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戍：业无界，心无涯 | 全球50强高管的6次创业传奇

"老子说：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是故虚胜实，不足胜有余。这句话在强调一种平衡，也时刻提醒我：人生就像海浪，时有高低，成功时不要得意忘形，失败也可以转败为胜。”

——李戍

“哈佛毕业时，我的学位是Ph.D of Apply Science（应用科学博士）。当时有同学问校长，别人的学位是计算机博士、某某工程博士，一看就知道他们擅长什么，而我们这个‘应用科学博士’怎么跟别人解释呢？校长说，应用科学博士的意思就是你能从这儿毕业，你就什么都能做。”

李戍从哈佛毕业后的职业经历，仿佛在诠释“什么都能做”的真正含义。

他29岁管理英特尔在美国的大厂——晶圆六厂，当时约世界1/4的电脑芯片都源自这座超级工厂；31岁管理摩托罗拉美国亚利桑那研发中心，统领三家电子芯片工厂的研发团队；34岁就任世界50强联信/霍尼韦尔国际公司副总裁，进入航天航空领域；42岁开始了他的连续创业历程，首先创立了捷智半导体（NASDAQ：JAZ）（现为TowerJazz），后通过捷智联合发起了中日美合资华虹NEC，47岁带领捷智在纳斯达克上市并成为美国集成电路领域最前沿的公司。

49岁之后，李戍投身新医疗（再生医学、抗衰老医学、功能医学），在生物医疗领域连续投资创业，迄今为止已创立4家生物医疗企业，包括WA臻景医疗（已并购入爱康国宾）、西比曼生物（NASDAQ: CBMG)、国科健康生物科技（CAS Health Holdings，已全权出让）、莱盟集团（LAMH）等企业。

“我曾与我在哈佛的导师、美国工程院院士、世界知名自动控制学者何毓琦教授因学术而有过争论，他对我说：‘这个世界上像你这么聪明的人有的是，但真正成功的只是极少数，不要自以为聪明就能成功。’这句话我一直铭记在心，从不敢自恃天资而有丝毫懈怠，凡做事必脚踏实地。”

李戍：哈佛大学应用科学博士，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电机及计算机工程硕士，华中科技大学自动控制学士；美国百人会成员；拥有6项美国及国际专利，曾任加州大学尔湾分校Paul Merage 商学院顾问委员会成员。

曾在半导体领域成功连续创业，是美国捷智半导体(NASDAQ: JAZZ)的创始人、总裁及CEO，上海华虹NEC中日美合资的联合发起人及董事，是当时少有的改革开放后大陆赴美留学生在美国进入500强的企业高管，历任科胜讯系统公司(NASDAQ: CNXT)高级副总裁，霍尼韦尔副总裁并兼任全球航空航天备件服务公司总经理等，摩托罗拉、Intel公司高管。

在生物医疗领域连续创业成功，是天使投资公司J&J Investments创始人，并创建了WA臻景医疗集团、CBMG西比曼生物（NASDAQ:CBMG）、Laboratory for Advanced Medicine、国科健康生物科技等公司。现任莱盟集团（LAMH）董事长及创始人。

▌“少年时期的经历造就我成为生存能力、韧性都非常强的人”

“我的家乡河北高阳庞口，是先祖建家立业、生息绵延的地方。600多年的历史长河，这片热土滋养培育出了李氏家族中13位进士、47名举人以及民国教育家、文化传播巨擘、工业实业家......是他们在社会进程中的功绩为小小的庞口布设了浓厚的历史积淀和文化氛围。”

这是中国文史出版社2017年出版的《高阳庞口李氏家族史记》序言中的一段话，序者正是李戍。书中记录了李氏家族中出现的历史名人，如李国<木普>、李霨、李鸿藻如何力排众议为捍卫国土完整做出努力，李叔良如何成为高阳纺织业发展的拓荒者并为高阳近代纺织业奠定了基础，李石曾与同时代的文化泰斗蔡元培为探求救国救民的真理而发起影响深远的“留法勤工俭学运动”，以及恪守李氏家训“忠厚传家久，诗书济世长”的后辈的故事。

作为李氏家族第十九世子孙，李戍出生于北京，因为父母都是中国地质大学的教授，长期从事煤田地质、石油勘探的研究及实际开发工作，他从小跟着奶奶住在天津的一幢小洋楼里。

李戍的爷爷李叔良是民国时期著名的工商实业家、高阳纺织业的带头人。他在河北高阳经营起当地第一家染织厂高阳合记，后又将产业拓展至化工领域，成立了天津合记。1956年初公私合营后，虽然家族企业被公有化，但生活依然衣食无忧。

安乐的童年在李戍9岁时戛然而止，李家在“文革”中受到很大冲击。李戍的父亲被下放至湖北的农场，母亲带着两个孩子被下放到江西的五七干校。那一年，李戍9岁，妹妹只有一岁。

少年时代的遭遇，至今刻在李戍的记忆深处。

李戍的母亲白天要去种庄稼，他就在家照顾妹妹。他们最常吃的是米饭和煮南瓜，想吃点儿别的，只能自己想办法。他去山上抓过蛇，到河里摸过鱼，还采过野果子、拔过竹笋，后来还学会了养鸡、种菜。他自己还搭过茅草棚，砍竹子搭墙，把茅草放在房顶上，屋子漏雨了就在屋顶铺塑料布，在地上拿脸盆接水。江西的冬天很冷，入冬前还要准备一冬天的柴火。

“这些记忆虽然深刻，但也并没有感觉有多苦。最让我痛苦的，是被要求在几百人的大会上公开批判母亲。在我的很多小伙伴面前，周围的大人们说我父母如何如何坏，要求我也这么做。我拒绝，那些大人们就不允许他们的小孩跟我玩儿。后来我妈妈用积攒的钱给我买了一个像篮球一样的塑料玩具，那些孩子才又来跟我玩儿。”

那段特殊的经历造就了李戍极度内向的性格，他甚至很少说话，以致于周围很多人都以为他不会说话。多年后，当他刚进入英特尔做管理时，他的家人也认为他不适合做管理，道理很简单——不爱说话怎么做管理？

“少年时期的那段经历也给了我一个自信：无论把我丢在多么恶劣的地方，我都能够生活。我也因此成为一个生存能力、韧性都非常强的人。”

▌“求学时期一直困惑，所学到底能有什么用处”

李戍15岁那年，全国高校开始大面积招收工农兵学员，他的父母因此被调回北京教书，全家重聚，他也得以走进中学课堂。但当时并未恢复高考，中学毕业后一般都要“上山下乡”，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李戍喜欢打篮球，想通过打篮球找个出路不去下乡，也试过音乐，但他在体育和音乐方面似乎都没有表现出特别的天分。

1977年，中断10年之久的高考宣告恢复。正在读高二的李戍之前没敢想能有这个机会，恶补功课后参加了文革后的第一届高考，但没被录取。

“我几乎没上过小学，参加高考挺费劲的。我记得那时候考试让计算地主家的高利贷，我一见那种题就懵。我的古文和作文还不错，在江西的时候，我妈经常在煤油灯下为我们读《三国演义》，算是打下了一点古文底子，作文好是因为我经常会有一些创新的想法。其它学科统统不行。”

第二年，作为应届生，他没敢填报北大清华，最终考入华中工学院（现华中科技大学）自动控制系。

“我是一个开智特别晚的人，当时也没有人给我指点。虽然我父母都是地质大学的教授，但他们就是两个学究。报考自动化控制专业纯属偶然，听别人说比较时髦就报考了，当时根本没有什么远大志向。”

走进大学校园的李戍埋头苦读，四年后以全国第一名的成绩考取中科院自动化研究所的研究生。没想到的是，前三名的学生被直接公派出国留学。

在中科院，李戍只上过半年英语课，全力以赴为出国做准备。当时美国伊利诺伊大学一位在应用数学和人工智能领域非常有名的教授到中科院讲过一次课，李戍就联络了他。

李戍在哈佛

1984年初，李戍远赴美国伊利诺伊大学攻读电子工程硕士，两年后放弃了已经开始的博士论文，转到哈佛大学攻读应用科学博士。

李戍刚去哈佛时，被分配到一个人工智能大数据大系统优化方面最难的课题。现在谷歌的搜索引擎和PageRank（网页排名）都用马尔科夫随机链技术，当时他的博士课题就是把广义的马尔科夫随机链应用在大数据搜索上。这个硬骨头已经被课题组里的博士们啃了好几年，但一直没有结果。李戍琢磨了半年多，想出了解决方案。

在哈佛读博士，一般需要4-6年完成博士论文，李戍仅用了一年就攻破了难题，并成功将研究成果发表在业内最权威的学术期刊IEEE Transcation上。结果，他只用两年时间就取得了博士学位。

哈佛的原始计算机

“这给我一些启示。我去哈佛前学习自动化控制，博士课题涉及的技术我完全不懂。课题组里的成员都聪明绝顶，研究经验又比我多，所以我几乎没法儿跟他们比。但搞明白问题所在之后，我就围绕问题去深挖，可能80%的知识我还不懂，但也不妨碍解决问题。这意味着能否解决问题不在于专业知识有多高，关键在于能否看透问题的本质。我因此多了一份自信：当遇到不懂的东西，擅用才智，可能就比别人做得好。”

在美国读书期间，李戍只用了一年公费留学资助，之后就得到了奖学金。他喜欢自己的所学，但也一直有个困惑——所学的东西虽然在理论上、学术上很有价值，到底能有什么用处？他渴望立竿见影，希望自己所学所做能够很快看到效果和价值。

▌“从世界500强到50强，不知道前路有什么问题在等我，但始终抱着一种心态——去了再看呗”

哈佛毕业后，李戍得到两封offer，一封来自世界最大、成就最突出的企业研发机构贝尔实验室，另一封来自亚利桑那大学。

李戍准备前往贝尔实验室报道前，被质疑中国大陆留学生身份是否适合进入，因为贝尔实验室在承担部分美国国防项目。身份调查由此展开。一年后，李戍收到贝尔实验室的入职许可，而此时的他已经选择在亚利桑那大学系统工程系执教。

“我从来不是一个喜欢说话、社交和出头露面的人，但我讲课条理清晰，学生们还挺喜欢。初当老师很有成就感，但从第二个学年开始，有些课就要重复教，我觉得这样的生活有点儿枯燥。”

李戍开始向往校园以外的生活。

大学的暑假持续两三个月，一般教师都会选择到其他大学访学、合作项目或写论文。李戍却对大学旁边英特尔公司辖下著名的晶圆六厂产生了兴趣。晶圆六厂当时是世界上最著名的工厂之一，全球大约1/4的电脑芯片在那里生产。全自动化的工厂让李戍很好奇，他把电话打给了这家工厂的副总裁（VP）。

“那时我从哈佛刚毕业一年，英语不太好，对美国文化也不了解，甚至从来没接触过芯片、半导体。我没有相关经验，唯一可以拿得出手的就是我的哈佛博士学位。结果接电话的那个VP挺直白，也挺不讲理，他直接说that's all bullshit（那都是瞎扯）。”

李戍不甘心，一周后又给那位副总裁打了电话。这一次他也同样直白：“我虽然没有经验，但有聪明的头脑。你如果有什么解决不了的问题就交给我试试，你不会失去什么，也没有什么风险。”

在哈佛仅用两年时间取得博士学位的经历，给了李戍尝试的勇气。

“其实我从来没有觉得自己有多聪明，因为小时候总被人说如何不好。但我有韧性，只要想做一件事就很难轻易放弃，这也是从小造就的性格。另外，我知道英特尔的文化就是直接了当，虽然我被拒绝，但我认为那个VP并没有敌意。他肯定也有解决不了的难题，只要给我机会就可以去试试。”

当年投资一个芯片厂至少10亿美元，作为生产全世界1/4电脑芯片的超级工厂，生产系统庞大、先进，尽管7天24小时满负荷工作，依然无法满足市场需求。如何在现有设备基础上提高产能2倍，正是让副总裁头疼的地方，他决定让李戍来试试。

“老美很精明，如果我的尝试有任何不利的苗头，他手下会有一堆人立刻阻止我，所以他们没有任何风险。万一我把难题解决了，那对他们就绝对有利。”

李戍如愿走进了英特尔晶圆六厂的大门。他开始没日没夜地观摩研究，观察芯片从下单到出厂的所有流程，分析机械的运转模式、人员配比及整体布局。

他发现大多数设备可以做两三倍的工作量，只有几个环节常出问题，而一旦某个环节出问题，其它所有工序都不得不空置等待。另一个问题与人员分配有关：工厂里所有工程师只在白天工作，而生产线工人24小时在岗，夜班需要工程师解决的问题必须等到白天才能解决。尽管这是涉及100多道工序的复杂生产线，但如果每一个瓶颈环节得到改进，整个流程就会变得顺畅。

三周后，李戍交给VP一份报告，详细分析了他观察到的问题及改进措施。事实上，这个方案只是站在旁观者的角度，重新梳理了习以为常的生产模式，并不高深。

暑假即将结束时，李戍再次接到VP的电话，内容照样直白：“你来管理这个工厂吧。”李戍没有任何犹豫，离开了刚刚任教一年的亚利桑那大学，以毫无管理经验的背景开始管理这家拥有500多名美国工人的全自动化工厂。

那一年，他29岁。

“我一个中国人管理几百名老美谈何容易？既是专业人员又是蓝领，实际上我的权利很有限，谁也不听我的，怎么办呢？我制定了一个机制：只要任何一个环节出了问题，我就随时发公告让上上下下所有人都知道。公告一旦发出，如果不解决问题压力就会非常大，因此问题就得到了及时解决。另外，我增加了一些奖励机制，比如夜班的产能创纪录了，我就给每人发两张电影票，白班工人听到了就拼命干活。奖励虽小，但无形中形成了一种竞争，产值因此直线上浮。”

做事马上就能看见结果，让李戍很有成就感。尽管亚利桑那大学给他留了一年的教职，但此时的他已不可能选择再回头。

在英特尔，美国人占绝对比例的管理层似乎并不欢迎李戍这个没有任何管理经验和背景的亚洲人，“办公室政治”不断上演。二年后，尽管他完成了产能提高2倍的目标，李戍还是有了离开的念头。在后来的历次职业转轨中，这是唯一一次他自己有主动离职的意愿。

“那时正好接到猎头的电话，问我是否愿意去摩托罗拉，给出的条件是薪资加倍、掌管旗下三座电子芯片工厂的研发团队。工作地点就在英特尔晶圆六厂的不远处，我都不用搬家。”

摩托罗拉的工厂里聚集着一大批优秀的工程师和科学家，按部就班的研发体系制约了他们的创新。李戍在摩托罗拉的三年时间，率领团队打破根深蒂固的研发模式，使产品从生产雏形到进入市场的速度提升了三倍，他的管理技能也得到了锤炼。

1993年，李戍再次接到猎头电话，邀请他加入全球50强企业联信/霍尼韦尔国际（AlliedSignal/Honeywell International）。那是他从未涉及过的航空航天领域，巨高的薪酬和更具挑战的平台，加之董事长Larry Bossidy亲自电话邀请，吸引他很快做出了决定。

“像我这样中国改革开放后的大陆留学生，极少有这种工作机会，几乎没有理由拒绝。其实当时我没有什么远大宏图，不像现在的年轻人成熟早、想法多，有自己的职业规划。我不知道前路有什么问题在等着我，但抱着一种心态——去了再看呗。”

李戍，先后被“空降”负责15个分公司研发部的改革、全球机载设备维修工厂的运营、17亿美元营业额的全球机载设备及零件销售公司和巨额投资的电子材料公司等，都是些管理难题。五年后，他捅破了天花板，跻身进入了世界50强最高管理层。

▌“在科胜讯的高管生涯没过多久，促成了我的第一次创业”

猎头几乎成为李戍职业生涯中每一次转身的契机，甚至他的第一次创业也不例外。

1998年，李戍又一次接到猎头的电话，邀请他加入科胜讯（Conexant）并出任高级副总裁，主管研发、物流和质控。

科胜讯前身为洛克维尔（Rockwell）半导体，是全世界最大的通信电子半导体独立研发厂商，在通信技术领域拥有30余年经验，利用其在混合讯号处理方面的专长，为各类通信应用提供集成系统和半导体产品，涵盖语音和数码通信网络、无线和手机、个人影像设备及线缆数据传输和宽带通信网络。

李戍清楚地记得当年科胜讯的股票火爆异常，几个月内从每股9美元涨到120美元。他接受了工作邀约，但没有想到的是，在科胜讯的高管生涯促成了他的第一次创业。

2000年左右，当时台湾以台积电联电为首已经夺得了半导体制造的大部分江山，很多美国大工厂都因成本太高而迁往亚洲等地，科胜讯也面临同样问题。科胜讯最大的工厂主要生产世界上最先进的射频、手机通讯等系统芯片，还生产部分军工如火箭、导弹上应用的特殊芯片，但成本问题让这个工厂也面临危机。

这个厂有着世界上最先进的特种半导体制造技术，如SiGe、SiC，可以制造最低能耗最快的芯片。但对于一个企业而言，已经支持不下去在美国Newport Beach的高昂成本，处于准备关闭的状态。李戍认为有机会打造一个独特的特种半导体公司模式，服务于世界。事实上，这个芯片技术后来已成为许多创新技术的核心，如Luminar采用JAZZ技术制造的自动驾驶芯片比一般Lidar性能提高约50倍。

2002年，李戍从美国卡莱尔投资集团（Carlyle Group）融资，买下科胜讯的半导体制造分公司，成立美国捷智半导体公司（JAZZ），开始了他的第一次创业。

李戍与Newport市市长一起为JAZZ剪彩

2003年，JAZZ投资了运营不佳的中日合资上海华虹NEC，联合发起了新的中日美合资企业，这段故事记载在胡启立先生著的《“芯”路历程》中。李戍加入并协同董事会对华虹NEC进行转型改革，撤掉日方管理团队，引进美国先进的射频技术。李戍也藉此深入了解并参与了中国的商业市场运作。第二年，这个中日美三方合资企业开始赢利，如今已成长为中国最先进的集成电路制造企业之一。

2007初，JAZZ在纳斯达克上市。此时的JAZZ已成为混合信号与射频技术代工市场的领导者，苹果前CEO吉尔·阿梅里奥（Gil Amelio）和苹果创始人史蒂芬•沃兹涅克（Stephen Wozniak）联合创立的投资公司要求收购全部股权。李戍继续担任了几个月CEO后便全身而退，成为自由人。

再后来的JAZZ与以色列Tower公司合并为TowerJazz，现在已成为世界最大的生产特殊芯片的特种半导体公司。

▌“PING诊所只是一粒种子，深入医疗是我的必然选择”

成为自由人的李戍，开始规划自己的后半生。

他第一个想到的是做慈善。“当时李连杰正在做壹基金，我了解到做慈善基金也很不容易，其中的环节非常复杂。与其把资金交给别人管理却不一定能被很好地利用，还不如自己做。我是一个闲不住的人，我决定做自己感兴趣的新医学领域，因为我在医疗领域资源非常多，不缺技术、不缺专家，更不缺商业经验。”

莱盟集团顾问，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细胞动力研究所所长，新加坡大学Mechnobiology学院院长李戎教授

事实上，李戍与医疗早有不解之缘。他的夫人吴溪平就是一位医生，早在1990年他任职摩托罗拉期间，他们就共同创办了一家PING诊所。为了让这家中国人开的诊所有独特之处，PING诊所定位于抗衰老医学、功能医学和整合医学。

PING诊所的理念很像中医，致力于“治本”。与中医不同之处在于，它利用了很多现代技术，比如，功能医学方面用到很多现代的检测技术，比常规医院的检测要深入得多，旨在通过科学方式保持人体脏器的年轻状态，及时排查潜伏的健康问题。多年来，有许多美中名人在这里治疗。

“与医疗的另一个不解之缘是我父亲家族有个遗传病，家族成员年轻时都特别瘦，30岁以后就开始发胖，几乎都有心脏病、糖尿病。我30岁出头时我爸就跟我说：‘别看你现在这么瘦，再过两三年你就该发胖了，咱们家都这样’。我爷爷因心脏病去世，我父亲也做过心脏手术。当时我就给自己立下规矩：第一，我要一辈子保持大学时的体重；第二，我要研究如何更健康、怎样抗衰老。”

李戍和夫人还合作出版了三本抗衰老英文专著PingLongevity(《平青长寿法》)、Asians Longevity Secret(《亚洲人长寿秘诀》)、BeYoung and Beyond(《超越年轻》)，其中《超越年轻》于2012年译成中文由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

不仅如此，创立JAZZ的同时，李戍基于对航天生理学和宇航学科的研究，还获得过抗衰老负引力治疗法专利。在日后探索新医学的过程中，他与团队还获得过5 项国际专利。

除此以外，他利用业余时间获得了专注于研究印度、中医等传统医学的东方医学博士学位。但他很少向媒体提及这事，“因为哈佛博士好像比什么学位都厉害，我也不需要再用什么学位来证明自己。”

凡是挡在抗衰老前面的东西，他都会去研究。几十年中，李戍读了大量的医学论文，甚至发展成为他的嗜好。

“我周围有顶级的医生、生物学家、CAR-T公司的老板、干细胞专家，我们经常一起交流学术话题。我自己经过了哈佛的训练并拥有跨领域的管理经验，也就有了深入任何陌生领域的能力。家族病史也让医疗健康成为我要面对的头等大事，所以深入医疗、推动新医学技术的产业化也就成为必然选择。”

Carl June教授是国际著名免疫生物学家，宾夕法尼亚大学教授、CAR-T之父

对于李戍而言，PING诊所是保护自己和家人朋友健康的试验田，从某种意义上更像一粒种子，是他深入医疗领域的勇气和底气，后续投资创立的多个医疗事业都以此为基础而展开。

▌“连续医疗投资创业，‘幼儿园模式’决定着数量不多，但成功率很高”

从2007年以来，李戍的天使投资J&J家族基金开始关注生物医疗，所投项目几乎都是从一张纸开始。

“做J&J基金主要因为我周围的科学家太多了，他们不断推项目过来。无论美国还是中国的大学，好技术都是大把大把的，但据统计99%拥有这些技术的教授、专家创业都会失败。不难理解，对于一个创业者而言，除了技术还需要财务、生产、销售、人工智能、融资等各方面的支持，如果资源不够多，失败的几率就很大。J&J基金就是为了扶持这样的项目，从baby开始慢慢长大，成长到一定程度才放手。这样的‘幼儿园模式’决定了扶持的项目数量不会多，但成功率很高。”

2010年，J&J基金首先在上海和无锡投资并创立了西比曼生物技术公司。李戍认为中国在新一轮生物医疗技术革命中有巨大潜力，如果将世界领先技术引入中国医疗行业，在中国完成临床转化和快速产业化，将拥有得天独厚的优势。2014年，他引入中国并孵化4年的专注于细胞生物治疗临床应用研究及技术服务的西比曼生物在纳斯达克主板敲钟上市。

西比曼生物在纳斯达克主板敲钟上市

与此同时，2011年、2014年李戍分别在上海和北京投资创立WA臻景医疗中心，致力于以新医学理念对抗肿瘤、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退行性关节炎等疾病，并提供抗衰老医学诊疗服务。2015年，被爱康国宾并购。

WA臻景医疗上海中心剪彩

期间，李戍还投资了渔歌医疗、国科健康等，以期探索医学领域的互联网实践及生命健康管理。

李戍对新医学的理解还有另外一层极为重要的含义，即运用新技术和新方法及时发现潜在的健康问题，在早期对疾病做出诊断以实现未病先知。2017年，他投资并创立了莱盟集团（Laboratory for Advanced Medicine& Helio Health Group，LAMH）并出任董事长，专注于癌症早期的检测及干预。

▌“甲基化技术满足了我对运用新技术及时发现潜在健康问题的好项目的理解和期待”

“我记得多年前美国总统奥巴马曾宣布要攻克癌症，当时为什么那么有自信？因为美国研究提出体细胞突变的癌症形成理论，如果把所有相关的基因突变都测出来，再做成靶向药，癌症不就突破了？基于这个逻辑，美国国家项目之一就是把癌症基因图谱在几年内都测出来，很多公司也参与其中。但我一直认为95%癌症是后天生活方式导致的，与基因突变关系不如表观遗传与后天行为方式更相关。”

2012年，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UCSD）人类基因组医学研究所在《细胞》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他们将血液里的表观遗传与人体衰老及相关疾病联系起来，这篇文章引起了李戍的注意。

张康教授

李戍找到了该研究所所长张康教授。张康是国际著名美籍华人科学家，从2008年就开始研究甲基化技术，2015年开始开展甲基化技术在癌症领域的应用，并在世界上首次完成了ctDNA中特定位点的甲基化分析。

癌症的形成需要长期的过程，在细胞刚发生癌变还没有形成癌灶之前，会在体液中产生游离的‘破坏分子’。液体活检通过非侵入性取样，如血液、唾液、尿液等，利用高通量测序技术、过滤、捕获或富集体内肿瘤细胞的基因组信息，进而找出癌症的蛛丝马迹。

液体活检的四种主要肿瘤来源的生物标志物分别是循环肿瘤细胞、ctDNA（循环肿瘤DNA）、外泌体和循环RNA。目前，临床应用广泛集中于对ctDNA的研究。

肿瘤在人体内不断有细胞生长和死亡，在肿瘤细胞坏死或凋亡过程中会释放自身DNA并进入血液循环，这些在人体内流动的肿瘤DNA碎片就是ctDNA（循环肿瘤DNA）。因为ctDNA侧重基因层面，易于获取突变信息，较适用于癌症靶向药物治疗伴随诊断指导。

肿瘤初期会发生肿瘤抑制基因甲基化水平升高或原癌基因甲基化降低的现象,因此，甲基化模式的改变被认为是最先能检测到的与肿瘤发生密切相关的恶化指标。相较于传统检测和以ctDNA突变技术为主的中晚期肿瘤伴随诊断，无创ctDNA甲基化液体活检技术能够更早、更精准地发现肿瘤的存在。不同甲基化位点对不同肿瘤具有特异性，比如肝癌、肠癌、胃癌的甲基化位点都不一样，因此只要找到甲基化位点这一“特异指纹”，液体活检就能够找到不同癌症。

甲基化技术满足了李戍对运用新技术及时发现潜在健康问题的好项目的理解和期待。“我决定做这个项目是基于我认为基因突变对癌症的发生、早期诊断与治疗有很大的局限性这一判断，日后的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现在没有人敢说他们能攻克癌症。”

2017年，李戍把张康教授的甲基化技术全部并购过来，共同致力于甲基化技术应用于癌症早期检测。仅仅一年后，甲基化技术异军突起。现在，在早癌筛查和诊断领域，甲基化技术已炙手可热。

张康教授及其团队作为世界上最早开展甲基化与癌症研究的团队，与中山大学附属肿瘤医院、西京医院、华西医院等高等学府合作，在无创ctDNA甲基化肿瘤早筛早诊方面取得了两项重大突破。他们揭示了DNA甲基化可作为四种常见癌症——肺癌、结直肠癌、乳腺癌、肝癌的重要标志物，且检测准确率达到95%以上（相关文章发表在PNAS）。

另外，他们对涵盖20余种癌症的30万份血液样本（其中超过3万份用于开发肝癌）进行了大规模大数据生信分析及机器学习，经过反复摸索和验证，从权威的TCGA肿瘤基因组图谱数据库的48.5万个甲基化位点中，筛选出和肝癌发生密切相关的DNA甲基化位点，并在接近2000例肝癌患者和正常人群验证了其准确性的肝癌早诊模型，解决了从极微量的血液游离DNA中检测肝癌特异性的甲基化改变的国际性难题（文章发表在Nature Materials）。

张康教授早在2012年发表的那篇论文还带来另一个结果：因UCSD在基因、生物技术研究领域的超强研究能力，李戍并购了UCSD的所有甲基化相关技术，拥有了关于甲基化与癌症关联的世界上最早、最广、最多的专利，并以此形成莱盟集团的专业基础。

莱盟集团创立至今融资已超过10亿人民币，专注于通过简单抽血将早期癌症检测商业化，并同时在中美两地进行研发、生产、报批、实验室及商业化落地。莱盟的一个核心企业文化及战略是以小博大、四两拨千斤，仅用业界相对很少的资金在中国及美国各创立了其先进的甲基化癌症早筛公司，并在各自市场占有领先地位。

美国实体HelioHealth，总部位于加利福尼亚州尔湾 (Irvine)，并在美国印第安纳州设有CLIA & CAP认证实验室。中国实体莱盟（LAM），总部位于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在广州生物岛设有符合PCR及NGS的第三方医学检验实验室（ICL），在广州科学城设有通过NMPA体系考核的IVD GMP工厂。

LAMH并购美国MorNuCo公司，与Morre教授合影（普渡大学癌症中心创始人，MorNuCo董事长）

莱盟集团肝癌检测产品已于2019年初获得美国FDA突破性医疗器械（Breakthrough Medical Device）认定，并即将获得全球肝癌ctDNA甲基化检测领域首张IVD证书，预计2022年获得美国FDA审批的全球首个早筛证（肝癌）。莱盟具有包含20多种癌症的国际最早最广的甲基化专利群，还参与了国家癌症中心带头承接的科技部癌症筛查重大项目，产品在中国及美国均已于2021年4季度进入市场。

“未来，莱盟集团将继续致力于肝癌、结肠癌、乳腺癌和肺癌等疾病的早期检测。任何一个新兴行业在初期都会有很多参与者，但可以肯定，会越来越少。癌症早筛这个领域市场足够大，可以容得下几家公司，莱盟集团一定会是其中之一。但最终还是要回到我做这件事的初心，希望能真真正正帮助到不幸患病的人。如果癌症有一天能像糖尿病那样变成一个慢性病，那将是最好的结局。”

百人会成都创新创业论坛

宁静：莱盟集团在中美两地设立了独立运营的公司，这两大市场有哪些异同？

李戍：从政策角度，中国政府对癌症早筛支持力度非常大，甚至成为一个国策。因为癌症治疗的经济负担无论对个人家庭还是国家而言都太高了，如果能早期发现，治疗费用就会少很多，也能减少疾病带来的系列问题。

从市场规模角度，中国的人口基数决定了病例数很多。癌症早筛实际上是一个大数据行业，需要人工智能及医疗技术等多种专业综合起来，而大数据在中国应用肯定有优势。另一方面，中国患者人数多也意味着临床试验成本相对低，需要的时间也相对快。

从市场差异的角度，中美市场有相同的一面，比如肠癌、乳癌都是大癌种，一个产品同时适用于两个市场。不同点也很多，例如中国消化道癌就偏多，像肝癌、胃癌、食管癌等等远高于美国。以莱盟的第一个产品肝癌筛查为例，肝癌在美国患病率相对低一些，而中国有上亿人是肝癌的高风险人群，比如酒精肝、脂肪肝、肝炎等患者。肝癌的现有检测手段还不成熟，所以一般发现得比较晚，是临床亟待解决的问题，也是我们把肝癌作为首选的原因。

中美市场特点的异同导致两者有其独立性，但在一定程度上又有互补性。

宁静：目前国内外有很多从事早癌筛查的公司，无论现在还是未来，竞争不言而喻。您说莱盟一定会成为最后留下的几家公司之一，这个信心来自哪里？

李戍：首先，在知识产权方面，莱盟有几个大专利系列，包括20多种癌症基因位点及其对应的甲基化位点 。基于这个基础，任何一种癌症的早筛技术都可以被开发出来，并且有知识产权的保护。

第二，莱盟在中国及美国FDA肝癌产品报批都具有领先地位。在美国，我们是唯一一个正在进行的FDA肝癌早期筛查的临床试验，FDA的标准之严众所周知。在中国，我们也非常临近NMPA IVD批准，至少早于其他同行2-3年。

第三，莱盟的肝癌产品现为美国唯一进入市场的早期筛查产品，也是进入中国市场最早之一。莱盟产品管线及其技术平台包含了其他20多种癌症，具有巨大潜力。

第四，我们在中国及美国具有年轻有为的的团队，分别在中美两国各自独立运营，既有合作又能互补。这个市场上的绝大多数竞争者，要么是纯美国公司，只在美国做；要么是纯中国公司，最多在美国有个office。在中美两国独立运营，显然更利于产品进入两国市场，并在企业商业模式上有着一加一大于二的价值。

宁静：一位业界投资人曾说，凡是做早癌筛查的公司，尽管现在聚焦于某个癌种，终极目标都将是做泛癌种，只有这样在早筛阶段才更有意义。这个观点很容易被大众理解，也因此获得了很多认同。您对此有何看法？

李戍：我同意终极目标之一是泛癌。但要克服两点重要的挑战，一是怎样让现有的医疗系统接受，二是怎样能够做到经济及生命效益的平衡。

以美国为例，美国的医疗总体比较成熟，美国医生诊疗时的依据是医学院教给他的知识及医生手册或指南。你会发现，现有的医生手册或指南都指向单癌种，比如，某些人习惯抽烟，那么患肺癌的机率就会高；某些人是老肝病，他肯定患肝癌的风险更大。

每个癌种都有医学定义的相对高风险人群，医生指南就指导医生对这些人必须采用某种诊断方法，按时做监测，医生按照规范操作后，美国的保险公司肯定是保的。如果你有一项新技术比现有的准确度高、灵敏、价格还便宜，那获得FDA的批准就很容易。不难理解，这是一套系统。

目前美国最成功的早癌筛查公司是EXACT SCIENCE，整个公司只有针对肠癌的一个产品，年销售额约10亿美金，市值约250亿美金，却只占肠癌筛查市场份额的百分之几。你可以想象这个市场有多大。

假如你的产品是针对泛癌种，对产业化的挑战来了：第一，FDA初次批类似应用；第二，医生教育难度更高；第三，保险公司要摸索新险种模型。

此外,泛癌如何定义风险人群也是一个挑战。定义太广，无法满足医疗经济学的要求，太窄了又达不到普查的目的。单癌种就是谁患病的风险高就检测谁，从经济学角度，保险比较容易覆盖；而泛癌种需要在健康人群中检测，可以预期检测结果大多数都没事。这个成本有多大？谁来负担？

所以，对这个问题我的答案是单癌种及泛癌筛查两者并不互相抵触，而是各有利弊，各有用途。

此外，莱盟的技术平台应当有更广泛的应用，比如单癌及泛癌的早期筛查，治疗指导、疗效评估、复发跟踪等全过程应用。

宁静：有一个问题可能您已被问过多次：一个人创业成功一次就已经非常艰难，您多次创业而且每次都成功，是有什么秘诀吗？

李戍：秘诀倒没有，但有几个体会可以分享。

首先要有passion，也就是你对某方面特别有兴趣。当你特别关注某方面，结交的朋友很可能都在这个领域，老天爷就会给你更多的机会。看似偶然，但如果没有Passion，机会来了也不一定能看见。

第二是谨慎。开始任何项目的时候都要特别小心，因为做新项目的失败几率太大，所以要谨慎评估自己的优劣势。我看一个项目一般要花两三年的时间才能下决心去做，而不是一看就做。

第三是坚持。创业确实很难，有了passion才可能有韧性去坚持，因为遇到挫折和压力是必然的。你的心态是把创业看作一个过程和乐趣，还是把它当成一次痛苦的磨练和煎熬，结果也会不同。

最后是机缘，天时、地利、人和也很重要。

另外，特别提一点，创业时资金始终是一个大问题。解决资金问题无非两条路：一是用很少的外部资金，自己会非常费劲，但如果成功回报也会非常大；另一条路是创业早期就把金融大鳄捆绑进来，有了充足的资金做事会顺畅很多，但你要清楚，金融大鳄不是为了给你做贡献而是要高额回报。每一个选择都不是绝对的对与错，但它决定着你将来的体验。

宁静：在多次创业过程中，您遇到过的最大挑战是什么？

李戍：虽然我创业还没有失败过，但也经历过好几次在死亡的边缘。有时是技术遇到特别大的挑战，完全不知道还能不能解决；有时是资金断了，给员工的工资快要发不出了。

我记得看过一段马斯克接受采访的视频片段，记者问他的具体问题我忘了，但我记得他讲述时在掉眼泪。我相信大部分创业成功的人，无论今天看起来有多辉煌，都经历过死亡的考验，只不过浴火重生罢了。

宁静：您多年前已经创业成功，本可以功成身退，而今依然在创业，创业带给您的满足感又是什么？

李戍：我这种人可能没福气去享受休闲。JAZZ成功后我休息了大半年，期间投了一些房地产，但总觉得没有满足感。我觉得人生就是一个过程，始终需要有使命感和责任感，否则即使再富有、再舒适也不会满足。

其实我很享受创业的过程。我曾在大公司做高管多年，大公司里人浮于事的“办公室政治”我深有体会。创业虽然艰难，但我是自己的BOSS，可以决定自己想做的事。只要所做的事对社会有意义、有价值，即使过程中时不时要经历失望和沮丧，我还是喜欢创新和挑战的感觉。那种体验，不是一份稳定的工作能够替代的。

当然，作为一个企业家，所谓的成功是对最终结果的一个考量。我对结果很看得开，因为谋事在人、成事在天。

宁静：假如能够再回到从前，您期望做出哪些改变？会坚守什么？

李戍：我属于开智很晚的人。如果开智早或者有人指点，如果可以重新选择，我可能一毕业就创业，而不是去做科学家、教授，给大公司打工，辗转半导体、航空航天、生物医疗等。但这也是非常矛盾的心理。我的经历是命运所致，能证明我可以做一个很好的科学家、能在世界50强、500强企业做到最高层、能适应非常不同的商业赛道、能连续创业，这也是人生不可多得的经历。

现在不会再像初入社会的一样了。我期待尽力做好莱盟，因为莱盟是目前机会最大、社会意义和潜力最大的事业，我会长期去做。

我也会继续关注抗衰老。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抗衰老，大家追求的不一定是活得有多久，但一定要活得年轻、有质量。我对延缓衰老的理念是正常人长一岁、我们最多长半岁，这是绝对可以做到的事。当然，这里面涉及的技术很多，需要我们做的事也还有很多。

我从道学学习到很多做人、做事的教义。老子说：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是故虚胜实，不足胜有余。其实人生就像海浪，时有高低，老子的话在强调一种平衡，也时刻提醒我：成功时不要得意忘形，失败也可以转败为胜。

参考资料

• 《华商功勋璀璨中国梦:100位在世界舞台光耀中华形象的华商领袖》，经济日报出版社，2015年出版
• 《高阳庞口李氏家族史记》，中国文史出版社，2017年9月出版。
• 《莱盟君泰：癌症早期检测的先行者》，健康界，2018.10.30
• 《抽管血，揪出癌症“指纹”》，中国科学报，2019.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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