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树洁丨西方世界的社会主义因素及其内在规律

西方资本主义70多年来所采用的一些具有“社会主义因素”的政策和措施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资产阶级与无产经济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尤其是在部分产业国有化、医疗卫生保险、义务教育普及和养老保险等领域的制度与举措，极大缓解了社会矛盾。尽管这些措施有利于西方世界维持一百多年的经济持续性或阶段性增长，提高社会生产力和人均收入水平，但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表面繁荣却无法避免周而复始的经济危机，更无法掩盖剥削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不可调和的基本矛盾。

重庆大学社会科学部副主任姚树洁认为，社会主义因素的引入，包括企业部分或全部国有化，政府直接干预市场，在经济危机时期的量化宽松拯救企业和保障个人生活，政府提供各种社会福利，特别是义务教育、养老、社会保险、残疾人保护和低收入家庭生活兜底等政策，都无法抹去资本家追求剩余价值的本性，因为资本主义的高“福利”或是“社会主义因素”是在特定的条件下产生的。这些措施并没有消除阶级差别，更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资本利益最大化，剥夺剩余价值最大化的本质。

为什么说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矛盾不可调和？

1、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盲目性这一本质特征没有改变，无法抹去资本家追求剩余价值的本性。在企业破产时政府的国有化政策，实质也是通过动用纳税人的钱去挽救可能破产的企业或资本家。因此，资本主义国家企业的国有化与社会主义国家企业的国有化有着本质区别，前者还是为了资本和资本家谋求利益，而后者则是为了全民谋福利；

2、因为技术进步，不断推动生产力发展，普通无产阶级的温饱和基本医疗教育需求得到了满足。但是，各个资本主义国家的贫富差距却没有持续缩小，高收入和特别富有的少部分人占有的国民财富的比例也不断提高，处于底层20%~40%的低端收入人口财富占社会总财富的比重却在不断减少；

3、资本主义的高“福利”或是“社会主义因素”是在特定的条件下产生的。因为国家财富的不断积累，代表资本家利益的执政者为了维护国家政权和资本主义制度不被颠覆而实施社会保障措施。然而，这些措施并没有消除阶级差别，更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资本利益最大化，剥夺剩余价值最大化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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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世界社会主义因素产生的

时代背景和理论依据

马克思从社会发展矛盾的视角指出，资本主义社会是商品经济发展到比较高的程度而产生的一种社会形态。基于物质生产、商品经济发展而演变形成的资本主义社会，出现了资本家对剩余价值的剥夺和无产阶级力争摆脱这种剥夺的基本矛盾。当这种矛盾发展到不可调和的地步时，就会爆发无产阶级革命，最终导致资本主义灭亡。

马克思提出的共产主义制度是一种人类社会发展的最高理想状态，要达到这个状态需要漫长的时间，甚至流血革命，因为当政者代表资产阶级利益，他们不会拱手让出政权。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所取得的社会主义革命成果，也是对马克思社会发展阶段理论的补充和发展。俄国和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取得胜利，是在生产力水平还远未达到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提出的共产主义高度时实现的，因此，在俄国和中国，只能先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并希望通过长期发展来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

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表面上看都是商品经济社会，但是有着本质区别。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目的是为了满足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而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目的却是为了使资本家剥夺最大的剩余价值。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成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习近平总书记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重新定位，充分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内涵，那就是人民的利益是社会主义社会最崇高的利益。与之相对应的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就是资本利益最大化，无产阶级永远不可能成为国家的主人，而是资本的获利工具。

在19世纪的欧洲，资本主义还处于初级发展阶段，劳资双方矛盾非常突出，以德国、法国、英国为主要代表的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发展迅速，但是，资本家与工人之间的矛盾也非常尖锐。资本主义国家“繁荣—衰退—萧条—复苏”的经济波动周而复始，这不仅是市场经济的盲目性所致，更是资本与劳动之间矛盾的具体表现。在跌宕起伏的经济发展过程中，由于失业、贫困都与剩余价值的剥夺有关，导致社会两极分化，并由此引发工人大罢工，严重威胁着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与稳定。

进入20世纪，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为了解决上述社会矛盾，采取了许多具有“社会主义因素”的经济政策，并构建了一套比较完善的社会福利体系，在很大程度上确保了资本主义在20世纪的生存与发展，维持了西方资本主义社会长达70多年的持续性或阶段性经济增长。直至21世纪，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一直保持经济增长和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改善的总体趋势。

但是，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2010年的欧洲债务危机和2020年的新冠肺炎疫情所导致的经济萧条，也充分暴露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脆弱性和社会矛盾的不可调和性。尤其是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期间，政府、社会精英与普通民众的矛盾突出，普通民众因为缺乏主人翁精神，也缺乏对政府和社会精英的基本信任，导致疫情全球大规模、长时间蔓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抗疫斗争的低效率，表面上看主要原因是政府的无能和民众的不配合，从深层次看是根源于资本主义社会不以普通民众的生命和利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的本质。

尽管如此，西方资本主义70多年来所采用的一些“社会主义因素”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尤其是在部分产业国有化、医疗卫生保险、义务教育普及和养老保险等领域的政策、措施，极大缓解了社会矛盾，减少了经济危机对无产阶级的强大冲击，公共财政和政府应急措施对稳定社会预期、确保相对充分就业也产生了在19世纪时期所无法想象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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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世界社会主义因素的主要表现

西方世界的社会主义因素可以分为国有化和市场干预、社会服务和社会保障两大方面：

第一，产业国有化和市场干预。

20世纪中叶，英国、法国、德国等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国家的产业政策，培育了许多大型国有企业，特别是在汽车制造、邮政、航天航空、交通运输等领域，通过国家资本培育世界“冠军”。

例如英国的罗孚、法国的标致、德国的大众、意大利的菲亚特，都曾经是国有化、部分国有化或国家参股的车企。英国电信、皇家邮政、英国铁路、英国电力、英国电网集团、英国航空公司，曾经都是英国规模巨大、在全球有很大影响力的国有企业集团。法国国有企业数量和行业分布比英国更加广泛，铁路、电力、煤气、邮政等都是国家控制全部股份。法兰西银行、里昂信贷银行、通用银行以及众多保险公司、标致雪铁龙集团、法国雷诺汽车公司、法国邮政公司、法国燃气公司、法国航空、法国电信公司、法国公共交通公司等，也都是国有控股企业。

德国是私有化比较彻底的国家，但是政府还是控制或参与了61家大型企业，包括德国铁路、德国电信、柏林新机场、德国联邦印钞公司、慕尼黑机场和德国邮政等。另外，德国联邦政府还参股了500多家企业，但不参与经营，其中包括银行控股公司、房地产公司、区域性交通公司和集装箱码头等。各联邦州还参股了1400多家企业和1.3万个社会公共设施，如游泳池、图书馆、废弃物回收公司和医院等。

美国貌似是资本主义世界里最“资本主义”的国家，但是，美国联邦政府也组建和控制了许多国有企业，涵盖邮政、铁路、金融、保险、养老和房地产等领域。例如，1933年成立的美国商品信贷公司是联邦政府全资公司，主要职责是稳定、支持和保护农场收入与农产品价格；联邦农作物保险公司成立于1938年，负责为农场和农业企业提供联邦农作物保险项目；成立于1933年的联邦存款保险公司旨在为个人存款提供担保。

日本是资本主义世界里最不相信国有企业的国家。然而，明治维新初期，国力孱弱，日本政府为了发展实业，也曾集中国力发展制造业，目前国家控制的企业尚有日本邮政（虽然最近日本在讨论如何将其私有化）。

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中，法国国有企业最受保护，美国只是在一些领域组建和控制少数企业和特殊行业，英国对国有企业的态度经历了长时期的摇摆变化，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英国对许多国有企业进行彻底私有化，最典型的私有化企业包括英国石油、英国电信、英国航空、英国电力、英国汽车（奥斯丁-罗孚，捷豹）、英国电网、英国供水等，到目前，只有皇家邮政和国家健康服务（NHS）还是国有的。

本世纪初，法国也大规模推进国有企业私有化进程，增加国有控股企业法国—荷兰航空、法国燃气、法国电力、法国电信、巴黎机场集团的社会资本占比。尽管这样，2006年，国有经济依然在法国经济中占比超过15％，法国政府控制1500家国有企业，其中包括19家涉及国计民生的特大型企业。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许多美国、英国和欧洲其他国家私有商业银行处于技术性倒闭状态，国家通过大规模量化宽松，不仅持续购入私有企业债券，还大幅度增加私有商业银行的控股比例，有些银行实际上已经成为“国有银行”，例如皇家苏格兰银行和莱德银行。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危机，西方许多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大规模财政赤字，支持私有企业的生存和发展；通过“代发工资”“生活补贴”，大幅度提高国家干预市场力度。例如，美国在2020年增加2.2万亿美元的财政赤字，用于支持低收入者的生活，也用于支持受到疫情冲击的私有企业。2021年，拜登总统刚刚上台不久，又签署了1.9万亿美元的支持计划。

第二，民生领域干预。

民生领域的国家干预具有明显的社会主义因素和特征，包括公共教育、公共医疗、社会保险及其他与民生有关的国家干预政策或扶持计划：

在公共教育领域，几乎所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都实行全民免费的大学前教育制度。例如，英国的儿童从4周岁开始就享受免费教育，直到18岁。在免费教育阶段，低收入家庭的在校学生还可以享受免费午餐、服装补贴和一定额度的生活附加补贴，如交通费用等。2012年之前，英国出生的所有儿童直到上大学之前，每月都能得到大约40～50英镑的“牛奶费”。2012年以后，儿童补贴只限于家庭年收入低于五万英镑的家庭。美国、英国以外的欧洲国家、日本、韩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资本主义国家都实行与英国类似的大学前义务教育，另外，每个儿童都能享受或多或少的“牛奶费”和贫困家庭特殊津贴。

各个国家鼓励生育的政策有所不同，补贴力度也各有差异，但是所有国家都会给在职的孕产妇提供特殊假期工资支持，甚至给产妇的配偶也提供特殊的带薪产假。在日本，为了鼓励生育，政府对已经怀孕四个月以上的孕妇和出生的儿童实行一次性鼓励补助，还有每月固定的“牛奶费”和低收入家庭儿童的特殊营养补给支持。有的国家对产妇的补贴超过一年的时间，例如卢森堡。英国目前支持产妇三个月的全薪假期，三个月的半薪假期，还有六个月的停薪留职假期。在英国，产妇一年之内，不允许其工作单位用任何理由解除其工作合同，这个政策在所有欧盟国家都是一致的。

在公共医疗领域里，英国构建了最具有明显“社会主义”特征的医疗体系，英国国家健康服务（NHS）于1948年建立，为所有英国公民和合法居留英国的外国公民提供除了牙科以外的全民免费医疗服务，18岁以下的儿童连牙科和配眼镜也可享受免费医疗服务。所有合法居民，从最小的疾病到大病住院的一切费用全部由国家负担，而且不用专门购买医疗保险。大病住院期间，病人的所有饮食都是免费提供的，产妇检查和生产住院期间也全部免费。为了减少政府财政负担，医疗系统收取少量“处方费”，从2020年开始，每个药物处方费提高至9.15英镑，药品依然不收钱。小孩、孕产妇、60岁以上老人、低收入家庭、残疾人、住院病人、癌症患者，都免除“处方费”。

日本、美国、加拿大和欧洲其他国家，都不同程度地提供社会医疗保障服务，有的国家通过个人和工作单位缴纳医疗保险，例如美国、日本、荷兰等，可以享受全部免费医疗或大部分医疗费用，对贫困人群、残疾人、小孩、老人等还有更优惠的政策。美国的医疗保险费用比较高，对低收入人群的医疗保险服务不如欧洲和日本，因此，美国尽管医疗费用占GDP的比例高达17%，为全球最高，但是，美国的许多弱势家庭还是无法享受优惠的医疗服务，奥巴马在任时想通过“奥巴马医改方案”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后来被特朗普政府完全否决。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另一个具有“社会主义因素”的举措就是养老保险制度。在英国，老人的养老金分为两个部分，一个是其工作单位提供的职业养老金和国家为所有老人提供的国家养老金。1995年之前，英国60岁以上的女性和65岁以上的男性可以领取国家养老金。2010年至2020年期间，女性和男性领取养老金年龄逐步趋向一致。2007年，英国立法规定2024年以后，养老金领取年龄将逐步推迟至68岁。每月养老金数额根据每个人交税的情况不同略有差异，大约是在400～600英镑之间。个人的职业养老金根据工龄和个人工资水平计算。

例如，大学和中小学教师，工作满40年的，退休的时候可以得到两笔收入，一笔是退休金一年总额的三倍，一次性发放；另外就是每月固定的退休金收入，等于退休前最后一年工资收入的一半，这个收入是终身的；如果工龄不足40年，则按比例扣减发放金额；如果年龄满58周岁但没有达到国家退休年龄的，可以提前退休，不能领取国家养老金，但可以领取单位职业退休金，领取金额要根据提前退休的年数按比例缩减。职业退休金的“足额”发放年龄，也随着国家规定的退休年龄提高而提高，但是每个人的退休待遇可以分为不同的阶段计算。

从2016年开始，“最后一年工资”的计算需要封顶在5万英镑，年薪超过5万英镑的工资部分不再记入退休金的计算范围，这是英国为应对经济多年来缓慢增长，导致退休基金出现严重缺口而再次做出的重大调整，而每次调整总是朝着对个人不利的方向发展。

美国也提供与英国类似的老人基础养老金制度，但是金额有限。老人仅领取国家养老金，无法过上超越“贫困”水平的生活，还需要工作单位提供的养老金。那些没有单位养老金的老人，很容易陷入贫困。许多资本主义国家还辅助了困难补助，以解决贫困问题。这些制度在欧洲其他国家、加拿大、日本都有很多相似之处。北欧国家是比较富有的，那里工资收入的纳税比例比较高，但享受的养老金和其他各项社会补助也是全球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中最高的。

例如，一个人口只有560万人的丹麦，2017年人均GDP接近6万美元，在全球人均GDP排名前10位，这里的个人所得税最高为60%，政府把28%的GDP用于社会福利，实行全国性的高福利制度，从上学、就医、养老保险，到失业救助和低收入人口生活最低标准兜底，都走在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俱乐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成员国前列。

廉租房或经济适用房是资本主义社会解决低收入人群住房问题的另一项具有“社会主义因素”的社会保障措施。例如，二战以后，英国在各个城市建设了大量的廉租房，安置了所有低收入家庭。随着战后经济的恢复与发展，这些廉租房逐渐变卖给租户，成为商品房。目前，英国大约还有10%的家庭依靠政府的住房补贴或购买国家特别安排的经济适用房，经济适用房的市场价格不到同等质量商品房价格的一半。在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如新加坡、日本、美国和欧洲其他国家，都有各种形式的低收入家庭住房特别支持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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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不可调和的社会矛盾

根据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虽然与18世纪和19世纪的初级资本主义有很大不同，但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盲目性，也就是亚当·斯密所说的那只“看不见的手”不是万能的这一本质特征没有改变。社会主义因素的引入，包括企业部分或全部国有化，政府直接干预市场，在经济危机时期的量化宽松拯救企业和保障个人生活，政府提供各种社会福利，特别是义务教育、养老、社会保险、残疾人保护和低收入家庭生活兜底等政策，都无法抹去资本家追求剩余价值的本性。

例如，在企业破产时政府的国有化政策，实质也是通过动用纳税人的钱去挽救可能破产的企业或资本家。企业一旦恢复正常，政府就会进行“再私有化”。因此，资本主义国家企业的国有化与社会主义国家企业的国有化有着本质区别，前者还是为了资本和资本家谋求利益，而后者则是为了全民谋福利。因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不同，社会主义国有企业可以迸发出健康持续发展的生机，而资本主义国家的国有化企业经济效率都比较低下，大多数无法与私有企业展开竞争，特别是资本主义国有企业的高级管理人员，没有敬业奉献的政治觉悟和行为准则，因而缺乏长期开拓创新的原动力。

在过去一百多年的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因为技术进步，不断推动生产力发展，人均GDP和人民生活水平也随之提高，普通无产阶级的温饱和基本医疗教育需求得到了满足。但是，各个资本主义国家的贫富差距却没有持续缩小。不管是美国、英国、日本、法国、德国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还是OECD其他成员国，高收入和特别富有的少部分人占有的国民财富的比例不断提高，而处于底层20%~40%的低端收入人口财富占社会总财富的比重却在不断减少。

例如，美国人均净资产的基尼系数是全球最高的，达到85%。美国上市公司老板和高级经理人的年收入可以超过普通员工收入的两百倍以上。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表面上美国政府提供高达近GDP20%的刺激计划，实际上，这些资金除了一小部分用于低收入人群以外，大部分流入了股票市场，让那些上市公司，尤其是与网络有关的上市公司股东坐地生财。一点小小补助，不足以使低收入和失业的民众填饱肚子。因此，经济危机、卫生健康危机，受害最大的是无产阶级，他们连房租都交不起，而资本家们却大发国难财，这更是加剧了社会两极分化。

因此，马克思的早期论断，“无产阶级最终将成为资本主义的掘墓人”依然成立。因为资本主义的高“福利”或是“社会主义因素”是在特定的条件下产生的：

一方面是因为劳动生产率的不断提高，使劳动价格上升；

另一方面是因为国家财富的不断积累，代表资本家利益的执政者为了维护国家政权和资本主义制度不被颠覆而实施这些社会保障措施。

然而，这些措施并没有消除阶级差别，更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资本利益最大化，剥夺剩余价值最大化的本质。从美国这样一个全球最强大最富有的资本主义国家还有近20%的人口生活在公认的贫困线以下的事实，从种族歧视，持枪泛滥置无辜民众生命安全于不顾，穷人排长队领取救济的场面，可以透视出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及其脆弱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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