斗法——四个辛丑年的国运轮回

文/公众号《铁拳何处击》

主笔：周远方

编辑：何处击

来源：观察者网 guancha.cn

周身上下都是拳，挨着何处何处击。

大义当前，铁拳不软；管你是谁，魍魉击退！

序

3月30日上午，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在北京闭幕，新修订的香港基本法附件一、附件二获得全票通过。

两个附件规定了香港特区行政长官和立法会的选举办法，原有的117个区议会席位全部取消，区议会“去政治化”，回归到为社区居民服务的功能，通过立法，干净利落地拆除了反中乱港分子破坏“一国两制”的重要平台。

此时，距3月11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完善香港特别行政区选举制度的决定》高票通过，只有不到短短20天。

遥想39年前的1982年，“光荣撤退”的英国正是在香港突然成立18个有民选议席及具备咨询功能的区议会，为后来一系列乱象埋下第一颗地雷。

尤其2014年“占中风波”以来，中美、中英之间连番“斗法”，香港一度黑云压城，在美英政府各种“长臂管辖”法案的支持和香港本土所谓“独立司法”的包庇下，魑魅魍魉轮番现形，燕雀乌鸦高居庙堂。

“不乱不治”，如今，基本法层面一锤定音后，香港街头反而风平浪静，西方政府也不再有什么杂音。这背后，不仅是技术层面的“斗法”，更是四个甲子以来，东西方之间角力形势的嬗变。

盲目的“法+秩序原教旨主义”是不符合现实情况的。

今天，何师父的团队试图跳出就法论法、原地打转的讨论语境，讲个更大框架下的“中国最近的四个辛丑年”的“斗法”史。尤其是看看其中关键节点上的人物们的态度和所立之“法”的影响。

须知，从来没有无缘无故的爱恨，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法”。

1982年9月24日，撒切尔夫人挟马岛海战胜利余威，亲自访华，带来关于香港问题的两套方案：要么承认英国与满清的“三个条约”，要么接受“以主权换治权”，即九七香港主权归还中国，但英国保留管制权。

英国人的逻辑是：要么你们中国人“守法”，那就守到满清时期去，承认当时的不平等条约都是合理的“秩序”嘛。要么呢，大家都不守法，英国继续占了香港不放！

撒切尔夫人当时还说了，英国占不占香港，要看“香港人民是否接受”——实际上就是威胁要捣乱。早在“占中”的几十年前，英国人就提了，此后他们通过不断改变“立法”规则的方式有条不紊地推进实施这一切。

然而，谈判的另一方是邓小平。他向撒切尔夫人建议：“达成这样一个协议，即双方同意通过外交途径开始进行香港问题的磋商。前提是一九九七年中国收回香港，在这个基础上，磋商解决今后十五年怎样过渡得好以及十五年后香港怎么办的问题。”

对此，撒切尔夫人只能表示接受——虽然与她带来的两个方案相差十万八千里。

会谈后，外电评价：“铁娘子遇到了钢汉子”。

会议结束后，黯然失神的撒切尔夫人步出人民大会堂，在下最后一级台阶时，不慎跌了一跤，香港记者立刻大做文章：“一失足成千古恨。”

这段历史，特别有利于我们看清这场斗法的门道，“斗法”的过程中，双方绝不是在架空地谈所谓的“秩序合理性”，从头到尾就是实力的博弈。

1984年9月，《中英联合声明》草签，10月，22轮外交谈判刚刚告一段落，邓小平与党内的老同志一起回顾了这场“特殊的战斗”，深有感触地说：

“香港问题为什么能够谈成呢？并不是我们参加谈判的人有特殊的本领，主要是我们这个国家这几年发展起来了，是个兴旺发达的国家，有力量的国家，而且是个值得信任的国家。

……当然，香港问题能够解决好，还是由于‘一国两制’的根本方针或者说战略搞对了，也是中英双方共同努力的结果。”

接下去长达8000字的长文可能会花读者很多时间来阅读，但，这是值得的，作为一个中国人，180年来的辛丑大轮回是怎样形成的，你应该知道。

在讲香港如何通过“斗法”收回的故事之前，我们有必要先了解一下这个东方之珠是如何被“合法”地割让出去的。

每一个中国人都知道，中国在世界范围内陷入全面军事外交被动，要从1841年英国与清政府签订《广州和约》算起，巧合的是，那一年也是辛丑年。次年，英国人掌握了香港，从此开启了漫长的殖民统治。

1840年6月，鸦片战争爆发。英国人为了更快地结束战斗，就让军舰从广州北上，直捣黄龙威逼北京。

英国人刚开到天津大沽口，道光就赶忙派钦差大臣琦善去议和。11月底琦善到广东，一到就说：谁打英国人谁就是大清的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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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人谈了一个月不耐烦了，1841年1月7日再次开炮，逼迫琦善接受英国人的条件。要的东西还是老三样：割地、赔款、通商，但当时要的不是香港，而是沙角。沙角是广州的门户，不能给，琦善对英国人说你们干脆拿走香港吧。

英军这次没再为难琦善，归还了沙角，还和琦善达成的意向性协议——《穿鼻草约》，其中就提到了割让香港本岛和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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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传回伦敦，英国政府对《草约》非常不满，由于没有签订通商协议，英国外交部长巴麦尊怒斥负责人查理·义律：你抢香港干嘛？那就是个没有生气的小岛，连间房子都没有！

英国人对只拿到了香港非常不满意，后来一直打到了南京，最终与清政府签订了《南京条约》，香港只是个战利的附属品而已。时至今日，《南京条约》在英文语境中还是条“和平条约”。

1901年又是一个辛丑年，清廷的终结已是板上钉钉。但还有一个老人在给风雨飘摇的清廷当着裱糊匠，他就是李鸿章。

十一国联军就地分赃，但是每人心里都是各怀鬼胎。俄国想要东三省，英国想更多利益，美国不想联军里有人一家独大……

李鸿章见势携手同僚，把锅甩给主战派载漪。慈禧也“从善如流”认定载漪是祸首，将他发配新疆。慈禧被权臣们打扮成了“听话的小老太”，能够胜任列强们的工具人，从而逃过一劫。

斗法——四个辛丑年的国运轮回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七月二十五日，当时为辛丑年，故定名《辛丑条约》。那天的公历9月7日，因此有“九七国耻”一说。

斗法——四个辛丑年的国运轮回

外交的基础是强大的国力，不论李鸿章再怎么善于裱糊，依然无法掩盖结局的屈辱。北京到天津的炮台全部拆除；北京到山海关之间外国可以随意驻军；赔偿白银四亿五千万两，年息四厘，本息合计八亿五千万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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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严重的是，清廷从此沦为列强瓜分中国的白手套，也宣告着中国进入了半殖民半封建时代。

这个辛丑年，几乎是中国历史上到达耻辱的巅峰时刻。

1961年，下一个辛丑年，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的第一个辛丑年。

这一年，中国的“斗法”对象不是很强大，是在1901年曾经追随着联军进犯过华夏的印度。

众所周知，1961年的中国，经济上面临困难，国际上四处受到反华势力的恶意打压，日子并不好过。

但是和前两个辛丑年的重大区别在于：第一，中国人坚定了独立自主发展的道路，拒绝投降主义拒绝分裂主义，这是重新成为一个大国的民族自信基础。第二，中国人在军事上不怕战争，敢于应对恶势力的挑衅，这是所有大国在建立经济地位前必经之路。

1959年，人民解放军取得西藏平叛的胜利后，印度政府公开向中国提出将东段9万平方公里和西段3.2万平方公里中国领土划归印度。

提这种完全不合“秩序”的诉求时，印度却得到了很多西方国家的支持。

1959年8月和10月，印度军队在中印边界东段和西段制造了朗久、空喀山口事件，打死打伤中国边防部队官兵多人。从1961年开始，印军在中印边界西段中国境内先后设立了43个军事据点。

印度政府当时侵占我国领土和部署对华战争的规模和程度，甚至都超过了之前的英国。

在这个情况下，条件艰难的中国毅然发动了自卫反击战，把印度的侵略阴谋粉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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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你看，所谓“斗法”，在你没有实力的时候，对方喜欢跟你讲“法”，因为他们可以随时制定法修改法，当你有实力的时候，你划定的边界就是他们必须遵循的“秩序”。

想想1841年时，印度人还能在英国人带领下攻打浙闽的城市，让人不得不感慨：大人，时代变了。

时代是变了，甚至中国人自己都没有意识到，变得这么快。

一方面，中国开始了改革开放发展经济的进程，国力迅速超过世界各大经济体，上升到世界第二；另一方面，中国人对主权问题寸步不让，围绕香港问题，再次和英国以及美国展开“斗法”。

这一次，双方真的都在“法规”上做文章。

围绕香港问题出台的法律文件非常多，何师父做了个简单的整理：

第一阶段：反修例风波

2019年2月13日，香港政府宣布提交修订《逃犯条例》，引发“反修例风波”，9月，林郑月娥宣布撤回修例草案，但香港社会并未平息。

11月27日，特朗普签署两部法案，《香港人权与民主法》要求经济制裁中方相关官员，并审视美国给予香港的“特殊地位”；《保护香港法》要求禁止向香港警方出口警用装备及服务。

这一阶段，香港陷入混乱，英美猖獗异常。

第二阶段：平息动乱

2020年6月3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香港国安法》，反对派最初的一片哗然之后，不少人开始退却。

7月14日，特朗普宣布因《香港国安法》，终止《美国－香港政策法》的适用，撤销香港特殊地位和商业优惠措施。同日，所谓《香港自治法》生效，授权美国政府对执行《港版国安法》的中国内地、香港官员和警察实施制裁。

8月7日，美国财政部制裁包括林郑月娥在内的11名中国内地和香港官员。

12月7日，美国再次制裁包括丁仲礼在内的14位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这一阶段，香港混乱平息，美国转而制裁。

第三阶段：制裁与无视

2020年12月8日，美方通过所谓《香港人民自由和选择法案》，为香港所谓“泛民主派”头目和走卒留下逃往西方国家的后路。

2021年1月9日，中国商务部颁布实施《阻断法》，阻断美国以国内法对我国官员和实体实施“长臂管辖”和制裁。

3月11日下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完善香港特别行政区选举制度的决定》高票通过。3月12日，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常务副主任张晓明代表被制裁官员表态“我们都以此为荣”。

3月16日，美国再次宣布制裁14名中国官员——暂时别无后手。

3月30日，新修订的香港基本法附件一、附件二获全国人大常委会全票通过，内容直指英国1982年突然开启香港“民主”进程的开端——区议会。同时，香港街头风平浪静，英美政府偃旗息鼓，再无之前指手画脚的嚣张气焰。

这一阶段，美国除了制裁大法再无别法，中国稳如磐石。

经此三个阶段，我们很明显地看到了中国在香港问题甚至是国际事务上的“立法自信”。

从立法被歪曲利用陷入被动，到主动出击依法斗法，再到面对美国人全世界范围内的无理长臂干涉，以法制法，让其除了嘴硬再无其法。

也许你上面看到条条法规觉得枯燥，但实际上厘清逻辑，你会豁然发现：这是超越任何爽文的奇爽啊！

听懂，掌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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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方被制裁官员，包括一些被制裁企业纷纷表态不怕美国制裁。

这绝非盲目傲慢，原因在于，欧美自己搞出来的“强权即公理”（Might is right）当然是强盗逻辑，但是与自身诉求、所处地位相匹配的Might，至少是一种必要非充分条件。

其Might，也就是对外挥动的大棒，最主要的是一套三件，分别是军事、经济和意识形态。

这三件套都是所谓“法的程序正义”的前提，当1841年和1901年的辛丑年时，中国全面落后于西方，只能忍气吞声一途；当1961年，我们的军事实力和意识形态能力提高后，就可以参与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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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12月，驻香港部队举行新装备展示活动

当2021年时，我们甚至于可以积极参与制定“公理”，因为，经济才是硬实力的最佳保障。

美国对中国发动的贸易战即将进入第三个年头，中国经济越打越强，不但仍然是美国第一大贸易伙伴，仍然是欧盟第一大贸易伙伴，仍然是日本第一大贸易伙伴，而且在新冠疫情背景下成为全球产业链最靠谱的支柱——中国官员说不怕制裁，显然是有底气的。

剩下的只有意识形态武器，这也是希拉里任国务卿时期要“重返亚太”倚仗所谓“巧实力”的主要抓手。

美国确实曾经这样调动筹码。

2010年2月，美国调中亚“颜色革命”干将之一，驻吉尔吉斯大使期间成功策动“郁金香革命”、推翻阿卡耶夫的杨甦棣（StephenMarkley Young）任驻港澳总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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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甦棣

杨甦棣上任后的首场公开演说，就高调说明来意，他说，“香港现在有机会向前迈进，在2017年行政长官选举及2020年立法会选举中推行普选……尽早在直接选举中推行普选。推行真正的民主化改革，从来不是件容易的事。”

为2014年以争取“双普选”为由发动“占中”打下伏笔。

杨甦棣的喽喽们——包括所谓“占中三子”法律界戴耀廷、宗教界朱耀明、学术界陈建民；以及陈方安生、李柱铭、余若薇等一干政客及其徒子徒孙；再加上满城满街所谓“本土派”草根年轻人，都是英国“光荣撤退”的遗产。

但是他们现在应该已经明白，“遗产”无法改变未来的大势，只能是“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

再由此上溯中英之间在上世纪80年代的外交交锋，我们会看到“斗法”胜利的另一个关键性因素：大国领袖。

假如说，军事、经济、意识形态三件套只是客观条件，那么，斗法局中的主角们的心态、眼界和能力，则是软件三件套。

1980年代，英国人心急如焚。

按照1898年中英《展拓香港界址专条》的规定,租期“99年”的“新界”1997年6月30日届满。

面对“九七大限”，港英当局从70年代末期开始就已经承受着前途无定的政治与经济的双重压力。一轮轮移民潮、逃资潮对香港的稳定、繁荣产生冲击。

由于新界所有批地契约，均于一九九七年新界租约届满之前三日到期。新界的批地契约年期日渐减短,而香港政府批出新的土地契约时,亦不能跨越一九九七年的期限。

凡此种种，都清楚显示可能令投资者裹足不前和损毁信心。

1979年3月，第25任港督麦理浩访问北京，在与邓小平会见时，再次以同样的询问方式，直接要求邓小平对香港九七前途表态。

邓公大智慧地把问题分为两个方面：“在土地契约问题上，不管用什么措辞，必须避免提到‘英国管治’的字眼。”另一方面，“我们把香港作为一个特殊地区、特殊问题来处理。到了1997年，无论香港问题如何解决，它的特殊地位都可以得到保证。说清楚一点，就是在本世纪和下世纪初相当长的时期内，香港还可以搞它的资本主义，我们搞我们的社会主义，因此，请投资人放心。”

“请投资人放心”，这是市场最希望听到的声音，香港恒生指数在1979至1980年间，上涨整整一倍。

然而，这样一句笼统的话让英国人心里没底。从1979年下半年到1982年上半年，英国政坛的重量级人物麦克米伦、卡拉汉、布力克、卡灵顿、艾金斯等走马灯式地穿梭于伦敦、北京之间，希望进一步了解“请投资人放心”的真实背景和具体内容，希望尽快就香港九七前途与中国政府进行磋商和谈判。

但是，他们发现，在这个问题上他们没有任何主动权，他们的对手远比他们沉得住气。邓小平在会见英国客人时，总是以台湾问题论香港问题，请他们去研究1979年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告台湾同胞书》和1981年叶剑英委员长就台湾问题对新华社记者的谈话。

对香港问题解决的具体时间和方式，邓小平则避而不谈，只是重复“投资者应该完全放心”的保证。

吊足英国人胃口后，邓小平终于迎来一位重磅对手——撒切尔夫人。

于是也就有了我们在第一段看到景象：这位英国首相要求，要么新中国承认满清时期签订的不平等条约，要么让英国继续占有香港！

斗法——四个辛丑年的国运轮回

图片来源：中国网

撒切尔夫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表示，“香港是中英合作的成功典范，而中英双方对香港关心一致，即主权与未来繁荣问题。繁荣系于信心，而繁荣与信心在于英国的继续统治。如果两国政府能就香港的未来治权达成一致协议，且能为香港人民接受，也能使英国国会同意——那么我们便能进一步就主权问题商议。

你看，这位老阴阳师的“外交黑话”水平就是那么高，何师父必须把她的几个隐含杀招揭发出来：

1.满清的“三个条约”并非重点，只是药引子，以一个更加非分的条件来衬托真正的条件具有“合理性”；

2.后一段才是真正的条件，其中有三个关键词，主权、繁荣和所谓香港人民；

3.其中主权是要谈的标的，后两个是英方拿出来的筹码——如果不给主权，则香港的繁荣无法保证，以及香港社会会出现很多英国支持者来捣乱。——所以闹“占中”的到底根源在哪里，不是很清楚吗？

邓小平对主权问题的回应清晰而强硬，“如果中国在一九九七年，也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四十八年后还不把香港收回，任何一个中国领导人和政府都不能向中国人民交代，甚至也不能向世界人民交代。如果不收回，就意味着中国政府是晚清政府，中国领导人是李鸿章！”

听懂，掌声！

中国领导人不是李鸿章，中国也不是满清时代的那个弱国了。

斗法——四个辛丑年的国运轮回

图片来源：人民日报

邓公这明确了：主权问题不容讨论的立场。

关于英方以香港繁荣相要挟，作为交换主权的条件，邓小平表示，“我不担心这一点”。

“保持香港的繁荣，我们希望取得英国的合作，但这不是说，香港继续保持繁荣必须在英国的管辖之下才能实现。香港继续保持繁荣，根本上取决于中国收回香港后，在中国的管辖之下，实行适合于香港的政策。……香港仍将实行资本主义，现行的许多适合的制度要保持。”

“如果说宣布要收回香港就会像夫人说的‘带来灾难性的影响’，那我们要勇敢地面对这个灾难，做出决策。”

言下之意，首先，香港繁荣是中国和英国的共同利益；

其次，即使是共同利益，但是香港对英国来说是远东最后的主要据点，有巨大的经济利益；

对中国来说，香港的经济利益虽然重要，但当时中美已经建交，改革春风吹满地，不但深圳已经划为经济特区，而且上海作为远东国际大都市的地位也在恢复。中英双方对香港不再繁荣的后果，付出的边际成本是不同的，即使是“灾难”，中方也能勇敢面对，英方呢？

再次，为了保持香港的繁荣，中国愿意在政策上展现灵活姿态，保留一部分资本主义制度，在英方最关心的经济利益问题上，开了一道口子。

撒切尔夫人后来在回忆录中谈到：鉴于1982年9月与邓小平的会谈没有进展，现在应该发展香港的民主建制，使香港实现独立或自治，就像我们在新加坡那样。

那么，他们到底在哪些地方使坏了呢？

答案是：“法”。

在香港回归以前，在“英人治港”的旧香港时代，香港的政治体制是典型的英属殖民政体，1842年《英皇制诰》以降，一直是英国总督独裁和专制，香港同胞即香港本地华人的政治参与权利极其有限。

正是在1982年，港英政府突然“开恩”，成立18个有民选议席及具备咨询功能的区议会；1985年，又将各区议会民选议员人数增加至整体的三分之二，主席也由选举产生；1991年，进行部分直选；1992年，末代总督彭定康不顾中方强烈反对，悍然单方面宣布所谓的“政改方案”，改变《基本法》规定的公民团体选举的间接选举性质，取消法团投票，变相扩大直选名额。

一些人甚至开始幻想，把香港作为对中国内地“民主化改革”的桥头堡。

中方对此早有警惕，在1992年10月8日,即彭定康推出所谓的“民主化改革”方案的第二天，中国就发表声明，香港的“特殊价值是经济中心，而不是政治中心”。

邓小平指出，“确实有人想搞乱香港，搜刮香港，留给我们一个烂摊子；想把香港变为一个政治纷争的中心，来和我们讨价还价。我们可以明确地告诉他们，你们办不到，你们对我们的决心和能力缺乏基本的了解。我们准备再造几个甚至十几个香港，我看只要政策对头，用不到十年，这就体现了我们的力量和自信。”

1992年开始，“十几个香港”果然在未来的20多年内快拔地而起。

这时候的深圳是一片热土，董明珠正在大街小巷挨家挨户地销售电器；柳传志正在为联想的新产品发愁；美的电器成为全国第一家由乡镇企业改制而成的上市公司；华为正踩在自己真正的起跑线，年销售突破了1亿元，但任正非又孤注一掷地投入JK1000交换机的研发，而且发誓如果不成功就从窗户跳下去……

奇迹的背景是巨大的资本落差，以及由此形成的投资势能。

1980年，香港人均GDP就已达到20000美元，而珠江三角洲的人均GDP是人民币786.36元。

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大量香港制造业跨过罗湖桥北上，产生独特的“前店后厂”模式，内地依靠低地价、低工资、低成本、特区的特殊优惠政策，大力吸引希望进行产业转移的港资。

但随着整个广东乃至全国的产业不断升级，香港的制造业逐步消失，香港主要的制造业大约80%以上的工厂或加工工序转移到了广东，其中转移到珠三角的占94%。

港资启动了珠三角的工业化进程，导致了珠三角外向型经济的快速发展，同时也创造了众多间接经济效益，比如技术、知识和人力资本在珠三角的外溢效应，珠三角基础设施建设的快速发展，以及珠三角人口受教育程度的快速提高。

1980-2003年，以当时价格计算，珠江三角洲的GDP总量由133.25亿元增加到11341.13亿元，人均GDP由786.36元增加到39782元，平均每年分别增长21.3%和18.6%。

世易时移，继续抱残守缺是没有出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