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玉刚：辜鸿铭对列强和西方世界的抗辩——以“庚子之乱”为中心

在清末民初的中国知名学者中，辜鸿铭所遭遇到的尴尬与无奈当是一个绝无仅有的特例。一方面，在欧洲以及西方社会，他历来颇受尊敬乃至大享盛名于一时，西人认他是一位深得中国传统儒学真髓，独能沟通中外文化畛域，高论东西文明是非的著名哲学家和学者；另一方面，在自己的家国里，他却倍受冷遇甚至越来越遭人唾弃，国人视之为集狂悖古怪、顽固保守于一身的亡清遗老和传统卫道士。简单地说，这不仅与他的特殊身世与古怪性情有关，也与他由西复而返中的奇特思想经历有关，同时亦与其著述多以西文面世，国人长期无从寓目大有关焉。

辜鸿铭，名汤生（Tomson），以字名世，祖籍福建同安，1857年出生于南洋槟榔屿。约10岁，随养父布朗远赴苏格兰，接受英式近代资产阶级人文教育。21岁，获爱丁堡大学文学硕士，是为近代中国之第一人。其后，旋赴欧洲各国游学，更获有多种西方文凭或学位。[1] 1878年由西欧返回南洋，任职于英属新加坡海峡政府，后与转途于星岛的马建忠遇，始决意辞职返华国服务。后辗转到达香港，偶然被张之洞属僚发见并举荐， [2] 遂于1885年回国入张之洞幕。从此，乃跟随张之洞由广州而武汉，而三至南京，而北调京都，历时长达几四分之一世纪。其任职情形大体是，首入广州之初，只是充任德文译员；到达武汉以后，始调升为洋文案；其间曾至上海出任黄浦浚治局总办有年，届满复返武汉；终以入帝都北京，初仅为外务部员外郎，复晋升郎中，后则擢为左丞。任职最久的是武汉之文员，沪滨际为肥缺，最高官职获于北京，约相当于今之外长助理。由上述观之，他自己所谓“生在南洋，学在西洋，婚在东洋，仕在北洋”之说，大约基本可信。[3]

本文所欲提出之辜鸿铭对列强及整个西方社会所作种种抗辩事，大体就发生在他供职张幕这四分之一世纪时间里，其中尤以“庚子之乱”前后中外激烈冲突为主要论说对象。要之，同彼时中外关系之官方话语文本相区别，辜鸿铭的驳论与抗辩则可代表并折射晚清时代的民间舆情及其文化心理，而这又恰恰是绝大多数国人近一个世纪以来无从知晓的历史故实。[4]

（一）

近年以还，有关基督教及西方传教士在华活动的研究已经得到相当展开，也取得了不少更具学术意味的新成果。然而，一个不容争辩的基本事实仍是，就1840年以后列强主导下的近代西方在华传教活动而论，虽然不能完全排除其促进中西交通及文化交流的客观作用，但从其肇始动因上说，无疑仍以西方列强图谋觊觎中国，并设法将其纳入世界资本主义市场，从而加深其对华侵略和掠夺为终极指向。同样，在先后来华的西方各教派传教士中间，虽不能说绝无真正热心宗教事业的正直之士，也不能说他们对近代中外交通如科技、教育等文化交流绝无益处，但就绝大多数情况而论，在他们的实际作为与其所宣称的职业道德之间，亦多所背离甚至表现为大相径庭。

一般地说，这些西方来华传教士的身份和背景，大多极为复杂。某些人只是把传教当作一种幌子，实际上做了许多伤天害理的罪恶勾当，甚者竟直接充当其所在国的高级间谍或起着侵华谋士的作用。在一篇抗辩性文章的附言中，辜鸿铭就曾绝妙地征引过一段文字——它出自于1860年攻入北京的法军统帅手下一位名叫埃里松的译员兼机要秘书的日记——略谓：“如果在此不提请人们注意我们在中国所看到的基督教传教士起多么大的作用，那么我就缺乏正义感，也不符合实际。耶稣会士所呈现给将军的一切情报——以及说明情报的准确性事件，无论是关于我们必须经过哪些省份的资源的情报，还是我们将要在前面碰到的部队人数的情况，都是通过耶稣会士获得的……耶稣会士在这个时期表现出了热烈的爱国主义和令人钦佩的忠诚。” [5]

自西方传教士大举东来及其种种妄为日益昭彰之日起，中国城乡绅民的反教斗争便时有发生。特别中法战争以后，全国各地教案事件尤呈迭发不断、此伏彼起之势。可是，由于肇启事端的西方传教士往往通过其驻华领使恶人先告状，后者则乘机向清廷或地方官府施加压力，甚至动辄以出动兵作为威逼恐吓之卑劣手段，致使许多教案事件的实际处置，每多受到损害的中国绅民不仅得不到朝廷与地方官府应有的庇佑，反而常常遭致后者之无情弹压，以致冤屈永远不得申诉。此外，那些已经“获胜”的西方传教士及其驻华使领，还往往就此向不明就里的西方世界广造舆论，侮蔑中国人“愚昧”、“野蛮”、“排外”，指责清廷不守“国际惯例”，无视“条约地位”，严重歪曲中国绅民反教斗争之真相，用以混淆西方社会一般民众之视听，进而煽动列强政府及其民间的普遍反华情绪。[6]

1891年5月至9月间爆发的“长江教案”即是一个显例。此间，辜鸿铭在张之洞幕内已由一介译员升任为洋文案， [7] 故而张与各国驻华使节种种往还交涉事宜，其必每多亲历之或者与闻之。面对西方教士及教民的不法，列强驻华使领的强横，中国官绅乡民的委屈，饱有中西社会与文化阅历的辜鸿铭，自然不会也不能藐藐然无动于衷。他最为痛恨的，就是各国使领那种强盗般的嘴脸——仿佛他们是大清疆吏的顶头上司，中国朝廷的太上皇。每每当前者动辄以炮舰政策相威逼，清廷帝后及张之洞们又不得不相与妥协时，辜尝生出一种国格与人格上的双重痛楚。但是，为了中外交涉之大局及自己身为属吏之身份，“赋性疏野”的他在许多外交场合里则只能更多地保持着缄默的态度。[8]

然而，缄默不语绝非他的人生哲学，尤其不合他的疏野性情，问题的关键是选择怎样策略与方式。它既要适当妥贴，又须可行而有效：既不能因此而损坏所谓“大局”，让他的主公张之洞乃至朝廷不满或难堪；又必须能够为朝野官民一吐积怨和愤怒，一以争国格，二以争人格。就在“长江教案”落幕之际，辜鸿铭在上海《字林西报》以英文发表了一篇长文，题为《为吾国吾民而争辩——现代传教士与最近骚乱关系论》。[9] 文章开宗明义，表示将对近代以来西方各国在华传教事业及其传教士的活动作一次总的分析和检查。至于写作动机，他更明确写道：“在所有这些教案中，外国公众只能听取当事一方传教士的一面之辞，而（中国）人民的声音却听不到。现在，我代表那些人民提出以下考虑，我相信这在每个正直无私的外国人看来都将是公正的。” [10]

综观其全文，主要就下述三个问题而次序展开：

第一，针对西方来华传教的所谓“提高民德”之说，辜鸿铭指出，这的确是中国政府最初“被请求接受”在华传播基督教的真正合理合法的目的。但他随即揶揄说：“如果能够证明，现代传教士以他们目前在中国传播基督教的方式，将或有实现这一目标的些微希望，那么我赞成让他们得到保护；如果确乎必要，还可以用枪炮和战舰来镇压民众。”而且，如果基督教确实能使中国人变得更好或更高尚，那么中国那些最优秀分子必将会是最愿意被吸收入教的人士。可是事实则恰恰相反，这些中国人中的优秀分子，几乎都与基督教格格不入。文章就此揭露指出：

一个公开的秘密是，只有中国人中那些最糟糕、软弱无知、贫困堕落之徒，已经或能够说皈依了基督教。除了这些人之外，传教士们还吸收了谁？这皈依者，这些丢弃了他们先辈的信仰，听从其外国老师的吩咐，如果不蔑视、起码也是不够尊重和同情他们自己以往历史的传统或记忆的人；这些孤立地生活着，并为本民族及其同胞所不容的弃民，一旦那纯粹的金钱利益的希望破灭和其他外在影响消除之后，他们将会变成比目前中国最坏之人还要坏的恶棍。[11]

据史载，当中法战后外国传教士得便大量窜入腹地之后，曾大肆招人信教以张教会势力，如手段上就有设计引人“投教”，出钱买人“吃教”等等。结果是，导致大批地痞、流氓及恶霸纷纷入教，而这些人“一经入教，即成化外。官府且无可奈何，乡党亲戚更无忌惮。” [12] 当时，美国传教士爱利乌德自己也曾供称：“中国人民中的恶霸分子，常认为入教对他们是有利的。他们看到每一个传教士，都是一个有利的保护人；每一座外国教堂，都是一块可以获救的岩石。”这些均可证明他的揭露之不诬。

第二，至于西方来华传教的所谓“开启民智”之说，辜鸿铭根本就表示不予相信。他不禁挖苦说，比起列强向中国倾销的种种“易于腐烂的商品”，这种旨在使东西方更加亲密的“不朽的思想”，显然要“更有必要且有价值”。但遗憾的是，传教士们所带来的他们称之为“科学”的东西里，就有太阳和月亮都只听命于犹太耶稣会长的意志之类的货色。传教士们广为宣扬的“日心说”，便恰好与近代天文学的科学结论相反。他写道：

我认为，无论新教传教士能够带入多少纯科学信息的东西，他们同时也加入了一个害虫，这个害虫最终必将葬送中国启蒙智识的全部希望。因为，不正是为反对与之同样的智识把戏，欧洲所有伟大的人类精神的解放者已经战斗过并且直到今天仍在战斗吗？的确，对于任何一个完全了解欧洲这种为了智识启蒙而斗争历史的人来说，这些在欧洲焚烧和残害科学家的教中人，却在中国这儿把自己装扮成为科学和智识启蒙事业的斗士，这看起来该是多么奇怪和荒唐可笑啊！[13]

这里，辜鸿铭以他对欧洲宗教及人文历史的充分了解——而这正是当时中国一般士大夫阶层所无知的——无情揭露了基督教及其教会人士可恶的两面嘴脸：在欧洲，他们不惜采用监禁、火烧等残酷手段，来对付反对它们的科学家哥白尼、伽利略等人；而在中国，他们却将自己乔装成了传布科学从事启蒙的斗士。

他还指出，西方在华传教绝非真正的智识运动，任何浏览过那些以传教名义出版的东西的人都知道，正是这些愚昧的东西才使得受过教育的中国人在智识上看不起外国人。当看到这些愚昧的东西正在被强加给中国人——或伴之以传教士种族与心理上的傲慢自大；或伴之以列强政府明火执仗的炮舰威胁——他们便不得不憎恨外国人。“这不是一般的憎恨，而是只有那些看到他们作为至高至圣的东西，那些属于民族国家也属于他们自己的东西，诸如他们的处世之道，他们的文化和文学的优雅，都处在无法挽回的损伤和破坏的危险中时，才能有的憎恨。这，让我在此指出，就是受过教育的中国人憎恨外国人的根源。” [14] 辜鸿铭所反对和抗议的，正是列强以强迫手段使中国人接受基督教。这那里是平等的“思想之交流”，纯粹就是炮舰政策下宗教输出！即以基督教教义来衡量，其相去之远又何止以道理计！

第三，关于西方来华传教系所谓“慈善工作”之说，辜鸿铭指出，譬如新教医院和天主教孤儿院的设立，对单个的中国人来说，确实不失为一种行善的手段。但“他们实际上所做的工作”，根本就不值“他们叫嚷每年都的的确确用在中国人民福利上的那样一笔庞大的钱款”。他质问说：“在欧美人民为支持传教所捐助的数百万元计的费用中，到底有多少被用于减轻中国人民的痛苦，又有多少被用于供养传教士及其家眷，用于他们修建漂亮的住房和疗养院，用于他们长篇的信笺和邮票的费用，用于支撑他们的讨论会和一时冲动的兴会呢？”“这种被当作纯粹的慈善计划的东西，难道不是每个在中国的公正无私的外国人都知道的公开的秘密吗？在中国的整个传教事业，难道不只是一个为那些从欧美来的失业的专职人员提供福利的巨大的慈善计划吗？” [15] 既是揶揄、挖苦，也是揭露、抨击！

此时的辜鸿铭，仿佛就是一位高踞庭堂之上的铁嘴律师！观其上述言辞，堪称理直气壮，义正词严。似他这样，以一人之雄辩滔滔独对列强及整个西方社会的巧言恶行，在晚清时代的偌大中国似乎还没有第二人！还应强调的是，在辜鸿铭看来，他是在以“一个中国人”的名义大声疾呼，他是在理直气壮地“为吾国吾民而争辩”。或问，这又是为什么？且听他的夫子自道：“So hilf mir Gott；ich Kann nicht anders（吾岂好辩哉？吾不能已也）！” [16]

由此，辜鸿铭还就“长江教案”处置中存在的中外不平等问题呼吁说：“我请求那些心胸最为博大的人们开口说点什么，这些本来受雇而来要带给这个国家和平与亲善的人们，此刻却正在对该国政府极尽侮辱和叫嚣报复之能事，而这个政府尽管焦头烂额，困难重重，但仍然在没法保护他们；这些口口声声对这里的人民念着仁慈和慈爱的人们，如今却只是为了那些愚昧之举——甚至于在最近这些骚乱中，即使那些受难最深的合法起诉人在公正的法庭上，也只能证明这些举动并不比可以理解的无知更坏——便以炮弹和葡萄弹威胁他们。事实上，我请求那些心胸最为搏大之人要说的是，当人们对上述这些人仅以真理相告的时候，他们是否有资格要求人们嘴上留情。” [17]

辜鸿铭认为，西方传教士在中国如此这样的存在，无论对中国还是外国都将是一个危害：“它不仅危胁到了四万万中国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而且也危胁到了欧美各国人民在中国巨大商业、工业和其他利益，使之危若累卵，面临着倾覆之险。”“对于中国人的持久伤害，最终也终将伤害到外国人。”诚然，中国绅民对基督教感情用事的憎恨自然也应加以克制；但要知道“那种憎恨归根结底是正义的憎恨。我相信再多的炮弹和葡萄弹也摧毁不了它，那些试图如此行事的人，将只能造成混乱和以伤害他们自己而告终。”为此，他而告诫说：“那些了解中国人民脾气的人应当告诉外国公众，外国炮舰为传教事业所发的第一炮，就将成为一场战争的标志。这不是与中国政府对抗——正如我们迄今为止的对外战争那样——而是一场反对中国人民的战争。” [18]

辜鸿铭的这种告诫不能简单地理解为纯粹的个人行为，而理应被视为中国人民向动辄以炮舰政策相威胁的外国传教士及其列强政府发出的告诫。这是因为，辜本人曾明确声明他是“一个中国人”的名义“为吾国吾民而争辩”；对方也不会愚蠢到把这仅仅看作是某一个中国人的声音，尽管这是列强及社会很少能够听到的声音。遗憾的只是，一向媚洋甚至畏洋的晚清政府和很少谙熟洋文的国人们，当时却未必知道曾有过辜鸿铭这样的一个国人，他竟代表他们所发出过如此不屈的抗辩之声，尤其让人大感可悲则在于，在当时那种极不正常的中西关系及中外交往中，就是连辜氏本人也不能不对此心存不少顾虑。[19]

到1900年“庚子之乱”发生后，特别是列强议和代表一再叫嚣要中国永久拆毁吴淞、大沽等地炮台的时候，辜鸿铭将这篇文章郑重地署上了自己的名字，重新公诸于《来自总督衙门的论文：尊王篇》一书中。在该书序言中，他再度大声疾呼：

眼下，北京的外国使臣们非但不努力去消除中国目前事态的根源，甚至连根源何在也全不了解。他们试图消除的是吴淞炮台！这里，我要冒昧地提醒世界注意，在中国还存在着一个更危险的炮台＿＿传教士炮台。我大胆地预言，除非中国的传教士炮台得到应有的关注，否则要不了多久，外国人甚至连在中国谋生都不可能＿＿恐怕只有抢！[20]

在辜鸿铭的眼里，西方传教士在中国的横行不法与胡作非为，以及西方列强的在华传教政策，正是近代以来导致中西方冲突不断乃至战争迭起的重要原因之一。自然，若论其最重要而深刻的原因，还是在于西方列强的既定帝国主义侵华政策。

在“庚子之乱”期间，辜鸿铭还以英文撰写过为数相当的《关于中国问题的札记》，并及时地披布于日本的一家英文报纸。在这些札记中，他以异常犀利的笔调与黑色幽默的口吻，继续毫不例外地对西方来华传教士的嘴脸及列强的在华传教政策给予了不遗余力揭露和抨击。本文末节对此将作绍介，此处不赘。

（二）

逮自1895年甲午战争以后，由于列强侵略的步步加深，各地教案迭发，在直隶和山东为主的华北广大地区，终于1900年间爆发了以“扶清灭洋”相标榜的大规模义和团风潮。此间，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清廷顽固派集团，竟利用各地拳民盲目排外的一面悍然向列强宣战，从而招致了西方列强八国联军的大规模进一步侵华。这就是祸患至深的“庚子之乱”。

此间，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刘坤一及洋务大亨盛宣怀等大吏，则甘冒“抗旨”之罪名与列强发起了所谓“东南互保”运动。当然，张之洞们的这种作法绝不应被视为对清廷的有组织之“反叛”。如果不这样认为的话，将无以说明他们对大清帝后的耿耿苦忠之心。倘使说他们也存有些私心的话，那么至多也只是要尽力保住积攒多年的既得利益，而绝无半点要与西方列强一起瓜分大清江山的企图。时在张之洞幕下服务的辜鸿铭，可说是自始至终目睹并经历了这一切。但是，此间辜鸿铭究竟参与了哪些活动并起到何种作用，由于他本人生前在各种场合屡有大言夸示于人，身后复经有关人士的凑趣性附会演义，有些早已成了永日难解的扑朔迷离之历史呆帐， [21] 有些则纯粹就是并无多少“辛酸泪”的满纸“荒唐言”。[22]

本文认为，其有据可考者大约只有下述三事：一是在1900年6月17日，他曾参加了张之洞与英国驻汉口代理总领事法磊斯之间有关“东南互保”的一次商榷性会谈。二是在1900年7月下旬，“东南互保”正式达成后，经他具体建策，张之洞成功地从英国得到一笔借款，以防范并遏止英舰占领长江流域。三是“庚子之乱”期间，他曾以英文撰写并发表了一系列论文和时评，并以《来自总督衙门的论文：尊王篇》为题在沪正式结集出版。[23] 该著公开站在大清中国立场，对列强及西方世界由来已久的关于中国之种种岐视与侵略予以激烈抗辩，曾经耸动一时。

从具体时间和内容上分析，前两件事似乎应该是前后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第一件事，据英方档案资料，会谈记录涉及到辜的只有一处：即法氏将英相索尔兹伯理的一份重要英文电文交给了他，两人分别将其译成中文呈请张之洞过目。仅从会谈记录看，辜扮演的角色显然谈不上重要，即仅以译员身份出现，他本人后来对此亦无片字提及；但法磊斯却特别提及，一向“十分珍惜中国独立”的辜鸿铭，在帮助张之洞与英方达成“东南互保”过程中，曾做出过独特的努力。[24] 第二件事，即随着中外形势陷入“最严重时期”，各方风传英国企图出兵长江流域。因英相索尔兹伯里表示愿意帮助张之洞，辜乃顺势向张提出了借款55万两的建议：名为阻止端王及义和团拳民势力南下，实则在于防范英国及列强扩大对华侵略。张立即予以采纳，并请辜起草借款密电。尽管英国内阁意见不一，索尔兹伯里碍于“互保”约议，终于同意借款给张之洞。[25] 这件事确实给英国出了一个不小的难题：允与借款，就等于自缚出兵手脚；如若不允，则又表明于“互保”缺乏诚意。后来，一位英国学者曾就此评论说，这是狡猾的张之洞的“冷酷的算计”，“除了损害占领计划外，英国别无选择。” [26] 或许，这应该给辜鸿铭记上一功。

第三件事，也正是本节要重点说明的问题。关于《来自总督衙门的论文：尊王篇》一书，其主旨无非四个大字：“尊王攘夷”。辜氏的这部英文论集，在内容上约可分作两部分：前一部分由4篇较大块的文章组成，分别是《我们愿为君王去死，皇太后啊——关于中国人民对皇太后陛下及其权威真实感情的声明书》；《为了中国的良治——实践的结论》；《文明与无政府状态或远东问题的道德难题》；另一文系旧作新刊，即《为吾国吾民争辩――现代传教士与最近骚乱关系论》。后一部分由5篇172则随想录组成，总标题为《关于中国问题的近期札记》。在辛丑议和完成之前，这一系列文章大多都在横滨出版的英文《日本邮报》及其他西文报章发表并引起轰动。他所表达的全部情感与理智就在于：一方面激烈谴责西方列强的帝国主义侵华政策，抨击名为先进实则野蛮的西方文明；另一方面则为慈禧太后为首的大清朝廷及义和团拳民，为中国文化与东方文明作激烈辩护。

本书的开篇也是最重要的一篇，即辜鸿铭于7月27日撰写的《我们愿为君王去死，皇太后啊——关于中国人民对皇太后陛下及其权威真实感情的声明书》一文。文章前半部分，是张刘两位总督授权他不久前致英国密电的翻译，主要内容计有四条：（1）此次乱源，“悉由康党散布谣言，诽谤皇太后，煽惑人心”，加之中西各报馆竞相附合，“致各国使臣有猜疑朝廷袒匪不保外人之意”。（2）西方舆论所谓中国“大小官员有与康党相通之意”，纯系无稽之谈，“各督抚及绅衿实无不以康党为乱民，仇之不暇，岂有信之之理？”（3）各西报咸“以为皇太后训政不合中国向来国制，其实此事无所窒碍，中国本以孝治天下，皇上自请训政，乃名正言顺之理。”；（4）虽然“康党所播种种谣言”在国内并无影响，但却“助长了外国使臣和皇太后陛下及其政府之间的猜疑，破坏了彼此之间的良好的信任。” [27] 观其内容与语调，主要动机即在向西方进行说明和解释。

该文后半部分，为辜鸿铭的阐释和发挥，实际上是对上述四点的任情演义和无尽夸张。“庚子之乱”期间，列强及西方舆论向悍然宣战的慈禧掷来了激烈的愤怒和谴责，以致一时恶语如矢，弄得这个老妇人声名狼藉。对此，不仅逃至西安的慈禧被吓得大气不敢出，那班自以为满腹经纶的忠臣也恐慌得不知所措，至于那些受命留守的大小官员们，更是一派惶惶不可终日之状。正因为如此，尝以骑士自命的辜鸿铭才挺身而出：“我愿为君王去死，皇太后啊！” [28] 这是一声怎样痛彻肺腑的呼号啊！于是乎，他故意摆出一副位卑未敢忘忧君的架势：你们这些明火执仗入室抢劫的强盗不是向她身上泼脏水吗？我就偏要说她的好，摆她的功，论证她的道德智慧与伟大不凡！

在我们今天看来，这时辜鸿铭用来教训列强与西方社会的口吻，既像是一种意气用事式的执拗，又像是一种心理逆反式的叫板。他竟如此刻意地写道：“在那40年灾难频仍、动荡不宁的岁月中，像皇太后这样的国家掌舵之人，该需要怎样的政治家风范、胆略、坚忍不拔和治国才能！”论其能力：面对朝廷中的激进和保守两大政派，“作为政府的最高首脑，她懂得自己应对国家的长治久安负责，所以无论她个人可能同情哪一方，她都宣布不结党，既不排外也不亲外。”“她的统治是多么机智，心胸是多么宽广，用人行政又是多么精明和老练啊！”论其品德：“他统治中国四十年来，真是历尽重压，迭遭变故。尽管个人生活十分不幸，却一直指导、关怀并分担了她苦难臣民的命运。而所有这一切，如今都存留在朝野士庶的记忆之中，并赢得了他们的同情和爱戴。”论其遭遇：“年轻时希望的破灭，长期孤独的寡居生活，为帝国操劳，为儿子担忧。他唯一的儿子（同治帝）突然死去，对她这个慈爱的母亲是最残酷的打击，如今所留下的，只是一个饱经忧患的皇太后和历尽痛苦折磨的母亲之孤寂的心灵。” [29]

在辜鸿铭笔底里，这位大清中国的皇太后，既不是国人眼中那个骄奢淫逸、祸国殃民的主儿，也是不洋人眼中那个反复无常、招惹麻烦的奴儿，而是一位集道德、智慧、勤政于一身的干练政治家，一位饱经忧患而忍辱负重、德高一代而广受爱戴的伟大女性。站在传统的“忠君”或干脆就是“尊王攘夷”的立场上，辜鸿铭丝毫不觉得自己的这种赞誉是否会令人闻之肉麻。这是因为，他之所以对慈禧作以如此全面地激情辩护，目的大约只在下述二端：一是阻止那些“由文明的欧洲人所办的报纸”对这位中国皇太后的继续恶意中伤；二是抗议八国联军和列强明显针对着这位皇太后的所谓“惩办祸首”的恫吓。

进而，辜鸿铭更从中国文化和东方文明的深层开始阐述他认为的中国人的所谓“尊王”理念。他认为，中国人有两种感情最为神圣不可侵犯：在个人生活中绝对服从、孝敬父母；在社会生活中则热爱、忠于君王。这便是中国文化和东方文明的本源和实质。由此，他继续教训道，比之于西方现代的所谓“爱国主义”字眼，中国的这个“忠”字要来得更神圣些！你们这些热衷于现代而忘记了自己历史的人哪里知道，它就是拉丁文的Loyalty（忠），“就是仆人对主人之忠，孩子献给父母之忠，妻子对丈夫之忠，总括言之，人民对于君王之忠！”他强调说，如果你们西方人还记得Loyalty这个词的含义，也就不难明白眼下中国人为什么要“无可奈何地与全世界抗争”了。[30] 好辩善骂，既讽复劝，这刚好体现了辜氏的一贯情性与格调。

虽然辜鸿铭对慈禧太后的这种种歌功颂德式的赞誉，更多则属于他个人感情用事的演义和夸张。但我们还是可以透过这种特殊的叙述和论证，体会到他那无畏的道德勇气和人格力量。应该说，在思想深处，它既体现了他本人发乎其衷的强烈忠君观念和尊王情结， [31] 也表现了他对欧洲社会和西方文化的反叛意味与批判精神。至少在这两方面，他这时所表现出的都是他个人的本真。或者进一步说，与其说这仅仅是他对慈禧所谓“真实感情”的抒发，无宁说更多是向列强和西方社会所发出的挑战，向正在恣意蹂躏帝都北京的八国联军强盗，向这些强盗的主子帝国主义列强，向名为文明实则野蛮的整个欧洲及西方社会所发出的激烈抗辩！同样可以说，这一点也是他要表达的相真。

在《来自总督衙门的论文：尊王篇》一书所收其它文论中，辜鸿铭还就义和团运动的爆发原因、真相，以及当前中外双方特别关注的议和问题，提出了一系列针锋相对的驳论和抗辩。在他看来，造成“庚子之乱”真正原因不是别的，正是西方列强的帝国主义侵华政策。“如果平心静气、公正中允给去年夏天的事变作一定论，我以为它是这样一种情况：先是外国使臣丧失了常识；接着是中国人发脾气；最后是欧美的人民和政府发脾气并丧失常识。” 他进一步指出：“索尔兹伯里勋爵谴责中国人围攻使馆是野蛮无耻的行径——因为中国侵犯了使节的神圣性（Sanctitas legatorum）法则。但几乎没有人意识到，外国使臣也无耻地侵犯了一个同样重要的国际法——中国国土的神圣不可侵犯权，他们竟然把兵派到了中华帝国的首都来。”而导致这场危机的最大错误，就是列强向其驻华使馆的派兵。这不啻于向中国政府和人民炫耀并诉诸武力。“现在，不仅整个北京的民众，而且整个华北的民众都已群情激愤——要紧的不是正确或者错误，而是反对洋人，反对那些被送入这些民众当中的一小撮洋面孔、洋装扮、说洋话的人，以及那些狂妄自大的洋兵。” [32]

论及“庚子之乱”后的议和问题，辜鸿铭首先征引牛津大学外交学权威塔古·伯纳德教授的一段话说：“‘一个和平的条约，必须包括由双方裁决，消除根源的必要条款，以调节不平，平息怨气，防止它们再度复活，这是谈判者必须做到的基本之事。如果这一点没有明确有效地做好，那么议和就是虚假的。’眼下，北京的外国使臣们非但不努力去消除中国目前事态的根源，甚至连根源何在也全不了解。他们所要消除的只有吴淞炮台！” [33] 而且，“北京的外交使臣提出‘不可更改的条款’，已将被告中国置于hors de debats（辩护之外）的地位，即不听被告声辩就宣判并通过判决——这是文明的欧洲仅在法国大革命的恐怖统治时期所采取的审判程序。” [34] 鉴此，他对列强各国政府提出了下述三条尖锐抗辩：

1，目前在中国的议和是十分虚假的。因为列强并没有在中国老老实实地努力去弄清楚中国眼下事态出现的根源；

2，列强在中国唯一正确的政策应该是，“让中国独立，看管好在华外人，使他们规规矩矩，安居乐业。”

3，今日世界之真正的无政府状态，不是在中国，而正是在欧美。[35]

最后，他严正提出：“中国问题归根到底是一个巨大的文明难题。在欧洲，三十年战争之后，召开了威斯特发里亚会议。现在，我冒昧地请求，在现有的最后和约批准以前，也应当将它提交到这样的一个会议来讨论。不仅要修改它，如果必要，还应该彻底改变整个条约。” [36] 因为，且不说“不可更改”的宣称之蛮横无理，就是列强单方面提出的那些内容苛刻的具体条款，绝大多数也都是既不合情又不合理的。“如果执行了这些条款，就意味着在中国不可能再有良治。” [37]

他还就此进一步辛辣地讽刺道，连强盗也有强盗的规矩，这就是：给钱不索命，索命不要钱。但是，目下中国所遭遇到的这些西方帝国主义强盗的做法，则是“既要你的钱，也要你的命”。这分明是连强盗也不如，或者说比强盗还强盗！

（三）

在中国传统思想和文化中，“尊王”和“攘夷”历来并行不悖，犹如一对孪生兄弟。张口“春秋大义”，闭口“尊王攘夷”，几乎成了中国传统士大夫们的口头禅。然而，有着“醇儒”之的辜鸿铭在论及这些问题时，较之一般的晚清传统士大夫们，则要显得尤为强烈、深刻甚至更彻底些。

这至少有两个原因：一是这时他刚好处于庚子年间西方之“夷”大乱中华的特殊历史时刻，二是相比之下他对西方列强这个近代之“夷”有着更多且深的稔知。如前所述，他自少年起便长时期留学并游学于欧洲大陆诸国，受过相当完备系统的西方正规人文教育。举凡西方社会政治思想、学术文化、文学艺术、道德宗教及风习民俗诸方面，在他均有相当深切的了解。而他从西学折向传统，以至于成为“醇儒”，则是他本人在回国后经过刻意追求而达成的。所谓“道固在是，无待旁求”， [38] 应是他经过中西文化比较而作出的纯个性化理性抉择。正因为如此学贯中西的功力，才使人们既可以在其英文著作中读到满篇的子曰诗云，又可以在其中文著述中看到多种西哲欧语。较之传统的中国士大夫阶层中人，或晚清时代在北京同文馆内操练洋文新派洋务专家们，他的这种功夫和水准确是后者不可同日而语的。

在《尊王篇》的后半部分，即前述5篇172则《关于中国问题的近期札记》中，辜鸿铭以其足踏中西两域的广博学识和闻见，分别对英、法、德、美等国的帝国主义对华政策，对其自以为先进和优越的所谓欧洲文明，对列强在华商人、传教士、军人、外交官等各色洋人的殖民者心态，特别是他们在中国暴露出的傲慢、骄横、野蛮等种种丑行和罪恶，一一给予了激烈地谴责和无情地揭露。尤为精彩的是，他还以其独有的机智敏锐与惯有的极端笔调，对上述五大列强及其民族道德上的缺陷和弱点，作了颇为系统的精神扫描。其笔触所到之处，时而放言高论，时而嬉笑怒骂，即今日读来，仍觉饶有兴味。

在谈及什么是“夷”这一问题时，辜鸿铭把中国古代圣贤的传统说法作了新的阐释和演绎。在抨击八国联军之首恶德国时，他援引“人能弘道，非道弘人”的名句指出，孔夫子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你是什么样的人，就有什么样的道；而不是你有什么道，决定了你是什么人。“只要你无私和仁慈，那么不论你是犹太人、中国人还是德国人，也不论你是商人、传教士、军人、外交官还是苦力——你都是一个基督之徒，一个文明之人。但假若你自私和不仁，那么，即使你是全世界的皇帝，你也是一个乱臣、一个贼子、一个庸人、一个异教徒、一个蛮子和一个残忍的野兽。” [39] 针对当时列强诬称中国人为“野蛮”、“夷类”，他则出以激愤之抗言：“中国人并不是蛮夷。当今之世，真正的蛮夷是那些乱臣、贼子、伦敦佬、资产阶级分子、市侩、追逐名利之徒、殖民政客以及想把耶稣基督变成一个食肉动物的政客！” [40]

辜鸿铭还曾多次讲过这样一件事：当年在福州，他曾亲眼看到一个美国船长，开枪击穿了一个中国人的背部，几乎使之丧命，结果却仅仅拿出20美元作为赔偿。不料，美国驻福州领事竟责骂他：“你真是个傻瓜！为什么给他那么多钱，只不过一个中国佬嘛！”他据此指出，所谓的“夷”，就是像这个美国驻福州领事那样的人！进而又引申说：“真正的夷人，是那些以种族自傲，以财富自高的英国人和美国人；是那些惟暴力是视，恃强凌弱的法国、德国和俄国人；是那些不懂得什么是文明却以文明自居的欧洲人。还有那些人们几乎想不到的，不懂得什么是真正的基督教却以基督教自傲，歧视那些嫁给卑微贫困的中国牧师的欧洲年轻女教士，并将其开除出传教机构的传教士。[41]

辜鸿铭对西方列强嘴脸的刻画，堪称惟妙惟肖：“大不列颠和美国派来他们所有失业的搬弄是非者和爱管闲事之辈，专横跋扈地干涉上至皇太后，下至那些可怜妇人的小脚。德国派来所有日耳曼犹太高利贷狗，来诈骗中国的达官并使之堕落。法国送来了全部的黑龙骑兵，以保护中国的流氓和无赖。当中国在这种情况下失火时，世人竟还感到奇怪！” [42] 这里，他所谓英美的“搬弄是非者和爱管闲事之辈”，是指他们派遣来华的外交官，有时他也称英国人为耶稣门下的“犹大”；德国的“日尔曼犹太高利贷狗”，是指其来华商人；法国“黑龙骑兵”，则是指那些来华的法国传教士。值得注意的是，在他的特殊字典里，“乱臣”和“贼子”含义屡有变化。“大不列颠的乱臣被认为是市井平民，其正式称谓是帝国主义者，从谱系上看，他是犹大的正式传人。德国的贼子是日耳曼犹太狗，其正式称谓是殖民政策，从谱系上看，他是强盗波拿巴的后裔。” [43] 而当论及到美国文明情况时，他又演绎说，拥有假律师、假政客或外交家，以及骗人报纸的欧美现代政治或外交，就是“欺骗之主”的化身，即“乱臣”。而拥有假军人的自动机器警察及其机械枪的现代军国主义，就是“灾难之主”的化身，即“贼子”。[44]

对于当年英国人逼令大清官员不准在条约文本中称之为“夷”一事，辜鸿铭一直耿耿于怀。他说，那个先是靠其炮舰政策征服中国，继而又以虚伪的傲慢来逼迫中国的大英帝国及其官吏，才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夷”。同样，造成这次“庚子之乱”的西方列强及罪恶的派遣军八国联军，无疑也是彻头彻尾的“夷”。说起后者近来在中国所进行的烧杀掠夺，辜鸿铭更是义愤填膺，然一到他的笔下，居然成了另一种样子：

最近，一个可怜的寡妇家里来了一些客人。这些客人不让她按自己的方式管理家务，并有意无意地纵火焚毁她的家。而后，这位老太太在满怀忧伤和怨恨之时，仍然千方百计地派臣仆去救援他们，这些客人竟然堵上门朝仆人们开枪。你要那位老太太如何是好呢？一切明白事理的人都会说，打发这些蛮不讲理的客人，让他们管好自己，并尽可能按照她认为最好的方式去管理自己的家。[45]

这显然是他特有的揶揄和调侃。其娓娓道来的人文力量，自亦不弱于血泪的声讨！辜鸿铭认为，来到你家中的真正客人，应该是友好而不带任何武器的，因为他相信你可以保护他不受任何伤害。但像西方列强这样带着武器闯进你的家中，并公开宣称不信任你；不仅在你家中武装起来防范你，而且公然在你面前挥舞枪棒，这便不是客人，而是一个地道的入侵者，一个标准的“夷”！如你愿意的话，完全有理由将他当场击毙。

这里说的道理并没错，甚至足可堪称“公理”，只不过比照当时中外实情，特别在西方列强的“强权”之下，辜鸿铭这没错的“公理”却不免给人一种虚骄之感——他的皇太后陛下早已脱逃西去，更哪里有来还手的胆气呢？但是，此时此刻的他，还是愿意并且只能在纸上写满密密麻麻的西文，并藉此将他的一腔盛怒全部掷给向以文明自命的列强政府与西方社会：“当所有列强都成为原告、法官和刽子手时，我猜想皇太后将不得不赔——赔——赔！但是，如果我是皇太后，我将拒绝赔，即便是列强把我抓到圣赫勒拿岛（引按：当年拿破仑曾被囚禁于该岛）上！除非列强答应我不再派三种东西——德国的日耳曼犹太高利贷狗、法国的黑龙骑兵和英美的爱管闲事之辈——到中国来！” [46]

辜鸿铭还以他对西方历史文化的稔知，独出心裁地把慈禧、端王及中国义和团小伙子们的行动，同欧洲著名的1789年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平民起义联系在了一起。一如今之列强与西方社会将义和团拳民称为“拳匪”，他则不无谑虐地称后者为“大拳匪”。为驳斥列强和西方社会对义和团拳民的诬蔑，他写道：“皇太后、端王和义和团的小伙子们，并不是欧洲人及其自1789年巴黎兴起‘大拳匪’以来，一直试图实现欧洲文明的敌人，而是后者真正的朋友。因为，皇太后、端王和他们的义和团小伙子们，正在奋起反抗欧洲和全世界真正文明的敌人——那些正在合伙欺骗、榨取、威胁和抢劫世界，并最终毁灭世界所有文明的人。” [47] 甚至，他还恶作剧式地为端王写了一首诗：“灌满我的杯，斟满我的缸／跨上我的马，招呼我的人／亮开旗帜，开火吧／追随强健的端王及其同仁。” [48]

下面，我们且简略谈谈辜鸿铭对于列强各民族道德缺陷和弱点的分析——

辜鸿铭认为，英国民族在道德上的最大弱点，就是贪婪、虚伪、冷酷、傲慢，甚至达到了专横的地步。“在英国人所有令人讨厌的民族特性中，最糟糕甚至还不是他们那种麻木迟钝、呆头呆脑的傲慢，这种傲慢有时表现为一种‘冷酷的英国式逼视’，试图把你吓呆。最糟糕的是现代英国人装模作样的虚伪恶习，而在这所有的恶习中，最荒唐可笑和令人难以容忍的又在于——他们俨然是海盗唯一的儿子。” [49] 正像他时常对英人讲德语，对德人说英语一样，此刻他则对西方世界搬出了中国圣哲孔夫子的话：“‘色厉而内荏，譬诸小人，其犹穿窬之盗也欤？’这就是孔子对当今一种英国人的描述，罗斯伯里勋爵是这种人最突出的代表。”“孔子又说：‘古之民者有三疾，今也或是之亡也……古之矜也廉，今之矜也忿戾。’这就是对当今另一类英国人的写照，索尔兹伯里勋爵是这类人的最好代表。” [50]

曾有一个英国人当着他的面说：“你们中国人很聪明，并且有奇妙的记忆力。尽管如此，我们认为你们的民族是一个劣等民族。”辜鸿铭本想用曾国藩的办法，对其无言一笑——那自然是最大的轻蔑；但他还是忍不住回敬道：“这只能表明你这个可怜的英国佬，不幸忽视了自己的教养。” [51] 因此，他奉劝英国必须进行改革，而这种改革的成功，则首先取决于英国人能否从其民族、特别是从贵族中赶走那“傲慢的恶魔”；再就是能否放弃“通过炮舰政策来确立其盎格鲁—撒克逊恶霸的声望”的愚蠢想法。[52] 在他看来，只有这样，英国才能最终走上与其他民族一道共同保卫世界文明的大道。辜鸿铭之所以最讨厌英国人，既与英国首肇近代西方列强侵华之端有关，也与他在英国生活最久、感受最深有关。

至于法国民族的道德缺陷，辜鸿铭称之为可恶和伪善。他借用拿破仑的话说，法国人不讲原则，只想引人注目，哗众取宠，故而法国不能产生贵族，取而代之的则是满脑子都在想着更多薪水的官僚。[53] 他最为痛恨的是法国来华传教士，“黑龙骑兵”一语，是他专门用于对身着黑色长衫的法国教士的蔑称。他认为，耶稣会教士及其教义乃是法国民族可恶和伪善根性的最集中体现。他表示，“此刻正吞噬法兰西民族灵魂的东西，并不是法国人所崇拜的放纵肉欲或淫荡，而是耶稣会教义。”“现在，法国民族的这种耶稣会教义，则是一种令人作呕的、粘滑而使人麻木的带有巨毒的吸血之蛇或爬行之虫。” [54]

最让辜鸿铭不能忘记的，是担任1860年《中法北京条约》译员的某天主教主教。本来，法文文本上并没有“任法国传教士在各省租买田地，建造自便”的字样，这位主教却在中文文本上私自加上了这句要命话。因之，辜鸿铭尝称他是当今世界上“最为厚颜无耻的造伪者”。[55] 他还揭露说，那些来华的法国耶稣会传教士，事实上只是法国商业的“旅行推销员”。他们在中国大做土地投机生意，“每一次教案，对耶稣会士来说就意味着发一笔横财。因为，每遭受一两银子的损失，他们就要求中国政府赔偿白银50—100两。”他就此挖苦道，“我不知道获利的百分比是多少！” [56]

德意志民族是最最极端自私的民族――辜鸿铭如是说。他引用罗斯金的话说：“在德国人的优点中，甚至也含有自私的成分。”他常常将德国的殖民政策，比喻为“吃人的怪异巨兽”。针对俾斯麦所说“我本并不相信殖民政策这种东西，但要知道，公众舆论之潮大得难以抗拒啊！”辜鸿铭无情地嘲笑道：“的确，俾斯麦宰相内在的绅士气质，本应使他憎恶殖民政策，而他身上那种苏格兰低地人的自私毛病和那吓人的胃口，又必然会把他引上殖民政策的道路。” [57] 当时，德国皇帝威廉一再叫嚣要警惕中国，并以始作俑者提出了所谓“黄祸论”。这曾经使欧洲大陆和西方世界为之一震，并庆幸由此找到了“讨伐”中国和东方的藉口。他义正辞严地指出：“德皇的‘黄祸’之梦，实在不过是一个十足的梦魇。（而德国）这个庞大的吃人恶魔，这个称之为‘殖民政策’的现代怪异巨兽，才正是今日世界最可怕的现实。此时此刻，他正在咀嚼柏林小孩儿的骨头！” [58] 最后这句，尤其具有深刻的警世意义：这位日尔曼大帝的“新发明”，势将毒害到德国下一代人的精神发展。

“你若惹了一个俄罗斯人，就等于碰上了一个鞑靼人。”借用这句流行于中亚和东欧的民谚，辜鸿铭认为俄国民族最严重的道德缺陷就是野蛮和残忍。他明白地提出，俄罗斯民族是一个残暴的民族，俄罗斯人，特别是俄国的下层及士兵，素以残暴见闻。“俄国军队最近在中国北方的暴行，无疑是最为骇人听闻的”。“这种残暴，仍然是未经驯化的野生动物那样的残暴”。他还借用英国作家斯威夫特的小说《格列佛游记》中的人形兽的形象，将俄国人称为“人面兽”，并说，这种“人面兽”的特征在于——阴森呆滞、庸俗粗野、冷酷无情、兽性十足和刻苦粗暴。

辜鸿铭认为，美国民族的道德缺陷在于其粗鄙和庸俗。在他看来，伦敦佬和欧洲资产阶级的粗俗，是与生俱来且深入骨髓的粗俗；而美国人的粗俗，是因为受了极为糟糕的教育而显露出来的粗俗，也可说是身心未经良好训练与开发的迟钝式的粗俗，即头脑简单和愚昧无知的粗俗。[59]

一位美国人曾自诩说，美国文明的简易结构即是：我们无论什么时候规划一座城市，人们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要建一所学校、一座教堂和一个法院。而辜鸿铭则嘲讽说：“学校代表人，教堂代表上帝，法院连同绞刑架代表魔鬼。人首先被送往学校，看看他到底是什么料。如果可堪造就，就接着送往教堂使之成为圣者；如果不堪教化，就送到法院然后再到绞刑架下，将其交给魔鬼。”他进而嘲讽说，不过，现代美国人已经“进步”了：除了修建学校，还创办了报纸；除了建筑教堂，又发明了小型展览和大型的世界博览会；除了法院，还建立了银行。结果却是，“那些本该送往学校受教育的人，现在都在阅览室读着报纸，受其粗俗的迷惑丧失了原有教养。那些本该送往教堂虔诚修行并接受高尚教诲的人，现在却到大大小小的博览会去卑鄙地享乐，庸俗地消遣。许许多多本该送往法庭，送往绞刑架下被绞死的人，现在却坐着四轮马车到去银行提取存款和利息。” [60]

辜鸿铭对列强各民族根性所作的上述指斥，当然是就其弱点和缺陷而言的。尽管辞气语调方面颇多尖刻甚或不无苛责，但多数并非毫无根据的无的放矢，相反，则带有深中要害的凌利与入木三分的深刻。至于其间诸多嬉笑怒骂式的情绪化因素，则刚好表现了善于讽时骂世不羁之才，同时也是他独力以中国文化抗辩西方文明的真情流露。在当时那种“强权”凌弱“公理”的特殊历史条件下，辜鸿铭之敢于把这些拼盘的“带刺的玫瑰”，送给列强及其所属的西方英语世界，除了足够的机智与辩才，怕也需要有着相当的正义力量和道德勇气呢。

（四）

本文之最后部分，拟就如下两个问题作一粗略检视：

第一，辜鸿铭在“庚子之乱”期间对列强及西方社会所作上述种种抗辩，是否曾经引起后者关注并在西方社会发生过一定影响呢？

首先的两条史料反映的是中国方面看法，它们在时间略有晚近，所叙亦各有详略，然说得却已经相当清楚明白。一是《清史稿》辜传部分的说法：“庚子拳乱，联军北犯，汤生以英文草《尊王篇》，申大义。列强知中华以礼教立国，终不可侮，和议乃就。张之洞、周馥奇其才，历委办议约、浚浦等事。”另一说法来自辜氏挚友罗振玉：“及庚子都门作乱，乘舆播迁，国事危急，君乃以欧文撰《尊王篇》，欧人争传颂，当时为之纸贵，外患以纾，于是世乃稍稍知君儒术。” [61] 这两种说法，不仅缘自于时人的基本描述，也是后世据以认知的历史文本。

关于列强和西方世界的反应，大约也有两条：一是辜本人的说法：“英国驻华当局对我所写的东西感到不满，并已正式抱怨总督阁下。” [62] 揆之当时情事，辜氏这种说法应非子虚乌有。当时，此事对他并非有利，故应没有虚张此种声势的必要。一是当时美国海军将军艾文斯致函辜氏称：“我怀着深厚的兴趣读完了您所写的每一个字，我相信我受益良多。最后，我在许多深怀兴趣的问题上站到了中国人一边。” [63] 这表明，这位美国将军不仅对对辜鸿铭的大作深怀兴趣，甚至还因此改变了自己的立场，如果他以前一直是站在西方立场的话。

由于辜鸿铭的这些文章大多曾在横滨英文《日本邮报》上单篇发表过，且总标题被冠之以“来自总督衙门的论文”，特别是他还明确表示，此举系受张之洞、刘坤一两位总督“授权”之所为，这就使之更加具有了非同寻常之意义。因为，与不谙近代法律及政治学常识的张、刘两氏不同，列强政府及西方人士当然不会不懂“授权”这个词在法律上的重要意义。当列强正在为对中国实施“瓜分”还是“保全”问题上争吵时，那个代表两总督（他们当时均系手握重兵之人）反对废除皇太后权位的正式声明，想必不会是列强敢于轻置不顾的。越后，辜氏还在结集出版这些论文时进一步表示，他此番之所以要署以真名，就是为了避免列强及西方人士可能引起的猜测与误会。

但是，辜鸿铭本人的说法也有矛盾之处。事后他又说当时之决定此后不再撰写此类文章，为的就是“免得总督阁下感到难堪”。他甚至不无抱怨地说：“我感到自己写这些东西，完全是在给自己找不自在。同时，我还认为，以我在政府机关的卑微之职，去评论议和的细节，使正在进行和议的帝国高级官员感到为难是不适当的，特别是当事情可以说还在审议之中的时候。[64] 尽管如此，透过他这里的隐约之辞，则正好说明他的这一系列抗辩性言论确实曾经在列强及西方社会中产生过某些“不良”影响。

然而，我们也不能因此过高估计他所发出的这种抗辩之声的历史作用。严酷的历史已然表明，它既未能且不能改变列强的既定对华政策，包括他最最抗议的传教士在华之继续活动；也未能且不能改变晚清朝廷根本无奈于列强的屈辱现状。

第二，辜鸿铭在“庚子之乱”前后对列强及西方社会所作上述种种抗辩，在事隔百年之后的今天看来，我们基于学术立场究竟应当作出怎样的评论与分析呢？

在历史上民族危难必然会伴生出强烈的忧患意识。所谓忧患意识，即种族意识与爱国情愫，它们于平常时多潜存于人们的思想深处，而一当受到外部强力的刺激或打击，则会迅即生发并随着压力加大而更形激烈。倘从更为阔大历史背景上说，“庚子之乱”前后，辜鸿铭之所以能够以一人之雄辩滔滔独对列强与西方社会作出上述种种抗辩与驳论，则正是19世纪尾梢晚清中国的这场空前民族危难刺激使然。只不过问题的典型意义还在于，他的这种种驳论与抗辩之声，却不免带有了前述的那种极端之倾向。

然而，这绝不是说辜鸿铭的个人背景及其相关因素的作用并不重要。一如我们所知，他曾受过系统的近代西方正规资产阶级人文教育，广泛了解西方基督教及其传教事业的伪善之一面，深刻认识“进步、文明”的帝国主义列强及其西方文化的根性，即所谓“精于西学西政”。这是他之“知彼”；同样，耳闻目睹那些不带枪的来华传教士在中国的为所欲为，以及武装到牙齿的八国联军的在帝都的烧杀淫掠，又深知清廷上下普遍存在着媚洋、畏洋的软骨病，以及多数国人对近世国际政治与与中外关系现况相对漠然，则是他的“知己”。正是因为如此，便使他能够机智而自如地将理直气壮的愤怒掷向西方列强，同时也将它巧妙播布于并不完全清楚事实真相的整个西方世界。还是因为如此，才使他的笔触所到之处，卓然犀利，灿然生辉，受之者似无从招架，观之者则叹为击节。

可以说，由不满而愤怒，而抗议，而谴责，而抨击，而抗辩，这便是辜鸿铭自青年时代开始，直至后来的晚年时期对西人、西方文化、西方文明及整个西方社会的一切所抱守并采取的一贯立场和态度。至于他到底是不是西方某些人认为的那样片面地鄙视西方文明，甚至就是那种所谓“攘夷论者”或“排外思想家”，不妨先来听听他自己的申辩。，他晚年在日本讲学时曾经明确表示说：“有人问我为什么这样讨厌西方文明，我在这里公开申明一下，我讨厌的东西不是西方文明，而是今日西方人士滥用他们的文明利器这点。” [65] 又说，“因为我常常批评西洋文明，所以有人说我是一个攘夷论者。其实，我既不是攘夷论者，也不是那种排外思想家，我是希望东西方的长处结合在一起，从而清除东西界限，并以此作为今后最大的目标的人。” [66] 辜鸿铭的这一申辩，并非全系掩饰自己，亦非尽属强词夺理。一般的情形似乎应是，一方面，他善于讽骂那些对洋人前恭后踞、仰人鼻息的崇洋媚外者，这是因为他从来不媚外；另一方面，他又善于讥刺那些盲目自大、不了解外国文明的冬烘先生，虽然他也难免作另类之冬烘。

还应注意到，辜鸿铭对列强在华传教活动及其各派教士品行的揭露和抨击，以及他对列强及其八国联军在中国大肆侵掠的抗议和谴责，首先是同对西方文化乃至整个西方文明所做的激烈道德与文化批判联系在一起的，从而使他的昂昂抗辩之声避免了单纯情绪化之义愤，相反则带有着就事论理、以理说事的理性化之底蕴。在这个意义上，如果说他是一个战士或斗士，则并不是那种缺乏理性的战士或斗士；如果说他是一位学者或文士，亦必属于那种有思想的学者和文士。虽然他远非时时以思想面之于世，亦非事事以理性示之于人。譬如，在他对列强和西方世界所作的上述抗辩中，就明显存在着对清廷特别是慈禧太后所谓功德的任情夸张与演义，同样也有着对列强及整个西方世界意气用事般的故意叫板与使气。因为一经失之偏颇，必然难免未凿之论。给人的印象大若类是：勇则勇矣，难免虚骄。

注释：

[1] 在辜氏生前身后，许多绍介或回忆性资料都提到，他曾先后获得过西方各学府的许多学位或文凭，甚至有13个博士学位之多。然而，此之多属无从考证之说，学界咸以为不确。[2] 辜氏的发见者为杨汝澍（或玉树），举荐者为赵凤昌。时，二氏均为张之洞两广总督府之重要幕僚。其经过情形，参见惜阴（赵凤昌）《国学辜汤生传》，载《人文月刊》，第2卷第4期，1931年5月。[3] 此一说法，显系经其刻意加工之产物。惟“婚在东洋”尚无信史可考，但那些与辜氏曾有密切关系之人，仍然对此言之凿凿。（主要代表者，可参凌叔华：《滨城记事》，《凌叔华陈西滢散文》，中国广电出版社1992年版，页19；沈来秋：《略谈辜鸿铭》，《福建文史资料》第5辑） [4] 辜氏平生主要著述，大多以英文等西方语言发表和出版，直到本世纪90年代末期方有中译本问世。由此，更多的国人才得有机会一窥其思想之究竟。它们分别是：黄兴涛等译《辜鸿铭文集》，上、下，海南出版社，1996年；汪家堂、廖英译《辜鸿铭文录》，香港三联书店，1996年（？）；语桥译《清流传》，东方出版社，1997年。上述三个译本，篇幅各异，译文尤见参差乎高下。惟以数量计之，则黄译本所收为最。

[5] 埃里松：《一位译员在中国的日记》，《辜鸿铭文集》，上册，页50——1。[6] 据说，当时辜氏曾订有30多个国家约500余种西洋报章杂志，并定期为张之洞讲说新知，把论世局。这表明他能够阅读到最新的各国报章杂志，从而及时了解西方社会之舆情。详参拙著：《狂士怪杰：辜鸿铭别传》，华夏出版社1998年版，页104——7。[7] 有学者认为， 1885年至广州初入张之洞幕府之际，辜鸿铭即被聘以“洋文案”职。愚以为不确。据辜氏同僚与挚友赵凤昌介绍，在广州两广总督府时代，辜只不过是一德文译员而已。[8] 参见辜鸿铭：《张文襄幕府纪闻·弁言》。[9] 该文之标题，系拉丁文和英文之混用：Defensio populi ad populos r the modern missionaries in relation to the recent riots，署名为a Chinese。[10] 转引自黄兴涛：《文化怪杰辜鸿铭》，中华书局1995年版，页63。[11] 《为吾国吾民争辩――现代传教士与最近骚乱关系论》，参见黄兴涛等译：《辜鸿铭文集》，海南出版社1996年版，上册，页42-43。需要说明的是，该中译本之译文实在参差不齐。究其原因，除了各译者水平不一，怕也与辜氏所使用多种西文，甚至一文之中插入不同西文有所关系。[12] 在《清季教案史料》中，还可以看到许多西方传教士招诱土豪劣绅、地痞流氓入教，使之成为自己的爪牙的记载。李东源氏《传教论》也曾就中西教士教民狼狈为奸行为指出：“作奸犯科，无所不至。或乡愚被其讹诈，或孤弱受其欺凌；或强占人妻，或横侵人产……或因公事而借端推诿，或因小忿而殴毙平民。种种妄为，几尽难述。”庶几可与辜氏之说相印证。

[13] 《辜鸿铭文集》，上册，页44。

[14] 《辜鸿铭文集》，上册，页44。[15] 《辜鸿铭文集》，上册，页45。[16] 《辜鸿铭文集》，上册，页50。按：“So hilf mir Gott；ich Kann nicht anders”系德语，括号中的中文注释，系辜氏之原注。盖此语出于《孟子·滕文公章句下》：“予岂好辩哉，予不能已也。” [17] 《辜鸿铭文集》，上册，页46。[18] 《辜鸿铭文集》，上册，页47；49。[19] 辜氏在这篇文章中曾这样写道：“现在，我终于讲出了多年来反复沉思的话。这些话，鉴于个人和其他更深的考虑，我一直在犹豫，未曾出口。不过，现在都讲出来了。”《辜鸿铭文集》，上册，页50。所谓“个人其它更深的考虑”，显然是指清廷上下普遍存在着的媚洋与畏洋的官场实情，其中似也包含有对他的主公张之洞的隐然微词。[20] 《＜尊王篇＞序言》，《辜鸿铭文集》，上册，页9。[21] 这可能有两个原因：1）辜氏仅为张之洞之幕宾或“洋文案”，此间重大枢密怕远轮不上他来唱主角儿；2）即使他确实曾参与有关枢机如建言建策等，官方文献也不会把功劳直接记在他的名下。准此，中文档案性资料中没有他的任何记载，应该不是什么误会之事。[22] 这种情况的最显之例，莫过于兆文钧《辜鸿铭先生对人讲述的往事》（载《文史资料选辑》，总第108辑）一文。该文为长达3万余言的阔论宏编，所述“故事”多有动魄惊心与惟妙维肖之胜，惜者几乎无甚可信之处。如说辜先是为张刘贡献了“东南互保”之计，复衔南皮之命北上京都，秘密参与李鸿章与奕劻议和枢机，以及如何以老师身份智服八国联军总帅瓦德西，并激烈抗辩李鸿章之卖国行止诸事。对于此说之驳论，可参见朱维铮：《辜鸿铭生平及其他非考证》，《读书》，1994年第4期。[23] 在该著封面上端，系由辜氏密友赵凤昌工笔楷书的“尊王篇”三个大字，下则为英文名“来自总督衙门的论文”，还有一个副题：“一个中国人对义和团运动和欧洲文明的看法”。1901年下半年由上海别发洋行出版。1922年，罗振玉为之选编《读易草堂文集》时，辜还将其中重要部分缩译为中文，以《尊王篇释疑解惑论》名置于该集之首。[24] 参见胡滨译：《英国蓝皮书有关义和团运动资料选译》，中华书局1980年版，页150；148。至于此后达成《东南互保约款》的谈判他是否参加或起到什么作用，尚无可信史料证明。在前揭沈来秋与兆文钧两氏回忆文章中，前者将其说成是“东南互保”正式谈判的中方主要代表；后者则更把他说成是“东南互保”的最初谋划者，并是直接促使张之洞、刘坤一断然决策的关键人物。从种种迹象来分析，他们的说法（且兆文直接源自于辜本人）均有无端夸大之嫌，但也不能完全视为空穴来风。[25] 对此，辜鸿铭曾自述说：“我立即发现了一个消除紧张气氛的机会。总督当时正需要钱，我大胆地劝总督向索尔兹伯里勋爵要求一笔借款，那就是我密电的内容。我的目的是要索尔兹伯里勋爵信任我们，不派军队到中国来。”《辜鸿铭文集》，上册，页73。[26] 参见（英）杨国伦著，刘存宽等译：《英国对华政策》，中国社科出版社1991年版，页187。但是，这一所谓“良策”并没能最终阻止英国军舰在上海登陆。因此，辜事后曾大大抱怨说，索尔兹伯并没有充分了解那通密电及提出借款的意图，“我总以为长江流域的和平是值50万两的，何况是是这样的一笔借款呢？”参见《辜鸿铭文集》，上册，页34——5；73。[27] 《尊王篇：释疑解祸论》，冯天喻标点：《辜鸿铭文集》，岳麓书社1985年版，页9——10。此系辜氏后来以中文所缩写的一篇短文，目的大约是专留给国人看的；此一部分内容之英文本的中译文可参《辜鸿铭文集》，上册，页20——1。只要稍加比较，还可以看出两者间的差别。[28] 此系辜氏借用湘军老将彭玉麟的原话。后来他曾自说自话云：“辜部郎《尊王篇》之作，盖有感于当日所闻刚直公虎门哭失声一事。”参见《张文襄幕府纪闻·虎门轶事》。

[29] 《辜鸿铭文集》，上册，页25——28。[30] 同上，页33。循此逻辑，他还进一步解释说，当前这场被西方称为“拳匪之乱”的义和团运动发生的终极原因，就是因为中国民众要“忠”或“保”皇太后陛下这个“君”。[31] 事实上，辜氏对慈禧和清廷也不是没有任何意见。他在《尊王篇》的序言中就说过：“皇太后陛下的政府无论如何都是不完善的。不然的话，目前的作者在这一时刻就会站在皇太后身边为她出谋划策；如果必要，为之献出生命——而不是在这儿写这本书，在国际世界面前维护她的荣誉和祖国的尊严了。……如果说谁有权利抱怨皇太后陛下的政府，我就有这个权利。我已为陛下的政府服务了18年，但至今仍然停留在刚刚入职的位置上，始终没得到升迁。我现在的薪水还不如赫德爵士手下的一个四等助手。”（《辜鸿铭文集》，上册，页17——8）就是说，慈禧及清廷确实有问题，但这还轮不到你们来说——由此亦可见其性情与性格之一斑。[32] 《辜鸿铭文集》，上册，页60——1。[33] 《辜鸿铭文集》，上册，页8——9。[34] 《辜鸿铭文集》，上册，页38。[35] 《辜鸿铭文集》，上册，页17。[36] 《辜鸿铭文集》，上册，页72。[37] 《辜鸿铭文集》，上册，页62。[38] 当年返回中国并接受传统儒学后的辜鸿铭，曾对友人说过：“道固在是，无待旁求。”此后的大半生中，作为一位极端的文化保守主义者，他每每以中国传统文化的守护人及纯然儒者自命。以故，其友人如罗振玉乃谓之为“醇儒”。见罗振玉：《＜读易草堂文集＞序＝。[39] 《关于中国问题的近期札记之三》第4则，《辜鸿铭文集》，上册，页116。[40] 《关于中国问题的近期札记之三》第7则，《辜鸿铭文集》，上册，页118。[41] 《辜鸿铭文集》，上册，页206。[42] 《关于中国问题的近期札记之一》第8则，《辜鸿铭文集》，上册，页79。[43] 《关于中国问题的近期札记之一》第15；16；20则。《辜鸿铭文集》，上册，页82；84。[44] 《关于中国问题的近期札记之五》20则。《辜鸿铭文集》，上册，页168。[45] 《关于中国问题的近期札记之一》第9；23则，《辜鸿铭文集》，上册，页79；97。

[46] 《关于中国问题的近期札记之一》第11则，《辜鸿铭文集》，上册，页80。

[47] 《关于中国问题的近期札记之一》第23则及《关于中国问题的近期札记之五》第15则，《辜鸿铭文集》，上册，页85；152。

[48] 《关于中国问题的近期札记之一》第11则，《辜鸿铭文集》，上册，页87。[49] 《＜尊王篇＞序言》，《辜鸿铭文集》，上册，页13。[50] 《关于中国问题的近期札记之二》第1；2则，《辜鸿铭文集》，上册，页88——9。[51] 《＜尊王篇＞序言》，《辜鸿铭文集》，上册，页12——3。[52] 《关于中国问题的近期札记之二》第26则，《辜鸿铭文集》，上册，页98。[53] 《关于中国问题的近期札记之四》第9；10则，《辜鸿铭文集》，上册，页126——7。[54] 《关于中国问题的近期札记之四》第38则，《辜鸿铭文集》，上册，页138。[55] 《关于中国问题的近期札记之四》第39则，《辜鸿铭文集》，上册，页138——9。[56] 《关于中国问题的近期札记之四》第41则，《辜鸿铭文集》，上册，页141。[57] 《关于中国问题的近期札记之三》第26则，《辜鸿铭文集》，上册，页112。[58] 《关于中国问题的近期札记之三》第29则，《辜鸿铭文集》，上册，页113。[59] 《关于中国问题的近期札记之五》第4则，《辜鸿铭文集》，上册，页145。[60] 《关于中国问题的近期札记之五》第4；5则，《辜鸿铭文集》，上册，页146。[61] 罗振玉：《＜读易草堂文集＞序》。[62] 《辜鸿铭文集》上册，页72——3。[63] 《辜鸿铭文集》，上册，页185。艾氏为美国亚细亚舰队总司令，时在中国海岸停泊，辜遂赠其《尊王篇》一部。此函为艾氏1902年7月27日于舰上给辜写的读后酬答。[64] 《辜鸿铭文集》上册，页72——3。朱维铮先生所说英国外交大臣还曾为此致电张之洞，直接抗议辜氏此一正式授权声明对英国政府政策的曲解，大概所指亦为此事。参见前揭朱著《求索真文明――晚清学术史论》，页365。[65] 《辜鸿铭文集》，下卷，页79 [66] 《辜鸿铭文集》，下卷，页303。

文章来源：近代中国研究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