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飞往万隆（三）|“空中霸王”号在马六甲海峡上

“空中霸王”号飞机离开仰光后，往南疾飞。由于机舱不是密封舱，引擎声传进舱里，显得很响。早上的冷风也渗进舱来，空中小姐给需要的人发了毛毯盖上腰身膝头。从仰光起飞得早，天还没有大亮，由于连日的奔波劳累，一个个便都靠在座椅上闭目休息，大部分人都进入了梦乡。周恩来尽管昨晚只睡了一个多钟头，现在却没有睡意。

1954年，周恩来总理参加日内瓦会议期间与我驻瑞士使馆工作人员合影。（《追忆难忘的外交岁月》图）

离开北京以来，经过几日起飞降落，今日终于飞往印尼。万隆亚非会议开幕在即，更使他精神处在一种高度的亢奋状况之中。一年前的4月间，他率领政府代表团离京去参加日内瓦会议，上次会议是与苏联一同参加，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兼外长莫洛托夫是主持会议的两主席之一，每遇困难与障碍，他都能与有三十多年外交经验的红色老外交家莫洛托夫密切磋商应对。这次亚非会议，与会的二十九个国家之中，只有中国与越南是社会主义国家，而且大部分国家都未与中国建交，其中有些国家反共十分积极。最近他获得的种种消息表明，美国十分仇视这次西方大国不能涉足而规模和影响又将很大的国际会议，它一开始就极力诋毁倡议召开亚非会议的动机。

艾森豪威尔

前不久，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在华盛顿的一次讲话中就影射亚非会议说：“对世界安全和稳定的威胁眼前就集中在亚洲。”白宫发言人在谈及即将召开的亚非会议时说“它算不上一件有重大意义的事件”。上个月，美国负责亚洲事务的副国务卿在马尼拉紧急召集驻亚洲国家使节会议，布置美国驻亚洲各国使节要作出努力，使各国政府在亚非会议上坚持把议程限制在经济和文化范围内，反对讨论殖民主义、军事集团和核武器试验等问题，把亚非会议变成一个午后茶话会。昨晚，尼赫鲁总理也告诉周恩来：上个月，英国首相艾登频频走访英联邦的亚洲成员国，要求这些国家在亚非会议上“不要离开西方国家的立场而走得太远”……

周恩来总理兼外长与中国代表团人员在一起合影。（前排左起：王炳南、雷任民、李克农、王稼祥、张闻天、周恩来、陈家康、龚澎、冯铉、黄华、吴冷西；二排左起：王倬如、乔冠华、师哲、宦乡、柯柏年、雷英夫）。（图片来源：《建国初期的外交部》）

他面临的局面将是十分复杂的，如果说在日内瓦开会还可以和莫洛托夫磋商，而在万隆，中国在一定的意义上可以说是独挡一面了，可是他相信，亚非各国深受殖民主义的长期奴役与压迫，具有共同的命运，因而在民族独立的根本问题上是有共同的语言而必将使会议取得成功的。

他由此联想到为开好亚非会议，中国驻印度尼西亚、印度和缅甸的大使馆做了大量的工作，作了广泛而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给他和外交部发来了很多很好的调研报告。这些报告，有的及时提供了情况和新动态，反映了新问题，对于参考决策很宝贵。昨天下午，他曾挤出时间与陈毅来到中国驻缅甸使馆，看望工作人员。他表扬大家说：“为万隆会议，驻缅甸使馆给国内写了不少调研报告，很有参考价值。”

右为中国驻缅甸首任特命全权大使姚仲明

（图源：朵家的博客）

讲完话后，他就问驻缅甸大使姚仲明：“昨天（4月14日）我从昆明起飞后，你们又发去调研报告没有？”

姚仲明说：“发过一份。”

周恩来说：“赶快拿来。”

周恩来拿到报告，当场很快地浏览了一眼，说：“这份报告很重要，马上找章汉夫、乔冠华来，赶快一起研究这份报告。”

章汉夫、乔冠华来到后，周恩来说：“驻缅甸使馆的这份材料充实了我们的一种想法。材料有根据有分析地指出帝国主义会利用若干人在万隆会议上挑拨离间，针对亚非国家信仰不同、社会制度不同以及国家间的某些矛盾来制造争吵，以扭转会议共同反帝反殖的大方向。若是有人在会上挑动，切不可就其偏颇用心而与之纠缠不休，别上当；若提得好，我们要就这一问题抓紧深入思考，把它作为排除障碍的重要焦点去对待。”

“空中霸王”号穿过云层，阳光灿烂耀眼。这螺旋桨飞机飞得不高，可以清楚望见南亚大陆连接印度洋的海岸线……

周恩来又拿出了驻缅甸使馆写的这份调研报告，他昨天只是粗粗过目，现在在飞机上正好细细琢磨一遍。

飞机飞行了将近8个小时，已经进入了新加坡空域。新加坡位于马来半岛南面，地处印度洋和太平洋两大洋之间的咽喉要道马六甲海峡的出入口。这时，不巧正遇着航线前方有雷雨区。“空中霸王”号为小型飞机，时速仅为360公里，不能在超高空飞行，无法飞越前面的雷雨区。

印度机长要求在新加坡机场降落，等待雷雨过后再继续飞行。

当时中国与新加坡尚无外交关系，但在此特殊情况下，考虑到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及所有代表团成员的人身安全，别无选择，只能应允。经周恩来总理同意后，机组立即通过无线电与新加坡机场进行联络。机场同意飞机降落后短暂停留。

当时新加坡是英国的直辖殖民地，行政上归英国派驻马来西亚高级专员小麦克唐纳管辖。新加坡机场的老板听说是中国的包机，而且是周恩来总理的专机后，立即与小麦克唐纳取得联系。机场老板并在“空中霸王”号着陆后，亲自登机邀请周总理、陈毅副总理和代表团成员，一起下机到机场贵宾候机室休息。

因为对机场及地面的情况完全不了解，考虑到整个代表团与飞机的安全问题，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只带了廖承志、成元功与李福坤等少数几个人去贵宾候机室，还派了两名保卫人员下机来，看守警卫飞机，其余的大部分人员都奉命逗留在飞机上，没有命令，不准下来。

小麦克唐纳是英国工党第一任首相拉姆齐·麦克唐纳的儿子，全名叫马尔科姆·麦克唐纳。周恩来名震海外，加上当时英国与中国两国之间有着半建交的关系，相互派有临时代办，小麦克唐纳早就想见一见新中国这位杰出的总理。其听说周恩来的座机在新加坡降落，立即中断了正在开的会议，驱车赶到机场来。

1955年4月16日上午，周恩来乘专机抵达新加坡加冷机场。（新华社 发）

“空中霸王”号飞机印度机组也跟印度驻新加坡领事馆取得了联系，领事也及时赶到机场。在这位领事的安排下，小麦克唐纳举办了一次贵宾酒会，招待周恩来总理，双方进行了令人愉快的交谈。小麦克唐纳甚为周恩来的魅力所倾倒，后来曾回忆说：“在新加坡机场与周恩来总理偶然而短暂的会面，是我一生最愉快、最难忘的时刻。”

在周恩来、陈毅带着几个人在机场老板的陪同下，走过停机坪，来到贵宾候机室门口时，碰见了两个中年的中国男子。这两个中国人有点惊诧地望着周恩来等人，还微笑着伸出手来挥动打招呼。大家都以为这两个是新加坡的华人，互相见面表示友好。因而负责警卫任务的成元功和李福坤都没有特别留意。

但是一进贵宾候机室后，廖承志就赶快将成元功与李福坤拽至旁边，悄悄地说：“刚才那两个打招呼的人是蒋介石的特务，我认得的，你们要特别注意看好他俩。”

廖承志主管侨办工作，此次去印度尼西亚开会期间，中国与印尼两国还要正式签订关于华侨双重国籍问题的协议，廖承志作为代表团中华侨事务的顾问。廖承志去香港时常被国民党特务跟踪盯梢，所以认识一些国民党特务。

成元功

成元功与李福坤一听是国民党特务，赶紧一看，那两个特务并没有离开，而是在候机室的窗子外面站着，时而望一下候机室里。成元功与李福坤有点紧张，一时也搞不清楚这两个家伙是不期而遇，与代表团偶然碰见的，还是对方已经窃获周总理的行踪有备而来的。刚刚发生过“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教训是深刻的，决不能让悲剧重演。

李福坤

李福坤看了看环境，立即机敏地分工，对成元功说：“你在屋里盯着，我到外面对付他俩。”

这样两个特务在窗外盯望着，李福坤与成元功一内一外警戒着。

两个小时过去了，直至机场的喇叭广播飞机可以起飞的通知，那两个家伙才匆匆离去。据事后分析，那两个家伙与代表团是偶然碰见，可能因为没有得到上司的指示，再加上廖承志发觉后，代表团加强了戒备，他俩茫然不知所措。

下午2时45分，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在小麦克唐纳专员、印度驻新加坡领事和机场老板的陪同下，走出候机室，来到“空中霸王”号飞机舷梯前，彼此友好道别。

雷雨过去，天空是蓝天白云，“空中霸王”号腾空而起，继续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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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迈步在1955：周恩来飞往万隆》

作者 | 陈敦德 图片 | 网络

编辑 | 外交官说事儿 青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