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一座故宫

《台北故宫》最后一集的配音结束了，走出编辑机房的时候，初冬的北京城已经暮色四合。华灯映出行人们平静安详的面庞。我这才回过神来，原来，历史的演进在湍急的奔涌之后又复归于静静的流淌。与我摩肩而过的人们谁会记忆起，75年前，也是这样的冬日里，也是这座城市中，无数的国之瑰宝悄然离去；60年前，又是一个萧索冬日，她们当中的精华部分再次漂向了一座美丽的岛屿。

《台北故宫》讲述了一段人与物的传奇，从庙堂之高到江湖之远。它是我们这个民族特有的一则故事，在世界的其他地方再也找不出类似的传说。

《台北故宫》的拍摄经历了太多的曲折。在此，我要感谢那些在最困难的时刻帮助过我们的人，在最迷茫的时刻安慰过我们的人，在最危险的时刻保护过我们的人，在最得意的时刻喊醒过我们的人……

在此，我更要向那些为本片的拍摄而默默承担的人们献上我最真挚的歉意。在两岸那些不和谐的日子里，是你们的担当换来了本片的完成。

历史和文化的某些部分不应再被尘封下去，如果我们这一代人还不为之付出的话，祖先会责怪我们。

2009年春节前夕，纪录片《台北故宫》完成了在央视一套的首播。那之后直到现在，媒体朋友们对于本片拍摄过程的关注和猜测，慢慢超越了她的内容和艺术性本身。在人们的一再追问之下，我均答之以"不知从何处说起"。

现在回想起来，当时的心境恰如礼花绽放过后的天空，茫茫然留下一片空白。在一个忙碌的间歇，我随手抄起身边的半张白纸，迅速写下了上面的那一段话，交给了热情的记者朋友们，算是对人们的交待，也算是对自己当时心境的一个速记，以免日后忘怀了。

其实，拍摄《台北故宫》的初衷很简单，就是想告诉人们，在北京紫禁城东南方向2000公里以外的一个地方，还存在着另外一座故宫。60年前，她从紫禁城的母体分娩出来之后，已经独自生长了一个甲子的时光，并且将紫禁城和明清皇室的遗传基因完整地保留到了现在。

一、永诀

《台北故宫》的拍摄周期跨越了四个年度。在这段漫长的时光中，我不得不经常与那一座故宫里的许多学者进行"餐叙"或者"茶叙"。在"叙"的时候，总有一个细节让我很不习惯。那就是，每当我向他们提出一个问题时，许多人总是先放下手中的碗筷或者茶具，然后将双手重叠，从桌上移下，轻轻地放在腿上，慢慢挺直上身，目光恭肃地注视着你，最后才开口说话。那做派雍容而淡雅，它拘束着我也不得不如法行事，其结果是一场简单的"餐叙"或者"茶叙"往往被拖得很久。

每次从台北回到北京，在最初的三、四天里，我居然也能保持着那份雍容淡雅的做派。但时间一长，肯定原形毕露，不管嘴里正在咀嚼着什么东西，都敢毫无忌惮地对别人念叨起王羲之、黄庭坚、米芾或是宋徽宗的名字。

那一年的中秋节，台北故宫的老专家高仁俊一家邀请我们摄制组的全体人员共进晚餐。摄制组有十来个人，全去的话必然会把人家四世同堂的中秋家宴搅得乱七八糟，于是我和我们的摄像师大哥作为代表前往。我是为了与老人聊出更多有关台北故宫的掌故来，而摄像师大哥则主要是想再见一见高仁俊的女儿——他年轻时的青春偶像兼梦中情人。

高仁俊85岁了，老伴也83了。他是台北故宫著名的青铜器专家。1949年1月，他作为中央博物院筹备处的人员，随着"海沪号"轮船把3500多箱文物从南京下关码头押运到了台湾基隆港。这是从南京运来台湾的第二船文物，也是数量最多的一船。船上有紫禁城文渊阁本《四库全书》，有故宫南迁的几乎所有的宋元瓷器，还有故宫与中博存在南京的全部青铜器，比如毛公鼎和散氏盘。坐着这条船来台湾的还有几个人，比如那志良、吴玉璋、梁廷炜、李霖灿、昌彼得等。如今，同舟共济的人们只剩下了他和昌彼得健在，其余的人早已埋骨在这座岛上了。

那个中秋节的晚上，老两口的兴致特别高。他们拿出了珍藏多年的58度金门高粱酒，左一杯右一杯地劝我，居然把我喝到了一种微醺状态，而两位老人却依然兴致不减。

就是在这样一种微醺的境界中，一小段从未示人的往事渐渐铺展开来。

60年前那个湿冷的冬日里，高仁俊就要登船了，曾昭燏女士又一次跑来劝他不要走。那一年曾昭燏40岁，官至中央博物院筹备处的专门委员，而高仁俊27岁，只是中博一名普通的学者。这位小弟弟对比自己大十几岁的才女姐姐抱有一种特别的情愫，而曾昭燏对这位不谙世事的年轻人也关怀有加。她希望高仁俊留下来，与她共建将来的南京博物院。毕竟，当时的南京已是"一片降幡出石头"的形势了。

遗憾的是，高仁俊没有留下。因为舱位有限，已经结婚的他只身登上了"海沪号"。后来，还是曾昭燏派人将高仁俊的妻子从上海接到南京，搭乘稍后的一班船去了台湾。

在那仓惶辞庙的日子里，曾昭燏拒不赴台，并且一直坚决反对文物迁台。她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写信给她的上级、教育部长杭立武，信中的措辞颇不客气，她说：

“运出文物，在途中或到台之后，万一有何损失，则主持此事者，永为民族罪人。”

三个月后，她又与徐森玉、王家楫等联名呼吁将迁台文物运回。

然而，人与物这一走，就再也没能回来。

1964年12月，曾昭燏从南京紫金山灵谷塔上纵身跃下，终年55岁。根据遗言，人们把她埋葬在她主持发掘的祖堂山下"南唐二陵"的左侧。

那一年，距高仁俊离开南京整整15年。

我问老人："当年为什么不留下来呢？"老人将酒杯贴在唇上，说："谁知道这一走就再也回不去了呢？"然后一仰脖，把58度的烈酒倒入口中。

曾昭燏是曾国藩的曾侄孙女，是中国现代博物馆学和考古学的先驱者之一。当年考古界"南曾北夏"之说中的"南曾"就是曾昭燏，而"北夏"则是她伦敦大学的同窗夏鼐。

这位出身世宦、学贯中西、诗书俱佳的才女后来一直没有嫁人，却成全了我眼前的这对老夫妻，使他们得以在台湾厮守一生，不至于像许许多多来到这里的人一样，将自己的另一半生命遗留在出发的地方。

曾昭燏（1909~1964）。陈寅恪曾有悼亡诗：“高才短命人谁惜，白壁青蝇事可嗟”。

曾昭燏墓

1949年元月初，运输第二批迁台文物的“海沪号”。高仁俊随此船文物来台。

二、空军玫瑰

辞别高府的家宴，我和摄像师大哥钻进台北的捷运，直奔郊外的淡水河口。

台湾人过中秋节有一个传统的保留节目，就是全民大吃烤肉。此时，炭火味混合着烤肉的香味，占满了整条淡水老街。摄制组的年轻人正在河边畅饮，桌上也是烤肉、月饼还有一种淡水当地出产的老酒。他们在商量明天的拍摄计划，我却再也没有心思参加讨论了。

淡水河在这里一冲入海，将喧嚣的大台北彻底抛在身后。冰盘似的一轮满月就那样稳稳地停在半空，将人间这一大片不知是海水还是河水的水面照出粼粼的万顷波光。晚归的船，挑着灯划向岸边，船家也要回来过节了。远处，潮水鼓荡着那片著名的红树林，发出一种深沉的低吼声。水的那边，就是大陆。

高仁俊夫妇在这个月圆的晚上又一次忆起了在水一方的故人。对于那位人称"当代李清照"的才女，夫妇两人恐怕一方是眷恋，一方是感恩。抑或两种心思掺杂在一起，共同充斥在各自的心头。不管怎样，这对夫妻揣着与今夜同样的回忆，已经一块过完了整整60个中秋节了。

身边，编导们正在起哄，他们撺掇摄像师大哥再为他们讲一讲他曾经的青春偶像兼梦中情人。

摄像师大哥姓杨，是一名退伍老兵，曾经参加过对越作战。当年在部队，他与许多年轻的战士一样，有着一个相同的爱好，那就是熄灯号响过之后，就钻进被窝，把头蒙严实，然后扭开半导体收音机，调到短波频道，收听一个来自台湾的声音。那是台湾军方在冷战时期专门制作的一档针对大陆"共军弟兄们"的宣传广播。广播中有一位女播音员化名"空军玫瑰"，在每晚的某个时刻，她准时用一种莺莺婉婉的声音，敲击着每一位收听她节目的人的心。现在看来，"空军玫瑰"播送的无非是一些流行歌曲以及思乡想家一类的话题，但她可能确实在那些情窦初开的新兵蛋子们心中留下了抹不掉的记忆。

就在几天前，我们在台北士林的一间茶舍里采访高仁俊先生，他女儿高凡庄照顾着老父亲。在布置灯光的时候，杨大哥不知怎的就聊起了当年"偷听敌台"的趣事，并且再次提起了"空军玫瑰"的名字。正在倒茶的高凡庄停了手，抬头问：

"还记得空军玫瑰呀？"

"当然记得。"

"想认识她吗？"

"想呀！"

"我就是。"

我现在已经记不清摄像师大哥当时的表情，总之不是如堕雾中就是恍若隔世，好半天才回过神来。

"空军玫瑰"已经徐娘半老，却风韵犹存，嗓音依旧清丽温婉。如今，她仍然供职于那家"敌台"——台湾中国广播公司。只不过现在这家"敌台"正与它大陆的同行们一起，又是做节目又是做生意，忙得不亦乐乎。

这也是一对故人，他们年龄相仿，在电波中神交已久。不久前，他们分属两个发誓要把对方消灭干净的阵营；就在刚才，却不知是怎样奇特的因缘，让他们坐在一起以茶代酒，说起了数不清的前尘往事。

台北的这个中秋之夜一下子塞给我太多的信息，让人来不及消化。此时，月下的淡水河与张若虚《春江花月夜》中的长江又有什么区别呢？"谁家今夜扁舟子，何处相思明月楼"。也许，不同的只是，这淡水河边的相思，比长江边上的相思更稠密一些吧。

高仁俊夫妇，身后站立者是他们的女儿——“空军玫瑰”高凡庄。

三、青史

台北故宫的图书文献处也许是我最熟悉的一座图书馆，这里的明清文献特别是清宫档案的收藏富甲天下。《台北故宫》脚本中的一些章节就是在这里完成的。

那是一个悠闲的下午，因为是工作日，图书馆里没有读者，我几乎是一个人霸占着这里所有的藏书。几天前，我打电话给台北故宫著名的清史专家庄吉发老先生，希望他能接受我们的专访。老先生以"不想被台湾某些人扣上一顶莫名其妙的红帽子"为由婉拒，但表示可以见面聊聊天。为能和这位清史大家"聊天"，我必须提前来这里准备一下功课。

我抱着一大摞检索好的文献去复印，却被那架过分精密的复印机搞得晕头转向。这时，身后一个老者的声音轻轻问我：

"小伙子，不会用吗？我帮你印吧。"

那是一位年逾耳顺的老人，中等个儿，戴着一副套袖，也抱着一摞书，正笑眯眯地看着我。他边帮我复印边问我："听口音你不是本地人吧？"我说是从北京来的。他说："前两天你们北京来了一个小伙子要采访我，我觉得不方便没答应。"我说您是不是姓庄呀？他说是呀，我叫庄吉发。我说："我就是给您打电话的那个小伙子"。

于是我们相视哈哈大笑。

那是一个静谧的午后时光，热带的阳光筛过庭院中高大的椰树，射穿图书馆巨大的玻璃窗，把婆娑的影子洒在一老一少两个人身上。我和庄老先生就这样各自抱着一摞书，斜倚在窗边，聊了很久。

老先生首先感慨于台湾清史研究的半途而废，更感慨于台湾众多的清史专家迫于形势而趋避美国。他说台湾史不是不能修，但为什么为修台湾史就非要停掉清史呢？我语塞在那里，不知道该怎样对这位饱学的老者解释这个再简单不过的问题。

老先生聊起的第二个问题在我看来却是一件非常重大的命题。他说，他曾多次建议北京的清史所，修清史一定要使用中国传统史书的"纪传体"体例和传统语言，这是对历史的承认和尊重。等到修中华民国史的时候再使用现代化的体例和语言。如此，才能让后人知道，历史之河是怎样流淌至今的。修史的人最忌讳的就是割断历史的延续性。

我还记得，那一刹那，我仿佛突然明白了中国人为什么把"历史"也叫做"青史"，为什么会在汉语中发明类似"名垂青史"或"青史流芳"这样的词汇。大概是因为青青的颜色代表着无染的境界，也可能是希望用青色的竹子缀成的史简最好不要被人扯断。

台湾的清史学家们很难看到北京"一档"的清宫档案，而大陆的清史学者更难看到台北故宫的清宫档案，这本身就是一段漫长而尴尬的历史。老先生说，为什么不能把两边的档案合在一处，两边的人也合在一处，大家一起来干，共修一部清史，岂不是一桩好事吗？

那天的谈话没有摄像机在场，在纪录片中也没有能够表现的地方。但是，那个"春殿语从容"的下午却比任何一次采访都让我记忆深刻。

记得几年前第一次来这座图书馆的时候，是为拜访馆长宋兆麟先生。访毕出门时，一抬头，发现一位老人的青铜塑像伫立在图书馆门前，老者身着一套笔挺的中山装，左手拄一根拐杖，右手夹着一本书，安详地注视着前方。我们都认得，那是蒋介石的塑像。在台北故宫的历史照片上，我无数次地见过这尊青铜雕像，他原本卓立在孙中山题字的"天下为公"牌坊后面的高台上，怎么突然间跑到这个角落来了呢？

宋馆长两手一摊，说道，如今他老人家在台湾已经不吃香了，这尊铜像已经被人家扫进历史垃圾堆了，是我把他请到这里来的。

我这才发现，以这尊铜像的尺寸，他摆在图书馆门口显然是大了很多。历史在它本来发生的地方就这样被"重新定位"了一番。不过，从最近台湾发生的一些事情可以看出一个朴素的道理——那些试图随意打扮历史的人，总是最先遭到历史的审判。

我要感谢这座规模不大却典藏颇富的图书馆。那天送别庄吉发先生之后我又重新坐回到书桌前，一页一页地翻看清史大家专门为我复印的史料。恰巧善本阅览室里一位熟悉的馆员经过，他说这么晚了你还没走，正好我们要提件修复三幅绘画，你要不要一起来看看。

能在台北故宫的善本阅览室里提件观摩古画，这是一种难以企望的殊遇。当年，酷爱古典绘画的宋美龄经常来台北故宫看画，她也只能在展厅里隔着厚厚的钢化玻璃，与所有普通观众一道欣赏。终其一生，这位"第一夫人"从来没有要求在其丈夫强权治下的这座宫殿为她提件观赏过任何一件宝物。更重要的是，不管是蒋复璁当院长还是秦孝仪当院长，他俩也从来没有为"第一夫人"的这一高雅嗜好提供过哪怕一次方便。

那天下午，我零距离地欣赏了三幅提件的清院本绘画，它们是《平定回疆图》、《午门献俘图》和《格腾鄂拉斫营图》。当时戴着雪白的口罩和手套，如临大敌般地双手迎送的情景恐怕终生难忘。我知道，这三幅作品不算台北故宫的顶级珍藏，但就这么近地看它们，纸和绢的纹理及画家的笔墨在纹理间游走的感觉一览无余，那观赏的效果远非隔着玻璃可比的。

庄吉发，台北故宫研究员，当代著名清史学家、满族史专家。

台北故宫图书文献处处长兼图书馆馆长宋兆麟

原本卓立于台北故宫正门口的蒋介石青铜塑像，现在只能委屈在图书馆门前。

1983年，宋美龄参观台北故宮，张临生为之讲解。

四、昆仑舰

台北的郊外有个地方叫左营，它是通往温泉圣地乌来的必经之地。我每次去"泡汤"的时候都会路过这里。每一次，我都会在街头默立一小会儿，用以悼念一个人。这个人叫沈彝懋，是国民党海军"昆仑舰"的舰长。1949年大年初二，他的军舰满载着1200多箱文物从南京下关出发，在船驶抵台湾后不久，沈彝懋舰长就在左营这个地方被执行了枪决。

当年，用以抢运文物的船共有三艘，前两艘船从南京开到基隆最多只用三、四天时间，而这最后一艘"昆仑舰"却在大海上跌跌撞撞地飘了23天才到。我知道，在"昆仑舰"上发生了一件惊心动魄的故事，而这故事的亲历者还有一人健在，他叫索予明。

索予明是高仁俊先生在中博筹备处的同事，高仁俊走后不久，他也登上了"昆仑舰"去执行一个相同的任务。如今，索公89岁了，双目几近失明。他一生专工漆器，书斋名叫"潜斋"，坐落在台北故宫的后山上。

那一天，是我第五次给索公打电话了。前四次他都以年老体弱、双目失明为由婉拒了采访。这一次如果又被拒绝的话，这件往事也许就要被彻底尘封了，因为没有证人证言的事绝不能写进纪录片的脚本中。

那一次我是幸运的，索公答应了。但有一个条件，只许录音，不许录像。

那天上午，在潜斋，索公对我谈起了往事。没想到的是，记忆之流一旦开闸便滔滔不绝。我发现，老人慢慢回到了他年轻时的角色，记忆清晰而准确，我悄悄示意摄像师打开摄像机，双目失明的索公似有所觉察却并未阻拦。

60年前的那个大年初二，昆仑舰开出长江口后，舰首却悄悄地转向了北方，向着解放区驶去。在这之前，沈彝懋舰长已与中共地下党组织取得了联系，他要将这1200多箱国宝，连同船上搭载的一所海军学校的全体学生一起，押往已经解放的上海。

国宝是新中国的文化命脉，而海军学校的全体学生则可以成为解放军组建海军的基干力量。遗憾的是，昆仑舰的副舰长褚廉方带领舰上的枪炮官和舰务官，将沈彝懋舰长连同起义的其他人员治服，囚禁在船舱里。褚廉方副舰长指挥着昆仑舰，躲过解放军从岸边实施的炮火拦截，向远洋驶去，当船抵达台湾后，沈彝懋的命运便可想而知了。

《台北故宫》首播之后，褚廉方的儿子与我们取得了联系，他现在以台商的身份在北京做生意，并且在许多年前与央视的一位制片人组建了家庭，过着安逸舒心的日子。我们立即对他进行了补充采访。他说："正看着看着电视，怎么电视里就突然说起了我的父亲，当时眼泪就怎么也止不住了。"

补充采访让我们得知了另外两件意外的事情。第一件是，褚廉方舰长依然健在，退休之后他便迁居新加坡，已经98岁高龄了。我们便在第一时间派出摄制组直奔新加坡。摄制组带回的消息是，老人身患重症卧床不起，已经不复当年年轻俊朗的海军将领的英姿，身边有他最小的女儿侍候。

第二件是，台北故宫的老院长秦孝仪先生当年就是搭乘沈彝懋和褚廉方的昆仑舰来到台湾的。那年，他还是一名28岁的普通公职人员，到台湾之后，他接替了陈布雷成为蒋介石的文胆。62岁那年，他又接替蒋复璁出掌台北故宫，一干就是18年。褚廉方退休后，有一天在儿子的陪同下要去参观台北故宫，孝公得知后降阶相迎。两位老人手挽着手走在展厅里，指点着身边的无价之宝，细数着哪一件是昆仑舰运来的，哪一件是他们在军舰上就认得的。

现在的左营已经不是当年行刑的法场了，大街上灯红酒绿，新修的捷运站简洁漂亮。每逢周末，台北市民便驱车拥到这里，直奔乌来去"泡汤"。没有人会知道，60年前，为了各自的主义，在茫茫的大海上，一场生死对决顷刻间分出了输赢。输的那个人静静地长眠在这里，而赢的那个人也静静地躺在家中。这赢与输经过60个春秋的打磨，到现究竟还有什么意义呢？

反过来想，假如"昆仑号"的航向刚好相反，那么现在，那1248箱无价的国宝应该陈列在北京的紫禁城中，那么秦孝仪会出任北京故宫的院长吗？没了孝公，台北故宫那关键性的18年又该由谁执掌呢？

1949年元月底，运输第三批迁台文物的“昆仑号”运输舰。

当年，中央博物院筹备处迁台人员合影。前排左起高仁俊、谭旦冏、李霖灿，后排左起索予明、麦志诚、周凤森

索予明赠送我的著作《中国漆工艺研究论集》

马英九为索予明先生（时年94岁）颁奖表彰

搭乘“昆仑舰”随第三批文物一起来台的秦孝仪，多年后出掌台北故宫。

秦孝仪手书的家宴菜单

秦孝仪手书的家宴菜单，属名“玉丁宁馆主人”。

五、绝交

在台湾，公职人员的住房长期以来和大陆一样，实行的是配给制。台北故宫博物院直属"总统府"管辖，属于"内阁"部院之一，为彰显其重要性，院长的官阶还要略高于其他各"部"长官。因此，台北故宫学者们的住房都是由院方出资，建在后山上面。住房按照学者们的级别不同分为若干档次和区域。

我与台北故宫前副院长庄严的儿子庄灵认识很多年了，每次去台北，我都要到他家里坐坐。他的家自然就是庄严先生的故居。这是属于副院长级别的一处院落，级别很高，房子其实很简单，无非是一个小院子外加一所功能齐全的平房。几十年下来房子已经很旧了，但因为是躲在山里，隔绝了人间的扰攘，枝头蝉鸣悠扬，地上浓荫匝地，是一处再好不过的幽居。

一个夏天，我又到庄灵家做客的时候，他和老伴陈夏生正在忙着打点行囊。他说，母亲不久前也去世了，按照规定，子女们就没有权利住在副院长的官邸中了，房子要交回院里。他们已经在郊外的观音山上相中了一套公寓，正在准备着搬去那里。

在台北故宫的后山上，散落着许多这样的院落。子女们都因为同样的原因搬走了，房子便没人照料，院中荒烟蔓草横生。庄灵说，现在台北故宫的当政者是些连老祖宗都不肯承认的人，谁还有心思管这些旧房子呢。

庄严家的院子和另外三家挨在一起，那三家的主人分别是蒋复璁、那志良和谭旦冏，这四家人比邻而居住了许多年。四家主人的名字都曾在中国文化史上留下过深深的印痕。那三所房子早就空了，庄灵夫妇是最后搬离这里的。

于是，摄制组的导演和摄像们便爬上墙头，忍着热带蚊虫的叮咬，用摄像机记录着四所院落的全局和细节，生怕不久后有人把它们拆了。

对庄灵先生的采访是在他观音山上的新家完成的。那一天，年近古稀的他面对镜头为我们奉献了四、五个小时的珍贵记忆——从60年前他十岁的时候随父母乘坐"中鼎号"运输舰把712箱国宝押运到台湾，到台中北沟村15年的山居岁月。

那时候，观音山中正在落雨，历史的一个个关键性细节伴随着簌簌的雨声落实下来。然而，让人遗憾的是，我找寻了许久的一封信，依然没有下落。庄灵说，我听父亲说起过这封信，台静农先生也说看过这封信，但我没有看过，找了好久也没有找到。本来，我托庄灵借搬家的机会将乃父的史料为我们彻底搜检一番，老人的确为我们找到了许多新东西。但是那封信却怎么也不肯露面，宁愿躲在传说当中。

那是60年前两个人之间的一封通信，一方是马衡，另一方是庄严。这封信很重要，因为那是两人之间的一封绝交信。

马衡，字叔平, 别署无咎，室名“凡将斋”，自号“凡将斋主人”。我国近代考古学奠基人之一，著名的金石学家和篆刻家。1881年(清光绪七年) 生于浙江鄞县，1918年任北京大学文学院国文系讲师，兼教体育。1922年任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考古研究室主任兼导师。1924年11月受聘于"清室善后委员会"，参与点查清宫物品。1934年4月任故宫博物院院长，在这一任上，他一直干到了1952年。

庄严，字尚严，号慕陵，室名"洞天山堂"。1899年（清光绪廿五年）生于吉林长春。著名书画家，尤工书法。现在，台北故宫正门前"国立故宫博物院"几个字就出自他手。1920年，庄严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1924年毕业后担任"清室善后委员会"事务员。历任故宫博物院古物馆第一科科长、安顺办事处主任、巴县办事处主任、台北故宫古物馆馆长。1965年担任台北故宫副院长，在这一任上，他干了四年。

展读两人的履历，会发现惊人的重合之处。同样出身北大，同一年参与"清室善后委员会"，又同样为一座故宫勤勤恳恳工作了一辈子。

60年前，北平围城之际，马衡下令关闭紫禁城东、西华门、午门和神武门，不许傅作义的大兵进驻故宫。杭立武迭电促其南飞和再次精选文物空运南京的命令，被他用拖字诀彻底拖黄了。当北平对外的陆路交通完全断绝后，马衡给两位老朋友各写了一封信。

第一封信写给了他的上级兼老友的杭立武。信中说：

“嗣贱恙渐痊而北平战起，承中央派机来接，而医生诫勿乘机，只得谨遵医嘱，暂不离平。”

又说：

“窃恐爱护文物之初心转增损失之程度。前得分院来电，谓三批即末批，闻之稍慰，今闻又将有四批，不知是否确实。弟所希望者三批即末批，以后不再续运。”

这分明是与老友摊了牌。但信中依然措辞委婉，称兄道弟。

第二封信写给了他的下级兼老友庄尚严，我们要找的就是这一封。

台北故宫的许多人都证明了这封信的存在，并且明确指出这是一封绝交信，信中马衡指责了庄严督运文物迁台的行为，并称为此不惜与之划地绝交。

第一封信发出的时间是1949年1月14日，第二封信应当距此不远。从时间上计算，这时，庄严一家和那712箱国宝已经在基隆登陆，并且沿着铁路线越过小镇杨梅，来到了台中糖厂的仓库。以马衡耿直的个性，这封信的措辞不会很客气。但庄灵和其他许多人都说，庄老夫子读信后并未怎样，只是轻描淡写地对友人们说了这件事。至于信的内容，据说除了台静农之外别人无从知晓。

在历史的关节点上，既有师生之谊，又有老友情份的两个人，各自朝着相反的方向迈出了一步，再想抽身已经来不及了。从此，他们分道扬镳，天各一方，至死再没有互相问候过。

1952年，马衡被调离故宫，1955年3月26日郁郁而终，享年74岁。生前，凡将斋主人曾把自己收藏的甲骨、碑拓等文物捐献给故宫；身后，他又将家藏的金石拓本9000件、图书1600部全部捐出。捐献的书籍和文物足足用了两周时间才清点完毕。

"自从宣统出宫，我便入宫，当的不是皇帝，而是一个维护民族文物、国家重器的老宫人"，这是庄严1969年8月荣休时说的一句话。到这一年，他已经为故宫博物院整整服务了45个年头。1980年3月12日，洞天山堂主人因直肠癌病逝于台北，享年82岁。弥留之际，他对庄灵轻轻地念叨着："北平，北平……"

庄严曾用这样一首小诗描摹过自己的心境，诗曰：

我与青山结宿缘，岩居招隐四十年。

此日披图重太息，何时归卧故乡山。

而我觉得，台静农写给他的挽联才更贴切：

历劫与建业文房并存，平生自诩守藏史；置身在魏晋人物之间，垂死犹怀故国心。

1948年12月，运输第一批迁台文物“中鼎轮”。庄严一家几口就是押运此批文物来台的。

马衡（1881-1955），1933年10月至1952年任故宫博物院院长。

杭立武（1903-1991），1949年9月至1956年6月任“国立中央博物图书院馆联合管理处”主任委员。

1949年1月14日，马衡致信杭立武，称病不能南飞，同时希望运台文物第三批即为最后一批。

台北故宫副院长庄严。身后台北故宫扁额为其手书。

庄严在台中北沟的书斋“洞天山堂”

洞天山堂主人

庄严（左）在老友台静农（右）于台北温州街寓所“歇脚盒”留影。（庄灵摄）

庄严（左）、台静农（中）、张大千（右）在张大千义弟张目寒家中小聚。（庄灵摄）

聚精会神赏画。左起：台静农、庄严、张大千、张目寒。（庄灵摄）

1978年，张大千返台定居，住在台北故宫附近的“摩耶精舍”，庄严常来坐客。（庄灵摄）

庄严之子庄灵，著名摄影家

六、青青犹未悟

台北故宫的展厅占据了主楼的三层，第四层是一个叫做"三希堂"的地方。当年，秦孝仪仿照紫禁城三希堂的规制，在这里修建了一个一模一样的三希堂。后来接管台北故宫的那拨人觉得这里太"中国"了，便把它改造成了一间茶餐厅。但是，"三希堂"的名字被人叫惯了，不好改，便沿用下来。这里的餐具乃至餐巾纸上都印着"三希堂"三个字。

有一天，我约了台北故宫书画组组长胡赛兰女士来这里做采访前的沟通。我们品尝着台式的灌汤包和大禹岭的乌龙茶，她正在为我详细讲解着《快雪时晴贴》和《溪山清远图》的妙处。说着说着，她突然提起了她的老师溥心畬，我这才知道，她居然是溥心畬正式的入门弟子。于是，正常的工作话题被打断，我们聊起了溥心畬。我因此还得到了一个有关宋美龄向溥心畬拜师的正版传说。

溥心畬，原名爱新觉罗•溥儒，初字仲衡，改字心畬，自号"西山逸士"。1896年9月2日（清光绪廿二年七月廿五日）降生于北京恭王府。他是道光皇帝的嫡曾孙，恭亲王奕的次孙。自幼有神童之称，出生满五月蒙赐"头品顶戴"，四岁习书，五岁拜见慈禧太后，从容廷对。六岁受教，九岁能诗，十二岁能文。

本来，溥心畬是能当皇帝的，因为慈禧太后非常喜欢这个孩子，召见之后夸他："本朝灵气都钟于此童"。但据传，光绪帝病危时慈禧选皇帝，溥心畬当廷大哭想家，结果落选，举家为之欢腾不已。

三十年代，溥心畬就与张大千齐名，当时画坛"南张北溥"之说中的"南张"是张大千，"北溥"就是溥心畬。那时，溥心畬已被封为"国画北派青绿山水正宗首座"。台北故宫老院长蒋复璁这样评说他的画风："峻秀灵洁，顿挫抑扬，徐徐挥运，逸韵难穷；用墨清幽沉静，淡而弥厚，浓而愈活；赋色名澈，清丽和雅，莽莽苍苍，笔墨所至，有无限生机。"

1949年10月18日，新中国成立不久，那天夜里，溥心畬藏在一艘小船里，从上海冒险偷渡至舟山群岛（当时舟山仍为蒋军所据），又从舟山辗转赴台。关于这次南渡，溥心畬曾赋诗纪事：

序：己丑八月二十七日，夜半藏舟，暗渡吴淞，三日舟至舟山，同行者章宗尧也。

暗渡吴淞口，藏舟一时轻。

片云随客去，孤舟挂帆行。

岛屿分旗色，风涛记水程。

海门吹画角，梦断北时声。

到台湾后不久，衣食无着的溥心畬给蒋介石写了一封信，说："我清心寡欲，生活上流离半生，但精神上从来没有颠沛过。现在，我跟着你来了台湾，连个栖身之处也没有。"于是，蒋介石专门拨付了一套平房给他。

在台湾，有关宋美龄向溥心畬拜师学画的掌故同时流传着好几个不同的版本，版本不同，内容却大同小异，都说溥心畬很干脆地一口回绝了。但那天，胡赛兰给我讲的版本却不一样，她说，溥心畬起初并未拒绝，只是提了两个条件：第一，他不给宋美龄单独授课，宋要学画，必须跟其他弟子一块学；第二，拜师要行拜师礼，要跪拜，还要磕头。

我问，这与拒绝又有什么区别呢？胡赛兰说："不一样。在宋看来这是拒绝，在溥看来，这已经是作出巨大让步了。"

完全美式教育的宋美龄在这个问题上恐怕永远无法窥透这位前朝"旧王孙"的深层内心。

1932年，溥仪在"满洲国"当了伪皇帝，溥家的兄弟们趋之若鹜。溥心畬却拒任伪职，并以一篇著名的文章《臣篇》痛斥溥仪"九庙不立，宗社不续，祭非其鬼，奉非其朔"，继而怒骂这位堂弟"作嫔异门，为鬼他族"。

南渡之后，蒋介石在给了他一套平房的同时，也给他了一个"考试院委员"的官当。他又给蒋介石写了一封信，说"政府给我房子，我要，给我个委员，我不敢当；我是有过荣华，好不容易荣华尽褪的人，我还是去教师范吧。"于是，这位"北宗山水第一人"就在台湾师范大学艺术系做起了一名教书匠。

其实，拒任伪职、拒绝当"中华民国"的官、拒绝教"第一夫人"画画，在溥心畬看来是同一件事——凄凉旧时王孙，"为鬼他族"的事自然不齿，倘若一时不慎出仕"后朝"，继而在没有严格的拜师程序的情况下，摧眉折腰地侍奉起"第一夫人"来，那溥儒岂不沦为赵孟頫一流人物？

后来，宋美龄退而求其次，拜在了黄君璧门下。黄君璧其实并不逊色，在台湾，张大千、溥心畬和黄君璧并称"渡海三家"。

我渐渐相信了胡赛兰的版本是正版。第一，我细数了溥心畬的履历；第二，胡赛兰组长是溥心畬正式的入门弟子，除了近距离相处外，她拜师，是磕过头的。

胡赛兰说，溥心畬曾对弟子们说过这样一句话：如果你们将来都成了专业画家，那便是我的悲哀。这话就更加符合溥心畬的取向了。

溥心畬的另一个悲哀在于，平生才干都被画名所掩，几乎不为外人所知。其实，这位旧时王孙精于骑射，18岁毕业于北京法政大学，27岁获得德国柏林大学天文学和生物学的双料博士。他自许平生大业为治理经学，绘画在他看来只是文人余事，登不得大雅之堂的。他在台湾收徒时要先考作诗，诗作得不好的不要。教绘画时却把更多的时间用来讲授"十三经"，结果把好多学生都讲跑了，但留下的便成大家。比如台北故宫的副院长江兆申，其他还有萧一苇、吴咏香、傅佑武、刘河北、梁秀中、罗芳、王懋轩等人。

1963年11月18日，溥心畬因喉癌溘然长逝，年仅68岁，人们把他葬在了阳明山上。据胡赛兰讲，溥心畬得喉癌是因为晚年烟不离手，常常一边教画一边一根接一根地吸烟。

90年代，溥家长子把溥心畬的书画作品和部分收藏委托台北故宫博物院代为保管，其中书法 175 件、绘画 292 件，其它收藏包括书画 13 件，砚石、印章、瓷器等 58 件，总计 543 件。我曾在台北故宫书画展厅里拜读过他的《鬼趣图册》，而那方"旧王孙"的闲章却怎么也没有找到。

在台北，还有人津津乐道于三十年代张大千与溥心畬的一次诗书画合璧的佳话。相传有一天张大千前去拜访溥心畬，突遇狂风，大千灵感所至画了一幅画，画中一棵缠满青滕的大树被风吹倒。溥心畬七步成诗，吟道：

大风吹倒树，树倒根已露。上有数枝藤，青青犹未悟。

溥儒，字心畲

溥心畲在作画

“南张北溥”同归台湾

渡海三家——张大千（左三）、黄君璧（右三）、溥心畲（右二）

溥心畲书法作品《东坡志林》 （1937年）

溥心畬画作《蟹志图》

七、从衍圣公到奉祀官

第一次认识张临生是在很多年前的一次宴会上，当台北的主人介绍说这位女士名叫张临生的时候，我大为惊讶，那样子可能和我们的摄像师大哥初见"空军玫瑰"时很像。更早以前，她是我在历史照片中见到的人物。照片中的她青春韶华，穿一袭旗袍，正在为日本天皇裕仁夫妇做讲解。

那是60年代台北故宫在日本举办展览时拍的照片。当时，张临生还只是台北故宫一名普通的讲解员。多年之后，她升任副院长，并在2000年的时候与秦孝仪一起退出了台北故宫的舞台。

在我印象里，台北故宫任何大小事情好像都逃不过张临生的记忆。大到蒋、秦两位老院长的历史功绩，小到哪位老先生和哪位老先生互相赌气，谁家的儿媳妇和婆婆闹别扭等等她全知道。

2008年的夏天，我去她家作客。她先生是台湾清华大学的教授，精于茶道。他用一把清朝的紫砂壶为我泡了一壶老普洱，我装腔作势摇头晃脑地品了半天，也品不出个中滋味，只得连声称妙。

我这次来，是要向张临生解释片中的一个细节，她对我执意要在片中提到的这个历史细节不太高兴。这个细节涉及到一个人——孔子第77代孙、末代衍圣公、大成至圣先师奉祀官孔德成。

那是40多年前一个春天的下午，当时故宫迁台文物还躲在北沟的大山中。梁廷炜先生打开库房大门做例行检查，发现《四库全书荟要》中的10册被雨水浸泡粘连在一起，已经无法揭开了。这是一件天大的事。梁廷炜和联管处故宫组组长庄严立即层层上报。

被泡坏的10册《四库荟要》是故宫633号箱中的《左传注疏》二册、《春秋权衡》二册、《春秋左传事类始末》五册，以及856号箱中的《栾城集》一册；另外1021号箱中的23册书籍也发生了霉变。

这件事让所有的人傻了眼。不久，"监察院长"于右任发来一道措辞严厉的公函，称："其损失情形如何，主管人员有无失职咎责？应予调查，以明真相。"当时，担任联管处主任的正是孔德成，在强大的压力面前，虽经多方慰留，最终还是引咎去职。

对于另外两位直接责任人梁廷炜和庄严的处理结果是，二人"任职年久，服务勤慎，此事又系梁科长自行发现，应从轻议处。" 说是从轻，但仍然给了庄严申诫、梁廷炜记过一次的严厉处分。

这是1933年故宫文物迁出紫禁城以来整整30年间唯一的一次损失，其原因竟然是库房附近的小孩玩耍时用石头砸碎了库房的屋瓦所致。后来，联管处故宫组又将粘连、霉污的《四库荟要》重新抄写修补，共依原书式样重抄866页，修补1300多页，基本恢复了原貌。

张临生和孔德成是忘年交，她说起衍圣公大人就像说起邻家的老顽童，她家玄关处挂着的就是奉祀官的墨宝。出于"为圣者讳"的原因，她对我们要在片中讲述上面的那个故事不以为然。

孔德成，字玉如，号达生，孔子第77代嫡孙。1920年2月23日他降生的那一天，北洋政府于曲阜鸣礼炮十三响，以庆圣裔不辍。百日当天，大总统徐世昌袭封"衍圣公"，是为第77代衍圣公，也是最后一代。1935年，民国政府为适应共和政体，改衍圣公封号为"大成至圣先师奉祀官"，仍为世袭官位。孔德成因此成了末代衍圣公和首任奉祀官。

1949年4月，孔德成从美国辗转来到台湾，复建了台北的家庙。当大陆的文物一船一船运来台湾之后，杭立武在台中糖厂成立了一个机构，并为这个机构取了一个冗长而拗口的名字——"国立中央博物图书院馆联合管理处"，简称"联管处"。杭立武是第一任主任，1956年8月杭立武调离，孔德成继任。

张临生虽然离开台北故宫许多年了，但对这里的感情很深很厚，她显然不愿意我们在片中说起《四库荟要》被雨水泡坏的往事。我最终说服了她，我的理由是"不以一眚掩大德"。她也答应说服孔德成接受我们的采访，但适逢老人家偶感微恙就拖了下来。我也没有在意，认为以后有的是机会。

2008年深秋的一个下午，我突然接到张临生从台北打来的电话，她告诉我，今天上午10时50分孔德成安详辞世，享年89岁。这成了我们摄制组第二个无法弥补的憾事。第一个是，2006年底，当我们正准备采访秦孝仪的时候，转过年的1月7日，他也安详辞世。

身后，孔德成被安葬在台北县三峡镇龙泉公墓，他是第二位没能入葬曲阜孔林的衍圣公。第一位是第48代衍圣公孔端友，因为当时是南宋。

衍圣公制度始于西汉初年，汉高祖十二年，刘邦册封孔腾为"奉祀君"。从此世袭罔替，直到1935年的孔德成。其间，北宋仁宗至和二年（公元1055年）改封衍圣公，也相沿不改直到孔德成。

不久前，马英九册封孔德成的长孙、孔子第79代孙孔垂长为"大成至圣先师奉祀官"，这是第二代奉祀官。本来，他应该是第79代衍圣公。奉祀官是当代中国最后一个世袭的官爵，在如今的台湾，它更是那些铁了心要"去中国化"的人们必欲去之而后快的绊脚石。我不敢猜想，圣人家族手中这根接力了二千多年的文化权杖，还能往下传递多少代。

孔德成（1910-2008），1956年7月至1964年4月任“国立中央博物图书院馆联合管理处”主任委员

1986年，张临生与孔德成在張大千“摩耶精舍”

张临生（右一）、孔德成（右二）、吴大猷（右三）、邓淑苹（右四）于台北故宫近代馆合影

孔德成手书金文“康乐纯全 福禄永年”。摘自台北故宫藏西周“颂壶”铭文。

张临生初入台北故宫，时年23岁

张临生入职台北故宫时的准考证

庄严写张临生的信

庄严写给张临生的信

孔子79世孙，当代“大成至圣先师奉祀官”孔垂长，在山东曲阜主持祭孔大典。

八、傅园

在台北，我到过最多的两个地方，一个是台北故宫，另一个是台湾大学。台北故宫小隐于野，藏在外双溪的山中，等着人们去朝觐；台湾大学中隐于市，坐落于大安区的罗斯福路上。这里是台北典型的繁华地段，不管白天还是夜晚，总是车如流水马如龙。

走进台大正门，向右拐，有一条细细长长的小路，它领着人们往前走，前面，是一座相对独立的园林。园中古木参天，热带炙人的阳光硬是照不进来，厚厚的青苔长在石板路上，走在上面要小心滑倒。园的正中是一座古希腊式的穹顶，十六根粗大的廊柱环侍在侧。穹顶下方是一个大理石砌成的石棺，棺的正面有七个篆体字——"傅校长斯年之墓"。

傅斯年就葬在这里，这个小园因而也叫傅园。在台大，有两样东西最值得为外人道，一个是傅园，另一个是傅钟，它们总是同时被人们提起。每当上下课时傅钟都会敲响二十一下，这是个典故，它缘自傅斯年的一句话——"一天只有二十一小时，剩下三小时是用来沉思的。"

傅斯年也是当年文物迁台的主谋者之一，他的"史语所"共有976箱文物动运到了台湾，在文物迁台的六个机构中，数量仅次于故宫，超过了中博筹备处和中央图书馆。这976个箱子里装的是安阳出土的殷代铜器、玉器、石刻和甲骨。其中甲骨25000多片，几乎占我国现存甲骨数量的一半；另外还有史语所的全部藏书和大批明清档案，包括北宋景佑刻本《史记》、宋本《南华真经》、明抄本《明实录》等等。来台之后，史语所的箱子都留在了小镇杨梅，并没有随大部队前往台中糖厂和北沟。后来，"中研院"在台北南港复建，这批东西就运往了那里。

1949年4月，北平文化界群起声讨文物迁台，9日，《进步日报》全文刊载了声讨檄文，文章的副标题是"应宣布傅斯年等为战犯"。

谁都有可能留在大陆，唯有傅斯年不可能。在那一代学人中，傅斯年的"反﹒共"是出了名的。然而，当我们细读傅斯年平生著述时会发现另外两句有意思的话。第一句是，"平情而论，果然共产党能解决中国问题，我们为阶级的缘故，丧其性命，有何不可？"第二句是，"我平生的理想国，是社会主义与自由发达的国土。有社会主义而无自由，我住不下去；有自由而无社会主义，我也不要住。"

傅斯年绝决的立场并非来完全源于"共产"与"自由"二者的主义之争，这其中另有隐情。制造这一隐情的不是别人，正是他的第七世祖、大清王朝"开代文章第一家"——傅以渐。

顺治三年，正当顾炎武"东至海上，北至王家营，仆仆往来"于各股抗清力量之间时，傅以渐参加了顺治朝的殿试，并一举夺魁。就这样，他成了满清入关以来的第一位状元。从此，他把毕生的才情奉献给了顺治皇帝，并累官至武英殿大学士、兵部尚书衔，是有清名符其实的一代贤相。

在傅斯年繁多的史学著述中，我们找不到有关这位显赫祖先的只言片语。短短54年的人生旅程当中，他更羞于对别人提起傅以渐的名字。一种莫可名状的耻辱感躲在爱国者的内心深处，以至于在他的潜意识中形成了一道深深的伤痕。这位伟大的爱国主义者因了先祖的失节而变得更加激进，激烈的反日和反俄言论在他的著述中俯拾皆是。越是到了人生的晚期，随着抗战的胜利，他的矛头越指向苏联，并进而认为中共是苏联的马前卒和代理人。如此，傅斯年完成了从"仇俄"到"仇共"的心理转换。

在"党国"的最后关头，他拒绝了李宗仁邀其参与国共和谈的请求，并在回信中直言："共产党……绝对走苏俄路线，受苏俄指挥，而以中国为美苏斗争之先锋队。"

傅以渐曾先后担任《明史》、《清太宗实录》的纂修官，以及《太祖圣训》、《太宗圣训》、《通鉴全书》的总裁官。按道理，作为一代最重视"材料"的史学大家，傅斯年应当备加推崇这位七世祖才对。然而相反，他为之背负了一个沉重的心理十字架。

傅斯年的心理支柱是顾炎武。1928年，史语所刚创办时他便为办所立下了三条"旨趣"，其中"第一条是保持亭林（顾炎武尊称亭林）、百诗（阎若璩字百诗）的遗训"。顾炎武成为傅斯年心理支柱的原因大概有三个：第一是因为他的学问，第二是因为他拒不仕清，第三则是因为他亲身参与了武装抗清。我猜，后两个因素在傅斯年心中的份量不知要比第一个大出多少倍。

"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顾炎武的这句名言唱响在傅斯年短暂的人生旅途当中。完全可以这样推测，在傅看来，蒋家王朝亡于中共不算"亡国"而算"亡天下"，后者比前者要可怕得多。

300年前，明清鼎革天下将"亡"的关头，他的先祖竟率尔降清；300年后，又一个"亡天下"的考验摆在了傅家后辈的面前。在南京围城之际，傅斯年随身携带着一大瓶安眠药。可以想见，一旦城破而傅斯年未能逃出，一代大师必定饮鸠死节，除此之外，不再会有其他悬念。

1949年的鼎革，到底算"亡国"还是算"亡天下"？这是历史出给整整一代士人的选择题，每个人都在拷问自己。选择是"亡国"不是"亡天下"的，留在了大陆；选择是"亡天下"而非"亡国"的，则追随"先朝"去了台湾。曾昭燏和马叔平选择了前者，而孔德成、溥心畬、庄尚严和秦孝仪的答案可能和傅斯年是一样的吧。

其实，傅斯年到台湾之后的作风依然故我。1950年，麦克阿瑟访台，蒋介石亲至机场相迎。是时，三军司令、五院院长肃立两旁，唯傅斯年口衔烟斗，神态自若，与蒋、麦二人并坐沙发寒暄。岛内媒体为之赞曰：“在机场贵宾室，敢与总统及麦帅平坐者，唯傅斯年一人而已。”

我在傅斯年的墓前默立良久，除了那个七篆书之外，墓上并没有墓志铭。台大中文系教授黄得时曾经请傅斯年写字，谁知他竟提笔写了"归骨于田横之岛"七个字。屈万里先生曾建议把这七个字也刻在墓上，我猜恐怕是调子过于低沉了吧，最终没能实现。

台湾大学与台北故宫是一对教学相长的兄弟，两边的教授和专家互为师生，直到今天依然如此。我一直觉得，只是因为有了傅斯年，台湾大学便是北大精神在台湾的继续，也是五四余脉在台湾的具体化现。

现在，当人们提起"五四运动"的时候，最先想到的可能是鲁迅、李大钊、陈独秀和胡适之等人。殊不知，1919年5月4日当天，肩扛大旗，走在队伍最前头的那个人，正是傅斯年。

1949年，傅斯年在台大校长室工作

台大 傅园

台大 傅钟

傅钟

我在傅园傅斯年墓前的留影

注：本文写于2011年，先后刊发于《紫禁城》杂志和《光明日报》，并入选2011《中国文年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