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期的国际旅行：突围记

亚洲，欧洲，非洲

2月7日，李文亮医生离世那天，我决定出国旅行一段日子，待国内疫情平息再回。当时许多国家针对中国公民发出了旅行禁令，往来中国的航班也大面积关停，但若仔细研究对比各国政策就会发现仍有一些对中国人网开一面的境外目的地，比如泰国、阿联酋和大部分欧洲、非洲国家。而另一些对中国公民入境采取限制措施的国家如美国、新加坡、澳大利亚，也只是规定最近14天内到过中国的非本国公民不得进入，真想去的话只要利用泰国、阿联酋或欧洲作跳板，“隔离”14天后再飞即可。西方国家中还有瑞士这种奇葩，非但不限中国公民入境，还特许因航班取消而滞留瑞士的中国公民申请签证延期，可逗留90天之久。

曼谷轻轨上，大约半数乘客戴口罩

泰国依然开放落地免费签，于是我先从上海飞到曼谷。在廊曼机场，排队办签证的清一色都是中国人，不见印度人、俄国人，过关速度比以前快得多。看来中国旅客被有意隔开了，过了边检才和其他国家的人汇合。目测中国人百分之百戴口罩，泰国人少说也有百分之八十戴，印度人六七成。西方人总是没几个戴口罩的，还有人将它拉下来罩在下巴上。

曼谷依旧洋溢着轻松享乐的生活气息，除商场、地铁、轻轨等人流密集的室内场所，基本没有戴口罩的必要。当时全国累计只有32人确诊感染新冠病毒，我落地那天新增7例，其中3名泰国人、4名中国人，而4个中国人里有3人是已确诊感染者的亲属，另1人来自湖北。

我自觉遵守“社交距离”原则，独来独往，尽量在空旷的室外活动，与人保持两米以上距离。万佛节长周末，泰国东北部呵叻府发生连环枪杀案，令人震惊，但不影响首都过节气氛，湄南河上节日礼花照常绽放。住处附近的春暖寺轻轨站，有时会见到几个年轻可爱的男女志愿者向路人发送免费口罩，我也领了两个。

游客扎堆的地方我没有兴趣，想做的事无非是看电影、理发、游泳、逛书店之类。我发现水上巴士票价从20铢下调到了15铢，尽管过去一年里泰铢升值了，物价却没涨多少，曼谷出租车起步价二十年如一日稳定在35铢，下馆子吃饭也感觉不到物价压力。融入曼谷城市生活后，渐渐就忘了社交距离这回事，我应约和朋友Ray一起喝科罗娜啤酒（我称之为“冠啤”，自从新冠病毒流行以来，这个牌子的啤酒因为名字“Corona”而“躺枪”）、游泳，有天晚上还到北边Ari区跟两个从北欧来泰国过冬的朋友Ulf和Synne吃饭。说到疫情，他们认为武汉确实形势严峻，但其他地方不必小题大做，我表示同意。我们几个都没有意识到当时过于乐观，只觉得有幸身处非疫区，不应把“活着”作为第一目标，而是要“像人一样生活”。

仅仅出国十来天，感觉已恍如隔世，曼谷就像减压舱，帮我做好了远行的心理准备。下一站飞往马德里，为了打发在北京十几个小时的中转时间，我决定进城走走。

比起曼谷，北京无疑是另一世界。街上几乎不见行人，但我偶尔想脱下口罩透一口气时还是会紧张地环顾四周，确定附近无人才敢解开口罩。三里屯商业区整个被圈起来只留一两个出入口，负责把关的人举起额温枪对准我——“正常”，进咖啡馆又测一次，那东西似乎不灵，瞄了又瞄，最后抵到脑门上才读得出数字。整个白天，我费力寻找依旧营业的餐馆、咖啡馆，百无聊赖地坐到天黑再折返机场。悄悄来悄悄走，不肯惊动北京的朋友们，因为我不确定自己是不是一颗无症状的大病毒。再说，如今在北京即使进出自己家都需要凭证，我不能给别人制造麻烦。

马德里埃尔拉斯特罗周末跳蚤市场上的旧货摊。

2月20日飞抵马德里，再次恢复无口罩的自由身。当时西班牙全国只发现3例感染者，其中两例不在大陆，分别在加那利群岛和巴利阿里群岛，第3例在瓦伦西亚。在市中心的米盖尔市场吃海鲜tapas，只见众多摊位一如往常坐满食客，愉快的氛围使前一天北京一日游压在我心里的阴霾一扫而尽。五年不见米盖尔市场，这里多了些贴有微信支付二维码的食档，却见不到其他中国游客。

两天后，从马德里飞到摩洛哥的丹吉尔，“无口罩旅行”算是正式开始了。当时并不知道，意大利北部一些地方即将爆发新冠病毒社区感染。

摩洛哥不戴口罩

丹吉尔要塞城堡上，年轻人在眺望一海之隔的西班牙。

在丹吉尔时遇到一个福州来的游客，已经在路上行走一月有余，向我诉了一通苦，说在高加索某国时当地人一听说她是中国人就掩面逃开，像避瘟神一样。相比而言摩洛哥人算很友好的了。

仅有的小烦恼是经常路遇无知的小孩，走过我身边时会恶作剧地叫：“Corona！”有时不只是小孩，从他们说的阿拉伯语里我辨得出这个敏感词语。在首都拉巴特与我合住同一套公寓的马来西亚华人Om（我猜这个字是“安”）也有同样遭遇，他对此颇有些忿然：“难道长了一副东亚面孔就等同于冠状病毒！”他开玩笑说，有一次实在被耳边议论纷纷的“Corona，corona”惹毛了，差点转身走到那人面前故意咳嗽，看对方有何反应。

3月2日，我在卡萨布兰卡听到摩洛哥检测出首例新冠病毒的消息。感染者是一位居住在意大利的摩洛哥籍男性，4天前乘飞机回国，在卡萨布兰卡确诊。很快地，第二例也见诸报道，女性，也是从意大利北部输入，也是在卡萨布兰卡确诊。

报摊上出现最新一期摩洛哥法语新闻杂志“TelQuel”，封面上是个戴口罩的摩洛哥小伙子，口罩上写着大标题：“冠状病毒，摩洛哥准备好了吗？”头条文章导读里说，摩洛哥已经采取了各种应对措施，然而民众怀疑这些措施能否奏效。

卡萨布兰卡暂时波澜不惊，街头不见任何人戴口罩，街市依旧熙熙攘攘。我找到上世纪四五十年代名气很响的“小拇指酒馆”，现在模样很潦倒，只见中老年顾客，大白天躲在里面喝闷酒。想当年，写《鼠疫》的加缪喜欢在这里喝马提尼，唱《玫瑰人生》的皮亚芙会进来点一杯红酒，写《小王子》的圣埃克絮佩里则会点啤酒。我坐到陈旧的吧台前，点了一瓶Spéciale牌啤酒。

唯一一次有些异样的经历，是在一家华人餐馆。刚进门，一位黑人服务生就举着额温枪来量我体温，自离开北京后还是头一回。就连马德里机场和丹吉尔机场都不用测体温，被额温枪“射击”可以说是中国式待遇了。翻开菜单，竟有一整页“猪肉”，在摩洛哥从没见过。其中“鱼香肉丝”估计不好翻译，译成了“蒜汁猪肉”（Porc sautée à l’ail）。另有一类菜写着中文字“家畜”，我研究了一下，原来是牛羊肉。

最初两例确诊之后，直到3月10日摩洛哥一直都没有新增。离开卡萨布兰卡后我去了大西洋海港莫加多尔，一到那儿就明白了为什么希区柯克的《鸟》是从这个地方获得灵感的——岸边海鸟纷飞，好像随时会俯冲下来攻击游人。奥逊·威尔斯选择把莫加多尔作为《奥赛罗》的外景地，让一个北非大西洋海港扮演莎翁笔下的“塞浦路斯一港口”，主要原因是预算限制，却也有意无意指涉了奥赛罗的摩尔人身份。莫加多尔的海风出奇猛烈，让我想到保罗·索鲁在《海格利斯之柱》里描写的地中海的风，虽不到灾难级别，但无处不在，仿佛能钻进人的头脑，让人坐立不安，无法思想，夜不能寐。我在莫加多尔那两天，风实在太大，街上的人都掩面而行。细沙钻进了嘴里，牙齿一嚼沙沙作响。而且风向捉摸不定，它能聪明地把我脖上缠了两圈的围巾解开，差点刮进大西洋。在风中瑟瑟发抖的游客几乎都是德语口音，几乎每个人都在剧烈咳嗽！我不禁警惕地想，意大利爆发疫情后，德国是否也开始呈现上升态势？

丹吉尔古城中，14世纪大旅行家伊本·白图泰之墓附近小巷。

摩洛哥确诊的第三例是在马拉喀什，看到新闻时我刚去过马拉喀什的摩国头号旅游景点马若雷勒花园，那天游人如织，入场排队半小时不止。这座花园从前是法国时装设计师伊夫·圣罗兰与同性伴侣皮埃尔·贝尔热的私宅，如今两人都已作古。在我看来，马若雷勒花园设计上最成功的地方无疑是粉蓝衬艳黄的色系搭配，又沉又跳，配上本地固有的“马拉喀什红”和九重葛那燃烧性的紫红色，效果就像打翻了颜料瓶。正流连其间，劈面遇见一个戴口罩的东亚女人，我吓了一跳，本能的反应是“离她远点”。不戴口罩已久，我理解了西方人为什么一见戴口罩者就会条件反射般以为那人有病。在国内恐怕恰好相反，如果满大街戴口罩的人里只有我一个不戴，估计所有人也会避我唯恐不及。

启动B计划

这段时间，我紧张地关注着中国和泰国新冠形势的变化。定于3月14日从丹吉尔飞回马德里，16日从马德里经北京飞曼谷。让我焦虑的是泰国入境政策自3月上旬起有些微妙变化，据媒体报道，泰国即将要求外国游客出示2日内新冠病毒检测阴性的健康证明才被允许登机，但究竟会不会执行、何时开始执行尚不明确，官方说法每天在变，令人摸不着头脑。这一要求一旦真正执行起来，绝大多数乘客都只能取消泰国行程，因为在3月上旬几乎没有哪个国家能给无症状者做核酸检测并开具一纸证明。与此同时，因欧洲疫情影响，中国入境政策也发生了变化，北京方面已明确规定，无论从哪个国家入境都必须强制隔离14天。这个政策与我2月下旬经过北京时的规定刚好反过来，当时政策是“过去14天未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停留且经由首都国际机场入境的人员，免除居家观察14天的要求”。这种变化反映出全球抗疫风向的转变，2月时各国提防中国，3月后变为中国提防外国。

同样让我焦虑的是西班牙的事态发展。3月11日，西班牙确诊数字已蹿升至惊人的2089例，死亡47人，全国“沦陷”，严重程度在欧洲仅次于意大利。而马德里又是重中之重，我将在那里停留2天。

直布罗陀海峡这边的摩洛哥，疫情曲线比欧洲滞后许多，刚开始抬升。3月10日，全国第3例确诊，同时出现首例死亡；3月11日，累计确诊数字增加到6例；3月13日，8例。我计划14日上午从舍夫沙万乘车去丹吉尔，傍晚飞往马德里，开始非洲—欧洲—亚洲的归程。岂料13日中午西班牙宣布国家紧急状态，几小时后航空公司电邮通知我即日起摩洛哥与西班牙之间全部航线中断，意味着第二天飞往马德里的航班被取消了。

接下来的两天注定是肾上腺素飙升的非常时期。我迅速决定，必须准备两个紧急方案：A计划，3月14日寻求通过海路进入西班牙的可能性，搭海峡渡轮抵达西班牙南部的阿尔赫西拉斯或塔里法港，然后乘火车或长途汽车，陆路前往马德里。只要还有船有车，大概率赶得及16日中午马德里飞往北京的航班。至于B计划……我暂时拿不出B计划。

当晚，我向在西班牙塞维利亚的朋友老白求助，请他查询国家紧急状态下西班牙的渡轮、火车、公交是否正常运行。他告诉我有两家渡轮公司在运营，官网显示14日从丹吉尔客运码头Tanger Ville开往阿尔赫西拉斯和塔里法的渡船已取消，不过发自货运码头Tanger Med的渡船似乎还有几班是正常的；西班牙国营铁路没停，从阿尔赫西拉斯或塔里法去马德里没有直达车，先要乘几小时慢车，再换高铁，很可能一天之内到不了马德里。好在我预留了两天时间，只要西班牙边境仍然开放且仍然允许中国人入境，两天内到达马德里不成问题。

次日中午，一到丹吉尔我立即拼出租车去货运码头。然而，出租车站的所有人都告诉我，货运码头也没有船，摩洛哥和西班牙之间全部水上及空中航线都被切断了。一筹莫展之际，一块招牌上的地名让我眼前一亮：休达！这是丹吉尔东边被西班牙占领的“飞地”，那儿也有渡船开往西班牙本土的阿尔赫西拉斯、塔里法。我当即搜索轮船公司官网，显示下午有一班船开往阿尔赫西拉斯。我想，既然这趟船不是国际渡轮，属于西班牙国内航线，应该不受禁航令影响吧？

撒腿奔向那块招牌，直扑下一趟开往休达的拼客出租车。实际上它并不是去休达的，而是开往休达附近的菲尼德克镇。从菲尼德克到休达还有几公里路，二者关系类似深圳和香港。

一小时后，车在边境被拦下，警察一看我的护照，比了个“No”的手势，用阿拉伯语、法语和西班牙语对我说了三遍：只有欧盟护照允许通行。

我垂头丧气地返回丹吉尔。一路上，望着车窗外发呆，海对岸的西班牙在雾气中若隐若现。没想到仅仅晚了一天，这段14公里宽的海峡成了插翅难飞的禁区。A计划宣告失败。

丹吉尔开往卡萨布兰卡的高铁餐车内景，摩洛哥是第一个拥有高速铁路的非洲国家。

出租车驶近丹吉尔城区时，B计划终于浮现。我喊司机在高铁站停车。

在开往卡萨布兰卡的高铁上，我用手机支付了第二天从卡萨布兰卡经多哈、胡志明市飞往金边的单程机票。B计划能够尘埃落定，并不简单，包含多重考量：一、尽管摩洛哥与西班牙之间航线全部叫停，我仍然可以辗转第三国（比如法国、葡萄牙）飞到马德里，仍有可能赶上马德里飞北京、曼谷的回程航班；然而听说此时大批中国人从疫情严重的欧美涌入北京、上海，预计过关检疫如同噩梦，还要强制隔离，所以这个方案被我否掉了。二、从摩洛哥另买机票直接回国，也不是不可能，埃塞俄比亚的亚的斯亚贝巴是最合理的中转站；然而预计大批海外中国人会走同一条路线，空港入境不胜负荷，而且回国机票已是天价，我不想去挤这道窄门，不如把回国的机位让给同胞，包括马德里飞北京的那个机位我也觉得让给有需要回国的同胞更好。三、泰国已出台政策，不仅要出示核酸检测阴性证明，连落地签都停止了，飞曼谷也不可行。四、自欧洲疫情升级，许多国家调整了外国人入境、中转政策，目前要想从摩洛哥飞往亚洲，可能的航线组合几乎没有，但侥幸的是，在所有的“不可能”中我竟然搜到唯一的可能，于是立刻下单。

就在这天，摩洛哥确诊人数增加一倍不止，达到17例。在丹吉尔高铁站，我第一次看到公共场所有那么多人戴起口罩，目测将近百分之五。火车站工作人员戴上了保护手套。

二。 从卡萨布兰卡飞到金边后，我看到报道，在我离开后第二天摩洛哥即宣布停飞所有的出境航班，大批旅客滞留摩国。我乘坐的航班是卡萨布兰卡飞往亚洲的倒数第二个航班，突围成功！

舍夫沙万老城区因遍布蓝色而举世闻名。

赋格