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月01日 星期五

「边疆时空」孙凯 | 日本在北极事务中的“立体外交”及其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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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疆时空」孙凯 | 日本在北极事务中的“立体外交”及其启示

孙凯


中国海洋大学国际事务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副院长,泰山学者青年专家,海洋发展研究院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全球治理、北极外交。2017-2018学年作为富布赖特研究学者赴美国达特茅斯学院进行学术研究。


摘 要:日本是较早关注北极问题的亚洲国家之一。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北极地区自然环境的变迁,日本进一步加强了对北极事务的参与。从国家到社会层面,日本的北极外交呈现出多主体、多领域参与的“立体外交”态势。日本参与北极事务的行为体,主要有政府及相关部门、高校等科研机构、航运和能源企业以及民间团体等。日本的北极外交以务实性的政府层面外交、深入性的科研机构和高校科学外交,以及前瞻性的北极事务人文交流为特点。在中国深度参与北极事务的背景下,日本的北极外交可以为中国参与北极事务提供借鉴。

关键词:日本北极外交;立体外交;日本海洋战略

「边疆时空」孙凯 | 日本在北极事务中的“立体外交”及其启示


日本虽然并非传统的“北极国家”,但日本是较早关注北极问题的亚洲国家之一。早在20世纪50年代,日本的北海道大学就开始了北极问题的相关研究。而在新世纪以来,尤其在气候变化以及经济全球化对北极地区影响日益加深的背景下,日本强化了对北极事务的参与。进入21世纪以来,日本加强了对“海洋国家”认同的构建。而深度参与北极事务,也是日本“海洋国家”认同的重要内容。2013年5月,日本与中国、韩国、新加坡、印度、意大利一同被接纳为北极理事会观察员国,这是日本积极参与北极事务的标志性事件。近年来,随着北极事务从科学研究和极地考察,逐渐转向经济开发、资源利用、规则制定,以及北极交流逐渐从国家主导过渡到国家与社会多层面综合参与等,日本参与北极事务逐渐呈现出“立体化”态势,并体现在参与主体多元化、参与领域综合化等多个方面。


一、变化的北极对日本的影响

在全球气候变化和经济全球化的影响下,北极地区也发生着重大的态势变迁。北极地区的变化及其影响,不仅仅停留在北极地区,其影响是全球性的。而在地理上同为“近北极国家”的日本,其地缘位置的特征以及经济发展模式,决定了日本对北极事务不得不密切关注。在亚洲国家中,日本较早就对北极地区及其变化非常关注。其关注的重点领域包括北极地区的环境变化、北极地区的航道使用以及北极地区的资源开发等。

(一)北极地区的环境变化对日本的影响

极端气候事件的频发以及海平面上升等问题,随着气候变化的发展已经越来越频发。根据2014年联合国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发布的第五次气候变化评估报告,自1979年(卫星观测开始的年份)至2012年间北极年均海冰范围在缩小,缩小速率很可能是每十年3.5%至4.1%的范围内。自1979年以来,每个季节和连续每个十年北极海冰范围均已缩小,每十年平均范围的缩小速度在夏季最高。北极海冰的减少,将进一步导致反射阳光的白色冰层面积的减少,而深色的海水会吸收更多的太阳能,进而进一步加强冰融,这也是导致北极地区变暖速度是世界其他地方两倍的原因。北极地区变暖而带来的影响将是全球性的,包括极端气候事件的频发以及海平面的上升等。地处北半球的中高纬度的日本,作为一个岛国,对这些变化的影响具有非常高的敏感度。

(二)北极航道的开通对日本贸易的影响

在北极冰融的背景下,北极航道的开通及商业性运营所带来的机遇也越来越显现出来。如果北极航道全面通航,从德国汉堡到日本横滨的航线,使用北极航线将比途经苏伊士运河的航线近5000英里,比经过巴拿马运河的航线节省6000英里。日本作为一个海洋国家,其对外经济贸易关系的发展倚重海洋航道。日本国家的发展对国外具有高度的依赖性,其原料需要进口并且需要国外的市场,其能源的匮乏也使其高度依赖国外的进口。而北极航道的通航与商业性运营,将使国际航运线路更加多元化。日本国内北方港口的开发与使用,将进一步拓展与改变日本的对外贸易格局,降低海运成本并规避途经马六甲海峡的海运线路上频发的海盗和海上安全问题,可以让日本有效的规避传统海上通道沿线的安全风险,对日本的能源进口来源地多元化战略以及日本整个国家的能源安全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三)北极地区的能源开发对日本的影响

北极地区蕴藏着丰富的能源资源。根据美国地质局的报告,北极地区未探明的油气资源占全世界未探明的油气资源的22%,其中包含了全球30%未被发现的天然气储量和13%的石油储量。北极地区还拥有丰富的矿产资源以及森林和渔业资源等。随着气候变化对北极地区的影响以及北极航线的通航,对这些能源资源的开发利用也指日可待。日本作为能源资源匮乏的国家,高度重视北极地区能源的开发利用。北极地区能源的开发,将改变国际能源供应格局,也对日本的能源安全问题带来重大的影响。


二、日本北极外交领域的主要行为体

由于北极地区的变化对于日本的重要意义,日本较早就高度关注北极地区的事务。近年来随着北极地区变化的加剧以及北极地区各种机遇和挑战的显现,无论是政府层面还是政府之外的相关层面,日本进一步加强了对北极事务的关注、研究和参与,主要参与主体包括政府之内的相关部门、涉北极事务的相关企业、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以及大财团等民间团体等。这些行为主体在不同领域、多个层面的北极事务中,依据自身的特点和优势,对于北极事务积极参与,共同构成了一幅立体化的北极外交参与模式。

(一)政府及相关部门

日本政府是北极事务外交最主要的行为主体,由于北极事务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单一的政府部门无法独揽,涉北极事务的相关决策和参与也需要政府之内多部门的协调参与。日本政府中涉北极事务的部门主要包括外务省、文部科学省、防卫省、国土交通省和经济产业省等。

外务省专司日本的外交事务,是日本政府北极外交事务的主要参与机构,负责执行日本政府的北极政策,以及拓展北极事务的官方参与。日本申请北极理事会观察员的具体执行,就由外务省负责。早在2009年,日本外务省副外相在纪念《南极条约》50周年的大会上,宣布日本将申请北极理事会观察员国。随后在外务省设立专门的北极特别任务组,负责具体事宜。在2013年,日本又任命了白石和子(Kazuko Shiraishi)担任北极事务大使,现任北极事务大使是山本荣二。日本是较早设立北极事务大使的国家,充分显示了日本政府对北极事务的关注以及北极问题在日本外交议程中的优先程度。

文部科学省(Ministry of Education,Culture,Sports and Technology,简称MEXT)主要负责日本国内的教育、文化、体育和科学技术等,是日本政府的重要行政部门之一。文部科学省作为科学研究的支持机构,早在20世纪90年代就开始关注北极问题。在文部科学省的推动下,成立于1990年的国际北极科学委员会(International Arctic Science Committee),日本作为创始成员加入其中。2011年5月,在国立极地研究所(National Institute of Polar Research)的牵头下成立的日本北极环境研究联盟(Japan Consortium for Arctic Environmental Research),也是在文部省的推动下完成的,并开启了绿色网络卓越项目以及北极气候变化项目。

日本防卫省主要掌管日本的国防等相关事项,类似于国防部。近年来随着北极地区变化对安全问题所带来的潜在威胁,日本防卫省也加强了对北极事务的关注。2011年日本防卫省发布的《东亚战略概览》中,就有专门一章讨论北极地区的秩序,以及北极地区变化对日本国家安全的潜在威胁等。日本的经济产业省也密切关注北极地区的变化对日本经济发展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另外,负责日本交通运输的国土交通省(Ministry of Land,Infrastructure,Transport and Tourism)也对北极地区的航运事务较为关注,并推动日本航运业及早筹划,为北极航道的开通做好准备。在2012年,国土交通省联合其他部门一道向日本政府提交了一份报告,阐释北方海航道可能成为日本经济的“前沿之地”,并在部委内部首次召集了针对北方海航道通航等问题的现状评估和未来预测的会议。在2013年,国土交通省专门拨款设立课题,对北方海航道通航相关的法律问题进行研判。

日本也加强和推进与欧洲国家在北极事务中的合作。欧盟北极事务大使玛丽.安妮.康尼斯(Marie-Anne Coninsx),曾于2018年6月18至20日访问日本。在日本访问期间,康尼斯与日本官员共同召开欧盟—日本北极事务磋商会议,并与商界领袖会谈,就日本和欧盟国家之间在北极科学研究以及经贸往来等问题进行磋商。早在1993年,巴伦支海欧洲北极理事会成立之初,成员包括北欧五国,日本作为观察员参与。巴伦支海欧洲北极理事会的宗旨是缓解俄罗斯与西方国家在巴伦支海地区的对峙,加强经济、运输、环保和科技合作,共同开发俄罗斯西北地区和北欧国家北极区域。

(二)涉北极事务相关高校等科研机构

北海道大学是日本较早设立北极问题研究机构的高校,早在1957至1960年间,该校的中谷宇吉郎(Ukichiro Nakaya)就开始在格陵兰地区对于冰盖地质学进行研究。北海道大学设有日本唯一专门研究冰冻圈自然科学的研究所,设有低温科学研究所和北极研究中心。北海道大学的北极研究中心是一个跨学科的研究机构,其研究的主要方向包括北极地区的可持续发展和开发利用等,涉及的学科包括人文社会科学以及自然科学等领域,致力于运用新的视角、技术和方法,同时推进以北极圈为研究对象的新的学术领域的开发。北海道大学的北极问题研究积极拓展国际交流与合作平台,是亚洲第一所加入北极大学的教育机构。

神户大学也是日本重要的北极问题研究机构,2015年10月,作为日本政府设立的为期五年(2015—2020)的研究项目“北极可持续性挑战项目”(Arctic Challenge for Sustainability Project)参与方之一,神户大学在项目中的分工是研究北极地区的法律和政策问题,尤其关注北极国际法律框架和法律制度。基于此,神户大学在校内的国际合作问题研究院成立了极地合作研究中心(Polar Cooperation Research Center),由柴田明穗(Akiho Shibata)担任中心主任。

(三)日本企业在北极事务中的参与

与此同时,日本政府和企业也非常重视北极地区变化所带来商机,并积极参与北极地区的资源开发、经济合作以及推进旅游业的发展等。近年来日本也加入到探索北极资源开发的国家之中,日本国内的企业凭借先进的技术和科研能力,不断推进在北极事务中的参与。随着北极地区石油、天然气等能源的开发,日本公司也积极参与。为了在格陵兰地区天然气开发争夺战中博得头筹,日本的住友商事、出光兴产、帝国石油等企业联合出资成立了“格陵兰石油开发”公司,积极参与格陵兰东北部的海底油田招标事宜。另外,日本的出光兴产公司、日本国际石油开发株式会社等,也积极的参与北极地区能源的开发事宜。出光兴产公司已经参与挪威的四个在巴伦支海油气开采板块的多个项目,并获得挪威柯纳尔油田的开采许可证,从2015年开始在挪威开采石油。

随着北极航道开通对日本贸易和物流等方面可能带来的影响,日本的北极航运企业也看到了北极航道开通和运营所带来的巨大商机。位于北海道的日本最大的北方港口,也将随着北极航道的开通成为进出白令海峡的枢纽港口。日本是北方海航道运输较早的受益国,早在2012和2013年,就有船只通过北方海航道,从挪威北部的哈默菲斯特工厂生产的液化天然气运输到日本,以及还有船只经过北方海航道向日本的千叶、富津、水岛和托巴塔运输轻油。

尽管日本航运企业对北极航道的通航前景保持较为谨慎的乐观,但是随着气候变化对北极航道影响的显现以及俄罗斯地区油气资源的开发,如亚马尔液化天然气等大项目的开发,都促使日本航运公司对北极问题保持极大的兴趣。日本的航运企业以及日本的造船企业、港口公司等,近年来也加强了对北极事务的参与。日本的航运业巨头商船三井、日本邮船、川崎汽船等大航运公司,以及日本船东协会等,都对北极航道的开通保持极大的兴趣,并对日本政府施加压力,推动日本在北极事务中的积极行动。

(四)日本民间团体在北极事务中的参与

在民间团体层面,日本的经济团体尤其是一些大财团等相关机构,也非常关注北极问题。日本海洋政策研究财团(Ocean Policy Research Foundation),也就是现在的笹川和平财团海洋政策研究所,早在1993至1999年期间就与挪威南森研究院(Fridtjof Nansen Institute)、俄罗斯中央船舶设计研究所开展了一项为期6年的“国际北方海航道研究”的国际联合项目。项目的主要目的是评估北方海航道通航在技术方面和法律方面的可行性。后来根据此项目出版了《北方海航道:连接欧洲与东亚的最短航道》。

几于同期,“日本北方海航道项目”的启动与研究,为日本航运企业使用北方海航道提供了咨询。根据以上研究,日本航运企业认为北方海航道尽管在通航使用方面具备一定的可行性,但是还存在大量的不确定性,这使得在经济方面获益变得更为困难。进入21世纪,日本海洋政策研究财团在2009至2011年期间通过“日本北极海会议”这一架构,多次召集有识之士,研讨相关的北极参与战略,并于2012年4月向日本政府提交了政策建议报告。这些民间机构的相关研究以及在北极事务中的参与,对日本企业界以及日本北极政策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三、日本北极外交的特点

在北极地区事务的参与已经突破政府层面,发展到经济、社会、人文交流等领域的情况下,日本在北极事务中多层面、多领域地参与活动,主要呈现出务实性的政府层面北极外交、深入性的科研机构和高等学校的“科学外交”、前瞻性深度拓展的北极事务人文交流等三个特点。

(一)务实性的政府层面北极外交

为推进日本在北极事务中的务实参与,2007年日本政府设立了海洋政策总部。两年后,日本着手申请北极理事会观察员资格。同时,在日本政府内部设立特别任务组或工作组来加强对北极问题的研究和制度化参与。2013年在外务省内部设立北极事务大使,专门处理北极外交相关事宜。这些正式机构和制度的设立,为日本积极参与北极事务提供了制度保障。

在日本申请北极理事会观察员国期间,日本政府也加强了与北极国家之间的交流与合作,积极推进围绕北极事务的国际交往。2013年4月,安倍首相访问俄罗斯,成为近10年首位访问俄罗斯的日本首相。日俄两国发布联合声明,承诺进行以海上搜救为主,范围涵盖北极海域至鄂霍次克海的合作,构建北极问题合作的双边框架,搭建北极问题的高级别对话机制,促进两国在北极航线建设和资源开发等方面加强合作。在俄罗斯地区北极油气开发的大背景下,日本也进一步加强了日俄之间的合作。日本北极事务大使白石和子在2016年2月的一次采访中表示,科学研究合作、北方海航道开发合作,以及亚马尔液化天然气项目的合作,是日本与俄罗斯在北极事务合作中重要的三个方面。

同期,日本和芬兰之间在北极事务上也加强了合作,在2014—2015年间,两国就开展了“北极发现之旅”的合作项目,主要关注能源和航运部门。对于日本而言,北极地区的北方海航道的通航等问题是其关注的最为优先的事项。2016年3月,芬兰总统尼尼斯托访问日本后与日本首相安倍商谈的一个重要话题就是加强两国在包括北极航道开发利用、北极地区环境保护等方面的合作。2017年7月,安倍首相赴北欧国家访问期间,也再次强调了日本对北极地区的兴趣,承诺日本将进一步增强在北极事务中的国际合作并推进日俄两国之间的关系,作为北极理事会观察员国,日本将较之以往更为积极地做出贡献。尽管日本首相强调在参与北极事务进程中,日本将加强在北极地区环境保护方面的合作。但是正如尼尼斯托对芬兰媒体所言,对于北极航道的兴趣是日本参与北极事务的最优先事项。日本政府与北极国家之间的这些高层次交往互动,极大的推动了日本在北极事务中的参与。

同处东北亚地区的中国和韩国,近年也积极参与北极事务,并在2013年与日本一起成为北极理事会观察员国。三国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其在北极事务中拥有众多共同之处,诸如相同的身份认同、相似的利益诉求和相近的政策实践等,这也是三国在北极事务中进行合作的动力。在此背景下,日本曾积极参与和推动中日韩之间在北极事务中的合作。就中国而言,推进大图们江次区域合作,也需要加强与日本等国家在北极事务上的合作。2015年举行的第6届中日韩三国领导人会谈期间,就发布宣言表示三国将围绕北极事务进行合作。随后,首届中日韩北极事务高层对话于2016年4月在韩国首尔召开,三方针对北极政策、深化合作等达成共识,并商讨具体的合作项目。2017年在日本东京、2018年在上海又分别召开了第二届和第三届北极事务高层对话,这种制度化的高层对话机制的建立,将进一步推动三国在北极事务中的合作。

(二)深入性的科研机构和高等学校的“科学外交”

由于北极问题研究自身的特性,日本的北极研究机构非常注重向国际化方向发展,并开展了一系列富有成效的“科学外交”活动。北极大学是国际社会北极科学研究和学生培养的大平台,涉北极问题相关的高等学校、科研院所都可以申请加盟,北极域外国家可以申请成为准成员单位(associate member)。北海道大学较早就加入到北极大学联盟之中,是亚洲第一所加入北极大学的教育机构。该校利用北极大学这一平台,组织了一系列的涉北极事务相关的活动。仅在2018年,北海道大学就和北海道政府、北海道经济发展委员会一道,承办了北极经济理事会发起的第三届“世界之巅北极宽带峰会”,研讨北极地区的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北海道大学还将在2019年的7月27日至8月8日举办北极研究暑期学校,为来自芬兰拉普兰大学、奥卢大学、赫尔辛基大学的15名学生提供全额奖学金的资助。2019年2月,暑期学校的第一次筹备会议在北海道大学的北极研究中心召开,商讨了暑期学校的课程纲要以及暑期班的相关后勤保障等事宜。北极研究暑期学校项目是日本和芬兰两国合作的项目之一,暑期班的开展可以推进日本和芬兰之间北极研究项目的合作与学生之间的交流。

神户大学的极地合作研究中心在国际化方面也异军突起,发展非常迅速。极地合作研究中心自2015年成立以来,每年都主办北极治理相关的国际研讨会,至今已经主办4届,研讨的主题分别为“逐渐显现的北极法律秩序”、“北冰洋法律秩序进展”、“北极域外国家/行为体对北极法律秩序形成的作用”、“北极资源开发进程中的可持续性的国际法”等。这些研讨会邀请国际上的著名专家学者前来参会,与日本学者一道进行探讨,会议论文结集出版,目前已经出版《北极国际法秩序的展望:科学、环境和海洋》以及《北极域外国家对北极法律秩序形成的作用》。极地合作研究中心的系列活动,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学术品牌”,进一步提升日本在北极问题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该中心还计划在2020年承办第13届极地法律研讨会(Polar Law Symposium),将北极领域中的国际品牌学术活动“请进来”,进行北极学术研究领域的“主场外交”,拓展日本在北极学术研究中的影响力。中心也设有访问研究学者项目,邀请国际上的极地问题研究专家在中心进行学术研究,自成立以来就有来自中国、芬兰、澳大利亚、英国、挪威、西班牙、冰岛、俄罗斯等国的10多位学者进驻中心进行学术访问。

另外,日本的北极科学研究机构也进一步推进了与国际上相关北极科学研究机构的合作。通过一系列科学研究活动的开展,日本可以掌握关于北极地域资源、北极环境变化、北极航道等重要的一手资料与数据。凭借这些资料与数据,可以为日本制定北极资源开发利用方面的政策提供有力的证据。另外,通过北极航道的使用,日本也强化了与北极国家,特别是俄罗斯、挪威、芬兰等北方海航道沿岸国家的双边关系。近5年来,日本与俄罗斯、挪威等国的经济合作明显深化,日本在以上北极国家的对外关系中的重要地位得以提升。

(三)前瞻性深度拓展的北极事务人文交流

有效的人文交流是增进了解、加强关系的重要外交方式。日本在参与北极事务的进程中,也非常重视在北极事务中拓展人文交流的渠道,增进北极国家对日本的了解和认知,进而为日本参与北极事务塑造良好的国家形象。派员参加高级别的北极事务论坛,是有效推进人文交流的一种方式。由冰岛前总统格里姆松发起的北极圈论坛(Arctic Circle)自2013年在冰岛首都雷克雅未克召开第一届以来,已经发展成为拥有国际社会众多参与者的年度盛事,每年吸引来自60多个国家的两三千人参会。参会代表来自政府、国际组织、企业、大学、智库、环境保护组织、原住民群体等对北极事务感兴趣的各方,以非正式、半官方的形式,研讨北极地区的事务以及北极地区的未来。日本国内的相关研究人员以及来自政府的官员,较早就参与到北极圈论坛中,在论坛上就北极研究的学术问题、北极政策问题进行阐释。

在2014年召开的第二届北极圈论坛大会上,专门设立了日本国别小组,日本外务省北极事务大使菅沼健一(Kenichi Suganuma)、日本海洋地球科技局执行主任白山義久(Yoshihisa Shirayama)以及国立政策研究院的砂波篤(Atsushi Sunami)教授进行主题演讲,来自日本驻冰岛使馆、日本国家极地研究所、以及日本文部省的高级别人员作为小组成员进行发言。在2015年召开的第三届北极圈论坛大会上,日本外务省北极事务大使白石和子(Kazuko Shiraishi)参会并发言,讲解日本对北极事务的关切,日本驻冰岛大使到会主持。另外,在本届年会上,日本文部省还组织了“日本对北极的倡议”小组讨论,来自日本外务省、文部省、日本海洋地球科技局以及日本国立政策研究院的4名高级别研究人员进行发言。2017年召开的第五届北极圈论坛大会上,日本北极事务大使井出敬二(Keiji Ide)到会发言,日本外务省在会上组织了主题为“作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之地的北极地区”的小组研讨,来自东京大学、北海道大学、日本东北大学及文部省的人员作为小组成员参会。在2018召开的第六届北极圈论坛大会上,日本外相河野太郎(Taro Kono)也亲自参会并进行主题演讲。日本政府的北极研究项目“北极可持续性的挑战”负责牵头,在会上组织了“未来的北极时代”的小组讨论,北海道大学、日本东北大学、文部省的人员作为小组成员参会。

除了参加北极圈论坛进行研讨之外,在2017年召开的第四届论坛上,日本外务省还在论坛期间组织了“日本之夜”的社交活动,邀请所有参会人员参加,在欣赏日本歌舞表演、享受日本美食的同时,了解日本的北极研究。这样多样化的人文交流活动,潜移默化的增加了日本在北极事务中的“存在感”,增进了相互之间的交流,为日本参与北极事务创造了良好的舆论环境。


四、对中国参与北极事务的启示

日本“立体化”的北极外交富有成效,多层面的行为体依据自身的优势和特点,积极地深度参与北极事务,产生了良好的效果。中国近年来在北极事务中也奋发有为,全方位参与北极事务。探讨日本的北极“立体外交”,可以为中国的北极参与提供一些思路。

第一,提升涉北极事务在中国外交议程中的优先程度。在北极地区新一轮的“态势变迁”的背景下,北极事务越来越融入到全球事务之中,北极地区的气候变化、经济发展、资源开发及航道利用等,都对中国的未来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较之日本而言,尽管中国也设立了北极事务特别代表,2018年1月发布了《中国的北极政策》白皮书,但是日本在这些方面都走在了前面。另外,随着中国在北极事务中的深度参与,以及北极地区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的变化,中国需要更为细致规划和方案,在《中国的北极政策》白皮书的基础上,制定中国参与北极事务的具体实施方案,拟定阶段性目标,以指导中国北极事务的实践,在互惠共赢的基础上参与北极事务。

第二,进一步落实和推进中国高校和研究机构与北极科研机构的合作。目前中国有越来越多的高校和科研机构在进行北极事务的研究,研究领域涵盖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多个领域,同时也设立了相当数量的涉极地的国别区域研究基地。但是,这些机构之间通常是独立进行研究,并没有如日本政府的“北极可持续性挑战”项目那样,将北海道大学、神户大学等科研机构涉北极事务的研究人员进行整合,实现优势互补协同攻关。中国的涉北极研究的相关单位,也可以建立北极研究机构的联盟,从顶层进行一定的整合与分工,以实现优势互补。另外,中国目前有十几家单位是北极大学的成员单位,但是中国并没有充分利用这一平台,设立如北海道大学北极研究夏令营之类的国际交流项目。中国参与北极大学的这些成员单位,需要深入研究北极大学平台所提供的资源,充分利用这些机会,推进北极研究和交流活动的开展。

第三,提升中国与北极国家的人文交流水平。有效的人文交流是实现减少误解、增进了解的重要渠道,中国在北极事务中的参与经常面临国外媒体、学者的曲解和误读。尤其对于中国企业在北极事务中的参与而言,与日本参与北极开发的大都是私人企业相比,中国能够参与北极开发项目的大都是国有企业,从而不可避免的引发一些媒体和学者的曲解,认为这些企业在北极事务中的参与背后会有政府参与的背景,从而对这些大项目怀有“敌意”。中国需要多层面、多渠道的拓展涉北极事务的人文交流,为中国学者“走出去”参加国际会议和交流活动提供便利,同时积极支持多种形式的“请进来”,如神户大学将主办第十三届极地法律论坛一样,把一些成熟的北极问题相关的国际论坛邀请到中国来召开,同时建立中国自己的北极论坛的品牌,论坛召开之际政府高官以个人身份出席,提升论坛的品牌度和影响力,进而逐渐增进国外对中国在北极事务参与活动的了解,为中国深度参与北极事务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

【注】文章原载于《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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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李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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