同体2025年愿景的实现也具有重要意义[13]。
（三）“开放共享”理念
“一带一路”是推动“沿线”国家经济开放发展与合作共赢的新平台，是中国贡献给世界经济社会发展的“公共产品”，中国愿意与东盟共同分享本国发展机遇，欢迎搭乘“中国发展快车”。其一，从双边贸易发展来看，1991年双边贸易额为79.6亿美元，2016年为4524.1亿美元，截至2017年9月份，双边贸易额达3658.9亿美元（参见表2）。目前中国是东盟第一大贸易伙伴，东盟是中国第三大贸易伙伴。从国别来看，2017年1-4月份，中国与印尼非油气产品贸易额为166.3亿美元，印尼对中国出口为62.6亿美元，占其对外出口总额12.8%，从中国进口103.7亿美元，占其进口总额25.7%，中国均位居印尼出口目的地和进口来源地首位[14]。2010年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全面建成，近年来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和“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谈判有序推进。
其二，从双方投资情况来看，2017年1-10月份，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58个国家非金融类直接投资111.8亿美元，占同期总额的13%，主要流向涉及新加坡、马来西亚、老挝、印度尼西亚等东盟国家[15]。2016年度中国对东盟投资最大领域是制造业，占整个投资的18.4%，总金额达131.5亿美元，投资在10亿美元以上国家是印度尼西亚、越南、泰国、新加坡与马来西亚（参见表3）。2016年度中国在东盟国家设立的直接投资企业4300家，雇佣当地员工28.39万人[16]。2017年前8个月印度尼西亚初创企业95%资金来自中国，其中腾讯公司对印尼叫车应用Go-Jek投资12亿美元，阿里巴巴对印尼电商Tokopedia投资11亿美元，京东对印尼线上旅游公司Traveloka投资5亿美元，中国成为印尼初创市场的最大投资来源地[17]。中国—新加坡重庆（互联互通）项目启动9个月以来签署各类金融合作协议约60亿美元[18]。新加坡国立大学教授郑永年教授认为“一带一路”既是中国从区域大国走向世界强国之路，也为沿线国家经济发展提供了必要的发展资本[19]。
总之，“一带一路”推动了中国—东盟经济“绝对”与“相对”收益的同步增加，彰显了新时代中国特色外交“共同生存、共享发展、公平治理、合作共赢、共同进步”的核心价值理念[20]与“亲、诚、惠、容”周边外交思想。中国自觉承担相应的国际、地区发展责任，推动了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中国—东盟经贸合作成功回击了中国利用亚洲大国地位诱导周边国家变成严重依赖中国经济命运共同体的“新殖民主义”言论[21]。
二 “一带一路”：中国—东盟经贸关系发展新平台
“一带一路”为中国—东盟经贸合作注入“平等协商”，“互助共建”，“开放共享”新理念，同时通过发挥双边资源的比较优势不断夯实经贸合作基础。中国—东盟“一带一路”项目建设逐渐形成“系统化工程”、“跨国产业园区”、“优势产业合作”、“多元化创新”与“战略对接”等新平台，推动双边在商品贸易、基础设施建设、工程承包、金融服务、产能合作、人才培养等领域的深度合作。
（一）“系统化工程”平台
长期以来，中国—东盟经贸关系具有集中于单一项目、单一领域的“贸易型”特征，贸易在双边经济关系中的比重过大，不利于商品、资本与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跨国流动，而且容易因贸易逆差出现“贸易战”。中国—东盟“一带一路”合作建立起“系统化工程”，推动双边经济要素的自由流动与经济良性发展：一是基础设施建设。中国—东盟企业组建合资公司综合体承建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如印尼雅万高铁、中老铁路、中泰铁路等，2016年中国对外投资的17%集中于东南亚基础设施领域[22]。二是服务业领域合作。新加坡服务业优势明显，新加坡中资企业协会与新加坡工商联合会（SBF）等东盟30家商会和商团共同组建的“商团商会联盟”，集中服务东南亚地区的商业社群发展和帮助企业提升技能、发展转型、营造良好贸易投资环境等，与中国签署了100多份“一带一路”框架内合作备忘录[23]。三是跨国产能合作。马来西亚柔佛州碧桂园森林城市是中国东盟产能合作重点项目，实现了中马两国企业“抱团发展”和经济深度融合，促进了当地产业链国际化水平的提升，为当地提供了22万个就业岗位[24]。2016年5月26日，中国与东南亚国家举行第九届“泛北部湾经济合作论坛”并发布《中国—中南半岛经济走廊倡议书》，中国与老挝、柬埔寨等国签署“一带一路”合作备忘录和双边合作规划纲要。2016年澜湄合作机制建立以来，中国与越南、老挝等东盟国家“一带一路”合作发展迅速，形成“澜湄速度”、“澜湄效率”及平等相待、真诚互助的“澜湄文化”[25]。
（二）“跨国产业园区”平台
现代产业经济理论认为一国内部的产业集聚有利于规模经济效益的形成，同样“跨国产业园区”可以打破国家间的贸易壁垒，降低企业海外融资成本而实现国家间经济利益增加。近年来中国—东盟建立起各种类型“跨国产业园区”，截至2016年底中国在东盟参与建设的跨国产业园区共23个，其中印尼6个、越南5个、马来西亚2个、泰国、缅甸、文莱各1个，投资累计15.2亿美元，参与中资企业达421家[26]（参见表4）。钦州产业园区是中国与马来西亚共建的金融跨国数据公共服务平台，目标是建成“点对点”现代金融开放试验区，截至2016年底该园区引进50个项目，总投资达280亿元人民币[27]。中国与新加坡共建的(重庆)互联互通项目运行效果良好，新加坡人力部长林瑞生认为中新(重庆)互联互通项目为新企业在中国陕西投资发挥着重要作用[28]。
（三） “优势产业合作”平台
中国与东盟之间产业结构存在较大差异，东盟10国之间经济发展水平差距也比较明显，如新加坡服务业发达，文莱属于石油资源型国家，泰国、越南是农业大国，老挝与缅甸正处于工业化初期阶段。一些学者提醒如果东盟经济长期处于不均衡发展，加上相关国家缺乏有效的治理和机制建设，东盟经济体将面临分裂的危险[29]。因此，中国—东盟基于市场机制搭建起“优势产业合作”平台。越南具有临海地理区位和丰富青壮年劳动力，具有发展新兴电子产业比较优势，近年来重点参与“一带一路”涉及的电子类产业合作。泰国具有良好的汽车制造基础，2015年生产汽车191万辆，出口120万辆，重型机械与汽车制造成为泰国参与“一带一路”的重要领域。菲律宾劳动力成本较低、素质较高，通过与中国服装、电子类企业合作成功承接产业转移，实现产品国际竞争力的提升[30]。2017年5月，中国电力发展集团、深圳盐田港集团、日照港集团与马来西亚签署共同开发马六甲皇京港谅解备忘录，整合双边优势共同发展旅游、智能城市、商业枢纽、深水港、造船及海洋工业园等项目[31]。
（四）“多元化创新”平台
近年来，中国—东盟经贸合作中支持、服务创新的各类型“创新平台”逐渐形成。中国广西、香港、澳门与东盟加大整合广西丰富的中医药资源，香港、澳门的科技研发、中医药标准化生产与国际营销体系优势以及东盟国家的独特医药使用传统优势，建立了“双边多边国际创新”、“产业链国际合作创新”、“产业带国际合作创新”等平台，计划2020年建成桂港澳台—马泰越—印尼新加坡“中医药创新合作带”，2025年建成桂港澳台—东盟“中医药国际创新合作圈”。中国广东省与泰国在东盟“10+1”战略合作框架下逐渐建立起政府支持、行业协会组织、引导的“抱团出海”合作平台。国际能源局(IEA)预测未来20年东盟的能源开发、基础设施建设至少需要2.5万亿美元资金。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丝绸之路基金通过金融服务创新满足沿线国家对资金的需求，截至2016年底“亚投行”为东南亚多个项目提供资金，“丝路基金”与东盟在内的15个项目签约。2017年6月，马来西亚第二大银行集团联昌国际银行与中国国内银行建立起“互为托管银行”，同中国银河证券达成股票经纪业务合作创新协议，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资金支持与金融服务[32]。新加坡作为东南亚地区金融中心和离岸人民币中心，金融服务创新是新加坡参与“一带一路”的重要领域，2016年度中国对新加坡投资占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总额的29%，东南亚60%的工程资金来自新加坡国内银行和金融服务公司[33]。
（五） “战略对接”平台
中国—东盟“一带一路”框架合作坚持以东盟国家发展实际为基础，建立起各种形式的“战略对接”平台。一是与东盟“经济共同体远景规划”对接。2016年第27届东盟峰会提出《东盟经济共同体2025蓝图》（ASEAN Economic Community Blueprint 2025），强调消除成员国之间的贸易壁垒和实现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一带一路”的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与《东盟互联互通总体规划2025》具有内在一致性，为中国—东盟经济整体发展战略对接奠定了基础[34]。2017年11月14日，第31届东盟峰会和东亚合作领导人系列会议通过了《中国—东盟关于进一步深化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合作的联合声明》，东盟承诺实现《东盟互联互通总体规划2025》与“一带一路”倡议对接，共同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和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建设。二是与具体国家发展战略对接。“一带一路”坚持“一国一策”和合作方式创新[35]，与老挝建设“陆锁国变陆联国”战略、越南打造“两廊一圈”战略、柬埔寨实现“四角”战略、印尼建设“世界海洋轴心”战略、马来西亚建设“全面发达国家—2020”战略实现对接。马来西亚是“一带一路”重要参与者和受益者，马来西亚总理纳吉布认为参加“一带一路”有助于实现2020年全面建成发达国家目标[36]。三是与具体产业项目对接。老挝拥有30,000兆瓦水电资源，可利用达25,000兆瓦，但是目前整个东南亚地区仅有40座电站，老挝希望与中国在“一带一路”框架下开展水电能源开发合作，实现2020年建成90座年发电量为6300兆瓦电站的目标[37]。2017年5月14日，中国上海证券交易所与马来西亚交易所签订共同开发金融产品、市场推广与数据管理合作备忘录。中国华为科技公司成功参与到马来西亚“数字智慧国家”的信息通讯服务项目，阿里巴巴公司与马来西亚政府签署设立电子物流中心合作协议，服务当地中小企业参与国际贸易和提高电子支付业务[38]。
总之，“一带一路”搭建起中国—东盟多元化平等开放、互利互惠的经济合作平台，有利于各种资源要素的合理配置，推动参与国利益的增长和企业“抱团”发展。但是，基于目前东盟大多数国家仍然处于全球供应链和价值链的中低端环节，作为原材料供应基地与加工车间的地位尚没有根本改变，中国—东盟经贸合作需要在“一带一路”框架下整合与对接以APEC、RCEP、FTAAP为代表的经济合作机制。
三 “一带一路”：中国—东盟经贸关系发展新机制
国家间稳定关系的维持依赖于相应的机制、规则与规范的建立，中国—东盟经贸关系的发展需要不断建立和完善各种合作机制。中国—东盟在“一带一路”合作中逐渐形成政府引导、企业参与和社会支持的多层次经济合作新机制，有利于双边经济合作新理念的传播和新平台的建设，更加高效地解决经贸关系中产生的矛盾和冲突。
（一）“决策与对接”机制
“一带一路”是中国倡导的新时代经济合作机制，需要中国政府的科学设计、相关部门的全力支持配合以及沿线国家的有效对接。其一，中国建立起顶层设计与部门分工机制。政府在“一带一路”中发挥着政策制定、项目规划、各种关系协调与社会动员等作用，因此，中国中央政府成立了“一带一路”工作领导小组，国务院常务会议专门召开会议进行相关工作部署，以外交部、商务部、发改委为代表的中央部委负责具体的项目落实，中国沿带、沿路与内地的地方政府从本省实际出发积极参与，“一带一路”成为目前中国国内政府部门参与最多，中央与地方联动最好的国家战略。其二，中国与沿线国家建立起沟通对接机构。中国—东盟成立了中国—东盟互联互通合作委员会中方工作委员会与东盟互联互通协调委员会，专门负责互联互通、基础设施建设、技术转移与人员培训等方面的沟通协调工作。其三，东盟国家成立相应的“一带一路”服务机构。东盟各国成立由政府、企业和学术团体等构成的“一带一路”信息服务机构，如新加坡国际企业发展局(IE Singapore)代表政府提供“一带一路”服务，2016年9月10日，该局与中国国家发改委等部门共同举办“一带一路”圆桌会议，为新加坡企业参与“一带一路”提供政策咨询服务。2016年12月12日，马来西亚成立隶属于马来西亚华人公会对华事务委员会的“一带一路”中心，负责为本国企业提供“一带一路”信息咨询、市场开拓和政府联络工作。2017年5月，马来西亚吉隆坡区域仲裁中心（KLRCA）更名为“东盟国际仲裁中心”，与中国协商制定“一带一路”统一仲裁机制，提高解决“一带一路”在东盟国家推行中遇到的贸易纠纷问题的效率[39]。
（二）“市场化运行”机制
企业是“一带一路”的参与主体，中国鼓励各种所有制企业在遵循市场法律法规基础上平等参与相关项目建设。目前“一带一路”处于以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为主的发展阶段，中国国有大中型企业具有技术、资金、管理和人才等方面的相对比较优势，铁路、公路、电力、建材行业类国有大中型企业是相关项目的主要参与者，截至2017年5月底，共有47家中央国有企业参与1676个项目建设[40]。2015年9月，中国广西北部湾国际港务集团与文莱交通部签署《广西北部湾国际港务集团—文莱达鲁萨兰国政府合作意向书》，围绕建设东盟东部增长区国际航运中心进行各领域的合作[41]。中国地方政府鼓励企业参与“一带一路”，广东省湛江市给予参加“一带一路”框架内国际水产品博览会等项目的民营企业税费减免，2016年湛江市民营企业创造价值164，000万人民币，贡献率占本市GDP63%[42]。2017年5月，中国河南省政府、中国光大银行集团与马来西亚亚洲航空公司（Air Asia）签署开发低成本航空（low-cost carrier）合作协议，在市场化管理基础上开展机场建设、飞行员培训等领域合作[43]。中国香港政府发挥自身拥有的市场经济管理经验和对于东南亚的地缘优势，鼓励港企参与“一带一路”在东南亚的项目，目前已经参与建设柬埔寨机场、泰国和越南电厂。2017年11月13日，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与东盟签署《香港—东盟自由贸易区协定》和《香港—东盟投资协定》，深化香港与东盟市场的“互联互通”，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评价“一带一路”倡议不是空谈或政治口号，是一份能为香港带来实际益处的宏伟蓝图[44]。
（三）“跨国联通”机制
“一带一路”的“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等措施共同推动了中国—东盟经贸“跨国联通”机制的建立和完善[45]，2015年10月21日，属于中国福建省推进“一带一路”“跨国联通”机制重要项目的中国—东盟海产品交易所正式公开挂牌交易，为双边大宗海产品现货交易提供线上交易、线下交收与跨境结算第三方电子交易服务[46]。2015年5、6月，中国厦门港、福州港管理局分别与马来西亚巴生港管理局签署友好港口合作意向书，加强两国在港口建设、运营管理、招商引资与信息技术共享等领域合作。2015年9月20日，首届“中国—东盟市长论坛”确定建立“中国—东盟港口城市网络合作机制”、“中国—东盟城市合作行动机制”，中国10个港口与马来西亚6个港口建立“港口联盟”。2016年6月，中国与马来西亚签署共建位于马六甲海峡和巴生港之间的凯利岛巴生港协议[47]。2017年9月，中国国家交通运输物流公共信息平台（LOGINK）与马来西亚巴生港务局签署谅解备忘录，巴生港口通过LOGINK平台可以实现与国际港口物流信息的互联互通，方便追踪和监督货物去向、削减物流成本，提高海运竞争力[48]。2017年3月，中国国家开发银行厦门分行与印度尼西亚曼底利银行建立跨国金融合作机制，为印度尼西亚27个项目提供资金，总贷款额87亿美元[49]。2017年9月13日，中国—东盟中小企业贸易促进平台（CASTPP）正式启动，东盟国家中小企业可以通过钦州保税区进入中国市场，同时享受相关的优惠政策、便利化通关环境、专业化服务，中国企业也可以借助该平台进入东盟各国市场[50]。2017年9月，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与马来西亚中华总商会签署“一带一路”合作备忘录，建立起商会跨国联通机制，两国商会将通过举办经贸论坛、项目推介会、商务洽谈和培训等活动为企业搭建交流平台，共享两国经济发展信息、投资机会与商会信息[51]。新加坡政府网正与中国协商建立“一带一路”信息互联互通机制，为企业提供咨询服务[52]。
总之，“一带一路”为中国—东盟经贸合作注入新理念，搭建起合作新平台，相关机制的建立和完善保证了双边经贸关系的长期、健康发展。中国—东盟经贸合作的良好成效不断向政治、社会领域“外溢”，2016年10月21日菲律宾《世界日报》发表题为《欢迎菲中友好关系全面恢复》社论，肯定杜特尔特政府改善与中国关系有利于菲律宾经济发展和摆脱贫困落后状态。
四 中国—东盟经贸关系发展面临的挑战
“一带一路”加深了中国—东盟之间的经济相互依存，但是日益密切的经济联系也意味着更多经济摩擦的出现，中国与东盟一些产业发展水平的相似增加了同类竞争的可能性。另外，世界经济增长趋缓带来的贸易保护主义的上升和东盟国家内部民族主义滋长，域外大国力量在东南亚的长期存在等因素都会对中国—东盟经贸关系的发展产生消极影响。
（一）东盟国家民族主义滋长
东盟大多数国家处于工业化初中期发展、城镇化快速推进和社会政治体制急剧转型的“三重叠加”时期，大多数国家一方面苦于本国基础设施落后严重制约社会发展的现实，迫切希望搭乘中国经济发展“便车”和共享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公共产品”；另一方面，东盟国家进入现代民族国家的历史较短，近代史上又遭受西方列强的殖民掠夺，对国家主权格外关注，尤其与中国存在领土领海主权争端的越南、菲律宾等国对中国日益增长的综合实力有着更加明显的安全焦虑，认为中国正通过“一带一路”把经济影响力转化为东南亚甚至全球领导力[53]。印度尼西亚一些媒体认为中国对印尼的商品需求主要集中于能源及初级产品，两国经贸合作属于竞争关系[54]。马来西亚一些人士认为该国参加“一带一路”主要目标是帮助本国企业进入中国市场和扭转对华贸易逆差[55]。因此，长期以来东盟国家一方面重视与中国的经贸合作，另一方面倚重美、日等域外大国提供安全保护，在大国之间实施“对冲”战略[56]。
（二）域外大国的消极影响
中国—东盟经贸合作的深化带来中国在东南亚地区影响力增强，必然导致域外国家与地区（美国、俄罗斯、日本、印度、澳大利亚、欧盟）在该地区权力结构的变化，东南亚地区利益攸关者自然产生不同程度战略的“焦虑”，美国一些媒体认为中国正利用“一带一路”向邻国投资基础设施而成为亚洲最具影响力的角色，中国的真正目的是把东南亚国家纳入自己的经济圈[57]。尽管美国特朗普政府退出了TPP谈判，但对东南亚地区的关注不会减弱，尤其“美国第一”狭隘国家主义必将导致更加严重的贸易保护主义[58]。印度认为中国东南亚影响力的增长已经威胁到其国家利益，尼赫鲁大学中国问题专家迪派克（B.R.Deepak）认为“一带一路”增强了中国在东南亚的主导作用，这不同于中国宣称的多极化、反对霸权主义和实现共同安全目标[59]。日本通过向东盟国家扩大投资，推动产业转移及政治上支持与中国存在领海争端国家等途径扩大本国的影响。
（三）中国企业投资风险增加
当前东盟多数国家存在不同程度的政局不稳、族群冲突与宗教矛盾复杂等问题，中国企业在参与东盟经济合作中面临着各种投资风险，如泰国政局变动导致中泰“大米换高铁协议”落实困难，缅甸政局变动导致密松大坝项目搁浅，马来西亚政党斗争导致中国在吉打建设“鲁海丰吉打港口综合农渔产业园”项目叫停。中国一些企业投资项目与当地社会契合度较低，对扩大当地就业和改善民生效果不够明显，以及个别企业社会责任意识不强等因素在当地造成了不同程度的负面影响。
结 语
相互依存理论表明了国家间经济相互依存的加深有利于政治关系的改善与发展，中国—东盟日益密切的经贸合作推动了双边共同利益的增长，为政治关系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双边经贸合作有利于中国—东盟利益共同体、安全共同体与命运共同体建设。结合“一带一路”在东南亚地区面临的挑战，中国需要在以下方面深化双方合作：第一，扩大双边政治对话。一是以东盟为中心深化双边政治合作，重视与东盟的友好协商、循序渐进与软制度建设。二是利用好已有双边、多边合作机制如“10+1”、“10+3”、东盟地区论坛、东亚峰会为经贸合作营造良好的政治环境。第二，推动公共外交发展。重视媒体、智库及华侨华人社团作用，宣传好“一带一路”合作共赢理念，讲好中国和平发展故事，中国不会抢占其他国家的地盘或争夺区域霸权[60]。第三，加强双边安全合作，共同应对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在南海问题上继续推进“双规思路外交”[61]。辩证看待东盟的大国平衡外交战略，对个别国家的必要安全关切给予理解，例如新加坡认为美国是“可信赖、良性霸权”国家（credible and benign）和重要“离岸平衡手”（regional offshore balancer）[62]。第四，拓展经贸合作。拓展双边金融、科技与服务领域合作，帮助东盟从中国经济发展中获得更多发展机遇和实惠，真正体现中国“睦邻、安邻、富邻”周边外交思想，如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认为只有中国在真诚帮助其发展[63]。加强“一带一路”与东盟共同体发展战略对接，推动“2+7”框架下“早期收获”项目落实，完善澜湄合作机制及加强泛北部湾经济合作[64]。第五，加强中国企业法律和社会责任教育。引导企业做好投资对象国政治、经济、社会等领域的风险评估，深入了解东道国历史传统，尊重当地民族、宗教文化和生活习惯；教育中国企业经济利润和社会效益并重，重视当地民生改善和积极做好环保工作，确保参与的“一带一路”项目“落地生根”[65]。
总之，展望中国外交发展的未来，东南亚地区依然是中国外交优先发展方向，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建设也将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典范。因此，中国—东盟经贸关系需要在务实对话合作中“提质升级”，中国需要谨慎处理双方经贸关系不平衡、人文交流规模小与水平低、信任不足和南海争端等问题。
注 释
[1]参见宋国友《“一带一路”战略构想与中国经济外交新发展》，《国际观察》2015年第4期；黄益平：《中国经济外交新战略下的“一带一路”》，《国际经济评论》2015年1期；李文、蔡建红：《“一带一路”对中国外交新理念的实践意义》，《东南亚研究》2015年第3期。
[2]参见赵洪《“一带一路”与东盟经济共同体》，《南洋问题研究》2016年第4期；者贵昌：《“一带一路”建设背景下中国与泰国金融合作的机遇与挑战》，《东南亚纵横》2017年第2期；陆小丽：《“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广西与越南贸易的引力模型分析》，《东南亚纵横》2015年第9期；张锡镇：《中泰关系近况与泰国社会厌华情绪》，《东南亚研究》2016年第3期。
[3]叶自成：《地缘战略与中国外交》，北京出版社，1998年，第16页。
[4]《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人民日报》2015年3月29日。
[5]王跃生：《“一带一路”与国际合作的中国理念》，《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16年第1期。
[6]Scott Kennedy and David A．Parker，“Building China’s‘One Belt One Road’”，CSIS Publication，April 3，2015，http：//csis.org/publication/building-chinas-one-belt-one-road。
[7]”习近平：《联通引领发展，伙伴聚焦合作——在“加强互联互通伙伴关系”东道主伙伴对话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4年11月9日。
[10]“Reviving the Ancient Silk Road:What’s the Big Deal about China’s One Belt One Road Project”，May 12, 2017，http://www.straitstimes.com/asia/east-asia/reviving-the-ancient-silk-road-whats-the-big-deal-about-chinas-one-belt-one-road
[11]“Rail Manufacturer Set to Upgrade Malaysian Facilities”，April 4，2017，http://www.chinadaily.com. cn/business/2017-04/14/content_28925024.htm
[14]中国驻泗水总领馆经商处：《2017年1-4月份中印尼贸易情况概述》，http://www.mofcom.gov. cn/article/Tongjiziliao/fuwzn/ckqita/201705/20170502577074.shtml
[16]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国家外汇管理局编《2016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http://images.mofcom. gov.cn/fec/201711/20171114083528539.pdf
[18]顾功垒：《中新重庆项目启动后合作协议总值逾81亿》，联合早报网，http://beltandroad.zaobao. com/beltandroad/news，/story20160902-661698
[20]王存刚：《论中国外交核心价值观》，《世界经济与政治》2015年第5期。
[21]David Arase，“China’s Two Silk Roads： Implications for Southeast Asia”，ISEAS Perspective，January 22， 2015，pp.334-354.
[22]Prashanth Parameswaran，“ASEAN.China Dialogue Relations at 25”，https://jamestown.org/program/asean-china-dialogue-relations-at-25/，2017-03-20。
[23]黄康玮：《工商总会与30家商会商团组成联盟协助企业转型》，联合早报网，http://www. zaobao.com/finance/singapore/story20170906-793007
[24]《碧桂园践行“一带一路”战略，获马来西亚总理三次现场点赞》，新华网，http://news. xinhuanet.com/house/2016-12-07/c_1120071420.htm
[25]王义桅：《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建设迎来新机遇》，《北京日报》2017年11月15日。
[26]王勤：《东盟经济共同体的形成与发展——兼论东盟经济共同体与“一带一路”倡议》，《人民论坛》2016年第10期。
[27]《中马携手共建“马来西亚城”，吸引中小企业投资兴业》，中国新闻网，http://finance. chinanews.com/cj/2017/03-13/8172833.shtml
[29]Jetin,Bruno，“The ASEAN Economic Community: A Conceptual Approach”，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n Economies，Vol.33,No.3,2016,pp.426-428.
[30]《推动制造业发展，东盟打“差异”牌”》，中国东盟传媒网，http://www.cacom.cn/show-11-9730-1.html，2017年5月20日。
[32]《专访：“一带一路”给亚洲带来更多机会——访马来西亚联昌银行主席纳齐尔》，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2017-06/01/c_1121070173.htm
[33]Lim Yan Liang，“Singapore can Partner China in‘One Belt, One Road Initiative’”，http://www. straitstimes.com/asia/singapore-can-partner-china-in-one-belt-one-road-initiative，2017-05-11.
[34]Zhao Hong，“How Asean’s Vision can Join with China’s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http://www. Straitstimes.com/opinion/how-aseans-vision-can-jive-with-chinas-belt-and-road-initiative,2017-05-20.
[35]宋国友：《“一带一路”战略构想与中国经济外交新发展》，《国际观察》2015年第4期。
[36]Mokhtar Hussain, Bernama，“Of Sovereighty, Alibaba and Durian Diplomacy”，http://www. malaysiakini.com/news/382378，2017-05-20.
[38]“Malaysian PM Najib Razak Arrives in Beijing to Participate in Belt and Road Forum”，http://www.Straitstimes.com/asia/se-asia/malaysian-pm-najib-razak-arrives-in-beijing-to-participate-in-belt-and-road-forum,2017-05-20.
[43]Mokhtar Hussain, Bernama，“Of Sovereighty, Alibaba and Durian Diplomacy”，http://www. Malaysiakini.com/news/382378，2017-05-23.
[45]苏长和：《互联互通世界的治理和秩序》，《世界经济与政治》2017年第2期。
[46]王勤：《“一带一路”框架下福建与东盟的经贸合作》，《东南学术》2016年第3期。
[49]《战略性金融力促中印尼企业拓展经贸合作》，和讯网，http://news.hexun.com/2017-03-16/188520999.html
[50]《中国—东盟中小企业贸易促进平台正式运营》，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http://www.mofcom. gov.cn/article/resume/n/201709/20170902644546.shtml
[52]“What is One Belt，One Road? How Singapore Companies can be a Part of OBOR?”，http://www. iesingapore.govsg/Venture-Overseas/Browse-By-Market/Asia.Pacific/China/About-OBOR，2017-03-20.
[53]毕海东：《“一带一路”在东南亚面临的地缘政治风险与中国的政策选择》，《战略决策研究》2016年第2期。
[54]Rizal Sukma，“Indonesia’s Response to the Rise of China”，in Jun Tsunekawa ed.，The Rise of China：Responses Southeast Asia and Japan，National Institute for Defense Studies, 2009, p.149.
[55]郭秋梅：《东盟国家对“一带一路”战略的认同问题考察》，《山东科技大学学报》2016年第10期。
[56]Chien-peng Chung，“Southeast Asia_China Relations:Dialectics of‘Hedging’and‘Counter-Hedging’”，Southeast Asian Affair,2004，pp.35-36．
[57]Nadege Rolland,“China’s New Silk Road”,Commentary, The National Bureau of Asian Research,February 12,2015，pp.43-46.
[58]陈奕平：《从奥巴马到特朗普：美国东南亚政策的走势》，《东南亚研究》2017年第1期。
[59]B.R.Deepak，“‘One Belt One Road’:China at the Centre of the Global Geopolitics and Geo-economics?”，South Asia Analysis Group, December 4,2014,http;//www.southasiaanalysis.org/node/1672
[60]杨思玲：《“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与沿线国家关系治理及挑战》，《南亚研究》2015年第2期。
[61]“双轨思路”指“有关争议由直接当事国在尊重历史事实和国际法的基础上通过友好协商谈判寻求和平解决，而南海的和平稳定则由中国与东盟国家共同维护，两者相辅相成、相互促进，有效管控和妥善处理具体争议”。
[62]陈奕平：《依赖于抗争——冷战后东盟国家对美国战略》，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年，第82页。
[63]Cyrus B.，“Geducos.Duterte:Talks on Disputed Waters Won’t Affect PH-China Agreements”，http://news.mb.com.ph/2017/05/16/duterte-talks-on-disputed-waters-wont-affect-ph-china-agreements/
[64]Sanchita Basu Das,“Asia’s 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East Asia Forum， August 27,2012,pp.4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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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侨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政治系主任，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一带一路研究所所长黄日涵副教授领衔的“一带一路”与海外利益研究团队。重点关注“一带一路”研究、海外投资风险、华侨华人、海外公民安全、海外军事存在、地区动荡与证券市场、反恐研究、海外重大工程项目风险评估，“一带一路”反腐机制研究。本团队欢迎关于“一带一路”与海外风险课题合作，请用单位抬头纸加盖公章，打印合作需求，发送到邮箱[email protected]
编辑：张添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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