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嚣张”泰迪罗宾

“我知道一定有对错，但不容易去分解，那是我中学最后一年，那时我才知道这个世界黑白难分”

“我们很幸运在70年代末，电影新浪潮的时机就发展得很成熟了。”

本文首发于南方人物周刊第577期

文 | 本刊记者 欧阳诗蕾

编辑 | 杨静茹

全文约6400字，细读大约需要13分钟

图 / 本刊记者 大食

“香港这几年电影的新人似乎接不到棒，都说长江后浪推前浪，但是怎样快一点去接棒呢？”第七届香港影展广州站，《我爱夜来香》展映后的交流沙龙，有观众向泰迪罗宾抛出这个问题。

泰迪罗宾，素以饰演鬼马风趣的角色及打造另类港片闻名；银幕之外，他看起来更像一位老派绅士，彬彬有礼，但诚恳言辞中也能觅得鬼马气韵，他的普通话字音圆润饱满，时不时蹦出个儿化音。

提问在他的预料之中，近几年观众对香港电影未来的忧虑越来越重。在他看来，眼下对香港新导演而言是一个屈求的时间点。“重点是整个中国内地的市场转变太大了，令我们百分之八十的香港高手全都上来了，剩下的那些导演还暂时在青黄不接的时候。坦白讲香港唯一的好处就是能让你任意发挥，但是香港现在匮乏的条件太多了。”

“而我们很幸运在70年代末，电影新浪潮的时机就发展得很成熟了。”他说。

自上世纪50年代末，一批电影人在法国掀起电影“新浪潮”以来，世界各地的电影新浪潮运动相继展开；七八十年代之交，香港的影视行业发展极为迅猛，一批拥有专业素养和海外求学背景的青年导演自发地破旧立新，迎来了“香港新浪潮”。其中，泰迪罗宾在1979年监制的电影《点指兵兵》被视为开端作之一，那是他的首部监制作品，电影导演章国明后来也成为新浪潮的名将。

接下来，港片盛世十余年，游走于主流港片与另类电影钢丝间的电影人不在少数。泰迪罗宾与麦嘉、石天、黄百鸣、徐克、施南生、曾志伟一同成为“新艺城七怪”。“如果要说有个偶像呢，泰迪罗宾真的就是我偶像。”黄霑曾在香港谈话节目《今夜不设防》中说道，倪匡也表示《点指兵兵》里由泰迪罗宾创作的主题曲令他深受感动，“之前精神状态很困苦，听到他这个歌之后就有很奋发的感觉，很励志。”

《点指兵兵》 1979

儿时跌断脊骨后，童星关维鹏与职业足球运动员的梦想作别。上世纪60年代，中学生关维鹏组建并担任主唱的“Teddy Robin & the Playboys”乐队成为香港首支华人乐队，一度掀起香港的“夹Band”热。接下来的电影新浪潮运动中，出品、监制、导演、编剧、演员、配乐……他以“泰迪罗宾”一名频频出现在电影各项职员表里。

“其实电影的商业层面和艺术层面，我没有权衡的考虑。我觉得好玩就尽量争取，把它变成电影。”他视角另类，常常剑走偏锋，与李碧华合作的《川岛芳子》《诱僧》可作为最佳注脚。

“我这个人比较花心，很多嗜好，我不只喜欢音乐，我也喜欢电影和歌谣，所以我的大部分时间都分散到很多地方。”66岁时，泰迪罗宾凭借《打擂台》中沉睡30年的“太极罗生”一角与他创作的电影音乐，拿下第30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男配角、最佳原创电影音乐。

《打擂台》 2010

如今，“新艺城七怪”还是会不时聚会，吹一吹当年。当下的电影市场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太多原因让香港表面上看电影是越来越差的，暂时是这样。但其实整体来看，我还是觉得很有信心，无论香港电影也好，中国内地的电影也好，高手如云，不要太过悲观。”

“无论电影制度，还是电影的发行、宣传，我觉得未来会有东西要改进。”今年泰迪罗宾73岁，还在电影行业第一线，“电影的寿命绝对可以比我们长。到我这个人消失之后，可能还有人会说起这些电影。可以给人很大安慰，这就是电影。”

Teddy Robin and the Playboys

1966 “band仔”

上世纪60年代中期，世界各地都有股组织乐队的热潮，香港叫“夹Band”热，当时的香港乐坛可以说跟整个世界刚刚挂钩吧。Teddy Robin & the Playboys乐队成立于1966年，我那时在读中学。我们算最早一支走红的中国人乐队，唱的是英文歌。我们是生正逢时，志同道合的朋友组了个乐队，就一举成名了，后来变得好像是个历史人物似的。 组乐队之前我是童星，在香港一个有线电台“丽的呼声”里讲故事。我们组乐队就是玩儿嘛，我是主唱，也玩吉他。反正我们到处去唱去比赛，到学校玩radio show，然后慢慢歌迷出现了。当时整个社会气候还不像现在这样有很多superstar，那时也没有媒体对我们有兴趣。我们其实没有目标的，也没有什么梦想和机心，只是玩，也没觉得音乐可以玩一生。同时期的台湾歌坛很厉害的。不过风格很不一样，我们的音乐受西方影响，唱英文歌，台湾主要是国语歌。我在新加坡认识邓丽君小姐时，邓小姐15岁，说她是我的歌迷，后来大家是很好的朋友。对比起来，我们的音乐看起来好像很反叛，其实邓小姐蛮反叛的，她内心很ROCK。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她每次出专辑，都要尝试一下我们这种音乐。但她最厉害的就是唱自己风格的歌，在那个年代真的没有对手。乐队成功后大概第八年，我觉得走到了一个比较困惑的境地，音乐上像没什么进步。那时候乐队说停下来，大家都找其他的工作，有的转行，有的转幕后，我想到外边去见识一下。那时香港还不是大都市，面积小到在地图上找不到，我老觉得像在乡下。而且我们音乐根源就在外国，我就到外国流浪了四年半，主要是在加拿大。哇，到了外国海阔天空，虽然我什么都没有，但我加入不同的乐队和不同的人一起玩音乐。我1974年离开香港时，整个香港都在唱英文歌。等四年后我回香港，因为粤语电影和电视的流行，音乐潮流也改变了，唱的全是粤语歌，我不适应的，我说我不唱歌，我要做电影拍电影了。可能有些说法，说当时音乐把香港划出了流行派与传统派这两种文化，可我老觉得没有那个界限，那都是后来的人去分隔的。你看，其实香港80年代成功的音乐，所有的幕后都是60年代的band仔，band仔就是玩乐队的那些高手。比如我的乐队弹吉他的高手，郑东汉，就是郑中基的爸爸，他是我们香港宝丽金在80年代最高的CEO。他们的成功不是上报的感觉，他很低调的，但是整个香港的流行音乐都差不多在他们手上。 除了幕后60年代音乐的推动，TVB也有很大的推动力，比如说罗文唱了很多电视剧的主题曲。那时候的音乐已经开始商业化了，观众喜欢什么，就往这个方向去走，真就是创造明星。现在整个世界又变了，我觉得变得好像有点像60年代，都是靠自己喜欢，然后在网上把自己推出来。 1968年的新潮舞会对我影响很大，那是我对政治的第一个认识。在那个时代，我们小孩子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叫政治，大概知道有左派右派之分，也不会理会。那个活动终止了，第二天我们居然上了报纸最重要的政治版，有一派说我们是天使，说音乐对年轻人如何好，另一派说我们是魔鬼。我当时好困惑，噢原来这个世界可以这么……因为政治立场不一样，所以同样的表演变成了两个极端。我知道一定有对错，但不容易去分辨，那是我中学最后一年，那时我才知道这个世界黑白难分。

1979 “不要太嚣张”

新潮舞会之后，第二年我就拍电影去了。差不多也是乐队最红的时候，邵氏电影找我签四部戏，他们为我量身写了一个剧本，蛮有吸引力，让我演的主角是一个反传统、很凄凉的角色。我只签了那一部，因为我觉得自己身体有缺憾，也不想做演员大明星，我只是个rock star。我尤其不相信自己可以在银幕维持那个popularity。我接戏的原因就想看看电影到底是怎么拍出来的，看了之后觉得原来这么复杂，然后我才知道不可能一步登天。后来我去外国流浪的时候，在外面看了很多在香港都没机会看的电影，一路自学。因为我很喜欢电影，70年代初认识了一些拍八厘米电影的朋友。章国明是我第一个老师，实验电影比赛五个奖，他一个人拿了三个，那时大家是好朋友，我跟他学拍那些八厘米的电影。当我从外国回香港时，郑东汉已经是宝丽金的顶头大哥，他叫我不要放弃继续唱。我说温拿（谭咏麟、钟镇涛等五人组成的乐队）已经成名了，许冠杰已经在天王地位了，我离开香港的时候他们还在我的后面，现在我出来干嘛。后来我说我想拍电影，他提到，你考虑一下可不可以把音乐和电影连接起来。 那时章国明在TVB已经是很有名的新编导了，我回香港时，他第一个找我演电视剧，是一个跟音乐有关系的角色。演了后，我就找他走出TVB去拍电影了。因为我有歌迷和业内朋友的基础，去找老板就比较容易，我帮他找了梁太（梁李少霞），梁太是我的学妹，她的先生做大生意，然后她介绍我跟她先生做了朋友，用梁太名义投资“珠城”，支持我们拍了第一部电影，我做监制，章国明做导演：1979年，《点指兵兵》。那时候香港的电影行业也处于低潮。我们的戏是个警匪片，也没有大明星，结果我就用一首歌把那个戏带出来。新浪潮导演很多都是高手，一些人也会把《点指兵兵》当作香港新浪潮电影的开始，其实因为那几年都是我们这部戏最卖座。我们的这部票房三百多万，按现在来说应该算三亿多吧。 在《点指兵兵》里署名还有些不好意思，其实是没钱。因为老板也是第一次做老板，他给的预算里面，我们不可能找很多高手，自己能够应付的都自己去做了。结果我就做监制，又做编剧，又做主题曲又做配乐，那海报不是全都是我的名字，还四个字，密密的。不行，我要把自己的真名拿出来，监制关维鹏，编剧关维鹏，主题曲泰迪罗宾，配乐泰迪罗宾。看起来就还好一点，看起来是两个人，这样就不要太嚣张了。 为什么做监制呢，因为监制权力最大，不然我就要听人家的话。当然我尽量给自由度给导演让他发挥，也尽量把我的创作能力给他。那一部配乐做得很普通，还没到家。但是主题曲跟戏非常合拍，都是说命运，也让观众感受到音乐和电影嵌合在一起。它也把我那盏灯点亮了，原来可以利用音乐去帮那个电影。 《点指兵兵》是我帮珠城监制的第一部戏，这部戏把我带进了电影圈。我们很幸运，70年代末，香港的电影新浪潮就出来了，而且时机发展也很成熟，因为（那一拨人）在电视台训练了很久，作为行业派也好红裤仔（自小随师学艺的科班演员）也好。我在外国流浪过，也带了一些自己学到的电影知识回来，大家就同一个时间爆发了香港的新浪潮。新浪潮有很多高手，和许鞍华后来也都有合作，给珠城拍的第四部《胡越的故事》就是许鞍华导的。当时我给珠城监制了四部戏，里面最不喜欢的是《山狗》，不是说这个戏太暴力，而是说暴力的剧情要合理。一些镜头那时候没钱补拍，导演也觉得没问题，我也就很多地方都妥协了。想不到过了几十年，这部戏变成一部暴力经典，很多年轻人觉得蛮特别，觉得那个年代我们竟然已经玩得很大胆，而且也影响了很多人，后来陈嘉上跟我说《山狗》影响他很深。因为我这个人比较花心，很多嗜好，我不只是喜欢音乐，我也喜欢电影和歌谣，所以我的大部分时间都分散到很多地方，一会创作音乐，一会写歌，一会拍电影，一会又做编剧，所以弄了很多名堂。

《山狗》 1980

80年代 “我只是不喜欢跟风”

新艺城也是个非常精彩的年代。那些大哥拉我进去，我不是老板，我只是他们的兄弟，每个晚上一起谈剧本，麦嘉、石天、黄百鸣、徐克、施南生、曾志伟，还有我。常常有很多其他导演来，杜琪峰啊，张艾嘉就是我们在台湾的管家婆，很多高手跟我们合作，新艺城还是偏集体创作为主。 我第一次做导演也是因为徐克。之前徐克找我演《鬼马智多星》，我的条件就是我要做监制。这部成功之后拍续集《我爱夜来香》时，徐克鼓励我做导演。林子祥和林青霞主演，我也在里面演，做导演很威风的！《我爱夜来香》拿了金像奖8项提名，但没得奖。徐克把我推到了导演位置，所以后来他找我客串《狄仁杰》，我怎么可以说不去呢？

《我爱夜来香》 1983

那个时候我们真的很厉害，但是为时很短。后来他们三兄弟麦嘉、石天、黄百鸣分家了，就剩下志伟跟我们。分家后，我都不知道跟谁好，后来我跟志伟一块弄“好朋友”（1987年，谭咏麟、泰迪罗宾和曾志伟成立“好朋友”电影公司）。那段时间我没有自己的作品，不演，也不做导演，我决心把主力放在监制，我喜欢去帮助那些我觉得不错的导演。我帮“好朋友”监制了四部戏，其中章国明的《点指贼贼》、林德禄的《应召女郎1988》和《女子监狱》，票房都还不错。离开新艺城后，有人说我的另类和天马行空越来越强烈，其实也是受不同导演影响。倒不是说刻意要拍另类电影，我只是不喜欢跟风。其实我也没有一个方向，假如一个导演的东西我觉得有兴趣、好玩，我会加入，有的导演如果不是直接跟风、间接跟风，想法不错的话我也参与。这里面也有失败的，但我觉得可以蛮自豪地说大部分都不错。我合作最多的就是方令正和罗卓瑶，他们真的比较另类，而且跟市场的距离比较远。《我爱太空人》反映的是香港移民的问题，当时idea出来的时候，我觉得很过瘾，那种与众不同我觉得很好，但是那个戏票房不太成功。幸好还是有很多作品保留下来，《我爱太空人》现在看也不觉得过时，只是不那么大众化。电影的理念刺激和感官刺激我都喜欢。做监制的时候，大部分情况我都尊重导演，但我会把自己的创作放进他的作品，给导演去选择。我和导演合作的时候，我反而觉得最成功的就是大家能不能用到我的东西，能的话，我就更开心，不用也没所谓。后来“好朋友”资金周转出现问题，我就跟曾志伟到嘉禾去做卫星公司“友禾”，监制了《川岛芳子》《潘金莲之前世今生》等等。《川岛芳子》和《潘金莲之前世今生》的编剧是李碧华，我跟李碧华很有渊源，一开始她还没成名的时候，我们已经一起弄剧本。 她是我非常欣赏的女作家，她性格也蛮特别，什么都敢说，什么事都敢做，有侠气，而且天马行空。她写了好多东西，唉，可惜有的不能拍电影的。

73岁　“继续天马行空”

泰影轩是1992年我和宝丽金一起做的电影公司，郑东汉找我谈的，宝丽金后面的大老板是德国的资金。老外要东方的市场，我希望冲出香港。其实90年代时香港电影正在走下坡路，香港观众对港片评价已经越来越低。当时在香港根本没有内地观众这个概念，因为那时所有的东西都是盗版，没版权，所以老板不会当这个市场存在的。《诱僧》（由吴兴国、陈冲主演，讲述青绶夫人为杀死遁入空门的大将军石彦生而剃度为尼的故事）是我第一次跟内地合作，但是没有在内地上映。编剧是方令正和李碧华，导演是罗卓瑶。那个戏拍完其实不是我想象的样子，我们一起创作的时候，我觉得整个故事的桥段非常商业，但是拍出来非常艺术，舞台剧的感觉很重，总之很特别。

《诱僧》 1993

我们是香港第一部入围威尼斯电影节的电影，它带我去了威尼斯，很威风的，放映时观众一直在拍手掌，掌声长到我们以为自己成功了，结果没有得奖。而且电影又超支很厉害，有点亏本。这是我做监制在预算上最失败的一部戏，感觉是商业和艺术两边都够不到，但是我自己蛮喜欢这个戏的。 《诱僧》亏钱了，后来拍《青春火花》《香江花月夜》也没赚钱。但到我拍《香江花月夜》的时候，突然间在内地拿了个大奖。但很可惜，当时跟内地很多合作都没有谈成，情况很复杂的，题材上我可能也不太妥协，唯一合作的是《狄仁杰》，因为是徐克喊我嘛，到横店去拍的。当时想既然香港有得拍，我就在香港拍了。有段时间很难找老板，香港也难，内地也难。拍《八步半喜怒哀乐》时，找投资我用了不止九年，最后还是自己的朋友黄百鸣投的，他其实也觉得我这个不够商业，但是我已经尽量去弄得商业。我很喜欢费里尼，受他影响好深，这部戏也是向他的《八部半》致敬。我到现场看的时候，希望观众有的反应他们都有，想笑都笑，想怕他们也怕。我挑战自己看能不能在新一代的市场上有一席之地。但我其实觉得蛮伤心的，因为我期待观众能有一些思考性评价，虽然影评也不错，但都是文化界的反应。

《八步半喜怒哀乐》 2018

香港娱乐片比较多，大家好像越来越不愿意花时间在意义这个层面。现在这个时间挺屈求的，不是一个令人很兴奋的时间。无论电影的制度也好，还是电影的发行、宣传，因为现在很多东西还是蛮混乱的。整个气候不一样了，年轻人太多东西玩了，游戏机啊，Facebook啊。但我们那一代之所以有新浪潮，因为那批导演还是希望能够拍一些有内涵的东西。现在好像真的没有，乱搞一通的话，我又不能够接受。 我73了，我还希望拍戏，现在希望能找到一个放之四海都可以的题材，成功的小东西，我不喜欢拍太大的东西。我是桂林人，很想回家乡拍一部戏。当然，我很花心的！还有很多东西都想拍，继续天马行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