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TU美国学者：新加坡是一个被世界误解的“小红点”

来自美国的南洋理工大学访问学者亚当·加芬克尔撰文驳斥国际对新加坡的误解。（海峡时报）

作者 李国豪

新加坡在东南亚区域一直是个特立独行的“小红点”，因为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天然资源的匮乏，新加坡在政治、经济和社会方面的“玩法”和东西方价值所设下的框架始终有些不同。

日前，来自美国的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拉惹勒南国际关系学院特聘访问学者亚当·加芬克尔（Adam Garfinkle）就在美国保守派新闻和评论网站The Bulwark以《误解新加坡》（Misunderstanding Singapore）为题，试图破除西方乃至中国对新加坡的迷思。

新加坡国会议长陈川仁（9日）也在面簿分享了上述文章，但留下了“似是而非”（Not quite the Megan）的评语，同时也对作者在文中以“跨国企业”来形容新加坡表示不认同：

“这是我的国家，我的民族，她绝对不是一间公司企业。我们努力治理她，虽然不是尽善尽美，但至少我们倾尽了全力，我们没有什么好羞愧的。”

陈川仁没有明确说出他为什么留下这样的评语，但对新加坡了如指掌的蚁粉或许可以看出一些端倪？

红蚂蚁以下重点整理亚当·加芬克尔的观点。

亚当·加芬克尔指出自己过去十个月都在新加坡居住，也是第三次到本地，还很凑巧地在疫情前后经历了平静的新加坡和处于冠病“阵痛期”的新加坡。

作者把对新加坡误解的观点分为三种，即中国眼中的新加坡、欧盟及英国眼中的新加坡，以及美国眼中的新加坡。

中国眼中的新加坡

亚当·加芬克尔认为，新加坡华人人口约有350万人，这也是中国普遍对新加坡产生误解的主因。

他绘声绘影地描述新加坡外交人员和中国官员交流时，后者总是在新加坡官员坚称新加坡是个“多元种族社会”时，“保持微笑并低头看看他们手中的劳力士”。

不过作者强调，新加坡在历史上的发展轨迹和地理位置，其实已经注定了她绝不会是中国人想像中的“华人（中国人）国家”。

作者认为，如果连和中国大陆如此相近的香港都因为英国的殖民而和中国大陆与众不同，那新加坡就更不用说了。

新加坡在1965年因为被逐出马来西亚而陷入生死存亡之际，这样的经历也让新加坡塑造了一种更与众不同的意识形态。

作者表示，出于形势的需要，新加坡对中国的了解总是比中国对新加坡的了解来得更透彻。但这也导致新加坡对中国有种复杂的情感。

一方面，虽然两国的政治体制不尽相同，新加坡对于能“指导他们的老大哥”如何有效地运行一党专政体制而有点小得意；另一方面，许多社会阶级较高的新加坡华人却又瞧不起部分中国人的粗俗和暴发户式的旅游消费模式。

作者认为新加坡近代的际遇形塑了她的特立独行。图为1966年新加坡国庆庆典。（互联网）

欧洲和英国眼中的新加坡

作者提到，随着英国脱欧已成事实，有些欧洲观点开始以“北大西洋的新加坡”或“泰晤士河畔的新加坡”来形容“后英国脱欧时代”。

一些欧洲观点称新加坡之所以能在区域发展中鹤立鸡群是因为采取了一种“以邻为壑”的政策，即通过对本身有利却损害周边国家的政策来获取自身的利益。

而这些观点中包括未加考证地贬低新加坡的环境政策标准、劳工权益和食安标准，作者认为这些观点都是无稽之谈，欧洲人显然也和中国人同样不愿正视真正的新加坡。

相反的，作者认为新加坡之所以能在本区域脱颖而出，是因为杰出的金融体系、自由港地位、人才、清廉的制度和政治及财政稳定。

不过，作者也提到新加坡银行曾在几年前美国对瑞士银行施加压力后，趁势填补了空缺，并且比美国或西欧国家“更愿意不问来历”地接纳巨额存款。

另外，作者也声称新加坡作为全球最大的航海转运中心，当局尽管知道来往船只运载的货物尽管不一定诚实上报，但由于成本关系，几乎不可能检查所有船只。

新加坡货柜码头。（联合早报）

作者最后提到，如果用功能性的角度来检视新加坡，会发现新加坡更像是一家“有国旗、有国歌、在联合国有席位”的跨国公司。

必须特别指出的是，上面这段论述正是让陈川仁最不认同之处。

作者还提到拥有440亿美元资产的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并借机讽刺因冠病疫情而陷入困境的欧洲国家。

他写道，如果现今有哪个欧盟成员也能有如此庞大的资产，“那他们应该非常幸运、非常有先见之明且在经济上有出众的能力”，因为“他们现在一定很需要”。

美国眼中的新加坡

作者指出，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的440亿美元资产若平分到每个新加坡人手上就是大约21万8000美元左右的盈余，相反的在国债总数接近25兆美元的美国，每个美国人平均背负7万5000多元的债务。

尽管如此，美国人仍在几个方面误解了新加坡，其中包括在政治上把新加坡区分为威权国家。

亚当·加芬克尔以另一个也是长年一党执政的国家——日本为例，反问为何日本从来没有被评为“不民主”国家，新加坡却必须背负这个名声？

他强调，新加坡有定期选举，只不过从一而终的赢家都是人民行动党。

作者指出，新加坡实行的是“受管控”的民主，反对党几乎不可能夺下政权，所以新加坡的民主有诸多美国人无法忍受的限制。

尽管如此，新加坡仍有自由之处，人们依然有行动自由，可以自由选择阅读任何东西，自由发表言论。

但作者也提到，这些自由的底线是不能涉及煽动和破坏社会的包容，因此许多异议人士相对地也会自我审查。

亚当·加芬克尔解释，这些限制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新加坡缺乏外部安全和社会安定的缓冲，因此新加坡相对无法像美国那样容忍个人异议，以及环境的失序。

对政治发声的诉求明显不是新加坡的优先选项。作者认为年轻一代的新加坡人偶尔会对这种约束感到愤怒，但这样的情绪还没有达到临界点。

“中国不会按照西方模式开放她的政治环境，新加坡的精英也不会放弃他们的家长式治理模式。”

此外，对于死刑和鞭刑的存在，作者也认为这就是新加坡不存在严重的暴力犯罪和毒品问题的原因，同时更不会像美国一样因枪支泛滥而造成暴力问题。

至于被许多西方国家嘲笑的口香糖禁令，作者则认为这只是新加坡自己采用犯罪学“破窗理论”的方式，以确保公共秩序的维持。

“这个理论在纽约地铁有效，在新加坡同样有效。”

美国这类大型示威不太可能在新加坡发生。（路透社）

西方媒体只看数据误解了本地疫情的全貌

作者最后提到另一个西方世界对新加坡的误解——以为新加坡的冠病疫情非常严重！

亚当·加芬克尔表示，西方媒体对于新加坡疫情的描绘往往只是基于确诊数字，也没有加以理解背后的脉络。

他说，新加坡政府在疫情于中国暴发之际就已采取了相对快速的应对措施，疫情初期仍持续压平确诊病例的曲线。

客工宿舍疫情的暴发是情况急转直下的开始，但作者提醒，美国媒体并未将客工宿舍群体和新加坡其余人口的居住地区隔开的面貌如实呈现。

而在客工确诊病例当中，绝大部分都是风险较低的年轻健康男性，因此客工群体并未出现死亡病例。

亚当·加芬克尔最后再用数字打脸喜欢引用数据的美国媒体，称新加坡每一百万人中的冠病死亡人数为四人，相对的美国的相关数据则是306人。

本地确诊病例大多集中在客工宿舍。（路透社）

亚当·加芬克尔于文末语重心长地指出，了解一个国家就跟了解一个朋友一样，路遥知马力才会懂得珍惜他们的特殊。

“你不会真正欣赏他们，直到你对他们足够熟稔，才会欣赏他们的特别之处。”

在本地旅居长达十个月的亚当·加芬克尔对新加坡的评论是否中肯，有没有在化解西方世界和中国对新加坡误解的同时，创造出更多的误解？还是像议长所说的“似是而非”（Not the Megan）？

你怎么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